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們將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個。第二個正坐在屋簷下繡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視眼鏡，卷著褲腿，低著頭又繡了幾針，才起身拿了傘跟我們走。她個子很矮，臉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點兒不漂亮，也沒有風情。中途她兩次彎腰去卷她的褲腿，傘讓風吹走了幾步，我等她直起腰來，心想：她能給我什麼樣的故事呢！
走進門，我們就向她道歉，要耽誤她完成定額了。她說沒關係，那定額其實也是適當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們說。她笑了一下，說：那是因為她們太蠢了，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來！因為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們不由都笑了。她說話的聲音很好聽，有點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為什麼進來的呢？我們問。第一次，扒竊；第二次，賣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販賣人口了——她不緊不慢他說道，我們就又笑，心裡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個好談伴。再不用我們多問，她就娓娓地從頭道來：她的母親是一個緬甸人——這就是她相貌有些異樣的原因了，在她很小的時候，她的父親和母親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兒女們，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應當是從文化革命中期開始的，那時，她已經從江西農村抽調到一個小縣城的文工團，在那裡唱歌，還跳舞，有時也演些小劇。有一次，春節前，她乘船回上海過節，船到蕪湖的時候，上來一群男生，就坐在她們對面。上來之後，他們就開始講笑話。他們這一講，她們不是要笑嗎？她說。好，就這樣，她和她的第一個男人認識了，認識之後就結婚，這男人是在蕪湖那裡的農場，結了婚後，兩人都沒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卻忽然被捕，這時，她才知道，丈夫這已是第二次因偷竊判刑了。他所在的農場，正是第一次刑滿留場的地方。而她已懷孕了。於是，從此以後，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著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長途車去農場。後來，則是揹著兒子，兒子一歲兩歲地長大了。這時候，她也開始偷東西了，偷東西成了他們母子的生活來源。總算，丈夫刑滿回滬，她想，這樣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長久之計啊！母親從香港回來也覺得小女兒日子過得不如人意，便決定為她辦理香港探親。當她領到護照的時候，她丈夫卻跑到公安分局，告發她的偷竊行為，護照被沒收，人被勞教兩年。解教後回到上海，兩人的戶口遷了回滬，也有了工作，過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傷提早回家，卻見丈夫和她的一個小姐妹躺在床上，兩人便大鬧，將家裡可以砸碎的東西都砸碎了，結果是離婚。她回到孃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只能在廚房裡搭一塊床板棲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進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語，他們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單位裡都保持了先進，有這樣一個妹妹，實在感到羞愧難言，偏偏這妹妹又住了回來。家裡的日子不好過，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麼呢？斬衝頭，斬衝頭就是哄騙單身男人，讓他們請客跳舞，喝咖啡，吃飯，等等。會"斬"的人往往無本萬利，不會"斬"的就會將自己賠進去。要知道，這世界上，什麼都缺，就是"衝頭"不缺，她說，在她敘述的過程中，我們中間常常會有一個按捺不住，急切地問：後來怎麼啦？後來怎麼啦？另一個就會更著急地攔住道：你別吵，聽她說下去！她也說：你聽我說啊！然後不慌不忙他說下去，是個非常有才氣的敘事者。在"斬衝頭"時，她認識了一個青年，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離不開她了，可是她覺得這不可能，因為這男孩足足小她六歲。不管怎麼先把他擱起來，再繼續斬她的"衝頭"。那男孩卻依然戀著她，跟隨著她，終於感動了她。他們兩人，再加上她的兒子，組成一個三口之家。生活很艱難，靠販魚為生。因為她覺得與前夫的事在廠裡丟了臉，回不去了，就辭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裡，賣魚的生活是很不好過的。她終於病倒。在她養病期間，那男孩忽然闊綽起來，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帶回蹄髈、甲魚，母雞，煮了湯給她喝。她問哪裡來的錢，他說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麼回事，又加追問，才知他去摸人錢包了。他向她保證說，等她病好了就不幹了，她天天為他提心吊膽，總算沒有出事。這時候，她又遇到了過去的丈夫，他仍沒有結婚，已經成為一名老練的皮條客了。他向她介紹生意，組織南下賣淫，後來事情敗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則第二次勞教。我的事情呢，就是這樣！她最後說道。我們都已聽得出神，為她的經歷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個聰敏人啊！已經透徹了似的，將這悽慘而黑暗的故事講得那麼有聲有色，妙趣橫生。她始終懷了那種自嘲的口氣，像一個作家在寫他的童年，多少驚心動魄的東西掩藏在她調侃的語氣裡，叫人忍俊不已，卻不敢多想。我們笑聲不斷，她也很為她敘述的效果得意，卻不動聲色。我們再問她，那個小她六歲的男孩現在如何。她說他和她的兒子一起生活，兒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兒子幾歲，也管不了他，兒子不聽話。有時叫他去"放煙"他不肯（放煙即販賣外菸）。有時去"放煙"了，卻將本錢利錢一起捲走。