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年輕人叫海亞尼，巴基斯坦人，是高級住院實習醫生。他天生富有同情心。他的英語帶有濃重的土音。似乎他樂意到病房和帕特里克交談，談多久都行。在他的治療下，那些傷口正在痊癒。
不過帕特里克沒有擺脫精神上的優慮。“那種難受我無法準確地表達。”他說。這時兩人差不多談了一小時，海亞尼把話題引到了這方面。帕特里克對聯邦調查局的訴訟提出後，各家報紙都以醒目位生報道了這個消息。從醫生的角度看，診治一個遭受如此可怕傷害的病人非常難得。任何年輕醫生都會為自己接近社會風暴中心感到榮幸。
海亞尼同情地點點頭。繼續談下去，他的眼裡露出了懇求的目光。
今天，帕特里克當然願意這樣做。“我睡不好覺，”他說，“最多過一小時就聽見說話聲，後來覺得自己的肌肉在灼燒，再後來我醒了，一身大汗。直至現在，我還是這樣。按理說，現在睡在這裡，該安全了吧。可我老是覺得他們還在那裡，還在追尋我。我無法睡覺，也不想睡覺。”
“我給你眼幾顆鎮靜藥。”
“別，千萬別給我服鎮靜藥。那種藥我受夠了。”
“你的血液化驗結果是好的。有一些殘餘物，但不嚴重”“我再也不想服麻醉藥。”
“你需要睡覺．帕特里克。”
“我知道，可我不想睡覺。要不，又會難受。”
海亞尼在一張表格上寫了幾個字。接下來是一陣寂靜。兩人都在思索下面該說些什麼。海亞尼覺得很難想象眼前的人是殺人犯，尤其是以那樣可怕的方式殺人。
房內黑沉沉的，唯有窗緣透入的一絲亮光。“我想坦率地和你說件事，行嗎？”帕特里克問。他的聲音比以前更低。
“說吧”
“我需要長期呆在這裡。這裡，就在這間病房。再過幾天。他們就要吵吵嚷嚷地把我轉移到哈里森縣監獄了。在那裡，我將和幾個流氓合住一間小牢房。
那樣我就沒有生存的希望了。”
“可是他們為什麼要把你轉移到那個監獄？”
“壓力，大夫。他們必須逐步增加壓力，直至我說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把我丟進可怕的牢房，同強xx犯、毒品販子關在一起後，會給我傳遞這樣的信息：最好開始招供，否則將如此度過自己的餘生。那監獄在帕奇曼，可以說再也沒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了。大夫，你到過帕奇曼嗎？”
“沒有。”
“我去過。我曾經有個委託人在那裡。簡直就是地獄。縣看守所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大夫，你能把我留在這裡。你只需不斷對法官說，我仍然需要你的看護。這樣我就能留下來了。大夫，我求求你啦。”
“行，帕特里克。”海亞尼說著，又在表格上填了幾個字。接下來又是一陣沉寂。帕特里克合上眼。呼吸加劇．想到即將被轉移到監獄，他極其不安。
“我打算給你作出精神病方面的結論。”海亞尼說。帕特里克咬住下唇，不讓自己發笑。
“為什麼？”他假裝不明白。
“因為我有這方面的懷疑。你不同意嗎？”
“不，我同意。什麼時候？”
“大概兩天之後。”
“這樣是不是太快了？”
“那就慢一些。”
“慢一些好。在這裡，一切事都應該慢慢的。”
“我明白了。放心。那就下星期吧。”
“可以。下下個星期也行。”
那男孩的母親叫內爾登-克勞奇，住在哈蒂斯堡郊外的一處活動房屋內。不過她兒子失蹤時，她是同他一道住在盧斯代爾郊外的一處活動房屋內。從盧斯代爾到利夫大約有30英里。按照她的回憶，她兒子是1992年2月9日失蹤的。這個日子恰好同帕特里克-拉尼根死在15號公路的日子相同。
