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研究每時每刻都帶來滿足，
就像一支箭徑直飛向它的目標－－
每一個瞬間都是珍貴的，愉悅的。
我覺得自己如一隻關在籠中的鳥
只有一個想法：給精神以空間！
馬丁格第一次的喜馬拉雅山之行，並非空手而行，巴斯德學院的勒布瓦耶博士有事相托。巴斯德學院的勒布瓦耶博士長期資助一位喜馬拉雅山的精神大師，恰好有一筆錢帶給那位大師。那位喜馬拉雅山大師叫康玉爾，是一位著名的仁波欽（活佛），幾年前才顛沛流離到了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嶺。康玉爾仁波欽生活在貧困中，和家人住在大吉嶺一間小木屋裡。小木屋家徒四壁，幾乎可以說沒什麼生活設施，但卻填滿了大師所帶來的全部的書籍。馬丁格乘法航非常便宜的飛機飛往達德里，大師的兒子來德里領取這筆資助金。如果不是有這個小小的任務，如果不是大師的兒子來取這筆資助金，馬丁格首次的喜馬拉雅山之行幾乎就是盲目的。康玉爾仁波欽的兒子把馬丁格帶到了大吉嶺。
“大吉嶺”本是藏語，由“霹靂”和“地方”兩個意思合併而成，翻成漢語就是“金剛之洲”之意。大吉嶺是西藏、尼泊爾、不丹、錫金和孟加拉的混居之地，歷史上很長時間沒有明確行政劃分，到1861年才由英國殖民者把其劃為印度。大吉嶺雖然各種文化錯綜，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但最多的還是佛教寺廟。佛教寺廟大多散落在山嶺上，絳紅色喇嘛幾乎是雪山下的天然景色。著名的布提亞布斯提寺在干城章嘉巨大的雪峰下雖然如玩具般小巧，卻保存著一套世界上最完整的《西藏度亡經》。《西藏度亡經》是藏傳佛教對西方思想界影響最深也最讓人著迷的一部經典，因它向全人類宣佈：死亡並不是一切的結束，而是覺醒的開始；人停止呼吸的瞬間之後會看到一道光明，這道光無色無味，是一條超越生死的精神之流，是生命的本質；彌留之際的人融入這道光，將使死者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使他死後仍可以看得到家人，聽得到他們的哭泣，所以通常家人不要哭，因為哭只會使死者的神志糊塗；要讓死者延著光繼續存在，直到成為另一個生命……年輕的馬丁格對此多少有所耳聞，不僅如此，馬丁格還知道差不多就在一年前，美國哈佛大學的科學家也宣稱發現了“生命之光”。哈佛的教授們研究分析了“生命之光”的意義，他們的描述與《西藏度亡經》中描述的生命的“那道光”幾乎完全一致。哈佛科學家承認這是一種非物質研究，人體的生命之光甚至可能不以分子或原子形式存在，但它們又是存在的！馬丁格在布提亞布斯提寺見到了《西藏度亡經》，在寺中長時間留戀，對“生命之光”充滿了好奇。
大吉嶺地處喜馬拉雅山南緣，氣候乾爽，景色壯麗。晴朗的日子可以依次看見三座世界最著名的山峰，依次是：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珠穆朗瑪峰，世界第一高峰；干城章嘉峰，世界第三高峰。日出或日落時分，三座並置的高峰顏色千變萬化，不由得讓人產生登臨世界之巔的遙想。1953年一個午後，夏爾巴人丹增諾蓋就是從大吉嶺出發，成為人類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的第一人。丹增諾蓋在登上珠穆朗瑪峰後說：他替父親放犛牛時，就經常想象登上峰頂就如同登上天空一樣，在那樣高的地方一定住著神靈；他說，他在珠峰頂上所見不僅是岩石，冰，所有的一切都是溫暖的、富有靈魂的。丹增諾蓋的塑像和死後的墓地就在大吉嶺珠峰博物館旁的小山頂上，各地來此朝聖的人們無不為這位世界第一人獻上鮮花和花環。馬丁格也在丹增諾蓋墓前獻上了一束鮮花，並在這裡久久凝望無遠山。馬丁格喜歡這三座山峰，喜歡三座山峰周邊世界那種博大、寂靜、自在，喜歡無法言狀深刻動人的自然界的偉岸風光，這一點他完全不同於公開懷疑論哲學家的父親。
馬丁格在大吉嶺待了三個星期，其間除了偶爾到街上走走，每天就是簡單地面對康玉爾仁波欽靜坐。康玉爾仁波欽七十多歲，總是背朝著一扇窗坐著，因此馬丁格總能看到窗外展開著雲海，雲海散去可以看到遠處的三座高峰。馬丁格初次見到康玉爾仁波欽便覺得自己一下被擊中，因為語言不通他只能終日坐在大師對面，看著大師修行。儘管語言不通馬丁格覺得還是接受了一些教導，教導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大師的身體傳遞出來的。馬丁格相信身體是有語言的，身體的語言有時勝過一切語言，康玉爾仁波欽靜穆的身體和無所不在的目光所散發出的深沉、力量、寧靜的氣息，正猶如“身體之浴”，馬丁格感到自己獲得了深刻持久的啟迪。蘇格拉底之後歐洲已不存在身體與思想相統一的哲學家，但在康玉爾仁波欽面前，馬丁格彷彿覺得回到了偉大的古希臘時代。一切在這裡在康玉爾仁波欽身上都沒變，這裡的時間完全可以和兩千年前的時間相提並論。如果說寺院裡佛龕前一尊人為的雕像都可以啟迪人心，那麼一個端坐的有著活生生精神氣息的大師則可以穿透心靈與肉體。如果靈與肉是不可分的，那麼“身體”就同樣是哲學。馬丁格聽到了自己的內心的聲音，這種聲音就如同是與大師的對話。
