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香港沒有留下多少記憶。只記得我最後一次見到瑪西-賓寧代爾是在香港。
我們是星期二早上離開紐約的，中途飛機只在費爾班克斯①停了停，加了一次油。我倒很想在阿拉斯加實地來一客“烤阿拉斯加”②嚐嚐。瑪西卻一心想出機場去打一場雪仗。兩個人還沒有來得及商量妥當，擴音機裡已經在叫我們登機了。
①在阿拉斯加州。
②一種甜食，又叫烘烤冰淇淋，即在冰淇淋蛋糕上覆以經過了烘烤的蛋白。
我們兩個人佔了三個座，睡得真是能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按不住這過節一般的興奮的心情，我們居然也加入了那班沒正經的男女所說的“高空俱樂部”。也就是說，人家乘客都在欣賞屏幕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①為了一把金元而把大批壞蛋開槍打倒，我們卻在那裡偷偷嘗我們愛的滋味。
①美國著名電影演員。
飛機在東京著陸，已是星期三（！）的傍晚了。在這裡換機，中間有四個鐘頭的間隙。經過了二十個小時的飛行加繾綣，我已是疲憊不堪，所以就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轉機休息室裡找了一張長沙發，不客氣呼呼大睡起來。瑪西卻依然精神十足，她早就約好了幾個人從市區趕來跟她在這裡碰頭，此刻她就在跟他們談判。（這並不違反我們事先達成的協議，我們說好了她要辦四天的公事，剩下兩個星期我們就什麼都不管，痛痛快快度我們的假。）等到她來把我叫醒，登機轉飛香港時，她跟那位專門供應精緻小商品的日本商人高島矢之間的一筆時髦珠寶飾物買賣，也已經連每個細節都談妥了。
我再也不睡了。我太興奮了，巴巴的只等著看香港那港口一帶的燈光。一直到快近午夜時分，飛機徐徐降落了，這時一派閃耀的燈光才終於映入了我的眼簾。那個場面真比我以前見過的照片還要美妙十倍。
有一位叫約翰-亞歷山大-項的，到機場來接我們。顯然他就是替瑪西照看在港一應業務的頭號主管。他年已三十好幾，一身穿著都是英國貨，說話的口音卻是一副美國腔。（“我是在美國唸的商學院，”他說。）他老是喜歡說“一切OK”，他為我們作出的種種安排也確實可以讚一句“一切OK”。
因為，飛機降落後還不到二十分鐘，我們就已經離了機場，穿過港灣，前往我們下榻的維多利亞了。我們搭乘的是一架直升機。從機上看去，那個景色真是太壯觀了。整個城市，就像嵌在黑沉沉的中國海上的一顆鑽石。
“本地的俗話說得好，”約翰-項說。“‘萬點燈火一天紅’呵。”
“都這麼晚了，怎麼他們還沒睡覺？”我問。
“過我們的新年唄。”
瞧你這糊塗蛋，巴雷特！你是幹什麼來的，怎麼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虧你還研究過今年是狗年呢！
“那你們要到什麼時候才睡呢？”
“啊，過個兩三天也不算什麼希奇。”項先生說罷一笑。
“我可頂多只能再支撐半分鐘了，”瑪西嘆口氣說。
“你該是累了吧？”這個龍馬精神的奇女子也會說這樣的話，倒著實使我吃了一驚。
“累透啦，明兒一清早的網球也不想打了，”她說完，還在我耳朵上親了親。
黑夜裡我看不到這別墅的外貌。可是那屋裡裝修陳設之豪華，簡直就跟好萊塢電影中看到的一樣。別墅高高的坐落在半山腰裡。也就是說，比下面的港口要高出近一英里（我們乘坐的直升機都沒有飛得這麼高呢），因此從後院裡遠遠望出去，那景色是絕美的。
“可惜眼下是冬天啦。天太冷了點，不然還可以下游泳池裡去打幾個轉，”約翰說。我倒沒有留心，原來花園裡還有個游泳池呢。
“我的腦袋這會兒就在直打轉呢，約翰，”我說。
“他們這裡的時裝展覽為什麼就不在夏天辦呢？”瑪西問。在這別墅裡當差的總共是一個“阿媽”，兩個男聽差，他們正忙著把我們的行李搬進來，打開箱箱包包，把衣服掛好，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只好閒聊天了。