但是按照治安官斯威尼的記錄，內爾登-普魯伊特（這是當時她的婚後姓名）是在1992年2月13日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訴說她兒子已經失蹤。當時她還給鄰縣所有的治安官打了電話，連聯邦調查局和中央借報局也不例外。她為這件事非常著急，有時近乎歇斯底里。
她兒子叫佩拍-斯卡博羅——斯卡博羅是她第一個丈夫，也即佩用的所謂父親的姓；不過她也無法肯定這孩子的真正父親是誰。至於佩拍這個名字，誰也記不清是怎麼叫起來的。她在醫院生下他時曾給他取名拉維爾，但這個名字他一直不喜歡．他選擇了小時候的綽號佩由，並執拗地說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無論如何他不記意人家叫他拉維爾。
佩拍-斯卡博羅失蹤時17歲。他讀了三次五年級，總算過關。之後他輟了學，到盧斯代爾一個加油站做加油工。他生性孤僻，說話結巴，從小在野外廝混，最喜歡野營和狩獵，常常獨自外出數日不歸。
佩由幾乎沒有朋友，而母親又不停地縱容他，讓他養成了各種惡習。除佩用外，她還有兩個小孩，以及幾個男朋友。一家人住在又髒又熱的活動房屋中。
鳳山嫌擠，喜歡在森林深處的小帳篷裡歇息。他省吃儉用，買了獵槍和全套野營工具，於是他成了迪索托國家林地的常客。雖說森林高他家才20分鐘的路程，但對於他母親卻好比相隔千里。
沒有明顯的事實能夠證明佩田和帕特里克曾經見過面。不過，帕特里克的小屋恰好在佩用經常狩獵的森林附近。兩人均為男性白種人，身高也大體相仿。雖說帕特里克的體重要比佩由重得多。更令人懷疑的是，佩由的獵槍、帳篷和睡袋均於1992年2月底在帕特里克的小屋裡被發現。
而且兩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失蹤。在這之後，經過數月的調查，斯威尼和卡特得出結論，2月9日前後，以及相繼的10周當中，整個密西西比州沒有其他人失蹤。儘管在1992年2月，該州曾發生幾起失蹤事件，但失蹤者幾乎均為離家出走的青少年，而且在春季結束前，無一沒有查明下落。3月．科林斯一個家庭主婦的失蹤顯然是為了逃避丈夫的虐待。
卡特還查找了華盛頓的聯邦調查局的電腦資料。結果表明，在帕特里克的汽車著火之前失蹤的所有的人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增值的卡車司機。
他住在阿拉巴馬州的多森，離出事地點有7個小時的路程。2月8日那天，他突然失蹤，撇下了可憐的妻子和許多債務。卡特對此事調查了3個月，最後斷定該卡車司機和帕特里克沒有聯繫。
從調查的情況來看，唯有佩用的失蹤同帕特里克的失蹤存在著緊密聯繫。如果說，帕特里克確實沒有隨著那輛布萊澤牌汽車一道被焚燬，那麼現場發現的那具屍體就是佩拍。對此，卡特和斯威尼現在幾乎已經可以肯定。當然，這個結論純屬推測，在法庭上得不到承認。因為說不定帕特里克路上捎帶了一個要求搭車的澳大利亞人，或者一個身份不明的季節工人，或者一個無錢乘車的流浪漢。
他們手頭還有一份8個失蹤者的名單。其中包括莫比爾的一位年邁的紳士。他最後一次露面時恍恍溜溜地驅車朝密西西比州的方向駛去。還有休斯敦的一個年輕的妓女。她對朋友說要去亞特蘭大開始新的生活。鑑於這8個人的失蹤均發生在1992年2月之前數月，甚至數年，卡特和斯威尼早已不予考慮。
佩琅依舊是他們心目中最合適的對象，但就是找不到證據。
