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鞋匠家的房客
在瑞士周圍，烈焰騰空，烽煙滾滾，世界大戰正在進行著。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這四個年頭裡，在瑞士這塊和平的綠洲上，偵探小說裡那種驚心動魄的場面層出不窮。在奢侈豪華的旅館裡，交戰國雙方的使節們，像素不相識的人一樣，冷冰冰地擦肩而過，雖然一年前他們還曾和和氣氣地坐在一起打橋牌，競相邀請對方參加自己的家宴。一批批身份不明、高深莫測的人，悄悄地溜出他們的房間。議員、秘書、武官、商人、戴面紗的和不戴面紗的婦人們，每個人都負有秘密使命。插有外交豁免權小國旗的轎車駛到這些旅館門前，從車裡走出來的是工業家、記者、文化界名流以及假借遊山玩水之名而突然出現的冒牌旅遊者。但是幾乎人人都負有這樣的使命：要探聽什麼，偵察什麼。引見來客的門房、打掃房間的女僕，他們全都著去幹偷聽、偷看的勾當。這些人無孔不入，在旅館、包飯公寓、郵局、咖啡館裡，到處都有人在互相摸底。所謂宣傳工作，實際上大半是間諜活動；標榜什麼，就是出賣什麼。這些來去匆匆的過客們進行的每件公開交易的背後，都隱藏著兩三個目的。一切都有人彙報，一切都有人監視。無論什麼級別的德國人，剛剛踏進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知道了，一個小時後巴黎就會接到情報。大大小小的特務們日復一日將一本本真實的和捏造的報告送交使館隨員，這些報告又一級級往上遞送。牆是透風的，電話被竊聽，用字紙簍、吸墨紙裡的材料編造情報。終於這些興風作浪的厲鬼荒唐到如此地步，許多人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何許人也。獵手和狩獵對象，間諜分子和反間諜分子，出賣人的和被出賣的，這些人都混雜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裡，有一個人，關於他的報告材料卻少得可憐。也許他太不值得重視，他不在高雅的旅館裡下榻，也不去咖啡館裡閒坐，更沒有光臨宣傳演出會，他只和妻子一起深深地隱居在一個鞋匠家裡。在利馬堤河岸的後面，有一條古老的、崎嶇不平的窄巷，這裡的房子都像舊城裡的那樣，建造得相當結實，房頂高高地聳立著，他就住在這樣一所房子裡的三樓上。房子已經被燻得很黑了，其原因一半由於歲月的流逝，一半也由於樓下庭院裡有個煮香腸的小作坊。他的鄰居一個是女麵包師，一個是意大利人，一個是奧地利演員。由於他很不健談，鄰居們只知道他是一個人，他的俄語名字的發音很難。他們還知道，他是幾年前才從故鄉逃亡來的，他沒有什麼財產，也不做什麼有利可圖的交易。女房東最清楚，他們夫婦倆衣食十分簡樸。搬來的時候，他們攜帶的所有家用雜物還裝不滿一個小筐。
這個矮小結實的人是如此地不顯眼，他儘可能生活得不引入注意。他謝絕社交生活，樓裡的鄰居們很少碰到他那從眯縫著的雙眼裡射出的深沉銳利的目光。他的客人也很少。日復一日，他按嚴格的規律生活，每天清晨九點鐘必去圖書館，在那裡一直坐到十二點關門為止，十二點十分準時回到家中。下午十二點五十分他又離開家，又像早晨那樣成為第一個來圖書館的人，然後在那裡一直坐到晚上六點鐘。情報人員歷來只注意說話多、愛嚼舌頭的人，殊不知那些沉默不語、埋頭書堆、好學不倦的人，往往就是煽動世界的頭等危險的人物。就這樣，情報人員並沒有注意到這位不引人注目的、鞋匠家的房客，也沒有寫過關於他的報告。可是，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子裡，人們卻知道：在倫敦，他曾經是一家者辦的激進的小型雜誌的編輯；在彼得堡，他是某個名字不易發音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但是由於他輕蔑地談論了社會主義政黨裡有聲望的人物，並宣稱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還由於他表現得難以接近，又絲毫不會拉交情．所以並沒有多少人理睬他。有時候他在無產者出沒的咖啡館裡召集會議，到會者只有寥寥的十五至二十人，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因此，當局就像對待其他高談闊論、頭腦發熱的者那樣，把這個遁世者收容下來了。沒有人重視這位矮小而嚴峻的男人。在蘇黎世只有二三十人認為：這位住在鞋匠家裡名字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人是值得注意的。當時，假如有一輛飛快地穿梭在各個使館之間的豪華汽車，偶然把這個人撞死在大街上，那麼，不論是烏里揚諾夫，還是列寧這個名字，都不會為世人所熟知……
