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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節

    “瑪西呀,這個星期我可能要落得個眼淚汪汪了。”

    這時正是早上六點,我們倆一起在機場上候機。

    “這一次要分別十一天,”她說。“我們時而小別,要算這一次時間最長了。”

    “是啊,”我應過一聲以後,又笑了笑說:“不過我的意思是,這一回去示威遊行,我很可能會捱上一顆催淚彈。”

    “看你的樣子真像巴不得挨一顆似的,奧利弗。”

    她說在點子上了。在有些圈子裡,挨點催淚彈的滋味被認為是一種“有種”的表現。她看出了我那種自負的心理正得不到滿足哩。

    “可也不要故意去惹那幫臭警察啊,”她又補上了一句。

    “一定。我決不輕舉妄動。”

    她的航班上客了。匆匆一吻,我就轉身而去,一路打著呵欠,去趕飛往華盛頓的班機。

    我坦白說吧。但凡有重大的社會問題要我出力,其實我倒總是很情願的。這個星期六,“新鼓動委員會”預定要在華盛頓舉行一次聲勢浩大的“十一月反戰示威大遊行”。就在三天前,遊行組織者有電話來想請我去,幫著他們去跟司法部的那班傢伙談判。“我們可真少不了你老兄哩,”負責其事的弗雷迪-加德納當時還對我這麼說來著。我起初還著實得意了一陣,不過後來就聽出了他們的意思:他們看中我不只是因為我有法律方面的專長,而且還“因為我把頭髮一理,就挺像個共和黨人的”。

    談判的中心是遊行的路線問題。按照歷來的傳統,在華盛頓遊行總是順著賓夕法尼亞大道走,要在總統官邸前面過。司法部裡那一幫吃公事飯的卻非要我們這一次的遊行路線朝南邊挪挪不可。(我當時心想:要挪多遠?難道得挪到巴拿馬運河不成?)

    瑪西每天夜裡都得到我的電話詳細報道。

    “克蘭丁斯特①一口咬定:‘會不發生暴力行為才怪,會不發生暴力才怪。’”

    ①理查德-克蘭丁斯特:司法部高級官員。1972年繼米切爾任司法部長。

    “這傢伙,他怎麼知道?”瑪西問。

    “就是這話。我是這麼問了他。‘呸,你怎麼知道?’”

    “你真是一字不差這麼說的?”

    “嗯……除了一個字其他就都是原話。反正他回我說:‘米切爾①說的。’”

    ①約翰-牛頓-米切爾(1913-):當時的司法部長。

    “嘿,米切爾又怎麼知道?”

    “我問了。他卻屁也不放一個了。我一時真恨不得拔出拳頭來就給他一拳。”

    “啊,你倒挺沉得住氣的。你不是說決不輕舉妄動嗎,奧利弗?”

    “如果異想天開也算是犯罪的話,那我就得坐‘怔牢’。”

    “那就好,”她說。

    我們的電話費會不高得驚人才怪呢。

    星期四下午,兩名主教帶領一大批神父準備在五角大樓外舉行一場祈求和平的彌撒。我們事先接到了警告,說是他們搞這樣的活動就要把他們逮捕,所以我們去了很多人,其中律師就有幾個。

    “發生了暴力行為沒有?”那天晚上瑪西在電話裡問我。

    “沒有。那班警察才真叫客氣呢。可是好傢伙,卻來了一幫子混蛋!說給誰聽也不信的。他們對神父們的那個大叫大罵啊,我看他們就是在酒吧喝醉了酒都不會嚷得這麼兇的!說真個的,我當時又想拔出拳頭來了。”

    “你揍了他們沒有?”

    “內心裡是揍過了。”

    “那就好。”

    “我真想你哪,瑪西。我多麼想把你摟在懷裡。”

    “把這個想法也放在你的內心裡吧。那班神父後來怎麼樣了?”

    “我們只好到亞歷山德里亞①去幫他們打官司,設法把他們保釋出來。事情進行得倒也順利。咋的,你把話題又換了?我說想你,不好說嗎?”

