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冬天，當時我住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的一幢木造樓房裡。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對面是一片停車場，右手邊隔著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電影院，屋後距離很遠也有人家，可是從來沒見人影，也就是說，無論白天或晚上，這幢建築的周遭是相當安靜的。
這幢老房子並不是大型的學生宿舍，一共三層樓加地下室。樓下，在中午時屬於大學教授們做俱樂部用，供應午餐，夜間就不開放了。二樓有一間電視室、一間圖書室以及一個小型辦公室，到了下午五點，辦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餘的房間一共可以容納十四個女學生，每人一間，住得相當寬敞也寂莫，因為彼此忙碌，很少來往。我們也沒有舍監。
記得感恩節那日是個“長週末”，節日假期加上週六週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裡的美國同學全部回家去了，中國同學除了我之外還有三個，她們也各有去處。我雖也被人邀請一同回家過節，卻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謝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這樣，長長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裡——完全孤獨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紛飛，遊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內暖氣太足，在安靜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壓迫下，落一根針的聲音都可以聽見。
我守住黃昏，守過夜晚，到了深夜兩點，把房門的喇叭鎖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簾拉開，那時，已經打烊的小電影院的霓虹燈微微透進室內，即使不開燈，還是看得見房間內的擺設。
躺下去沒有多久，我聽見樓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門被人“呀”的一聲推開了——照習慣，那扇門總是不關的，二十四小時不鎖。
我以為，是哪一個同住的女學生突然回來了，並不在意。可是我在聽。
進來的人，站在樓下好一會兒，不動。
然後，輕輕的腳步聲上了二樓，我再聽，上了三樓，我再聽，腳步向我的房門走來，我再聽——有人站在我的門口。
大概一分鐘那麼久，房外沒有動靜，我沒有動靜——我躺著——等。
我聽見有鑰匙插進我那簡單的門鎖裡，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線中，那個門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轉開。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萬確的在轉動。有人正在進來。
一個影子，黑人，高大、粗壯，戴一頂鴨舌帽，穿桔紅夾克、黑褲子、球鞋，雙手空著，在朦朧中站了幾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來。
他的手半舉著，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著，如果我開始尖叫。
當他把臉湊到我仰臥的臉上來時，透過窗外的光，我們眼睛對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著”我說。
我叫他BROTHER。
他沒有說話，那時，我慢慢半坐了起來。我可以扭亮我的床頭燈，不知為什麼，我的意念不許我亮燈。我聽見那個人粗重的喘息聲——他緊張，很緊張。
在這種時刻，任何一個小動作都可以使一個神經繃緊的人瘋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說話嗎？”我又說。
他的雙手不放下來，可是我感覺到他放鬆了。他不說話，眼光開始猶豫。這一切，都在極暗的光線裡進行著。“你坐下來，那邊有椅子。”我說。
他沒有坐，眼睛掃過我伸手可及的電話。
“我不會打電話、不會叫、不會反抗你，又請你不要碰我。要錢、請你自己拿，在皮包裡——有兩百塊現金。”我慢慢的說，儘可能的安靜、溫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說：“你要走嗎？”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說。
那個人點了點頭，又點了一下頭，又點了一下頭，他還在退，他快退到門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這個傻瓜，告訴我，你怎麼進來的？”我開始大聲了。“你的大門開著。鑰匙放在第十四號郵件格子裡，我拿了，找十四號房門——就進來啦！”這是那人第一次開口，聽他的聲音，我已瞭然，一切有關暴行的意念都不會再付諸行動。這個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來。
他走了，還是退著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備用鑰匙留下來，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數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沒有開始數，他就走了。
我靜聽，那腳步聲踏過木板樓梯，嗒嗒嗒嗒直到樓下。我再聽，那扇門開了又合起來，我凝神聽，雪地上一片寂靜。我跳起來，光腳衝到樓下，衝到大門，把身體撲上去，用盡了全身的氣力去壓那個鎖，我再往樓上跑，跑過二樓，跑到三樓自己的房間，再鎖上門。
我往電話跑去，拿起聽筒，一個女人的聲音立即回答我：“接線臺，接線臺，我可以幫助你嗎？”
我發覺自己的牙齒格格在響，我全身劇烈的發抖好似一片狂風裡被摧殘的落葉，我說不出一句話，說不出一個字。我把電話掛回去，跑到衣櫃裡面，把背脊緊緊抵住牆。用雙手抱住自己的兩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頭與骨頭的衝擊。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後來，才開始如同一個鬼也似的笑起來——聽見那不屬於人的一種笑聲，我又抖、又抖、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