實現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這一天，蘇黎世圖書館管理員深感奇怪。時針已指到九點了，那個最準時的讀者還沒來，他每天都坐著的位子還空著。快九點半了，快十點了，那個孜孜不倦的人不來了，他不會再來了。因為在去圖書館的路上，有個朋友和他談了些什麼，或者更加可能的是，發生的傳聞使他大為震驚。
開始時，列寧還不敢相信，他被這個消息驚呆了，接著他以急促、堅定的步伐趕往湖畔的售報亭。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他在報亭旁和報館前等待著消息。事情是真的，這消息千真萬確，而且對他來說一天比一天更加真實動人。起初只是一次宮廷政變的謠傳，看來只是內閣大臣的更迭而已；然後是沙皇的被推翻，臨時政府的產生，杜馬，自由了，大赦犯——所有這一切，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他二十年來在秘密組織里，在監獄，在西伯利亞，在流放生活中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實現了。這時他突然覺得：戰爭造成了千百萬人的死亡，但他們的鮮血並沒有白流。在他看來，這些人已不是毫無意義的犧牲品了，而是一個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王國的殉道者。這樣的王國已經誕生，這個平時是那麼清醒、冷靜的夢想家現在陶醉在興奮之中。千百個者困守在日內瓦、洛桑、伯爾尼自己的陋室裡，這時他們的歡呼聲震撼著大地，因為這個消息使他們深感欣慰：可以回去了！不必用假護照，不必隱姓埋名，不必冒著被判處死刑的風險就可以回到沙皇的帝國中去了，可以作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了！他們收拾好少得可憐的行裝，因為報紙上刊載了高爾基的言簡意賅的電報：“你們回家吧！”從四面八方飛來了信件和電報：回家，回家吧！集合起來！團結起來！再次投入生活，為著他們從懂事以來就為之獻身的事業！
失望
幾天以後，人們驚愕地認識到：的消息雖然使他們想入非非、欣喜若狂，但是這個並不是他們所夢想的那種，根本不是的。這是一次顛覆沙皇的宮廷政變，是由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們策動的，目的無非是阻止沙皇與德國的單獨媾和。這決不是人民的，人民所要的是和平和權利。這決不是他們曾經為之而生並準備為之而死的，而是好戰的黨派、帝國主義分子和將軍們的陰謀。這些人不想讓自己的計劃付諸東流。
不久之後，列寧和他的同志們還認識到：讓大家都回家的允諾決不包括那些進行真正徹底的、宣傳卡爾·馬克思主義的人。米留可夫和其他自由主義者們已經授意禁止這些人回國。他們一方面把溫和派以及有利於延續戰爭的社會主義者迎接回國，例如普列漢諾夫就是在高級人員的陪同下，體面地乘著魚雷快艇從英國回到彼得堡的；另一方面他們又把托洛茨基攔阻在哈利法克斯，其他的激進分子們也都被截留在國境線外。所有的協約國邊界哨所都有第三國際齊默爾瓦爾德會議參加者的黑名單。列寧在失望中還不斷地往彼得堡拍發出一封封電報，但這些電報不是被扣留就是不予受理。在蘇黎世人們不瞭解他，在歐洲也沒什麼人注意到他，但是在，人們卻知道得很清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對於他的對立面說來，是多麼強有力，多麼富有遠見，多麼危險可怕。
這些無能為力的隱居者們大失所望。多年來，他們在倫敦、巴黎、維也納開過無數次討論會，從戰略上規劃過，每項組織工作的細節問題都曾經再三斟酌、反覆探討和仔細研究過。在漫長的幾十年裡，他們在自己的雜誌上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對諸如此類的困難、危險以及可能性都做過通盤的考慮。這個人的一生中總是不斷審慎地醞釀著一個思想總體，最終這些思想變成了規劃。現在僅僅因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這個就要被那些溫和派沖淡，甚至被糟蹋掉。那些人表面上提出解放人民的口號，實際上卻在為外國人服務，為外國謀利益。平時一向那麼頑強不屈，那麼實事求是的列寧，這個時候也做著最不切合實際的幻夢。難道不能租用一架飛機，穿越德奧領土回家嗎？然而第一個上門來的效勞者卻是個特務。奪路而去的想法，越來越強烈和難以遏制。他寫信到瑞典，要人們給他弄一張瑞典護照。他甚至想裝成啞巴，為了可以不受盤問。當然，當度過夢幻的夜晚在清晨醒來的時候，列寧自己也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幻想，是無法實現的。但是在白天，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必須回到去，進行他自己的，以取代別人的什麼，用正確的、誠實的去取代那種侈談的。他必須回去，儘快地回到去！回去！不惜一切代價！取道德國：行還是不行？
