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5週歲以前，我和我母親的生活是比較輕鬆、簡單的。我們清苦，沒有多餘的零花錢，糧食和全國城市人口一樣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裡有一定比例的粗糧，比方紅薯面要佔據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我母親是個粗糧細做的巧手，她會把紅薯面外邊包一層白麵擀成餅來吸引我的食慾。在冬天，她還會做一種名叫“果子乾”的大眾冷食。她把柿餅、黑棗、杏幹、山裡紅用涼開水泡成糊狀，盛入搪瓷小鍋放置戶外，吃時攪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乾”就成了。每天晚上我們從幼兒園回到家裡，吃過晚飯，洗過臉洗過腳，我們圍坐在爐邊，我母親往爐盤上烤幾粒紅棗，為的是燻出一屋子棗香。我守著熱爐子，吃著冰涼的果子乾，我們孃兒倆再一塊兒說一陣子我父親的壞話，然後刷牙，然後就上床睡覺。一般是由我母親開頭說我父親的壞話，我是堅決的隨聲附和者。我母親說我父親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說：“暴君！”我母親說我父親和她打架的時候那種抓起什麼摔什麼的行為簡直能把人氣死，我就說：“氣死我了！”我母親說像他這樣的人誰還敢再跟他結婚呢？我就說：“誰還敢呢！”我母親說什麼人跟他結婚也不會好的，我就說：“不會好的！”每到這時我母親反而衝我笑起來，說我是個傻孩子。我也衝著我母親笑，雖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麼。到後來，每天說一會兒我父親的壞話成了我們孃兒倆一個雷打不動的固定節目，我母親的那些壞話也說得越來越輕描淡寫，越來越充滿一種惡毒的善意和排斥的親近，給人覺得她是在用這種形式想念我的父親。這種形式也使沒有父親的我自覺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父親，他一直固執而強大地生活在我們的壞話裡。
這樣的生活終於在我5週歲的時候結束了。那個下午，當滑梯上的我把右手伸向陳非，當陳非跌落在一堆廢鐵上，當我和我母親的目光對撞的一瞬間，當我母親瞪大雙眼將食指緊緊壓在唇上之後，嫉妒這種物質暫時從我體內排出了，我變成了一個懦弱的鬼鬼祟祟的孩子。陳非之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這座城市一個婦孺皆知的話題。新聞報道說北京路幼兒園中班的陳非小朋友不慎在打滑梯時從梯上跌下因頭部撞在地面一塊三角鐵上當場致死。
這是一場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這麼看。
在那些日子裡，去我們家串門的人很多，因為我母親是這個事件的惟一目擊者——串門的人從未把那天在場的孩子放在眼裡，包括我。我深知我母親在那些日子裡的艱難，她必須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各種來訪者的各種詢問，甚至別人不問她也加倍主動地訴說並且說起來滔滔不絕。彷彿只有主動地光明磊落地大講陳非的死亡過程才可能轉移所有人的注意力，才可能保全我永遠的不受懷疑。她的訴說一般是以這句話為開頭：“太可怕了！”然後她長嘆一聲，接著便講起她怎樣先聽見“噗”的一聲悶響，然後就看見陳非滿頭是血地倒在地上，手裡還拿著一隻鐵皮玩具猴。我母親特別強調了玩具猴對陳非安全的妨礙，她一般在結束講述之前提到玩具猴。她說陳非不應該拿著玩具上滑梯，這樣他的精神便缺乏必要的集中。我母親側重對玩具猴的講述，起初讓我以為她是暗地裡替我鳴不平，因為玩具猴的確是導致陳非死亡的原始理由。但我又想起我並沒有跟我母親說起過玩具猴對我那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引發的我對陳非的仇恨，我把這一切藏進心裡彷彿已預感到它的事關重大，它與前次的蝴蝶結事件不同，它們不屬於同一量級。