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亞茨馬和布良斯克①；接著，泥濘時期來到了②。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奧斯卡也開始在爛泥地裡使勁挖掘。讀者或許會原諒我把中央集團軍在泥濘地裡的戰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無法通行、同樣泥濘不堪的地區內所取得的成果作對比。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坦克和載重汽車陷在泥裡，而我也同樣陷在泥裡；在那裡，車輪仍在轉動，翻起爛泥，而我呢，也不善罷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濘地裡成功地攪出了泡沫。此話一字不假，雖然如此，佔領土地卻談不上了，不論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還是在格雷夫寓所的臥室裡——
①1941年10月，納粹德國進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圍殲兩支蘇聯部隊。
②1941年10月6日，蘇聯境內開始降雪，道路泥濘。此處比喻納粹德軍攻勢受阻。
我始終還不想放棄這種對比：正像未來戰略家們將從搞糟了的泥濘作戰行動中吸取他們的教訓那樣，我也從同格雷夫太太這種自然現象的鬥爭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結論。我們不應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土戰線上的種種行動。奧斯卡當年十七歲，儘管有過少年時的胡鬧，卻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隱伏著危險的演習區內被訓練成了堂堂男子漢。我現在放棄了同軍事行動作類比，轉而藉助藝術家的概念來衡量奧斯卡的進步。我於是說：瑪麗亞在具有幼稚的誘惑力的香草霧裡勸說我運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諸如汽水粉和採蘑菇之類抒情詩體，那麼，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強的、多層次結構的雲霧圈裡，我學會了作那種寬廣的敘事詩式的呼吸，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線的戰果同床上的戰果相提並論。音樂！從聽瑪麗亞稚氣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麼甜蜜的口琴吹奏開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揮台，因為莉娜-格雷夫為我提供了一支管絃樂隊，編制大而全，這樣的樂隊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亞或者薩爾茨堡才能找到。在樂隊裡，我學會了吹、彈、奏、撥、拉，不論是通奏低音還是對位法，不論是十二音體系還是傳統和聲，我全都掌握，還有諧謔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現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暢；奧斯卡讓格雷夫太太這支樂隊盡情發揮，然而他始終不滿意，雖說不是沒有得到滿足，就像一位理所當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藝術家那樣。
從我們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邁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對面，它的地位好，遠比小錘路面包師傅亞歷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對女性解剖學的學習成績比我對我的師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學習成績稍強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於蔬菜店佔據著更為有利的地勢。