瑞士位於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諸國的環抱之中。像列寧這樣的者要取道協約國是行不通的，同樣，作為臣民、交戰國的公民，取道德國和奧地利也是不行的。但是反常的情況就在於：列寧要是和威廉皇帝的德國打交道，其成功的可能性要超過和米留可夫的以及拜恩卡雷的法國。德國要是不惜一切代價，在美國宣戰之前與媾和，那麼，一個在那裡能給英國和法國的公使們製造麻煩的者，對德國說來當然是備受歡迎的幫手。
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成百次地譴責和威脅過這個皇帝統治下的德國，如今卻突然要和這個國家接觸並開始磋商。邁出這一步就意味著要承擔不同尋常的責任，因為兩國正處於交戰狀態之中，從迄今為止所公認的道義觀點看來，誰要是在敵國參謀部的許諾下，踏上並穿越敵國領土，顯然就是一種背叛行為。列寧自然也知道，這件事會使他的黨和自己開創的事業威信掃地，他將因此受到猜疑，將被當成受德國政府收買而被派到去的奸細看待；而一旦他提出的立即實現和平的綱領得以實現的話，他也會被當成阻礙通過打贏戰爭取得真正和平的千秋罪人載入史冊。當列寧宣佈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將走這條最危險、最足以毀名敗譽的道路時，不僅溫和的者，就連和列寧志同道合的同志們也為之震驚。他們在驚愕和不知所措中指出：瑞士的社會黨人早就著手談判，爭取把者通過交換戰俘的合法、折中的途徑送回去。但是列寧知道，這條路是何等漫長，因為政府會百般刁難，把他們重返家園的問題拖延得遙遙無期。然而他更深知：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事關重大。從現行的一切法則和觀念來看，採取這一行動無異是一種叛變行徑，因此當那些有點玩世不恭、又頗魯莽冒失的人也不敢問津時，列寧就已看準了目標。那時他就已經暗下決心，為使他的同志們重返家園，他願承擔責任，開始和德國政府談判。
協議
列寧知道，他們的這一舉動會引起轟動，也會受到攻訐，所以他們的行動要儘可能地公開化。受他的委託，瑞士工會書記弗裡茨·普拉登前去和德國公使接洽。此人早先就已和者談判過，現在他把列寧的條件提交德方，似乎像是已經預料到自己未來的威望那樣，這位矮小的、不知名的者並沒有向德國政府提出任何請求，只向對方提出幾個條件。據說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旅客才能接受德國政府的協助：承認車廂的治外法權；上下車時不得檢查護照和人員；按正常票價自付車費；不允許強令離車，也不允許擅自離車。羅姆貝爾格把這消息逐級上報，一直呈送到魯登道夫手裡，毫無疑問得到了他的贊同。雖然在魯登道夫的回憶錄中，找不到有關此事的任何記載，但是這卻是他一生中所的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決定。在某些條款上德國公使還想作一番討價還價，因為列寧故意協議書寫得模稜兩可，使得不僅人，還有同車的奧地利人拉德克也可以免受檢查。但是德國政府也像列寧一樣感到時間的緊迫。因為四月五日這一天美利堅合眾國已經向德國宣戰了。
就這樣，四月六日中午，弗裡茨·普拉登接到了值得紀念的通知：“諸事按預期要求進行安排。”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下午兩點半鐘，一小群提著箱子、衣著寒酸的人，從車林格豪夫旅館向蘇黎世車站出發。這隊人馬總共只有二十人，其中還包括婦女和兒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寧、季諾維也夫和拉德克的名字日後為世人所知。他們在一起吃了頓簡單的午飯，一起簽署了一份文件，因為從《小巴黎人》報上的新聞報道中，他們瞭解到，臨時政府蓄意把取道德國的旅行者當作叛國分子對待。他們用粗獷、欠流暢的大字體簽名，宣稱他們對此次旅行承擔全部責任並接受所有的條件。他們沉靜而堅決地準備好了這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旅程。