“香港的夏天可不是怎麼好過的，”約翰回答說。“那麼高的溼度，才不好受哪。”
“是啊，溼度達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說這話的是巴雷特，他事先早已把資料看得爛熟，這會兒雖然睏倦，這一條還是記得的，所以就引用了。
“對，”項先生說。“跟八月裡的紐約差不多。”
顯然他是不大願意承認香港也不是樁樁件件都“一切OK”的。
“明天見了。我希望你們能喜歡我們的城市。”
“啊，那是一定的，”我回答得十二分得體。“貴地真堪稱流光溢彩，花團錦簇。”
他走了。我這句文縐縐的評語，無疑使他聽得很得勁。
瑪西和我疲勞過了頭，反倒又不想睡了，我們就索性坐一會兒。男聽差裡那個當上手的送來了葡萄酒和橘子汁。
“這個安樂窩是誰的？”我問。
“是一個房地產大老闆的。我們只是租用的，一年一算。我們進進出出的人多，自己立個門戶比較方便些。”
“我們明天干什麼呢？”我問。
“喔，還有不過五個來鐘頭，就要有車子來接我去我們的辦事處。接下去我要設午宴招待金融界巨頭，少不得要談笑風生周旋一番。你也可以來參加嘛……”
“多謝，我就免了吧。”
“那我就讓約翰來聽你使喚。讓他陪你去遊覽遊覽。看看胡文虎花園①，逛逛市場。下午可以去一個小島上玩玩。”
①即虎豹別墅。
“就我跟約翰兩個人？”
她笑笑。“我還想讓他陪你去沙田看看。”
“對了，就是那個萬佛寺。對不對？”
“對，”她說。“不過大嶼山那邊還是改天就你我兩個人去，我們可以在那裡的寶蓮寺過夜。”
“哎呀，你對本地還挺熟呢。”
“我來過好多次了，”她說。
“就獨自一人？”我掩蓋不住內心的妒意。這次我跟她來香港玩，我要從頭到底不容外人插足。
“豈止是獨自一人，”她說，“簡直是瞭然一身寂寞得要命。只要一望見落日，這種寂寞之感就來了。”
好極了。她也加人望落日的隊伍了，不過她還是個新手，我來教教她。
就明天吧。
我當然還得買架照相機。
第二天早上約翰把我帶到九龍，在氣派宏偉的海運大廈我買了好多攝影器材，價錢便宜得差不多像白撿。
“怎麼搞的，約翰？”我問。“日本製造的照相器材賣價比日本國內還低。法國香水比巴黎還賣得便宜！”（我給瑪西買了一些香水。）
“這就是香港的奧妙。”他說著微微一笑。“這個城市，神著哪。”
我首先得去看看那間新春的花市。“彩虹村”裡各色菊花、水果，還有描金的神像畫軸，多得都擺不下了。我那架新買的相機自然是大開洋葷，把這絢麗多彩的場面用彩色膠捲拍了個夠。（我還給瑪西買了好大一束鮮花。）
隨後又回到維多利亞來。來到一處，只見街道都是一級級上山坡的。簡直就是一箇舊金山，只是道路很窄，街市更是密如蛛網。我們去了“貓街”①，街上的貨攤都掛起了大紅綢扎的綵球，什麼東西都有叫賣——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挖空心思也想像不出來！
①香港一些導遊手冊向遊客介紹的遊覽景點裡有一處叫“貓街”。“貓街”其實不是正式的街名，本地人管這條街叫摩羅上街。這是一條“古玩街”。
我吃了一個“百歲蛋”①。（嚼了嚼，覺得有股怪味兒，我就趕緊嚥了下去。）
①即松花皮蛋。
約翰老老實實告訴我，實際上做這種蛋至多隻消幾個星期的工夫。
“做起來要加上砒霜，蛋殼上還要塗上一層泥。”（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蛋早已入了肚！）
我們還經過了一些賣草藥的。可是對那些草籽啦，真菌啦，還有海馬乾啦，再向我兜賣我也不感興趣。
再過去是酒店，店裡賣的……卻是蛇酒！
“不行，約翰，”我說，“這蛇酒我受不了。”
“哎呀，這酒可靈啦，”我見了這樣的奇風異俗嚇得大驚失色，他看著覺得挺有趣的。“蛇毒和了酒喝，是一味很常用的藥。那功效可神啦。”
“你舉個例說呢？”
“治風溼就有效。還有壯陽之功。”
但願我眼下全都用不著。
“我記在心上就是，”我說，“可今天我看到這兒興致也已經盡了。”
於是他就駕車送我回到別墅。
“如果你早上起得早的話，”車子一停下，約翰便說，“我明天可以帶你去看一樣有趣的。是體育運動方面的。”
“啊，我最喜歡體育運動了。”