這種至今猶存的教養上的截然不同之處，也許可以用我的兩位女教師的差異來解釋，甚而至於可以以此來辯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謙遜和被動地把她的財富提供出來，給我作為觀察和實驗的材料。與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則過於認真地對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績，要聽我高聲朗讀，要注視我的漂亮地書寫著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愛的語法結為朋友，同時，她本人又從這種友誼中獲利。可是，奧斯卡不讓她看到任何明顯的跡象，說明他自己已經取得了某種成績。這時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憐的媽媽死後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課七個年頭之後，她又轉而熱衷於她的編織。由於這一對面包師傅夫婦仍舊沒有子女，所以她照舊把自己編織的毛衣、長統襪和連指手套送給我，但她也只是偶爾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節日的時候。我同她之間再也不談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這兩位師傅的著作的那些殘篇我還一直保存著，時而放在這裡，時而放在那裡，多半放在這幢公寓的晾衣閣樓上。多虧了這些殘篇，奧斯卡才沒有完全荒廢他的這一部分學業；我自學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見解。
可是，虛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卻纏綿床側，她不能迴避我，也不能離棄我。她的病雖說是慢性的，但還沒有嚴重到死神會提前奪走我的這位女教師莉娜的地步。不過，在這個星球上並不存在任何恆常的事物，所以，奧斯卡在自認為他的學業已經告成的時刻，便離棄了這個纏綿床側的女人。
諸君會說：這個年輕人是在多麼狹小的天地裡受教育成長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麵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間為日後像男子漢一般生活配齊了他的裝備。儘管我不得不承認，奧斯卡是在相當陳腐汙濁的小市民的環境裡收集到了他的頭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畢竟還有第三位教師。留待這位男教師去做的事情，便是為奧斯卡打開世界的大門，使奧斯卡成為他今天這個樣子，成為一個人，由於缺少更貼切的名稱，我只好給他安上這樣一個不能充分說明其特性的頭銜：世界主義者。
正如讀者諸君中最細心者已經發現的那樣，我講的是我的教師和師傅貝布拉，那個歐仁親王的直系子孫、路易十四王族的後代、侏儒和音樂小丑貝布拉。我講到貝布拉的時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邊的那位女人，偉大的夢遊女羅絲維塔-拉古娜，超越時間的美女，在馬策拉特奪走了我的瑪麗亞的那些個黑暗的年頭裡，我不得不經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紀了，這位夫人？我暗自問道。她是位芳齡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話）、如花盛開的少女嗎？難道她是那位九十九歲的頗有風韻的老孃，在今後的百年間，她還將永不衰老地體現著永恆青春的小巧玲瓏的體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麼，我巧遇這兩位同我之間親緣關係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後不久。我們一起在四季咖啡館喝穆哈，隨後分手，各走各的路。我們之間存在著微小的卻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見分歧；貝布拉跟帝國宣傳部關係密切，從他的種種暗示中我不難聽出，他出入於戈培爾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還想方設法向我解釋他這種出軌行為併為之辯解。