1969年6月
“奧利弗，你有病呢。”
“你說我什麼？”
“我說你病得還不輕呢。”
這個診斷倒嚇了我一跳，一本正經告訴我的這位大醫學家，敢情是這麼一大把年紀才當起醫生來的。說實在的，一直到昨天我還只當他就是一個專做糕點的大師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維累裡。他的女兒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後來詹尼去世，撇下了我們兩個，還留下了一段叮囑，要我們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們就每個月過訪一次：要就是我上克蘭斯頓去看他，兩個人一起玩玩保齡球，痛痛快快喝兩杯，吃吃異國風味的匹薩餅；要就是他來紐約跟我相敘一番，各種各樣的消遣我們也一樣玩得盡興。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車，卻沒有照例說幾句親見的粗話作為見面的招呼，而是大著嗓門對我嚷嚷：
“奧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醫道高明，那倒要請問，我到底是哪兒出了毛病？”
“你沒有個老婆哪。”
他也沒有再細說，就一轉身，提著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處走去。
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紐約這個玻璃加鋼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麼討厭了。因此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步行，到我那個“光棍窩”（我就愛把我現在的家戲稱為“光棍窩”）要過足足二十條馬路呢。順著公園大道走到四十七號街，菲爾轉過臉來問我：“你晚上都怎麼過的？”
“哎呀，忙著哪，”我答道。
“哦，忙得很？那可好。都跟誰作伴呢？”
“夜半突擊隊。”
“夜半突擊隊是幹什麼的——是街頭黨，還是搖滾幫？”
“都不是。是我們幾個律師自願利用業餘時間到哈萊姆①去盡點義務。”
①紐約的黑人聚居區。
“一星期去幾個晚上？”
“三個，”我說。
又不作聲了，兩個人慢慢走啊走的，離鬧市區漸漸遠了。
順著公園大道走到五十三號街，菲爾又一次打破了沉默。“那不是還有四個晚上閒著嗎？”
“事務所裡還有好些事情得帶到家裡加加班。”
“喔，那倒也是。該加班還是得加班。”我承辦的案子涉及的都是時下許多熱點問題（例如徵兵問題），我案子辦得這樣認真，菲爾聽了卻好像連心都沒有動一動。因此我只好再稍微點一點，讓他知道知道我這些案子有多重要了。
“我還經常要到華盛頓去。下個月就要去出庭辯護，有件案子事關憲法修正案第一條①。案子裡的這位中學教師……”
①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通稱“人權法案”。修正案第一條涉及的是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啊，為教師辯護，那是好事，”菲利普說。然後又像順著話頭漫不經心似的添上了一句：“華盛頓的姑娘好不好？”
“這倒不瞭解。”我聳聳肩膀，只管走我的路。
順著公園大道走到六十一號街，菲爾-卡維累裡卻站住了，盯著我的眼睛直瞅。
“你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打算把你的車重新開得歡蹦活跳？”
“事過未久，哪兒能啊，”我說。心裡卻想：偉大的哲人說過“時間可以癒合創傷”，可就是忘了交代清楚這時間到底需要多久。
“兩年啦，”菲利普-卡維累裡說道。
我馬上糾正他：“才十八個月哪。”
“啊，對，不過……”他嘴上應著，可是嗓音沙啞了，漸漸低得聽不見了。可見他也至今還感覺到那個十二月的冬日的寒意——這可是才……才十八個月前的事啊。
到家還得過好幾條馬路，我不想讓這淒涼的氣氛再淒涼下去，於是就把我那新的住處大大吹噓了一番。在上次他來過紐約以後，我搬了家，另租了一座公寓住。
到了：“這就是你的新家？”
菲爾揚起了半邊的眉毛，四下一打量。屋裡收拾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那天早上我特地請了個打雜的女工來打掃過了。
“你這住處叫什麼式啊？”他問我。“該叫時派破窩棚式吧？”
“什麼話呢，”我說。“我反正簡簡單單的也就過得去了。”
“我看也是。在我們克蘭斯頓連一般的耗子窩都有這樣的水平。有的還要講究多了。這些書都是幹什麼的？”
“都是法律參考書，菲爾。”
“得，得，”他說。“那你平日究竟作些什麼消遣呢——就摸摸這些皮封面當作玩兒？”
我想，這要是作為一件干預隱私案提起訴訟的話，我一定可以庭辯勝訴。
“我說，菲利普，我一個人在家裡做些什麼，那可是我自己的事。”
“誰又說不是啦？可今兒晚上你不是一個人呀。你和我還得去交際場上露露面呢。”
“去什麼？”
“我特地買了這麼件花哨的上裝，可不是穿著去看一場蹩腳電影的——啊，對了，你對我這件新衣服還沒有誇過一句呢。我特地把頭髮理得這麼精光滑溜的，也不是光為了要討你讚一聲漂亮。你我得去走動走動，快活快活。得去結識一些新朋友……”
“什麼樣的新朋友？”
“女的唄。來吧來吧，好好打扮打扮。”
“我可想去看電影，菲爾。”
“得了，看什麼鬼電影！嗨，你聽我說，我知道你是不得個諾貝爾苦行獎決不罷休的，可我不許你這樣過下去。聽見沒有？我不許你這樣過下去！”
他簡直是放開了嗓門在申斥我了。
“奧利弗呀，”菲利普-卡維累裡一下卻又變成個耶穌會①的神父了，“我是來拯救你的靈魂的，我是見你危險特來救你的命的。你要聽我的話。你聽不聽啊？”
①天主教的一個修會。
“我聽，菲利普神父。那麼請明明白白告訴我，我到底該怎麼辦好呢？”
“該結婚哪，奧利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