馬丁格在康玉爾仁波欽身邊度過了三個星期，與康玉爾仁波欽建立了梅洛－龐蒂所說的“身體聯繫”。這種聯繫直到許多年後也沒中斷，儘管康玉爾仁波欽已圓寂了許多年。離開了大吉嶺，馬丁格繼續假期旅行，從喀什米爾到了大馬士革，看了蘇菲伊本·阿拉比的陵墓，十字軍騎士的城堡，又到了伊斯坦布爾的清真寺，在圖爾努的修道院感受了安靜空曠的清新氣氛，但這一切，都不能同他在大吉嶺面對康玉爾仁波欽的三個星期相比。馬丁格回到巴斯德學院，感覺一切已經和以前不同。儘管他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蒸蒸日上，雅各布導師對他越來越倚重，但他卻無法忘記喜馬拉雅山的康玉爾仁波欽，無法忘記那三個星期的“身／心／現象學”。
每天他仍舊在顯微鏡下登錄細菌染色體卡片，研究最前沿的無限的微觀世界。這是生命最初的形成階段，但是生命形成之後又應該怎樣呢？馬丁格經常在顯微鏡下這樣想。事實上，生命形成之後的精神世界的形成遠比生命的形成更為複雜，這方面不但沒有隨著科學的發展而進步，事實上反而倒退了馬丁格在登錄卡片時同時做出這個結論。馬丁格作為生命的整體在對生命局部的幾乎不可視的細微的觀察中，總是不斷回想起康玉爾仁波欽坐在窗前的身體，以及那個時刻康玉爾仁波欽所傳遞出的生命的信息、精神的密碼、每一刻的靜默、窗外的流雲和山峰統一的精神世界，這一切讓馬丁格意識到在康玉爾仁波欽的身體中顯然有一種更能啟發生命本身的科學。
當我在康玉爾仁波欽身邊時，馬丁格告訴父親，我容易忘掉巴斯德學院，當我在巴斯德學院時，我的心則總是飛向喜馬拉雅山。1972年，我終於做出決定，離開巴斯德學院，置身於我所希望的喜馬拉雅山。那時候我已完成了研究課題，雅各佈教授本想派我到美國從事一個新的研究主題。雅各佈教授和那個時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樣，已從對細菌的研究轉到了對動物細胞的研究。這在當時是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這個領域後來使細胞生物學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我完全知道繼續課題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我在心裡對自己說：我的科學研究生活已經結束了。我發表了一些研究論文，我沒有浪費各類的投資：包括家庭為我的教育作的投資、讓－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資，我認為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實現我的個人嚮往了。事實上我並沒有加速信仰的發展，在定居喜馬拉雅山之前，從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我將我前往喜馬拉雅山而不是前往美國的決定通知了讓－弗朗西斯科·雅各佈教授，我記得也通知了你……
可是，你不覺得科學與信仰，這兩件事是可調和的嗎？讓－弗朗西斯科·格維爾老頭問兒子，問得一點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說是慈祥的。
馬丁格告訴父親，科學與精神兩者之間的確並沒有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個人不可能一直坐在兩張椅子之間，或是用一根兩頭尖的針縫東西。對他而言在他看到最內在的需要的時候，他再也不願意將時間分攤開來，他希望將時間完全貢獻給在他看來是最主要的事物。
後來，正如你希望的，我發現我的科學訓練與對佛教形而上學和對佛教的實踐是完全可調和的，而且，在隨後的二十五年中，我從來也沒有在我所理解的科學精神也就是對真理的研究中處境艱難。
我好像明白你所說的調和，父親說，你將先前的科學訓練和嚴格精神用在了有關佛教或佛經的研究上。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裡，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科學史上有著最重要發現的領域，而你本來是能夠參與的，這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父親說到這兒嘆了口氣，有些動感情。