他講述了中世紀宮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響。他拿出西班牙畫家的畫的複製品給我看，畫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國王及其宮廷侍從。在這些刻板的人叢中，可以讓人辨認出幾個小丑，身穿皺皺巴巴、帶稜帶角、色彩班斕的服裝，身材同貝布拉也同我——奧斯卡相差無幾。恰恰由於我喜愛這些畫——今天我可以自稱是天才畫家迪埃戈-委拉斯開茲①的熱情欣賞者——所以我不願讓貝布拉輕易地說服我。他於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宮廷裡的小丑同他在萊茵區暴發戶約瑟夫-戈培爾身邊的地位作比較了。他談到了艱難的時世，談到了不得不暫時退避的弱者，談到了以隱蔽的形式興起的反抗。他當時說出了這個小小的字眼——“內心流亡”，正因為如此，奧斯卡跟貝布拉分道揚鑣了——
①迪埃戈-委拉斯開茲（1599～1660），西班牙塞維利亞畫派的大師，作品除宗教內容以外還有群像圖（如腓力三世和四世）。
這並不是說，我當時對這位師傅發了一通火。在此後的數年間，我一直在廣告柱上張貼的雜耍團和馬戲團的海報上尋找貝布拉的名字，我曾經兩次見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並列在一起，然而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使我能重新見到這兩位朋友。
我指望著會有一場巧遇，可是巧遇並未發生。如果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①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條路上去，那麼，奧斯卡就永遠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學生，卻會當上貝布拉師傅的徒弟。就這樣，我日復一日地穿過拉貝斯路，多半是在上午的第一個小時跨進蔬菜店，出於禮貌，總是先在店主格雷夫身邊站上半個鐘頭。這位商人漸漸變成了一個古怪的製作愛好者，我瞧著他製造他那些發出了零聲。嗚嗚聲和吱吱聲的古怪機械，當有顧客進店來的時候，我就捅他一下，因為格雷夫那時候對周圍世界幾乎不加註意。這是怎麼回事呢？是什麼事使得這個以往那麼開朗、總是願意開玩笑的園圃種植者和青年之友變得如此沉默，是什麼事使他變得如此孤僻，成了怪人，成了不大講究儀容的蒼老的男子呢？——
①根據前文，應是1941年秋。
再也沒有年輕人登他的門了。在這裡長大的人都不認識他。童子軍時代裡他的追隨者被這場戰爭拆散，分送到了各條戰線上。他們寄來了戰地書信，後來只寄戰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間接得到消息，他的寵兒霍斯特-道納特、最初是童子軍，後來是青年團旗隊長，末了當上少尉，在頓涅茨河畔陣亡了。
從那一天起，格雷夫日漸衰老，很少注意他的外表，全身心地沉湎於製造機械。結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裡看到的丁零響的機器和嗚嗚叫的機械竟比土豆和甘藍葉球還要多。普遍的食物匱乏的狀況自然也是一個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貨，即使供應也不定期，而格雷夫又不像馬策拉特那樣有門道，跑大市場，拉各種關係，適合於當個能幹的採購者。
這爿蔬菜店看去真是可憐巴巴的，不過，格雷夫用毫無意義的噪音機械填補了空間，雖說離奇古怪，卻也起了裝飾作用，人家看了本該高興的。從格雷夫這個業餘製作匠越來越混亂的頭腦裡產生出來的製品，我倒挺喜愛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護布魯諾用打包繩子編織的產物，我就會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陳列品。今天，布魯諾看到我對他手工編織的玩意兒所表現出來的半是取笑半是認真的興趣，感到滿心歡喜，那時，每當格雷夫發現這一架或那一架音樂裝置喚起了我的樂趣時，他也神思恍惚地感到高興。多年以來，格雷夫從不把我放在眼裡，可那時，當我待了半個鐘頭以後離開他那變成了作坊的店鋪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時候，他卻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我在這位纏綿床側的女人身邊多半要待上兩到兩個半小時，可這些事情有多少可以向諸君講述的呢？