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傳教團的協調人是一個名叫內瓦·科利爾的婦女。她出身在紐芬蘭一個用冰塊砌成的拱形圓頂小屋裡。她的父母在這個伊努伊特人【注】居住區工作了20年。她本人也在新幾內亞的山區度過了七年的傳教生活，因此她很瞭解她負責的九百來個傳教士的行蹤和工作情況。
【注】伊努伊特人：美洲的愛斯基摩人——棒槌學堂注
而且，也只有她知道雷切爾·波特就是雷切爾·萊恩，是特羅伊·費倫的私生女。從醫學院畢業後，雷切爾為了儘可能忘掉過去更改了姓名。她沒有家，養父母都死了。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叔伯姨嬸和表親。至少沒有一個她所認識的親屬。她只有特羅伊，而她拼命要把他從生活中抹去。在唸完世界部落神學院的課程之後，雷切爾把她的秘密告訴了內瓦·科利爾。
世界部落的上層人物知道雷切爾隱瞞了什麼，但並不知曉她這段有礙她獻身上帝的身世。她是個醫生，又畢業他們的神學院，是個富有獻身精神的虔誠教徒，立志於傳教事業。他們向她保證永遠不洩露她的情況，包括她在南美的確切地址，內瓦坐在休斯頓她那狹小而整潔的辦公室裡，讀著那篇有關宣讀費倫遺囑的特別報道。自從費倫自殺後她一直在關注這件事。
和雷切爾的聯繫很不便捷。她們一年只通兩次信件，3月份一次。8月份一次。雷切爾通常一年給她打一次電話，在她去科倫巴補允給養時用投幣電話打。她第一次休假是在1992年、六個星期後，她取消休假回到了潘特納爾。她沒有興趣呆在美國。她對內瓦吐露心聲說，這裡不是她的家，她是部落的人。從律師們發表的評論判斷，這件事還遠遠沒有了結。內瓦將報紙作為文件存檔，決定靜觀事態的發展。只有在適當的時侯她才會向管理層報告雷切爾過去的身世。
她希望這一時刻永遠別出現，可是誰又能隱瞞掉110億的財產呢？
沒人指望那些律師能就會談的地點達成一致、每家津師事務所都堅持自己選擇會談場所，事實上，他們能在接到通知後這麼短的時間立湊到一塊，已經是破天荒了。
於是，他們在泰森斯科納的里茲飯店碰了頭。宴會廳的桌子被臨時拼成一個四方形，當宴會廳的大門關閉時，房間裡已聚滿了將近51人、為了擺聲勢，各家事務所都帶來了不少的助手，甚至秘書。
會場的氣氛顯得十分緊張。沒有費倫家族的人到場，出席的都是他們的律師。
哈克·格蒂斯宣佈會議開始，並機敏地講了個笑話。就像在法庭上聽到幽默的話題一樣，那些沒料到會有喜劇場面出現的人頓時咧開了嘴。哈克建議按座位的順序由每個繼承人的律師發表各自的意見，他最後一個發言。
有人提出異議：“誰是真正的繼承人？”
“費倫的六個兒女。”哈克回答說。
“那麼他的三個妻子呢？”
“她們不是繼承人、她們只是他的前妻。”
三個前妻的律師大為不滿，一陣唇槍舌劍後他們威脅要退場。
有人建議不妨讓她們也有發表意見的權利，這才解決了爭端。被瑪麗·露絲和她丈大僱用的那位孟浪的律師格里特首先站起來，提出要推翻遺囑：“我們除了對遺囑進行質疑外沒有別的選擇。”他說，“既然不存在不當壓力，我們就得證明那個老傢伙神智不正常。媽的，他是跳樓而死的，而且還把這筆鉅額財產給了一個從未聽說過的繼承人。我覺得他是瘋了。我們可以找精神病專家來作證。”
“跳樓前不是有三個專家對他進行過鑑定嗎？”有人在桌子對面衝著他詰問。
“這太蠢了！”格里特大吼道，“那是一個陷阱，你們都中了圈套！”
這一下惹惱了同意做那次精神鑑定的哈克和其他幾位律師。
“真是事後聰明！”揚西說。一時倒把格里特說蒙了。
基娜和科迪的律師團由一個名叫蘭霍恩的女人做領隊，她又高又壯，穿著阿瑪尼套裝。她以前是喬治敦法學院的教授。她煞有介事地說開了。第一，根據弗吉尼亞州的法律，只有在兩種情況上才能對遺囑提出質疑——來自不當壓力的影響或缺乏精神行為能力。既然沒有人知道雷切爾·萊恩，那麼可以斷言她同特羅伊很少甚至根本沒有接觸。因此，想要證明特羅伊在立遺囑時受到她的不當壓力的影響恐怕很難，即使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第二，缺乏精神行為能力是他們惟一的希望。第三，還是將欺詐的說法忘了的好。沒錯，他用假象誘使他們對他做精神鑑定，但不能將欺騙作為理由來質疑遺囑：合同可以，但遺囑不行！他們已經做過了調查，她本人也辦過類似的案子。
她引述了某個案情的摘要。可以說她準備的材料無可挑剔。
事務所來的其他六位律師紛紛對她的意見表示贊同。
第四，那次精神鑑定的結果很難推翻，她已經看了錄像，他們很可能會輸掉這場官司，但可以從中得到辯護費。她的結論是：必須鋒芒畢露地對遺囑提出質疑，同時希望能獲得有利可圖的庭外解決。
她的講演持續了10分鐘，但她沒講出任何有新意的東西。別人之所以容忍她嘮叨而不打斷她，主要因為她是女的，這是她的優勢、接下來發言的是還在讀夜校的沃利·布賴特。他劈頭蓋腦地對遺囑的不公正性怒斥一通，和蘭霍恩女士的發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什麼也沒準備——沒有案情摘要，沒有發言提綱，也沒有前後順序，只足一個勁地嚷嚷，想到哪說到哪。
