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安妮的敘述）
我非常喜歡北上到羅得西亞這趟旅程。每天都有新奇而令人興奮的事物可看。首先是赫克斯河谷的美妙景色，再來是卡魯的悽麗荒廢之美，最後就是貝專納蘭平直美妙的軌道，以及土著帶來推銷的那些令人讚美的玩具。蘇珊妮和我在每一站都差點被留下來——如果你能稱那些為車站的話。似乎每到一站，火車才剛停下來，一大群的土著就突然冒過來，出售餐碗、甘蔗以及令人驚羨的木刻動物。蘇珊妮立即收購木刻動物。我跟她一樣——這些木刻動物大部分售價三便士，而每一個都不一樣。有長頸鹿、老虎、蛇、表情悲悽的非洲羚羊以及荒謬的小黑人武士。我們都很開心。
尤斯特士-爵士企圖限制我們購買——但是他是白費氣力。我仍然認為我們沒被留在沿線的某些站上，實在是奇蹟。南非的火車在再開動時，並沒鳴汽笛或是人聲喧譁，它們都只是靜靜地開走，而你正在議價時抬頭看到火車已再開動，不得不沒命地跑著跳上火車。
蘇珊妮那天在開普敦看到我爬上火車時的驚異是可以想像的，那天晚上我們徹底地對整個情況再次檢討，我們談了半個晚上。
對我來說，顯然攻守雙方面的戰略都必須調整。跟尤斯特士爵士等一行人一起旅行，我相當安全。他和瑞斯上校都是有力的保護者，而且我判斷我的敵人一定不敢來惹這個大黃蜂巢。而且，只要我接近尤斯特士爵士，我就多多少少可以接觸到彼吉特——而彼吉特是秘密的中心。我問蘇珊妮，就她的看法，彼吉特可不可能就是那神秘的“上校”。他那次屬的地位當然跟此假設相沖突，但是有時讓我驚訝的是，不管尤斯特士爵士再怎麼獨斷獨行，他的秘書真的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力。他是一個逍遙自在的人，也是一個可能被機敏的秘書玩弄於手掌之間的人。他的地位比較曖昧，可能事實上正好對他有利，因為他一定不想引人注目。
然而蘇珊妮很強烈地否定這些想法，她不相信彼吉特就是那統治者。真正的頭子——那“上校”——躲在背後，而且很可能在我們抵達之前，早已經在非洲了。
我同意她的看法很有道理，但是我並不十分滿意。因為在每一可疑的事例中，彼吉特都以指揮者的身分出現。他的個性中似乎缺乏一種犯罪頭子所該有的信心和決斷力——但是根據瑞斯上校的說法，畢竟那神秘的領導者所提供的只是頭腦方面的工作，而具有創造力的天才常常隨帶著虛弱且畏怯的肉體結構。
“這是教授的女兒說的話，”當我以此觀點跟她辯時，她打斷我的話。
“不管怎麼說，這仍然是真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彼吉特可能是最高首腦。”我沉默了一兩分鐘，然後思索著繼續說：“我真希望我知道尤斯特主爵士是如何賺錢的！”
“又懷疑了？”
“蘇珊妮，我已進入了不得不懷疑的狀態！我不是真正懷疑他——但是，他畢竟是彼吉特的僱主，而且他擁有‘磨房’。”
“我已聽說他以一種他不便說出的方法賺錢，”蘇珊妮有所思地說，“但是那並不一定指的是犯罪——可能是製造鍍錫平頭針或是生髮劑！”
我有點不情願地同意她的看法。
“我想，”蘇珊妮疑惑地說，“會不會是我們盯錯了人？我的意思是說，因為假定彼吉特共謀而被導錯了方向？終究，如果他真是完完全全正直無欺的人呢？”
我對此考慮了一兩分鐘，然後搖搖頭。
“我無法相信。”
“畢竟他對每一件事都有他的解釋。”
“是──是的，但是那些解釋都不太能令人相信。例如，那晚他在吉爾摩登堡號上，企圖把我推到海里，他說，他跟蹤雷本到甲板上，而雷本轉身把他擊倒。現在我們知道那並不是實情。”
“不錯，”蘇珊妮很不情願地說，“但是，我們只是透過尤斯特士爵士才知道那件事。如果我們是直接聽彼吉特本人說，那可能就不同了。你知道人們在複述某一件事時，總是多少有點出入。”
我在腦海裡把那件事再重新回想一遍。
“不，”我最後說，“我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的可能。彼吉特有罪。不管再怎麼說，你無法否認彼吉特想把我推到海里的這個事實，以及其他吻合的事件。你為何如此堅持你的這個新看法？”
“因為他的臉。”
“他的臉？但是——”
“是的，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它是一張罪犯的臉，一點也不錯。沒有任何一個有著像那樣一張勝的人，會真的就是罪犯。那將是大自然的一大玩笑。”
我不太相信蘇珊妮的辯詞，我在過去的歲月裡對大自然瞭解很多。如果她具有幽默感，那她並沒顯露太多出來。蘇珊妮是那種會在大自然上，加上自己主觀有利色彩的人。
我們略過這些，繼續討論當前的計劃。我很清楚我必須有某種立場，我無法繼續避免解釋。所有難題的解答已經在我手中，雖然我有時候沒想到。“每日公報”！我的沉默或發言都已無法再影響哈瑞-雷本。他被指認為“褐衣男子”並不是我的錯。我採取似乎是對抗他的方式可以幫他最好的忙。“上校”和他的黨徒一定不會懷疑，在我和他們所選出來作為馬羅謀殺案的代罪羔羊之間，存在著任何友善的情感。就我所知道的，被害的女子身分仍是未明。我將打電報給納斯比勳爵，提示他說，她就是那長久以來使巴黎為之歡欣的名俄籍舞者“納蒂娜”。她的身分尚未被確定，對我來說實在難以置信——然而在我對此案子有了更深的瞭解之後，我就知道那是很自然的現象。
納蒂娜在巴黎事業成功的時候，並沒有到過英格蘭。倫敦的觀眾並不知道她。報上所登載的馬羅被害者照片，都是那麼模糊，難以辨認，因此沒有人能認出來實在不足為奇。而且，就另一方面來說，納蒂娜蓄意讓她的英格蘭之行保持高度秘密。命案發生的第二天，她的經理人收到了一封聲言是發自她的信，信上說她為了私人急事返回俄國，他必須儘可能處理她的違約問題。
當然，這些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在蘇珊妮的完全同意之下，我從迪阿爾發出了一封長電報，電報到達得正是時候（這當然也是我後來才知道的。“每日公報”正缺乏轟動的新聞。我的猜測被證實為正確無誤，而“每日公報”有了開辦以來的第一條獨家新聞。“磨房謀殺案被害者身分本報特約記者證實。”等等。“本報特約記者與兇手同船出航。褐衣男子的長相如何？”）
主要部份當然也轉送到南非各報，但是我自己卻在好幾天之後才看到我所寫的長篇報道！我在布拉瓦爾收到嘉許及指示電報。我已成為“每日公報”一員，而且我還收到納斯比勳爵的個別祝賀。我被正式派任追尋兇手，而我，只有我知道兇手並不是哈瑞-雷本！但是讓世人認為是他吧——目前最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