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這本書定下的書名有點抽象，但也可以顧名思義，它觸及了這個世界的兩側。一側是城市，一側是鄉村，這是一種對世界的片面和簡單的排列方法。先說說有關鄉村的部分。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楓楊樹作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對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塌法"縣東施效顰。在這些作品中我虛擬了一個叫楓楊樹的鄉村，許多朋友認為這是一種"懷鄉"和"還鄉"情緒的流露。楓楊樹鄉村也許有我祖輩居住地的影子，但對於我那是飄浮不定的難以再現的影子。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歷史，縫補綴合，這是一種很好的小說創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觸摸了祖先和故鄉的脈搏，我看見自己的來處，也將看見自己的歸宿。正如一些評論所說，創作這些小說是我的一次精神的"還鄉"。
《１９３４年的逃亡》是我生平第一個中篇小說，寫於一九八六年秋冬之季。現在讀者有諸多不滿之處，但它對於我有一份特殊的意義。
現在說說世界的另一側，這些有關城市生活的小說，《燒傷》等三個短篇是九二年的新作，《平靜如水》等四個中篇寫於八七或八八年。這是一些關於青春期、孤獨、迷惘、愛情、失落、尋找的半流行小說。之所以自詡為"半流行"，是因為這些作品都有上述流行而通俗的故事線索和內核，也正是這些作品為我獲取了最初的較廣泛的讀者。
我真實的個人生活的影子飄蕩在這些城市青年中，亦真亦幻，透過它我做了一些個人生活的記錄，有關青春和夢想，有關迷惘和尋找，有關我自己、我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過的陌生青年。我把這兩類作品收進《世界兩側》中，就像一個花匠把兩種不同的植物栽在一個園子裡，希望它們看上去和諧而豐富。人們就生活在世界的兩側，城市或者鄉村，說到我自己，我的血脈在鄉村這一側，我的身體卻在城市那一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