代表莉蓮的兩個律師同時站了起來，好像穿著連檔褲似的。兩人都身穿黑色西裝，有著遺囑律師特有的很少見陽光的蒼白的臉。他們一個說前半句，另個接後半句。一個以設問的形式提問，另一個做多餘的回答。一個提及哪份文件，另一個馬上從手提箱裡把它抽出來：這對搭檔提綱掣領地把前面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
與會者很快達成了默契：打這場官司。理由是，一，他們不會失去什麼；二。沒有其他的選擇；三，這是解決爭端的惟一手段。另外，四，他們可以從中得到數目可觀的律師費。
揚西竭力主張訴訟，這是在情理之中的，在所有的繼承人當中，蘭博是惟一未成年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債務：他21歲生日時可得到的500萬美元託管基金在幾十年前就建立了，現已無法廢除。擁有500萬美元的蘭博其經濟狀況要遠遠勝過他的兄弟姐妹。既然不會失去什麼，幹嗎不再爭取更多點？
一個小時過去了，這時有人提及遺囑中的抗辯條款除蘭博外，其他的繼承人如對遺囑進行爭訟，將冒一個子也拿不到的風險。但律師們對此不屑一顧，他們已經決定打這場官司，而且也知道那些貪婪的委託人會聽從他們的意見的。
還有許多細節沒有討論。訴訟的起步工作將十分繁瑣。最明智也是最經濟的做法是選一家有經驗的律師事務所作為主訴人，其他律師退居二線，仍然保護各自委託人的利益，隨時關注局勢的發展。但這樣的戰略需要有兩點保證：一，良好的合作精神；二，放棄以我為中心的立場。
在持續了三個小時的會議上始終沒人提出這個議題，事先並沒有總體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合作——但律師們還是設法劃分了各自代理的繼承人，使得沒有事務所擁有兩個繼承人的業務。律師們憑他們在學校外學到的手腕成功地讓委託人只跟他們接觸。信任並不是費倫家族聽熟悉的品行，也不是這些律師所遵循的道德。
這將是一場冗長而多事的官司！
沒人敢提議不去幹擾遺囑。他們對按老傢伙的意願辦事毫無興趣。財富是他創造的，可現在他們要來瓜分它。
按桌子的順序兜了三四圈後，他們決定先查明六個繼承人在費倫先生去世時的負債情況。但這一打算又因法律條文上的吹毛求疵而不了了之。
“配偶的債務是否也包括在內？”雷克斯的律師哈克問。那位脫衣舞娘安布爾擁有色情俱樂部，大部分債務都是在她的名下。
“牽涉到國內收入署的債務怎麼算？”小特羅伊的律師問，小特羅伊這15年來一直有著稅務方面的麻煩。
“我的委託人沒有授權我公佈財務方面的情況。”蘭霍恩說。她的這個聲明頓時凍結了這個議題。
不情願的態度更證實了一個人人心照不宣的事實——費倫的繼承人個個債臺高築！
作為律師。他們都十分關心公眾輿論；媒體會怎樣報道他們的訴訟呢？他們的委託人不僅僅是一群嬌慣而又貪婪的孩子，如今又被他們的父親剝奪了繼承權。但他們擔心新聞媒體會這麼宣傳：公眾的輿淪是很重要的！
“我建議找一家公共關係事務所，”哈克說；這主意不錯，其他人立刻表示也有同樣的想法，僱一些精於此道的專職人員把費倫的繼承人包裝成有孝心、重感情的好孩子。他們很愛那個很少有時間跟他們相處的父親，一個乖戾、好色、瘋癲的老傢伙——對、就這麼幹！把特羅伊貶成十惡不赦的壞蛋，把他們的委託人打扮成無辜的受害者。
這個想法在與會者中間引起了共鳴，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地發揮著自己的想像力，這時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費用怎麼付？
“這筆開銷是很大的。”一個律師說，他自己每小時就要收取委託人600美元的酬金，他的幾個不派用場的助手也要拿400美元。
人們的熱情立刻降了溫。哈克出了個餿主意：這筆開支由每個事務所分攤！會場上鴉雀無聲。
“我們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吧。”哈克為自已找了個臺階說。
可以想見。這個話題再也不會被提及了。
他們接著談到雷切爾，她會在哪兒呢？是否要聘請一家一流的偵探事務所去找到她？他們都有這種關係，這個想法很有感染力，引起了異乎尋常的反響：誰不想代理這位指定的繼承人呢？但他們最終決定不去找雷切爾，主要是因為在找到她後該怎麼做無法達成共識。她很快就會露面的，當然是帶著她自己的隨從律師了。
會議在歡快的氣氛中結束了。律師們為自己安排了一個理想的結局。離開時他們已經想好了下一步的計劃：馬上打電話給委託人，得意地告訴他們事態的進展。他們會毫不含糊地宣佈，根據律師們的共同智慧，他們決定要大動干戈地對遺囑進行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