到後來，很多年之後我才明白我母親在1958年大肆渲染玩具猴在陳非死亡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多麼精明，就像很多年之後她也能更改敘述角度，避開玩具猴，又大肆敘述滑梯下的廢鐵與陳非死亡的緊密關係。我發現我們有些中國人真是本領高強，像我母親，她幾乎無師自通地知道哪些話是時代要她說的，哪些話她應該避開時代的不高興。1958年她本可以針對滑梯下邊那堆廢鐵發表看法的：一個孩子從滑梯上摔下來，如果他沒有落在廢鐵上而是落在草坪上，或許他不會死亡。但恰恰是廢鐵導致了他當場死亡，卻沒有人對廢鐵堆放的位置提出異議，提出異議就等於否定一個時代，或者簡直就等於阻撓中國人民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於是我母親和有關領導有關新聞媒介本能地淡化了廢鐵，轉而向陳非墜地時手中的英國鐵皮猴提出質疑。我母親說陳非為什麼會抱著玩具猴上滑梯呢因為他太喜歡這件玩具了，不僅他喜歡，班裡很多小朋友都喜歡。這是一件時髦的外國玩具，它來自老牌資本主義英國。眾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壟斷玩具市場的一直是歐洲，不可否認我們中國到現在還不具備生產這種玩具的條件，因此我們不得不羨慕英國，連他們的玩具都羨慕，羨慕到不分時間場合地愛不釋手。假如我們自己可以大批生產這樣的玩具，一隻英國鐵皮猴就不會對陳非小朋友產生那麼大的吸引力，那麼他的死亡就說不定是可以避免的。由此更加看出了全民大鍊鋼鐵以提高綜合國力的必要，只有我們的國家強大了我們的一切才有保障……然後我母親再檢討一下自己，她說作為中班老師這也是她最失職的地方，她事先竟然沒有看見陳非手中有玩具，為此她無論如何不能原諒自己。這時她多半會流下淚來，流著淚的時候她開始誇陳非的聰明和乾淨，好像他要是不聰明不乾淨死了就不可惜似的。我躲在角落裡，裝得像個局外人似的一遍又一遍聽我母親唸經一般的絮叨。她的嗓子嘶啞，嘴唇爆著白皮；她的臉色憔悴，眼珠在眼眶裡永遠無法穩定似的移動著。她的絮叨延續到後來竟由有不知情的外人偶爾到我家小住——某次我的姨姥姥路過此地住在我家，我母親也迫不及待地向她（完全沒必要）講起陳非的死。啊，那時我是多麼無地自容羞憤難當。與其說這是我母親對我奮不顧身的保護，不如說她是為了我的平安在虐待自己。當來人散盡家中只剩下我和她時，我們相對無言。我母親居然還會對我流露出一點兒尷尬和愧色，彷彿因為她的表演並不盡人意，而這不盡人意的表演讓我點滴不漏地看了去。然後她再一次向我重複那個下午的動作：豎起食指緊緊壓在唇上。我立刻為這個動作感到一種沉重的寒冷，因為這是一種充滿威脅的愛，一種獸樣的兇狠的心疼。我將在這種兇狠的被疼愛當中過活，我，一個5歲的罪犯，靠了我母親真真假假神經質的表演才能得以平安度日。我本應為此對我母親感恩戴德，我本應為此與我的母親更加親密無間無話不談，但是你想錯了，我沒有。我為我這“沒有”感到深深的內疚，內疚著，卻非要“沒有”下去不可。我對我母親出乎尋常地冷漠，我甚至由此拒絕她的擁抱。我對她給予的巨大庇護越來越毫不領情，她那一遍比一遍囉嗦的“死亡敘述”直聽得我頭皮發炸雙手發麻。因為她每說一遍我都會在心裡告訴自己一遍“這是假話”，而我母親正是由於我的存在才不得不如此作假。她的假話使我有一種強烈的要脫離她的企望，可我之所以無法脫離她，正是因為她手中有我一生的罪證。我有時也會驚奇我在5歲時就有這種分析自己的能力，我還感覺到正是陳非的死更加親密了牢固了我和我母親的關係。我母親在虐待自己的同時是否也感到些許快樂呢？她丟棄了丈夫，從此把我當成她的惟一。如果陳非不死她便沒有為我獻身的機會，現在她如願以償：我失掉了，她得到了。她的絮叨便是在告誡我牢記我的罪過，我為此快要發瘋了。