“那我七點鐘來接你，好不好？植物園①裡有打太極拳的。可有意思了。”
①指香港動植物公園。
“OK，”我說。
“祝你晚上過得愉快，奧利弗，”他臨走時說。
“謝謝。”
“說實在的，香港之夜天天都是愉快的，”他又添上了這麼一句。
“瑪西呀，我真只當自己在做夢了，”我說。
半個小時以後，我們已經來到了海上。這時太陽早已半落西山。我們坐了一艘小船去“香港仔”，那兒“水上飯店”①林立，望不盡的一片燈綵。
①當地人所謂“海鮮舫”。
“照俗話說起來該有萬點燈火，”賓寧代爾小姐說，“所以這還沒有進入佳境呢，奧利弗。”我們在熒熒的宮燈映照下吃飯，盤裡的魚剛才還在水裡遊得挺歡呢，是我們現點下鍋的。我還嚐了幾口葡萄酒。這酒是——旁邊該沒有中央情報局的眼線吧？——紅色中國來的，味道相當不錯。
此情此景，真恍若神話世界一般，可惜一談起來，又免不了都是那老一套了。比如這一天來她都幹了些什麼勞什子。（我是已經只有來一聲“哇！”或“好傢伙！”的份兒了。）
她中午宴請了金融界的那一班達官貴人。
“他們的英國味兒太濃了，”瑪西說。
“這是塊英國的殖民地嘛。”
“話雖是這麼說，可這班大人先生的美夢也做得太美了，他們還指望女王陛下來為他們新建的板球場揭幕剪綵呢。”
“不奇怪！那才叫夠味兒呢。我看女王陛下還真會大駕光臨呢。”
上甜點了。我們於是又談起了我們的這次“忙裡大偷閒”，只要再過兩天，就可以大玩而特玩了。
“約翰-項人挺機靈的，”我說，“他充當導遊很善於激發你的遊興。不過我是不想先去爬太平山①了，還是讓我過一天握住你的手，跟你並肩站立在山頂上。”
①即扯旗山。香港本島的主峰。
“這樣吧。明天我跟你在山頂上碰頭，咱們就專門去看日落。”
“太好了。”
“咱們約好五點鐘碰頭，”她又補上一句，“地點在山頂的最高峰。”
“就用這共字號的葡萄酒，為咱們乾一杯，”我說。
我們親了個嘴，快活得都飄飄然了。
要等太平山頂上暮色降臨，這白天又怎麼打發呢？
好吧，先去看太極拳。約翰是精於此道的，一招一式都說得出名堂。那全憑內功，制約自如，真是絕了。看完打拳他又提出到胡文虎花園去看玉器展覽，就在那邊吃些“點心”權當午餐。我說好，只要不讓我吃蛇就行。
拍過了五十七張柯達彩色照片以後，我們便坐下來喝茶。
“瑪西今天也不知在辦些什麼公事？”我問。我這是想撫慰撫慰約翰的意思，他可畢竟是瑪西手下的一名要員，不是個一般的導遊。
“她今天要跟工廠的負責人開會，”他說。
“賓寧代爾公司也有工廠？”
“嚴格說來這些工廠並不是公司的。我們只是跟他們訂了包銷合同。這也是我們企業經營中最關鍵的一招。就是發揮我們的所謂香港優勢啦。”
“什麼樣的優勢？”
“人力的優勢啦。用你們美國人的說法，就是勞動力。香港人幹一個星期掙的錢，還趕不上美國工人一天的工資。有的甚至連這麼一點都還掙不上……”
“哪些人呢？”
“童工的工錢就別想跟成人工比。能拿到一半就心滿意足了。結果呢，一件漂漂亮亮的衣服在紐約的交貨價格，才及得上美國或歐洲市場價格的一個零頭。”
“明白了。有意思！”
約翰見我已經解開了這香港“優勢”的奧妙，顯得很高興。說老實話，勞動力問題在旅行社的導遊手冊裡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很樂意聽他的開導。
“再比如，”約翰又接下去說，“一隻飯碗假如有兩個人想要，有個解決的辦法就是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分著吃。這樣就兩個人都不至於失業了。”
“不假，”我說。
“是不假。”他笑笑，對我這句美國俗話很欣賞。
“不過這麼一來，兩個人就都幹了全份的活兒，卻只拿半份工資了，”我說。
“他們也照樣很願意，”項先生拿起了帳單。“我們要不要把車開到鄉下去轉轉？”
“哎，約翰，我倒很想到個工廠去看看。辦得到嗎？”
“香港有三萬家工廠，那還不容易？大到很大的大廠，小到家庭作坊，色色都有。你想看什麼樣的？”
“嗯，我想去瑪西的工廠走馬看花參觀一下，行不行？”
“我當然一切OK，”他說。