    ①亞歷山德里亞是首都華盛頓南邊的一個小鎮,屬弗吉尼亞州所管。按五角大樓位於弗吉尼亞境內。

    到星期五,政府當局就翻了本。大概是因為尼克松先生作過了祈禱(少不了要藉助比利-格雷厄姆①),華盛頓頓時罩上了一派凜冽的寒氣,還挾著冷雨。然而這並沒有能阻止耶魯大學那位奇才牧師比爾-科芬帶隊舉行的一場燭光遊行。說到這位牧師,那可真是個奇才,見了他我也真想去信教了。不瞞你說,我後來還特地到國家大教堂會聽了他的講道呢。我就遠遠站在大堂後邊(教堂里人太擠了),可也似乎感染到了那種休慼相關的團結之情。這時候只要能讓我把瑪西的手緊緊抓在手裡,我簡直什麼都可以捨得不要了。

    ①比利-格雷厄姆(1918-),六、七十年代美國最著名的福音傳教師。

    就在我破例踏進教堂的時候,在杜邦廣場上卻有大批“易比士”①、“狂人派”、“氣象員派”②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蠢材糊塗蛋演出了一場令人作嘔的鬧劇。我這一個星期來極力要排除的那種種,在那裡卻來了個大宣揚而特宣揚。

    ①即易比派分子。易比派全稱為青年國際黨,是起於60年代末期的一個鬆散的激進青年組織。仿嬉皮士,故稱易比士。

    ②60年代美國一個激進的青年組織。歌手鮑勃-迪倫所唱的一支歌裡有一句:“即使不是氣象員,也能知道風向。”氣象員派的名字即由此得來。

    “這幫王八崽子!”我在電話裡對瑪西說。“他們根本連個像樣的主張都提不出來——就知道標榜自己。”

    “這幫小子其實倒才是該你揍的,”她說。

    “你說得對極了,”我話是這麼說,心裡卻有些失望。

    “你這是從哪裡來?”

    “剛從教堂裡來,”我說。

    瑪西好聽的說了一大套,意思卻就是表示她不信。於是我就把科芬講道的內容搬出來作證,她這才信了。

    “嗨,你瞧著吧,”她說,“明天的報紙一出來,管保教堂裡集會的報道只佔半欄,廣場上鬧事的消息倒要足足登上三整版。”

    悲哀的是,她這話說中了。

    我怎麼也睡不著覺。我過夜的地方雖說只是個蹩腳的汽車旅館,到底還是條件不錯的,而來參加遊行示威的那成千上萬的人,他們卻只能睡地板和長凳,我心裡實在感到不安。

    星期六還是寒風颼颼,不過至少雨已經不下了。暫時沒有人需要我去保釋,也沒有什麼事需要我去辦交涉,我就信步走到了聖馬可教堂,這裡是遊行群眾的集合地點。

    只見教堂內外盡都是人,有的還在帳篷裡睡覺,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就一聲不響坐在那裡,等候號令。一切都組織得井然有序,當局也派出了司法官員,以防遊行示威群眾跟警察發生衝突(也要防警察去跟遊行示威群眾搞摩擦)。還來了不少醫務人員,以備萬一出什麼岔子。三十出頭的人也不時可以見到幾個。

    在咖啡壺旁,有幾個醫生正在向一群志願人員講解萬一來了催淚瓦斯該怎樣對付。

    人在感到孤單寂寞的時候,往往會覺得人家看上去像是特別面熟。有一個女醫生,我看就挺像……喬安娜-斯坦因的。

    我去倒杯咖啡,一聲“哈羅”,她卻招呼了我。果然沒錯,是喬安娜。

    “你在教他們急救,我可別打攪了你才好。”

    “沒什麼,”她說。“能在這兒見到你,真是高興。你好嗎?”

    “快凍壞了,”我說。

    我決不定是不是該跟她道個歉,因為我後來就一直沒有給她打過電話。看來現在道歉可不是時候。儘管看她那和藹的臉上像是帶著些疑雲。

    “看你的樣子好像挺累呢,喬。”

    “我們是連夜驅車趕來的。”

    “那可夠嗆的,”我給她送上咖啡,讓她喝了一大口。

    “你就一個人?”

    她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該有五十萬群眾跟我站在一起吧,”我想我這樣回答,是絕對挑不了眼的。

    “對,”她說。

    沉默了半晌。

    “噢,忘了問你,喬,你家裡各位都好嗎?”

    “兩個弟弟都來了,也不知這會兒在哪兒了。爸爸媽媽有演出,留在紐約來不了。”

    接著她又補上一句:“你也編在哪個組裡參加遊行?”