奧斯卡一進屋，她就在床上招手：“噢，是你呀，小奧斯卡。再走近點，你想鑽進羽絨被裡來嗎？房間裡可冷啦！格雷夫沒把屋子燒暖。”於是，我鑽到羽絨被下她的身邊，把我的鼓和那兩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只讓那第三根用舊了的纖維狀的鼓棒隨同我一起去拜訪莉娜。別以為我爬上莉娜的床之前已經脫掉了衣服。我穿著羊毛的和天鵝絨的衣褲以及皮鞋上了床，在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儘管這種取暖的活計很費力，我從亂成一團的羽絨被裡鑽出來時仍然穿著這一身衣服，而且幾乎沒有被弄皺。
我離開了莉娜的床後不久，便去拜訪蔬菜商，身上還帶著他妻子的臭味。這樣若干回以後，格雷夫就立下一條規矩，那是我也非常願意遵守的。當我還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著我的最後幾項練習的時候，蔬菜商便走進臥室，端來滿滿一盆熱水，放在一張小凳子上，還留下了毛巾和肥皂。他不朝床上看一眼，無言地離開了臥室。
奧斯卡多半迅速地從為他提供的溫暖的窩裡掙脫出來，走到洗澡盆前，給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顯神通的舊鼓棒來一次徹底的清洗。格雷夫忍受不了他老婆的臭味，即使這臭味是過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撲去的，這一點，我是能夠理解的。就這樣，剛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這位業餘製作家的歡迎。他為我發動了他的全部機器，讓我聽它們各種各樣的噪音。直到今天我還百思不解，奧斯卡同格雷夫之間儘管姍姍來遲地產生了這種親密的關係，卻始終未能結下友誼。格雷夫照舊使我感到陌生，他雖說喚起了我的關注，卻從未喚起過我對他的同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剛剛既無歌聲也無樂音地度過了我的十八歲生日，在無線電廣播裡，第六軍攻佔了斯大林格勒。此後不久，格雷夫製作了一臺擂鼓機。在一個木架兩端，他掛上了兩個盤子，盛滿土豆，重量相等。接著，他從左邊的盤子裡取走了一個土豆，天平的一頭就翹了起來，打開了一個止動裝置，使安裝在木架上的擂鼓機運轉起來：它發出急速敲擊聲、隆隆聲、嘎嘎聲、噠噠聲，鈸打響了，鑼敲響了，這一切聲響合成了一支短暫的、鏗鏘的、悲愴得不和諧的終曲。我喜愛這臺機器。我一再讓格雷夫啟動它給我做表演。不過，奧斯卡認為這位愛好製作的蔬菜商是靈機一動併為奧斯卡發明和製造了這臺機器的。過不多久，我就十分清楚地悟到了我的猜測是錯誤的。格雷夫也許從我那裡得到了啟發，不過，這臺機器卻是專為他自己製造的，因為這臺機器的終曲也是他的終曲。
這是十月間一個清潔的早晨，只有在東北風掃除了屋前的垃圾時才能這樣清潔。我按時離開特魯欽斯基大娘的住所，來到街上，正遇上馬策拉特在拉店鋪門前的捲簾式擋板。我站到他的身邊，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綠漆擋板，先是一團殖民地商品店氣味的雲霧撲鼻而來，這是昨天夜間貯存在店堂裡的；接著，我迎來了馬策拉特的清晨的親吻。在碼麗亞露面之前，我穿過拉貝斯路，朝西邊的石頭路面投下長長的身影，因為我的右邊，在東方，在馬克斯-哈爾貝廣場上空，太陽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高高拽起，它所採用的手段，正是閔希豪森男爵①揪住自己的辮子把自己從沼澤地裡拔起來時所使用的竅門——
①德國民間童話《閔希豪森男爵歷險記》（1786）中的主角。
如果有誰像我這樣瞭解蔬菜商格雷夫，那麼，當他見到在這種時候他的店鋪的櫥窗還被擋板擋著，門還上著鎖，他會立刻感到驚訝的。雖說最近幾年格雷夫已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古怪的格雷夫，然而他一向是準時開門營業的。他或許病了，奧斯卡想著，但隨即又打消了這個念頭。格雷夫去年冬天還在波羅的海鑿冰窟窿洗全身浴呢，雖說不再像往年似的定期前去，可是，這個熱愛大自然的人，儘管顯露出了若干衰老之態，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就病倒了呢？格雷夫太太毫不懈怠地行使著臥床特權；我也知道，格雷夫瞧不上柔軟的床鋪，他寧肯睡行軍床或者硬板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疾病把這個蔬菜商束縛在床上。
