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大學的門檻，我發現有個同學和我很相像：我們倆都長得人高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而且都能言善辯。後來發現，他不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於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飯，我要在校園裡散步，他必在路邊等我，伸出手臂說：年兄請——這傢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們是同科的進士或者舉人。我也說：請。於是就手臂挽著手臂(有點像一對情人)，在校園裡遛起彎來，一路走，一路高談闊論。像這個樣子在美國是有危險的，有些心胸狹隘的傢伙會拿槍來打我們。現在走在上海街頭恐怕也不行，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所校園的角落裡遛遛，還沒什麼大問題。當然，有時也有些人跟在我們身後，主要是因為這位年兄博古通今，滿肚子都是典故；而我呢，如你所知，能胡編是我吃飯的本事，我們倆聊，聽起來蠻有意思的。有些同班同學跟著我們，聽我們胡扯——從紀曉嵐一路扯到愛因斯坦，這些前輩在天之靈聽到我們的談話內容可能會不高興。到了期中期末，功課繁忙，大家都去準備考試，沒人來聽我們胡扯，散步的就剩下我們兩個人。
我們倆除了散步，有時還跳跳踢踏舞。嚴格地說，還不是踢踏舞。此事的起因是：這位年兄曾在內蒙插隊，對馬兒極有感情，一看到電視上演到馬術比賽，尤其是盛裝舞步，他馬上就如痴如狂。我曾給他出過這樣的主意：等放了暑假，你回插隊的地方，弄匹馬來練練好了。他卻說：我們那裡只有小個子蒙古馬，騎上去它就差不多了，怎忍心讓它來跳舞——再說，貧下中牧也不會答應，他們常說：糟蹋馬匹的人不得好死。然後，他忽然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啊呀年兄，咱們倆合起來是四條腿，和馬的腿一樣多嘛！……他建議我們來練習盛裝舞步，我也沒有不同意見——反正吃飽了要消消食。兩條大漢扣著膀子亂跳，是有點古怪，但我們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所以沒有妨礙誰。再說，我們倆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獨行之士，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幹部，全都懶得來管我們。後來有一天，有個男同學經過我們練習舞步的地方——記得他是上海人，戴副小眼鏡——他看了我們一陣，然後衝到我們面前來說：像你們倆這樣可不行——不像話。說完就走了。
這位同學走了以後，我們停了一會兒。年兄問道：剛才那個人說了什麼？我說：不知道。這個人好像有毛病——咱們怎麼辦？年兄說：不理他，接著跳！直到操練完畢，我們才回宿舍拿書，去閱覽室晚自習。第二天傍晚，還在老地方，那位小眼鏡又來了。他皺著眉頭看了我們半天，忽然衝過來說：那件事還沒公開化呢！說完就又走了。這回我們連停都懶得停，繼續我們的把戲。但不要以為我們是傻子，我知道人家說的那件事是同性戀。很不巧的是，我們倆都是堅定的異性戀者，我的情況尚屬一般，年兄不僅是堅定的異性戀，而且還有點騷——見了漂亮女生就兩眼放光，口若懸河。當然，同樣的話，年兄也可以用來說我。所以實際情況是：說我們倆是同性戀，不僅不正確，而且很離譜。那天晚上那位眼鏡看到的，不是同性戀者快樂的舞蹈，而是一匹性情溫良的駿馬在表演左跨步……文化人類學指出，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會發生誤解，明明你在做這樣一件事，他偏覺得你在做另外的事，這就是件誤解的例子。你若說，我們不該引起別人的誤會，這也是對的。但我們躲到哪兒，他就追到哪兒，老在一邊亂嘀咕。
我和年兄在校園裡操練舞步，有人看了覺得很可恥，但我們不理睬他。我猜這個人會記恨我們，甚至在心裡用孟夫子的話罵我們：“無恥之恥，無恥矣！”我們不理他，是因為他把我們想錯了。順便說一句，孟老夫子的基本方法是推己及人，這個方法是錯誤的。推己往往及不了人，不管從誰那兒推出我們是同性戀都不對，因為我們不是的。但這不是說，我們拒絕批評。批評只要稍微有點靠譜，我們就聽。有一天，我們正在操練舞步，有個女同學從那兒經過，笑了笑說：狗撒尿。然後飄然而去。我們的步法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樣，說實在的，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法，非職業舞蹈家不可，遠非我二人的胯骨力所能及；但我們忽然認為，盛裝舞步還是用馬匹來表演為好。
我早就從大學畢業了，靠寫點小文章過活，不幸的是，還是有人要誤解我。比方說，我說人若追求智慧，就能從中得到快樂；就有人來說我是民族虛無主義者——他一點都不懂我在說什麼。他還說理性已經崩潰了，一個偉大的、非理性的時代就要降臨。如此看來，將來一定滿世界都是瘋子、傻子。我真是不明白，滿世界都是瘋子和傻子，這就是民族實在主義嗎？既然誰都不明白誰在說些什麼，就應該互不答理才對。我在這方面做得不錯，我從來不看有痰氣的思辨文章(除非點了我的名)，以免誤解。至於我寫的這種幽默文章，也不希望它被有痰氣的思辨學者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