然而，內爾登卻認為自己能找到證據，而且渴求與新聞界共享這個看法。帕特里克被捕後兩天，她找了當地一個品行惡劣的律師。該律師曾經以300美元的代價處理了她的最後一次離婚訴訟。當內爾登要求他幫助時，他當即同意，並表示免費為她眼務。
在聽取了委託人的敘述之後，他幹了大多數卑劣律師所幹的事——在比洛克西以北90英里的哈蒂斯堡召開了記者招待會。
他把吸泣的委託人帶到會上同記者見面，以種種汙穢的語言指責比洛克西的地方治安官和聯邦調查局的無能。四年多來，他們在這方面一直裹足不前，任憑他的委託人憂愁不安。為此他們應該感到恥辱。整整15分鐘內，他滔滔不絕，儘量為自己揚名。
他暗示將對帕特里克-拉尼根採取法律行動。顯然，正是此人殺害了佩用，並焚屍滅跡，從而為自己竊取9000萬美元鋪平了道路。但問到具體情況時，他卻含糊其詞。
而新聞界，不顧起碼的職業道德，煞有介事地大造輿論。他們在報上印出了年輕佩拍的照片。那是一個看似純樸的男孩，短短的唇須，蓬亂的頭髮。於是一到有形的面孔被賦予一個無形的受害者，使他變得極有人性。正是這樣的男孩，遭到帕特里克的殺害。
佩用的境遇被新聞界炒得沸沸揚揚。許多報道直接稱他為“所謂受害者”。但是“所謂”這個詞在不同的人嘴裡是有不同的含義的。在黑暗的病房裡，帕特里克獨自觀看了這則新聞。
在帕特里克失蹤後不久，他就聽到了佩由-斯卡博羅已經在大火中喪生的傳聞。他和佩由曾於1992年1月一起獵鹿，還在一個寒冷的黃昏共同坐在林中髯火旁吃烤牛肉。他得知這個孩子實際上生活在森林裡，頗感驚奇。佩拍把森林叫做家，而對自己真正的家卻不提及。他在林中宿營的本領和生存手段很不一般。帕特里克提出雨天或其他惡劣天氣時他可以在他小屋門廊下歇息，但他從來沒有這樣做。
兩人在林中見過幾次面。從一英里外佈滿樹木的山同，佩用可以清楚地看見小屋。每逢帕特里克驅車來到小屋，他就躲在附近。他喜歡在帕特里克散步或去林中狩獵時悄悄地跟在後面。一次又一次，他朝帕特里克扔石塊和橡子，直至帕特里克發怒為止。然後兩人坐下來進行簡短的交談。對於交談，佩用不是很感興趣，但他似乎希望有這樣一個消除寂寞的時機。帕特里克常給他吃糖果和點心。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對於傳聞說他殺了這個孩子，帕特里克均不感到意外。
海亞尼大夫饒有興趣地觀看了那則電視新聞。
他還讀了報紙，向新婚妻子詳細介紹了自己有名的病人。深夜，夫婦倆坐在床上，又重溫了那則電視新聞的內容。
正當兩人關燈準備就寢時，電話鈴響了。來電話的是帕特里克。他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說身上痛得厲害，心裡恐慌，需要人說話。但嚴格地說，他是囚犯，只能和自己的律師、醫生通電話，而且每人每日僅有兩次。他不知大夫能否騰出一點時間。
完全可以。於是他又對自己這樣晚打擾大夫道歉。現在睡覺是不可能了。他已被那則電視新聞攪得十分不安，尤其是聽到人們斷言他殺了那孩子的時候。那則電視新聞，他不知大夫看過沒有。
已經看過。只見帕特里克錯縮在床上，房內所有的燈都關上了。他不得不承認，他怕極了，幸虧那些司法助理在外面過道上。他好像聽見什麼動靜，像是含糊不清的吵鬧聲。這聲音並非來自外面過道。而是出自房內。難道這是麻醉藥造成的幻覺？
原因是多方面的，帕特里克。藥物作用，你所經受的傷害，肉體上和心理上的創傷。
兩人又談了一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