生物學沒有我也發展得很好，這個星球上不缺少研究者，不缺少科學家。
馬丁格這樣說多少有些不講理。這是第一次甚至也是唯一一次馬丁格流露出作為兒子對父親的特徵。
真正的問題是，我的生命中需要建立一個優先的等級，那時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我沒有儘可能好地使用人生的潛能而任我的生命一天接著一天地風化。對我而言，大量的科學的認識已經變成一種對於較小的需要所作的較大的貢獻。
你把自己貢獻給了一種比我們紀元還早多個世紀的古老教義中，但你帶來新的認識了嗎？老頭窮追不捨，晃了晃福爾摩斯式的直嘴菸斗。
請注意，馬丁格完全恢復了平靜，對佛教而言，並不是要攪動一種古老而過時的教義的灰塵，當精神研究引起一種真正的內心改造時就是一項有生命力、不斷更新、不斷有新鮮感的研究。像佛教這樣的一種形而上學傳統，既然它是針對的是存在的最根本的問題，就永遠不會衰老。事實上，在歷史上更為經常的倒是科學理論自然而然地衰老，並且不斷被新的或別的理論代替。
是的，你說得不錯，但它們被別的理論代替是由於充分的道理：因為認識進步了，人們觀察到新的事實，經驗對種種假設進行了裁決。
生物學和理論物理學確實帶來了一些關於生命和宇宙的認識，但是這些認識並不能夠讓人建立幸福與痛苦的那些根本的機制。認識地球的形狀和精確尺寸，是一個不可爭論的進步，但地球是圓的還是扁的，對於生命的意義並無多大的改變。無論醫學的進步能有多大，人們只能暫時地減輕痛苦，而且，這些痛苦還要毫無疑問不斷地重新出現，並且通過死亡來達到最高點。人們能夠阻止一次爭端，一次戰爭，但如果人的精神不改變，爭端和戰爭還會發生。相反的，難道就沒有一種辦法來發現一種不取決於健康、權力、成功、金錢的和感官快樂的內心平和嗎？
我看不到這兩個問題在哪方面上不相容，在生物學、科學，尤其是分子生物學給許多疾病帶來新的解決的辦法，因而也就有助於減少人類的痛苦，而由發現生命的那些根本機制所獲的知識性的滿足，則是一種非功利性的滿足。你就沒有考慮過，能否將你操心的兩個方面結合起來？
佛教不反對科學，馬丁格說，佛教將科學看做是認識上的一個重要但又片面的影像，我感覺不到那種向它貢獻同樣多的努力並分配我的生存的需要。那時我覺得自己有點像一隻關在籠中的鳥，只有一個想法：給精神以空間。
你瞭解科學目前的情況嗎？
馬丁格聽出了父親的意思，順便拿出一本《生物學刊》對父親說：
實際情況是，我帶著更大的興趣繼續關注生物學方面的發現。總體上看近幾十年來成千的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確實是令人激動的，但一個研究人員的一生是在若干年的時間裡學習研究這些研究領域的一個很微小的方面、一個錯綜複雜的事物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呈現出一個生物學現象的清晰的圖像。但是，普通的研究者很少注視科學的整體畫面，一些巨大的努力只獲得較小的成果，只是偶爾有一個研究者獲得了重大的發現，比如說脫氧核糖核酸的結構的發現……
還有雙螺旋結構，這本可能是你的發現，老頭大聲說。
馬丁格對此不屑一顧，甚至根本不接父親的話薦兒。
這些發現回報了研究者的努力，但只是極少數的例外，這無法同我對精神研究上的興趣相比較。精神研究每時每刻都帶來一種滿足、一種喜悅，就像一支箭徑直飛向它的目標，每一個瞬間都是珍貴的，愉悅的，都被儘可能好地利用了。整整七年，我一直生活在師傅康玉爾仁波欽身邊，一直到1975年，康玉爾仁波欽去世為止。那之後我在寺院上方的一個小隱修院中繼續修行，就在那個時候，我遇到了我的第二個師傅，赫延採仁波欽。
也是從西藏過來的大師？
是的，像我的師傅康玉爾仁波欽一樣從西藏過來。赫延採仁波欽來為康玉爾仁波欽主持喪儀，我們得以結識。當時我的喜馬拉雅山的法國朋友們正要在多爾多涅開始傳統性的三年隱居，我問赫延採仁波欽我是不是應該去與他們相會。赫延採仁波欽回答是：只要我活著你就一直在我身邊學習。我在他身旁生活了十二年，聽他的教誨，侍候他，陪伴他旅行。1975年我正式皈依，受比丘戒，七年後西藏開放，我隨赫延採仁波欽回到西藏。在白哲寺的日子裡，在赫延採仁波欽身邊，我度過的這些年構成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退省和教誨，我獲得了一種內心的堅信，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能將它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