我的“發瘋”基本上是以少言寡語和沉默來體現的。自那個下午之後我們母女的生活便再無樂趣可言——我們甚至不再說我父親的壞話。這時我才明白說人壞話也是需要情致的，而我們不再有從前那種積極而又單純的情致，哪怕是小市民式的。我母親似乎也有意避免單獨和我在一起，她向幼兒園領導提出要求，除了白天的正常上班，她還要求每天晚上參加鍊鋼。園領導說你的孩子還小晚上怕不方便吧，我母親便說大鍊鋼鐵趕超英國是第一位的，孩子是第二位的。園領導答應了我母親的請求。從此她每天晚上在火光熊熊的小高爐前一守就是大半夜。她和其他一些大人往爐子裡填著廢鐵，她額前的一綹頭髮都被烤焦了。有一天我從家裡偷偷跑出去看她鍊鋼，我看見她從廢鐵堆裡撿出了陳非那隻英國產的玩具猴子，勇猛地扔進了小高爐。那時她的表情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似乎因為陳非留在北京路幼兒園的惟一痕跡已徹底被銷燬。我看見了她的這種表情，她也看見了正在看她的我。不知為什麼在一些關鍵時刻我和我母親的眼光總能相遇。那一刻她非常不高興，她漲紅著臉跑過來對我說：“你應該在家睡覺，回去！”我扭頭就往家走，一進家門我就把自己藏了起來。我用我的被子裹住我自己，鑽到床底下去睡。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可能是故意要讓我的母親著急。後半夜我母親回來了，當她發現我不在床上，果然急了。幸好她及時看見了露在床邊的我的被子角，趕緊從床底下把已經昏睡了很久的我抱出來，要不然她一定會歇斯底里狂呼大叫的。她抱我出來把我晃醒，她搖晃著我，一邊小聲地然而怒氣沖天地對我說：“韓桂心你為什麼要跟我過不去，你什麼時候才能知道生活有多麼艱難，你什麼時候才能讓我不再擔驚受怕呀你！”我緊緊閉著眼不說話，耍死狗一樣全心全意和張美方媽媽作著對，從小我就有這種在必要時一言不發的本領。當我練就了這種本領，我和我母親的位置就顛倒了一下：陳非的死彷彿是我母親一手製造，而我反倒根本與此事無關。
我相信我這個人從本質上就是一個壞孩子，不然我為什麼會如此不近人情？陳非死亡近一年的時候，這件事在大家心裡已經淡了下去，幼兒園的滑梯也已經拆除，不僅北京路幼兒園，全市幼兒園都不再有滑梯這種東西。但我卻漸漸不甘心起來。第二年，臨近六一兒童節的時候，女市長——也就是你奶奶，陪外省一個婦女參觀團來北京路幼兒園參觀，這時我們中班已升級為大班。我們大班的小朋友被告知，當市長和客人來到遊藝室時，由一位小朋友給客人講一個故事。這種出風頭的事是輪不到我的，我對此也就漠不關心。但是，當市長陪同客人走進遊藝室，那個被指定講故事的小朋友卻由於過度緊張，怎麼也說不出話了。張美方老師蹲在她眼前啟發誘導，並且替她把故事的開頭講了出來，小朋友低著頭一聲不吭。我忽然感到我的機會來了，我搞不清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會，是出人頭地的機會還是恐嚇張美方媽媽的機會，總之這是一個機會。我於是走到客人面前大聲說：“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我說：“在一箇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一邊講一邊看張美方媽媽，我看見她的臉“刷”地變白了，我還看見她幾乎站立不住，她的身子微微晃著。她彷彿知道我要講什麼，她一定猜出了我要講什麼。我高興看到她這種樣子，我繼續講：“我來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還要高，我就……我就……”我看見張美方媽媽的臉已經成了一張白紙，我終於看見她艱難地把食指豎在了蒼白的唇上。幾秒鐘之內我妥協了，我應該向張美方媽媽表明我的妥協，我繼續講：“我就……我就從山上下來了。”講完這句我就閉了嘴。我的故事肯定讓客人們莫名其妙，但大家還是很客氣地鼓了掌。有人稱讚了我的想像力，說“山比天高”，這就是想像力。市長還抱住我吻我的臉蛋兒，並送給我一盒十二支裝的彩色蠟筆。