我們首先來到九龍的一個地區，這種地方你在香港的明信片上是怎麼也看不到的。擁擠，骯髒，簡直照不到一點陽光。街上擠滿了亂哄哄的人，我們一路把喇叭按個不停，才算開了過去。
車子在一個院子裡停好以後，約翰說道：“第一站到。這是生產襯衫的。”
我們走了進去。
我突然覺得自己像是退回到了19世紀。到了馬薩諸塞州的福耳河城。
這是個血汗工廠。
換不得半個字，十足地道就是一個血汗工廠。
又窄，又黑，又氣悶。
只見好幾十個女工，都撲在縫紉機上，幹得真像連命都豁了出去似的。
除了表明生產效率高的一片機器喀噠聲和馬達嗡嗡聲以外，其他什麼聲音也沒有。
跟當年阿莫斯-巴雷特的工廠有什麼兩樣呢！
一個監工匆匆走過來迎接約翰和我這個西方來的外賓。當下我們就由他帶著去參觀。那真是讓我大開了眼界。廠子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可是眼前的情景卻是慘得不能再慘了。
那監工咭咭呱呱講個沒完，講的都是中國話。約翰告訴我，說他是在誇他手下這幫女工的生產技術有多熟練。
“這裡生產的襯衫質量是頂刮刮的，”約翰說。
說著他就停下來衝一個女工一指，那女工正以飛快的動作把襯衫袖予往機口裡送。
“瞧！絕不絕，用雙針縫的！這樣的質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眼下在美國都還出不了這樣的產品呢。”
我仔細一看。
說來遺憾，約翰本是隨便找個例子讓我看看的，可他卻偏偏挑錯了人。問題倒不在於這女工的技術，而在於這女工本身。
“這小姑娘多大了？”我問。
那小妞兒還是以熟練的手法只管埋頭縫她的，沒有理會我們。倒是好像還稍稍加快了手裡的速度。
“她十四了，”那監工說。
他顯然是懂一點英語的。
“約翰，那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我悄聲說道。“這丫頭明明頂多不過十歲。”
“是十四，”那監工卻一口咬定說。約翰也就聽了他的。
“奧利弗，那合乎法律上規定的最低年齡。”
“我不是說法律上定得高了還是低了，我只是說，這個小姑娘才十歲。”
“她有身份證，”那監工說道。工作上用得著的英語他還是能對付兩句的。
“讓我們看看，”我說得很客氣，不過也沒有加上個“請”字。約翰的臉上始終沒有一點表情，那監工就叫小丫頭把身份證拿出來看。小姑娘慌忙找了起來。天哪，我又不能對她說我是不會敲碎她的飯碗的。
“喏，請看吧，先生。”
那頭頭把一張證件衝我一揚。證件上沒有照片。
“約翰，”我說，“上面沒有照片哪。”
“不滿十七歲，身份證上規定不用貼照片，”他說。
“是這樣，”我說。
看他們的神氣像是在怪我怎麼還不往前走。
“也就是說，”我又接著說道，“這小丫頭是從一個大姐姐那裡借來了一張身份證。”
“明明白白是十四歲！”那監工放大了嗓門又衝我說。他把身份證還給了小姑娘。小姑娘如釋重負，回過身去又幹起活來，幹得比剛才還快。只是現在還不時偷偷拿眼來源我。糟糕，這不要害她出工傷事故嗎？
“叫她不用緊張，”我對約翰說。
約翰用中國話跟她說了兩句，小姑娘於是就只管幹她的，再也不偷眼瞟我了。
“請請，喝茶去，”監工說著，一路點頭哈腰，把我們盡往一個小間裡讓，那就是他的辦公室了。
約翰心裡明白：我根本不信那小姑娘是十四歲。
他就對我說：“你瞧，反正她乾的是十四歲的活兒嘛。”
“可她又能掙幾個錢呢？你不是說過嗎，童工的工錢只及得到成人的一半。”
“奧利弗，”約翰還是那麼沉得住氣，“她幹一天可以拿十塊錢回家哪。”
“那可好，”我說，可又跟著補上一句，“不過是港元。摺合美元只有一塊又八毛，對不對？”
那監工遞給我一件襯衫。
“他讓你看看這做工有多考究，”約翰說。
“不錯，”我說。“這‘雙針縫’的玩意兒的確很新穎別緻（到底有多大意思我就說不上了）。事實上這樣的襯衫我自己就有兩件。”
要知道，這裡出品的襯衫都是標上“賓氏名士世界”商標的。看來今年愛穿襯衫加毛衣“兩件套”的男士，穿這種襯衫是時髦了。
我低頭喝著茶，心裡卻在想：遠在萬里以外的老家紐約，我們那位埃爾維-納什女士①，是不是知道自己大力推銷的這種風流瀟灑的時式服裝是怎麼樣製作出來的呢？