我來到門窗緊鎖的蔬菜店前，回頭望了望我們家的店，見到馬策拉特正在店堂裡，隨後我才在我的鐵皮鼓上急速地擊了幾小節，我寄希望于格雷夫大太的靈敏的耳朵。用不了多少聲響，店門右側的第二扇窗戶已經打開了。格雷夫太太身穿睡衣，一腦袋卷頭髮夾子，胸前抱著個枕頭，在結著冰花的窗檻花箱上方露出臉來。“快進來呀，小奧斯卡！你還等什麼呀，外面冷著呢！”
我舉起一根鼓棒，敲了敲櫥窗前的鐵皮鋪板說明原因。
“阿爾布雷希特！”她喊道，“阿爾布雷希特，你在哪裡？怎麼回事啊？”她繼續喊她的丈夫，一邊離開了窗戶。房門打開了，我聽見她在店堂裡走路的聲響，緊接著她又叫喊開了。她在地窖裡喊叫，可是我看不見，不知她為何喊叫，因為地窖的窗洞也封著；在進貨的日子裡，便由這個窗洞倒進土豆去，在打仗的年頭裡，進貨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我把一隻眼睛貼在窗洞前塗焦油的厚木板縫上，於是我看到地窖裡亮著電燈。我可以看到地窖樓梯上面那一段，有個白東西橫在那裡，可能是格雷夫太太的枕頭。
想必她把枕頭丟在樓梯上了，因為她已經不在地窖裡了。她又在店堂裡叫喊，緊接著又跑到臥室裡去叫喊。她摘下電話聽筒，叫喊著，找著號碼，接著又衝著電話叫喊；但是奧斯卡聽不明白這究竟是為了什麼。他只是偶然之間聽到了“事故”二字，還有那地址，拉貝斯路二十四號。她吼著重複了好幾遍，然後掛上聽筒。緊接著，她身穿睡衣，沒了枕頭，卻依舊是滿腦袋卷頭髮夾子，叫喊聲灌滿了窗框，把我所熟悉的她那整個雙料肥軀澆鑄到窗檻花箱裡的冰花上，兩手捂住粉紅色的肉瘤，在樓上大聲叫嚷，嚷得街道都變狹窄了。奧斯卡以為格雷夫太太也開始砸碎玻璃地歌唱了，不過連一塊玻璃也沒有碎掉。窗戶被使勁拉開了，鄰居們露面了，婦女們大聲問出了什麼事，男人們從鄰近的門洞裡衝出來：鐘錶匠勞布沙德，兩條胳臂只有一半伸進外套的袖筒裡，老海蘭德，賴斯貝格先生，裁縫李比舍夫斯基，埃施先生，甚至普羅布斯特，不是那個理髮師，而是煤店的那個，也帶著他的兒子來了。馬策拉特身穿白色工作服，像一陣風似的刮來了，抱著小庫爾特的瑪麗亞，則站在殖民地商品店的門洞裡。
我輕而易舉地隱沒在這些慌慌張張的大人叢中，躲過了正在找我的馬策拉特。馬策拉特和鐘錶匠勞布沙德是最先想要採取行動的人。他們想爬窗戶進屋。可是格雷夫太太不讓任何人爬上去，更不用說進屋去了。她一邊抓著、打著、咬著，一邊總還能找到時間叫喊，喊聲越來越大，有一些話甚至能讓人聽清楚了。先得等事故急救隊來了再說，她早就打過電話了，別人用不著再去打電話，她知道出了這樣的事情該怎麼辦。大家應當去照管各自的店鋪。這兒的事情已經夠糟的了。好奇，無非是好奇，這一回又看清楚了，當不幸的事故臨頭時，一個人的朋友究竟哪兒才有。她在大唱哀歌時，必定在窗下的人群中發現了我，因為她在喊我，她把那些男人們推下去以後，把赤裸的胳臂向我伸來。有人——奧斯卡今天還相信，那是鐘錶匠勞布沙德——把我舉了起來，不顧馬策拉特的反對，把我送進窗戶去，剛到結著冰花的窗檻花箱前，馬策拉特也快要抓住我的時候，莉娜-格雷夫已經抱住了我，把我緊貼在她那溫暖的睡衣前。這時她不再叫喊，只是用假聲嗚咽著，在假聲嗚咽的空隙間大口地吸氣。
方才，格雷夫太太的喊叫驅策鄰人們做出了激動、無禮的動作。這時，她那細細的假聲嗚咽以同樣的效果使擁擠在冰花下的人們變成了無聲而窘迫地聚集著的人群。他們幾乎不敢看她一臉的哭相，他們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好奇和關注都轉移到了有指望到來的急救車上去了。格雷夫太太的嗚咽也使奧斯卡感到不舒服。我設法往下滑一點，使我不至於離她那充滿悲痛的聲音那麼近。我鬆開了摟住她脖子的手，半個屁股坐在了窗臺花箱上。奧斯卡感覺到有人在盯著他，因為瑪麗亞正懷抱孩子站在店鋪門洞裡。就這樣，我又放棄了我坐的地方，意識到我的處境的難堪。同時，我只想著瑪麗亞，眾鄰居對於我來說是無所謂的。我從格雷夫太太這個河岸邊撐開去，我覺得它顫動得太厲害，並且使我想到了床。
莉娜-格雷夫並沒有發現我溜了，或許她再也沒有力氣抱住那小小的身體了。在很長的時間裡，這身體曾經賣力地向她提供了一個替身。莉娜或許也預感到奧斯卡將永遠從她身邊溜走了。她預感到隨著她的大聲喊叫有一種嘈雜的聲音降到了人世，它一方面成為纏綿床側的女人和鼓手之間的高牆和音障，另一方面又推倒了瑪麗亞和我之間存在的高牆。