又有一次，幼兒園園長到我家來，我母親給她徹了一杯茶，她們很親切地說著話。我知道客人是我母親的領導，是領導就能掌握我母親的某種命運。這時我又突發奇想地站在園長跟前，我對她說我要給你講一個故事：“在一箇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開始講，我母親端著茶杯的手開始發抖。我繼續講：“我來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還要高……”我母親突然放下茶杯——她以為她把茶杯放在了桌上，但是她放空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這使我想到了我父親，我在我母親懷裡吃奶的時候就聽我母親講過，當我父親的雜誌主編到我家要白礬時，我父親是怎樣慌張得打碎了茶杯。難道今天我對我母親的威力就像當年那主編對我父親一樣？茶杯碎了，我母親蹲在地上，雙手抓撓著地上的碎杯子，兩眼卻直直地看著我。我還要繼續講麼？我心裡鬥爭著。其實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膽大，我真正要看的，不過是我母親的恐懼表情罷了。她恐懼著我就主動著，我常在這時覺得我能操縱我們的命運。碎茶杯打斷了我的故事，我不往下講了。園長本來就似聽非聽，我不再講，她也就不再聽了。不久以後我母親升做副園長，我得知那天園長到我家，就與這件事有關。
我不明白我母親為什麼會被提升，誰都知道一年前在她負責的中班死過一個孩子。後來我猜測也許因為她鍊鋼太積極了吧，她毫不利己，晝夜加班，把幾歲的孩子（我）扔在家裡一扔就是一夜。她鍊鋼不僅燒焦了頭髮，有一次還被爐中火燎去半條眉毛。鍊鋼是第一位的，對一個孩子的生命負責，在大躍進的年代對一個幼兒園老師來說，也許並不那麼舉足輕重。
慢慢地，我知道了我今後該怎樣達到自己的目的。當我需要一件燈芯絨罩衣而我母親不給我買時，我就開始講：“在一箇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母親立刻會滿足我的要求。遇到我不愛吃的菜，比如芹菜，如果我母親非要我吃不可，我就放下筷子說：“在一箇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母親便不再勸我。上小學之後我經常逃學，因為我不合群，我不喜歡和同學們在一起。每個班裡都有“王”的，男生裡有男王，女生裡有女王，這些“王”威力無比，同學們要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兜裡有什麼零食要首先貢獻給他們吃。“王”說和誰玩就和誰玩，“王”說不理誰大家就都不理誰。我討厭我們班的女王。其實不僅在小學，在成年人裡，在生活中，你總會發現有些人是與你終生不合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一見面就覺得你們彼此看著都不順眼。我和班裡的女王之間便是這樣，我因為不喜歡她也不願服從她的命令而逃學。我早晨不起床，我母親一遍又一遍催促我，我就慢條斯理地開始說：“在一箇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母親不再吭聲，班主任家訪時我母親還替我撒謊說我病了。
我覺得那幾年我一直以折磨我母親為樂事，因為沒有人來折磨我。童年的我雖然還不懂法律，不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最簡單的人生常識，但我本能地知道我本應受到懲罰的，我本應受到我該受的折磨。我母親不遺餘力地阻擋了我的被折磨，我不折磨她又折磨誰呢？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有那麼一會兒，我沒有聽見韓桂心的話，因為打我們眼前走過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認出那女的就是前兩天在劉愛珍烈士墓上做皮肉生意的那位，男的已經換了他人。我目送著這一男一女，直到他們行至甬路盡頭讓大樹掩住。韓桂心問我在看什麼，我說沒看什麼。韓桂心說我剛才說的話你聽見了麼？我說聽見了，你說"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