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一定會感到奇怪，照片中明明是一個雙面鼓，怎麼把它混錯了，寫成了一個人呢。
鼓的由來是這樣的：
有一回先生和我以及另外幾個朋友，開了車遠離沙漠的小城——阿雍，跑到兩三百里外的荒野裡去露營。沙漠的風景並不單調，一樣有高山、沙丘、綠洲、深谷。
在這些景色裡，唯一相同的東西就是成千上兆的沙子。
我們每回出遊，必然在行李中放些吃不死人的普通藥品和麵粉、白糖這些東西。這並不為了自己，而是事先為了途中可能經過的沙漠居民而備的——因為他們需要。
就在我們紮營起火的那個黃昏，一個撒哈拉威人不知由哪裡冒出來的，站在火光的圈圈之外凝視著我們。與我們同去的西班牙女友很沒見識，荒野裡看到阿拉伯人就尖叫起來了。
為了表示我們並沒有排斥這個陌生人的來臨，我打了一下那個張大了眼睛還叫個不停的黛娥一下，丟了鍋子快速的向來人迎了上去。那時候荷西也跟上來了，拉著我的手。那個撒哈拉威人不會說太完整的西班牙話，我們講單字，也講懂了——他想要一些我們吃剩的東西。
知道了來意，我趕快拉他去汽車後車箱給他看，指著一袋麵粉和一小袋白糖及藥品，說都是給他的。可——是，因為步行太累了，第二日早晨我們拔營之後可以開車替他送去，請這個撒哈拉威人先回去吧，明早再來。
第二天早晨，才起來呢，那個昨日來過的人像只鷹似的蹲在一塊大石頭上。
先生和我拔了營就要跟去那個人的家——當然是一個帳篷。一般城外的人都那麼住的。
女友黛娥死也不肯去，我們不敢在大漠裡把兩輛車分開——因為那太危險，就強迫黛娥和她的先生非去不可。他們也不敢跟我們分開，勉強跟去了。
那個撒哈拉威人說是住得並不遠，車子開了好久好久才看到一個孤零零的帳篷立在沙地上。我心裡很同情這位步行來的人，他必然在太陽上升以前就開始往我們走來了。“那麼遠，你昨天怎麼知道有人來了？”我問他。“我就是知道啦！”他說。我猜他是看煙塵的。沙漠人有他們過人的靈敏和直覺，畢竟這片土地是他們的。
到了那個千瘡百補的大帳篷時，女人都羞得立即蒙上了臉，小孩子有三、四個，我一近他們，他們就譁一下又叫又笑的逃開，我一靜，他們又聚上來。實在是不懂，這一家人——就只一家人，住在這荒郊野地裡做什麼？
當時，西屬撒哈拉的原住民族，是可以拿補助的。每一個家庭，如果沒有工作，西班牙政府補助他們九千元西幣，在當時相當於四千臺幣左右。用這份補助，買水、麵粉是足夠了，至於要吃什麼肉，只好殺自己的羊或駱駝了。我們去的那個帳篷沒有駱駝，只有一小群瘦極了的羊，半死不活的呆站著。
去了帳篷，我們搬下了白糖和麵粉、藥。而那時候，一個穿著袍子的黑人正開始起火——用拾來的幹樹枝，起火燒茶待客。他們有一個汽油桶裝的水，很當心的拿了一杓出來。喝茶時，荷西和我的眼圈上立刻被叮滿了金頭大蒼蠅。黛娥用草帽矇住頭。我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很快跑到女人堆裡去了，那個回教徒，三個太太加一位老母親，都住在一起。
“外面那個黑人是誰？”我問。
女人們聽不懂我的話，推來推去的笑個不停。一般阿拉伯人膚色接近淺淺的棕色，並不是黑的。
那一天，我們喝完了茶，就告辭回家了，走之前，黛娥他們車內還有半盒子的雞蛋、幾顆洋蔥，我們盡己所有的，都留下了才去。
這件事情，很普遍，事後也就忘了。
過了十幾天以後，晚上有人敲門，我跑去開門，門外就站著那個帳篷中相遇過的人，夜色裡，跟著一個穿袍子的黑人；那個燒茶水的。
我大喊了一聲：“荷——西——來——”
那個人對我們夫婦說，要送給我們一個奴——隸，說著往身後那個高大的黑人一指。
我們拚命拒絕，說家太小，也沒有錢再養一個人，更不肯養奴隸，請他不要為難我們，這太可怕了。
那個主人不肯，一定要送。又說：“叫他睡在天台上好了，一天一個麵包就可以養活了。”
我拉過那個黑人袖子，把他拉到燈下來看了一看，問他：“你，要不要自由？如果我們先收了你，再放了你，就自由了。要不要？”
那個奴隸很聰明，他完全明白我的話，等到我說要放他自由，他嚇壞了，一直拉住主人的袖子，口裡說：“不、不、不……”
“你給他自由，叫他到哪裡去？”主人說。
“那你還是把他帶回去吧！我們這種禮物是絕不收的。”我喊著，往荷西背後躲。
“不收？”“真的不能收，太貴重了。”
“那我另外給你們一樣東西。”主人說。
“只要不是人，都可以。”我說。
那個送奴隸的人彎下身去，在一個麵粉口袋中掏，掏出來的就是照片中那隻羊皮鼓。
這個東西，使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它不是個活人。以後我們在家就叫這隻鼓——“奴隸”。
搬家到加納利群島去時，我們打扮房子，我站著指點荷西：“對，把那個奴隸再移左邊一點，斜斜的擺，對了，這樣奴隸比較好看……”
在一旁聽的鄰居，一頭霧水，頭上冒出好多問號來，像漫畫人物一般——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