我站在格雷夫夫婦的臥室裡。我的鼓斜掛著，不太穩當。奧斯卡熟悉這間房間，他能背出這淡綠色糊牆紙的長度與寬度。盛著上一天的灰色肥皂水的洗澡盆還放在小板凳上。所有的物件都有它的位置，然而我覺得拉壞、坐壞、躺杯和碰壞的傢俱面目一樣，至少是被修整一新了，彷彿所有這些硬挺挺地用四隻腳或者四條腿靠牆站著的傢俱需要莉娜-格雷夫的叫喊以及隨後的假聲嗚咽，這才能得到新的、冷得嚇人的光澤。
通往店堂的門開著。奧斯卡不想走進那間散發著乾土和洋蔥味的屋裡去，卻又身不由己地進去了。日光透過櫥窗擋板的裂縫，用擠滿塵粒的光帶把這間屋子分割成條條塊塊。格雷夫的大部分噪音和音樂機械處在半昏暗中，光線僅僅照亮了某些細部、一口小鐘、膠合板斜撐和擂鼓機的下半部，還使我看到了待在天平上的土豆。同我們店裡完全一樣的、櫃檯後面蓋住地客口的那扇吊門敞開著。這扇厚木板門沒有任何東西支撐著，有可能是格雷夫太太大聲喊叫的時候在匆忙之中拉開的，但她沒有用門上的鉤子扣住櫃檯邊上的環。奧斯卡只須輕輕一碰，這吊門就會倒下，封住地窖口。
我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這塊散發出塵土味和黴味的厚木板後面，凝視著那個被燈光照亮的四方形，它框住了樓梯的一部分和地窖裡的一塊水泥地。一個構成臺階的小平臺的一部分從右上角伸進這個四方框裡來。這個小平臺想必是格雷夫新近添設的，因為我以前也偶或到地窖裡去過，卻從來沒有見到過它。為了看一個小平臺，奧斯卡是不會如此著魔地、如此長久地把目光送進地窖裡去的，可他這樣做了，那原因是由這幅畫面的右上角伸出了兩隻填滿了的羊毛襪和兩隻繫帶黑皮鞋，而且是奇怪地縮短了的。儘管我看不到鞋底，可我馬上認出這是格雷夫的遠足鞋。這不可能是格雷夫，我暗自想道，他作好了去遠足的準備又怎麼會這樣地站在地窖裡？因為鞋子不是底朝下，而是自由飄浮在小平臺上方；那筆直朝下的鞋尖勉強觸到了小平臺的木板，接觸得很少，但畢竟還是觸到了。我用一秒鐘的時間想象著一個用鞋尖站立的格雷夫，因為我相信他，這位體操運動員和愛好大自然的人，是做得出這種滑稽可笑卻又很費力氣的練習來的。
為了讓我確信我這種假設是正確的，也為了情況確實如此時狠狠地嘲笑一下這個蔬菜商，我於是小心翼翼地爬到很陡的樓梯上，一級一級往下走去。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一邊還敲著這製造恐懼和驅趕恐懼的工具：“黑廚娘，你在嗎？在在在！”
當奧斯卡穩穩當當地站在水泥地上的時候，他才讓目光經由曲折的道路，從一捆空洋蔥口袋上方越過，再滑過摞成堆的同樣是空的水果箱，掠過以前從未瞧見過的橫樑構架，直至接近格雷夫的遠足鞋懸吊著或者用鞋尖站立著的地方。
我自然知道格雷夫懸吊著。鞋懸吊著，編織得很粗糙的深綠色襪子也懸吊著。長統襪口上方赤裸的男人膝蓋，大腿毛茸茸的直到短褲褲邊；這時，一陣又刺又癢的感覺從我的生殖器慢慢地延伸開去，接著到了臀部，又上升到變麻木的背部，沿著脊椎骨往上爬，繼而到了後頸，弄得我熱一陣冷一陣的。這感覺從那裡又一路紮下去到了兩腿之間，使我那根本來就很小的圓木棍乾癟下去，接著它再次跳過已經彎曲的背部到了後頸，在那裡漸漸收縮——今天，只要有人在奧斯卡面前說到懸吊這個詞，甚至說到把洗淨的衣服掛起來①時，他就會產生這種又刺又癢的感覺。懸掛在那裡的不僅是格雷夫的遠足鞋、羊毛襪、膝蓋和短褲，格雷夫整個人靠脖子懸吊著，在繩子上露出一張齜牙咧嘴的臉，仍沒有擺脫舞臺上那種裝腔作勢的表演——
①在德語裡，“懸吊”和“掛”是一個詞。
又刺又癢的感覺驟然消失，快得令人驚訝。我覺得格雷夫的姿勢又恢復正常了；因為一個吊著的人的身體姿勢基本上同一個用手撐地行走的人、一個頭足倒立的人、一個想騎馬而躍上一匹四條腿的馬卻採取了真正不幸的姿勢的人的模樣是一樣正常和自然的①——
①指採取這些姿勢時，腳尖都是朝下或朝上的。
此外還有佈景。奧斯卡這時才理解了格雷夫過去所花費的精力。格雷夫吊在其中的框架和佈景是精選出來的，幾乎是鋪張的。這位蔬菜商曾經尋找過一種適合於他本人的死的形式，他找到了一種兩頭平衡的死法。他，在他活著的時候，計量局的官員曾多次找他麻煩，他們之間有過不愉快的信件往來，他們曾多次沒收過他的天平和砝碼。他，由於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稱得不準確，曾經付過罰款。這一回，他用土豆同他的身體保持平衡，一克不差地保持平衡。