    “可不,”我極力裝出一副想也沒想便脫口而出的口氣。假話出了口,卻又馬上後悔了。因為我知道,我要是不這麼說的話,她一定會邀請我去她們那個組裡參加遊行的。

    “你……看起來面色很不錯哩,”喬對我說。我看得出來:她這是在拖延時間,希望我說不定還會熱和點兒。

    可是我在那裡乾站著,還得找些不痛不癢的話說,那個尷尬實在是夠受的。

    “對不起,喬,”我說。“我有幾個朋友還在外邊的寒風裡等我呢。

    “喔,你說哪兒的話呢,”她說。“你有事只管請便。”

    “真是不好意思——其實那也不過是……”

    她見我那副不自在的樣子,就不留我了。

    “把心情放舒暢點。”

    我遲疑了一下,終於一抬腿走了。

    “請代我向各位樂迷朋友問好啊,”我走了幾步又對她喊了一聲。

    “他們也都很想見見你呢,奧利弗。星期天有空來啊。”

    一會兒我就已經走得很遠了。我無意間一回頭,看見她身邊已經來了一女兩男。顯然這三位就是跟她一起連夜驅車趕來的。他們也是醫生嗎?那兩個男的裡會不會有一個是她的男朋友?

    那關你的屁事,奧利弗。

    我參加了遊行。我沒有一路唱歌,因為我向來是不喜歡一路走一路唱歌的。遊行隊伍有如一條巨大的蜈蚣,經過了地方法院、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又過了國內稅務署,到財政部便轉了彎。最後我們到了對我們美國的國父名為致敬而實是褻瀆的那個紀念碑的所在地①。

    ①似是指華盛頓紀念塔(或稱紀念碑),因為在紀念塔的興建過程中曾有諸多醜聞。這也符合作者所說的遊行路線,因為由國內稅務署到財政部再往前便應是白宮;到財政部轉了彎,往南不多遠則是華盛頓紀念塔。

    我坐在地上,凍得連命都快沒了。有人發表演說,我聽著聽著都打起盹來了。後來聽到成千上萬的群眾齊聲高唱“拯救和平”,我的精神才為之一振。

    我沒有跟著一起唱。我是不大喜歡唱歌的。不過說實在話,要是跟喬安娜她們在一起,我說不定就會跟著唱起來了。可是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間獨自放聲高歌,我總覺得不大自在。

    回到紐約我那個底樓的住所開門進去時,我簡直已經筋疲力盡了。就在這時候,電話鈴卻響了。我就拿出僅剩的一點力氣來了個最後衝刺,一把搶過了電話聽筒。

    人一累,連腦于都有點稀裡糊塗了。

    “嗨,”我逼尖了嗓子裝著假聲說。“我是阿比-霍夫曼①,向你致以‘易比士’的新年問候!”

    ①當時一個全國聞名的反越戰活躍人物。

    我自以為說得挺發噱的。

    可是瑪西卻沒有笑。

    因為那根本不是瑪西。

    “呃……嗯……是奧利弗嗎?”

    我這個小小的玩笑開得實在有點兒不合時宜。

    “晚上好,爸爸。我……呃……還以為是另外一個人呢。”

    “噢……是這樣。”

    沉默了片刻。

    “你好嗎,孩子?”

    “挺好的。媽媽好嗎?”

    “很好。她也就在旁邊。嗯……奧利弗,下個星期六……”

    “下個星期六怎麼啦,爸爸?”

    “我們還打算不打算在紐黑文①碰頭哪?”

    ①耶魯大學所在地,在康涅狄格州。

    我們早在六月裡就約好了的,我居然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噢……我去。我一定去。

    “那好。你還是開車去?”

    “對。

    “那麼我們就在體育館的大門口碰頭,好不好?就說定中午,怎麼樣?”

    “好”

    “看完球就一起吃晚飯吧。”

    快說“好”呀。他多麼想見見你哪。從他的口氣裡就聽得出來。

    “好的,爸爸。”

    “那好。噢……你媽媽要我也代她問你好。”

    就這樣,我為舉行示威劍拔弩張了一個星期,結尾倒是跟爸爸媽媽如此客客氣氣,其間的反差也真是太大了。

    瑪西的電話到半夜裡才來。

    她告訴我:“有新聞報道說,就在你們示威遊行的時候,尼克松倒在那裡看他的橄欖球比賽。”

    現在還管這些呢。

    “我在家裡冷清得要命,”我回答她說。

    “再等一個星期吧……”

    “這種各奔西東的蠢事可不能再幹下去啦。”

    “就結束了,朋友。不過七天的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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