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眉喜歡逛商店，喜歡穿花衣裳，喜歡看電影。我只喜歡看電影——我們就常去看電影。一般情況，她到北京時間都很晚，我們不能進城去電影院看，便在我們大院的操場上看露天電影。那個星期六剛好有班調機北京。因我已不那麼神經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機場，所以飛機降落後，她一人坐車到的我家。正巧我扛著椅子要去看電影。問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場走的路上，她說，她在往北京飛來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機場裡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飛機，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說，“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蛔蟲，哪知道你今天會飛來。”
她不吭聲，噘著嘴，說北京冷。
電影開映後，她又說冷。我把外套脫給她，她還說冷。我說：“再脫我可就光膀子啦。”
電影放完後，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過來，在夢裡還一直納悶。
早晨，她到我屋裡來問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兒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妝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來，一邊往她頭髮上噴了幾滴，一邊問她。
“昨晚生我氣了？”
“嗯。”
“為什麼？”
“你不理我。”
“還怎麼理你？你說冷，我不是連衣服都給了你？”
“我也沒叫你非把衣服給我。我說冷，只是想聽你幾句暖話。”
我覺得自己很笨，這麼簡單的名堂都沒鬧清。我第一次羨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師們。
後來，我送她去機場的路上，她告訴我，實際上，她這些天都很不開心。上次來北京過夜回去，飛機帶了幾家報紙的紙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個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務員光顧高興了，飛機落廣州時，兩個神魂顛倒的姑娘忘了卸紙型，又給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誤了南方几家報的出版不說，因為有文件，還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個姑娘是乘務長，受了個處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頓，還查出一些不去餐廳吃飯，客人沒下完，自己先跑掉等違反制度的事情。
“過去我還從沒有，嗯，很少挨這麼歷害的批評呢。”
“那麼說，這筆帳應該算到我頭上。”
“我沒說。不過……”她小心翼翼地看著我，“我以後要少進城，少來你家。”
“可以呀。”我沉著地說。
我能說什麼，她是有道理的。我應該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卻不能要求她做。因為這裡面有個差別，有個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這工作重要到這種程度：只能它影響我，我卻不能影響它。
還有一個縈繞她心頭的陰影她沒說，那就是對同伴受處分的內疚。象阿眉這樣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應負的責任誇大。正是這種內疚心情，使她覺得有必要犧牲一些個人的歡愉來償付。
我有過這樣的經驗。我還是新兵的時候，水土不服，渾身起蕁麻疹。有人說吃餃子可以治，我們一幫北方佬就天天吵著吃豬肉大蔥餃子。因為訓練忙，沒人幫櫥，炊事班長就借驅逐艦上的和麵機用。用不慣，把一條胳膊絞了進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頭，以為全是我的錯。在我們碼頭，常有一些趕海的女孩找當兵的說笑。那些天，我連這些女孩的笑聲都十分厭惡。天哪！她會不會也有點厭惡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幾千裡以外對我說。
“我來幫你分析分析。”我象個半瓶子醋政委熱心地對著話筒說，“什麼問題搞不通？”
“你。”
“我？”
“為什麼我覺得你好象是另一個人呢？”
這真叫人噁心！
“這麼說，還有一個長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嘍。”
“別開玩笑，跟你說正經的呢。你跟過去大不一樣。”
“過去我什麼樣？”我茫然地問，“三隻眼？”
“過去你彪悍瀟灑。歪戴著帽子，揹著手槍，站在軍艦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愛上了你。那時我總想，你心裡一定充滿著什麼我不知道的、遙遠的、美好的東西。而現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裡有什麼。”
“我心理只有你。”
“你還成了個胖子。”她嘟噥著。
“你嫌我胖不體面是不是？”
多麼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氣紅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個重溫舊夢的法兒，隨便揀個海軍碼頭遛遛，你會碰見成千上萬歪戴帽子、曬得黢黑的小夥子，可心挑吧。”
她在電話裡哭了。
我說過，崇拜性的愛情不純潔、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