①前文提到過，埃爾維-納什是紐約賓寧代爾公司“名士世界”新潮男裝部的售貨小姐（見第17章）。
“我們走吧，”我對約翰說。
我憋得都快透不過氣了。
我把話頭轉到了天氣上。
“到了盛夏季節這裡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過的，”我說。
“潮溼極了，”約翰答腔說。
這個題目我們是早就談過的了，所以我的回話也是現成的。
“就跟八月裡的紐約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說。
“那是不是……影響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說……”
“我看車間裡沒有安裝空調啊，”我說。
他對我瞅了一眼。
“這是亞洲，奧利弗，”他說，“不是加利福尼亞。”
車子還在一路往前開。
“你住的公寓裡有空調嗎？”我問。
約翰-項又瞅了我一眼。
“奧利弗，”他若無其事地說，“在我們東方，工人對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沒有那麼高的。”
“是嗎？”
“就是。”
“可約翰呀，在你們亞洲難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飽肚子了嗎？”
他沒有答腔。
“那麼，”我又接著說，“你總也承認憑這一塊八毛錢是維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裡是早就恨不得一個“千鈞掌”把我給劈死了。
“這裡的人幹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氣壯的口氣。“我們這裡的太太們是不會在美容院裡捧著本雜誌解悶兒的。”
我知道出現在他腦子裡的一定是我的母親，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親就是坐在幹發器下打發時光的。
“就比方說你看到的那個小女孩吧，”他又接著說。“她一家都在那個廠裡做工。她母親到晚上還要替我們再做些針線活兒呢。”
“在自己家裡做？”
“對，”約翰答道。
“哎呀，這不是勞工法上所說的‘在家做工’嗎？”我說。
“不錯。”
我猶豫了那麼一下。
“約翰老兄，你是商學院畢業的堂堂研究生一個，”我說。“你總應該記得在美國‘在家做工’所以被判為違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瞭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這個醜惡的偽君子！”
他猛的一踩剎車，車子刺的一聲停了下來。
“我沒有必要來挨你的臭罵，”他說。
“你說得對，”我說著就開了車門。可是不行，我不能就這樣氣沖沖一走，我還得把這個道理說一遍給他聽聽。
我就把口氣放得很溫和的，對他說：“在家做工所以被判為違法，是因為那可以不受工會規定的最低工資的約束。不得已而去幹這種活兒的人，老闆高興給多少他們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憐巴巴的，差不多等於零。”
約翰-項對我一瞪眼。
“你的演講講完了嗎，自由派的先生？”他問。
“講完了。”
“那就請聽我來講講，你也瞭解瞭解本地實際存在的情況。這裡的工人所以不參加工會，是因為大家都情願一個人的工資讓幾個人分著掙，大家都情願自己的孩子去幹活，大家都情願能弄上點活兒拿到家裡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說了。
“還可以告訴你這個臭律師，”約翰最後說，“在本港是根本沒有什麼最低工資的。你這個下地獄的坯子！”
他一踩油門就呼地把車開走了，所以我也沒有來得及告訴他：我這不是早已在地獄裡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