他們到達車站時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沒有記者，沒有拍照片。在瑞士沒有人知道烏里揚諾夫先生，他戴著揉皺了的帽子，穿著舊上衣和笨重到可笑地步的礦工鞋（他把這雙鞋一直穿到瑞典），夾雜在這一群提箱挎籃的男男女女之中，默默地、不引入注目地在車廂裡找了一個座位。這群人看上去與南斯拉夫、小俄羅斯、羅馬尼亞來的無數移民並無兩樣。這些移民在被送往法國海岸，從那裡遠渡重洋之前，常常在蘇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子上休息，幾個鐘頭。瑞士工人黨不贊成這次旅行，他們沒有派代表送行，只來了幾個人。為的是給故鄉的人捎去一點食品和他們的問候，還有幾個人想利用最後幾分鐘的時間勸阻列寧放棄這“胡鬧的、罪惡的旅行’’。但是決心已下，三點十分列車員發出信號，接著列車滾滾地駛向德國邊界哥特馬丁根。三點十分，自這個時刻起，世界時鐘的走法變了樣。
被封閉的列車
世界大戰中發射了幾百萬發毀滅性的炮彈。規模最大、威力最強、射程最遠的發射物，是由工程師設計出來的。但是，在近代史上沒有哪一發炮彈能像這趟列車那樣射得遙遠，而且一彈命中。這趟列車上載著本世紀最危險、最堅決的者，正從瑞士邊境急馳過德國領土，要在彼得堡下車，然後就在那裡把這個時代的舊秩序炸燬。
在哥特馬丁根，這一車不尋常的發射物停在鐵軌上，這是一節二等和三等的車廂，女人和孩子佔了二等席位，男人們佔三等席位。在地板上畫了一道粉筆線，這就是人的領土和兩個德官用的車廂之間的中立地帶的分界線。這兩個軍官是來陪送這批有生命的烈性炸藥的。列車平安地行駛了一夜。只在到達法蘭克福時湧上來幾個德國士兵，還有一些德國社會黨人，他們聽說者要從這裡過境，試圖服這批旅行者，但都被拒絕了。列寧明白，假如他在德國的領土上和德國人哪怕只說一句話，也會受到巨大的懷疑。在瑞典，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
他們撲向早餐桌，桌上的點心對他們說來簡直像是難以置信的奇蹟。到這時列寧才買了一雙新鞋。換下了他那笨重的礦工鞋，他還買了幾件衣服，終於到達國境了。
射擊開始了
列寧在踏上祖國土地後的第一個舉動是最典型不過的舉動了：他並沒有先看看哪一個人，而是首先撲到報紙上去。離開十四個年頭了，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沒有看見過它的土地、國旗和士兵的軍服。但他不像別人那樣把堅如鐵石的思爆發為盈眶的淚水。也不像婦女們那樣去擁抱那些驚訝得不知所措的士兵們。報紙，首先要看看報紙，特別是《真理報》。要看這份報紙，看看他的這份報紙是不是堅定地站在國際的立場上。他憤怒地把報紙揉成一團。不夠，不夠！這裡還老是充斥著關於“祖國”的陳詞濫調，還是“愛國主義”那一套夢囈，這裡沒有多少他所認為的純正的。他感到，此刻正是他應該歸來的時候，要用猛力來扭轉舵輪，要力挽狂瀾，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要把他平生的理付諸行動。但是，他能做到這一點嗎？他還有些不安，還有一些緊張。到了彼得堡——這個城市現在還叫這個名字。但是這長不了——米留可夫會派人逮捕他嗎？朋友們驅車前來迎接他。除了他們，還有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來到光線很壞的三等車廂裡，昏暗朦朧的燈光有氣無力地照射在他們的臉上，一種神秘的微笑仍明顯可見。他們沒有回答什麼，或者是不想回答。
但是存在的現實做了無聲的回答。當列車轟隆轟隆地開進芬蘭車站時，車站前的廣場上已經擠滿了成千上萬的工人、各兵種的儀仗隊，他們正等候著那位從中歸來的人。《國際歌》的歌聲驟起。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走出車站時，這個前天還住在鞋匠家的人已經被幾百雙手抓住並把他高舉到一輛裝甲車上。探照燈從樓房和碉堡裡射出來，光線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就站在這輛裝甲車上向人民發表了第一篇演說。大街小巷都在震顫著，不久之後就開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射擊開始了！要摧毀一個帝國！要粉碎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