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六十年代，對我來說沒什麼可抱憾，也沒什麼值得慶幸的，嚴格地來說這是我父母的選擇。假如我早出生十年，我會和我姐姐一樣上山下鄉，在一個本來與己毫不相干的農村度過青春年華，假如我晚生十年，我會對毛主席語錄、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名詞茫然不解，但這又有什麼關係？所有的歷史都可以從歷史書本中去學習，個人在歷史中常常是沒有註解的，能夠為自己作註解的常常是你本人、不管你是哪一個年代出生的人。歷史總是能恰如其分地湮沒個人的人生經歷，當然包括你的出生年月。
生於六十年代，意昧著我逃脫了許多政治運動的劫難，而對劫難又有一些模糊而奇異的記憶。那時還是孩子，孩子對外部世界是從來不做道德評判的，他們對暴力的興趣一半出於當時教育的引導，一半是出於天性，我記得上小學時聽說中學裡的大哥哥大姐姐讓一個女教師爬到由桌子椅子堆成的“山”上，然後他們從底下抽掉桌子，女教師就從山頂上滾落在地上。我沒有親眼見到那殘酷的一幕，但是我認識那個女教師，後來我上中學時經常看見她，我要說的是這張臉我一直不能忘懷，因為臉上的一些黑紫色的沉積的疤瘢經過這麼多年仍然留在了她的臉上。我要說我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姬們中間許多人是有作惡的記錄的，可以從諸多方面為他們的惡行開脫，但記錄就是記錄，它已經不能抹去。我作為一個旁觀的孩子，沒有人可以給我定罪，包括我自己，這是我作為一個六三年出生人比他們輕鬆比他們坦蕩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比那些對文革一無所知的七十年代人複雜一些世故一些的原因之一。
中國社會曾經是一個很特殊的社會，現在依然特殊，我這個年齡的人在古代已經可以抱孫子了，但目前仍然被習慣性地稱為青年，這樣的青年看見真正的青年健康而充滿生氣地在社會各界闖蕩，有時覺得自己像一個假冒偽劣產品，這樣的青年看到經歷過時代風雨的人在報紙電視談論革命談論運動，他們會對身邊的年輕人說，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我可是都知道。但是他們其實是局外人、他們最多隻是目擊者和旁觀者。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些人，在當今中國社會處於承前啟後的一代，但是他們恰拾是邊緣化的一代人。這些人中有的在憤世嫉俗中隨波逐流，有的提前邁人中老年心態，前者在七十年代人群中成為臉色最灰暗者，後者在處長科長的職位上成為新鮮血液，孤獨地死自流淌著，這些人從來不考慮生於六十年代背後隱藏了什麼潛臺詞。這些人現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同樣艱難的生活正在悄悄地磨蝕他們出生年月上的特別標誌。這一代人早已經學會向現實生活致敬，別的，隨它擊吧。
一代人當然可以成為一本書，但是裝訂書的不是年月日，是一個乙乙乙乙乙個的人，寫文章的入總是這樣歸納那樣概括，為賦新詞強說愁，但是我其實情願製造一個謬論：群體在精神上其實是不存在的，就像那些在某個時間某個婦產醫院同時降生的嬰兒，他們離開醫院後就各奔東西，儘管以後的日子裡這些長大的嬰兒有可能會相遇，但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他們誰也不認識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