一根光澤暗淡、或許用肥皂抹過的繩子，由滑輪引導，穿過兩根橫樑上方，這兩根橫樑是格雷夫為他的末日架在一個支架上的。這個支架只有一個用途，就是用作他的末日支架。他浪費了上好的木料，我由此推斷出，這個蔬菜商沒想到過要節約。在那些建築材料緊缺的戰爭年代裡，要搞到橫樑木和木板想必是非常困難的。在這之前，格雷夫一定幹過實物交易，他用水果換來了木材。所以，在這個支架上也不缺少純屬多餘的、只為裝飾用的角撐。構成臺階的三段式小平臺——奧斯卡方才在上面店堂裡已經看到了它的一角——把這整個橫樑構架提高到了幾近於莊嚴的程度。那臺擂鼓機看來是這個業餘製作家用作模型的。同那臺機器的情形一樣，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都掛在支架的內部。在他和同樣搖晃著的土豆之間，有一把精巧的綠色小梯子，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鮮明的對比。他用一個童子軍才會打的、富有藝術性的套結把幾個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繩上。四個塗白漆但光線仍然很強的電燈泡照亮了支架內部。因此，奧斯卡無需登上並玷汙那個莊嚴的小平臺，便能從土豆筐上方一張用鐵絲固定在童子軍套結上的小硬紙片上讀出那一行字：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
格雷夫身穿童子軍指導的制服掛在那裡。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復穿戰前年代的制服。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經顯窄了。他無法結上最上面的兩個釦子和腰帶，要不然的話，他這身打扮挺整潔，現在卻添上了叫人討厭的怪味兒。格雷夫按照童子軍的規矩交疊著左手的兩指。這個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軍帽子系在右手腕上。他無法結上襯衫領口的扣子，也同樣無法結上齊膝短褲最上面的扣子，於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從這空檔裡鑽了出來。
小平臺的臺階上有幾株紫花，還不相宜地雜著香菜莖。也許花已經被他撒完了，因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還有幾朵玫瑰都用來裝飾掛在支架的四根主橫樑上的那四幅小像了。左前方一根上掛著童子軍創始人巴登一鮑威爾爵士像，有玻璃框。左後方是聖徒聖喬治，無框。右後方是米開朗琪羅畫的大衛頭像，無玻璃。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個表情豐富的、漂亮的、大約十六歲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這是格雷夫的寵兒霍斯特-道納特從前的相片，他後來當了少尉，在頓涅茨陣亡。
也許我還得提一筆小平臺臺階上紫菀與香菜間一張被撒成四片的紙。這些碎片扔在那裡，卻可以讓人毫不費力地拼在一起。奧斯卡這樣做了，他辨認出這是一張曾經多次蓋上風紀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傳票。
還有待我來報道的，便是急救車催人的笛聲喚醒了正在考察一個蔬菜商死因的我。緊接著，他們跌跌撞撞地下了樓梯，登上小平臺，把手伸向吊著的格雷夫。可是，他們剛把這個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紛紛落下、翻倒。同擂鼓機一樣，格雷夫機巧地用膠合板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機械在止動裝置打開後便運轉起來了。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臺上，又從小平臺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擊著鐵皮、木頭、銅和玻璃，上面，一支擺脫羈絆的鼓樂隊敲響了阿爾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終曲。
時至今日，奧斯卡最艱鉅的任務之一，便是讓雪崩似的土豆墜落的噪聲——順帶說一句，幾個急救員賴此發了財——讓格雷夫的擂鼓機的有機喧鬧聲在他的鐵皮鼓上響起回聲。也許因為我的鼓對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我有時也成功地在奧斯卡的鐵皮鼓上奏出一首經過修飾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編曲。我的朋友們以及護理員布魯諾曾問及這首鼓曲的標題，我於是給它起名為：七十五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