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抵達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臺灣，那時在教書，星期一有課，我不願請假，也沒有必要特別去調課，回來就是了。
是香港廣播電臺邀我去錄音的，我的答應去，裡面暗藏著私心——去了可以看見金庸夫婦還有倪匡。電臺說，抵達的晚上要請客，要些什麼朋友趁此機會見見面呢？我不敢說他們請得到金庸，可是就算電臺不請，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場好飯。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這場結緣的經過，因為未得查先生同意，寫稿時夜已深了，不好打電話去吵擾，就此略過。讓我放在心靈的深處每日感恩就是。
話說電臺邀我去做訪問，以為只是訪一場，覺得又有飛機坐、又有旅館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沒有想到抵達機場，獻花完畢之後，以為可以直赴旅館休息打扮再工作，沒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飯的時間在內，電臺給我預排了結結實實六個不同單元的節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訪問，怕的是那個比法文還要難的廣東話。
飯局上和查先生夫婦、倪匡匆匆一見，就接著再做另外四場訪問。香港人工作起來好似搶人命，可是，做得真真紮實，包括“脫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沒想到第一個下午到深夜，都沒給人喘口氣的機會。
第二天我起了個早，穿上牛仔褲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樓，交出鑰匙給旅館，提起揹包正想開溜，兩個女記者不知什麼時候就像衛士一樣的把我夾在中間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們不是香港電臺的。只有一個早晨了，我去‘行街’，請給我一點點自由。”說著說著就想哭出來了。最恨他人不給自由，而我，好似從來沒有去妨礙過任何人的自由過，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時。”她們笑著笑著，看了也怪可憫的，因為那是一個星期天，她們可以休息的，卻為了我。“一小時也不行，對不起。”說完我就跑。
她們擠進我的車子裡來，一個拿照相機，一個拿錄音機。我不講話，沉著臉。
就在那條古董街上，我走來走去看東西，身後就甩不掉這兩個為了工作的她們。
捉迷藏一樣很不好玩，看老東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錯過了。眼看甩不掉這兩個女孩，我乾脆就在一家店門口的石階上坐了下來，剛點上一根菸，她們馬上來拍照。
我把煙往背後一藏，臉偏了過去，就在轉臉的那一恍惚裡，突然看見坐著的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著一隻漆黑漆黑被柴火燻飽了的大茶壺。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隻好銅茶壺，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來往店裡去找主人，用廣東話問他那把茶壺賣不賣。他聽不懂我說什麼，我改口說華語，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來。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會看上這種東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嗎？
講起價格，老闆沉吟了一下，我猜這個壺是沒有人要的，他心裡看人討價。他看看我，那麼一副牛仔褲的裝扮，也許起了一些慈心，他說：“四十塊。”
四十塊港紙在當時才合兩百多塊臺幣，我不買它還去買什麼古玉嗎？以我的身分，買這種價格的東西叫做“正好”。那兩個記者突然被我接納了，我提著一把烏黑的大壺，就對著相機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們追，我不會坐下來，如果不是你們拍我抽菸，我不會轉過臉去，如果不轉身，這個茶壺就給它錯過了。多謝你們，真的，好多謝呀——我們現在就坐在石階上開始錄音好不好？”我一口氣的說，全是廣東腔的華語。
那天黃昏，我回到了臺灣，自己坐上中興號由桃園往臺北開，想到海關先生吃了一驚的口吻——“這是什麼東西？好髒呀——”我禁不住笑了起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買一瓶擦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