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批洋人傳道士來到中國，後來在朝廷裡作了官。其中有人留下了一本日記，後來在中國出版了。裡面記載了一些有趣的事，包括他們怎麼給中國皇帝講解歐氏幾何學：首先，傳教士呈上課本、繪圖和測繪的儀器，然後給皇上進講一些定理，最後還給皇上留了幾道習題。等到下一講，首先講解上次的習題——《張誠日記》裡就是這麼記載的，但這些題皇上做了沒有，就沒有記載。我猜他是做了的：人家給你出了題目，會不會的總要試一試。假如不是皇上不是這樣的人，也不會請人來講幾何學。這樣一猜之後，我對這位皇上馬上就有了親近之感：他和我有共同的經歷，雖然他是個韃子，又是皇帝，但我還是覺得他比古代漢族的讀書人親近。孔孟程朱就不必說了，康梁也好，張之洞也罷，隔我們都遠得很。我們沒有死背過《三字經》《四書》，他們沒有挖空心思去解過一道幾何題。雖然近代中國有些讀書人有點新思想，提出新口號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我恐怕什麼叫作“西學”，還是韃子皇帝知道得更多些。
我相信，讀者諸君裡有不少解過幾何題。解幾何題和幹別的事不同，要是解對了，自己能夠知道，而且會很高興。要是解得不對，自己也知道沒解出來，而且會鬱鬱寡歡。一個人解對了一道幾何題，他的智慧就取得了一點實在的成就，雖然這種成就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於個人來說，這些成就絕不會是毫無意義。比爾·蓋茲可能沒解過幾何題，他小時候在忙另一件事：鼓搗計算機。《未來之路》裡說，他讀書的中學裡有臺小型計算機，但它名不符實，是個像供電用的變壓器式的大傢伙。有些家長湊錢買下一點機時給孩子們用，所以他有機會接觸這臺機器，然後就對它著了迷。據他說，計算機有種奇妙之處：你編的程序正確，它絕不會說你錯。你編的程序有誤，它也絕不會說你對——當然，這臺機器必須是好的，要是臺壞機器就沒有這種好處了。如你所知，給計算機編程和解幾何題有共通之處：對了馬上能知道對，錯了也馬上知道錯，乾乾脆脆。你用不著像孟夫子那樣，養吾浩然正氣，然後覺得自己事事都對。當然，不能說西學都是這樣的，但是有些學問的確有這種好處，所以就能成事。成了事就讓人羨慕，所以就想以自己為體去用人家——我總覺得這是單相思。學過兩天理科的人都知道這不對，但誰都不敢講。這道理很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怎麼成呢。
歷史不是我的本行，但它是我胡思亂想的領域——誰都知道近代中國少了一次變法。但我總覺得康梁也好，六君子也罷，倡導變法夠分量，真要領導著把法變成，恐怕還是不行的。要建成一個近代國家，有很多技術性的工作要做，迂夫子是做不來的。要是康熙皇帝來領導，希望還大些——當然，這是假設皇上做過習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