她寫信去對兒子說：不可以這樣對叔叔，叔叔苦，"放煙"這碗飯不好吃得很，遇到警察，收得不快，就得充公。她還寫信去問鄰居，叔叔對兒子好不好，鄰居說，叔叔好，叔叔對兒子只有這樣好了！我們說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是呀！她說，他待我是好得很！探親的條子一寄過去，幾天以後人就到了，大包小包的。再過幾天他又要來了，如你們不回上海就可看見他了。我們隊長說：他為什麼待你這樣好？我看看你又沒什麼好！我說：我也不曉得，你們問他自己去吧！半個月前他來信說，兒子撬了櫥門，把錢和叔叔的西裝偷了，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我們問，兒子已經能穿叔叔的西裝啦！呀，兒子很高，長得非常漂亮，小時候，曾被歌劇院舞蹈隊挑去，他吃不了苦，逃了回來。這小鬼遲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這口飯的。這樣倒也好，我也希望他來吃人民政府這口飯的，我們問"吃人民政府的飯"是什麼意思，她說就是吃官司的意思，在這裡都這麼說。
從此，我們每天傍晚都要問一問，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沒有來探望，每天下午都有農民的拖拉機送來探望的家屬，卻沒有那個青年，直到我們走後。
當我們與她分手時，發現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於她的聰敏。可是，如她這樣聰敏和洞察，卻為什麼會走上這樣一條不明智的道理？她顯然不是為虛榮所驅，那長江輪上的男人是不會給她什麼虛榮的。一切的發生，又都緣於這長江輪上的邂逅，假如她沒有遇到這個男人，她的今天會是一番什麼面目？這男人又以什麼吸引了她？她總是說，他會講笑話，會講笑話難道是一個重要的稟賦？她自己也很善說笑話，談話間，妙語連珠。她有使人快樂的本領，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這種使人快樂的本領，大約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們滿意地回到隊部，隊長們說："又是和她談吧！"每一回記者來訪，都派她去談話，每一回都圓滿完成任務，皆大歡喜。勞教們都願意和她住在一屋，她雖從不打小報告，卻也從不被人報告，她也能與隊長頂嘴，頂完之後隊長才發覺被她頂了嘴。她從不與人爭吵，也無人敢欺她，她還使人很開心。她使樣樣事情都很順利，很擺平。她還使個個人都很滿意。我想，這大約就是如她所說：吃得來官司。而許多人是吃不來的。官司是什麼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飯"。
無論怎麼說，三中隊的人到底曾經滄海，比較別的中隊，確實"吃得來"官司些。
中午時，雨停了，太陽出來了，照耀著茶林，一片油綠，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這情景是好看的。我們收了傘，送她回三中隊吃飯，報欄前有一女孩在出報，她喊她"娟娟"，還告訴我們，娟娟的男朋友是個英國人，在倫敦；娟娟這次"二進宮"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個大賓館的客房裡，一個外國人要與她親熱，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時，公安人員撞了進來。她至今也沒有承認，天曉得是怎麼回事。娟娟長得不俗，高大健美，氣質很大方，字也寫得端正。
下午我們採訪的也是一個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連隊長們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歲的年齡，已是第三次因賣淫來到白茅嶺，並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間僅只相距兩月。據說，當她第二次勞教期滿，下山回家，她是真的決定重新做人。她決定做一些百貨生意，回滬後不久就去尋找門路，經人介紹，與一些百貨個體戶達成聯繫。一日，他們談好買賣，一個個體戶請她去旅館坐坐，然後就發生了關係。事後，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發被捕，將她也一併交代出來，當承辦員找到她證實口供時，她矢口否認，態度相當強硬，愛理不理的。承辦員一次一次傳訊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認，心裡卻慌了，她想：這事如說出去，會怎麼樣呢？事情是隻這一樁，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會不會一次做十次判？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呀！這時，白茅嶺帶她的中隊長到上海來讀書，去她家看她，見她愁眉不展，問她有什麼事，她就說遇到這樣一個麻煩。隊長立即去找承辦員瞭解情況，承辦員說，我們並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夠配合，證實口供，將那人的案子結束，並希望隊長能幫助做做工作，隊長將承辦員的意思帶給她，第二天，她便將這事交代了。不料，卻判了她三年，隊長說，她前兩次勞教期間，都比較文靜，態度也溫和，不太與人爭執，有相當的自控力。而這一次卻大不相同幾次要自殺，與人打架，性格變得非常暴烈，隊長們對她說：我們也與你實話實說，判的事不歸我們管，我們不知道，你就不應當和我們鬧。你要不服，可以再寫申訴，自己不會寫，我們替你寫。而她則大哭說，她不寫申訴，她根本不相信這世上還有什麼公理，這個社會是專門與她作對的，從來沒打算要給她出路，坦白從寬，悔過自新都是說說騙人的！她橫豎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後她橫豎是再要做壞事的，她橫豎是要和這社會作對的！
她來到我們面前，三句話出口就哭了，她說她恨這社會，恨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沒有希望了那就等著吧！她頭髮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勻稱結實，她的氣質似比較細膩，確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中，她與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說到妹妹，她的眼淚如斷線的珠子，她咬牙切齒地詛咒她的父親，說是她父親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還是第二次勞教的時候，父親就懷疑妹妹是否也與她做一樣的事情，主動將她送到工讀學校，女孩後來自殺了。她說：我妹妹是個特別老實的好女孩，在學校裡是三好學生，門門功課優良，她怎能去工讀學校那樣的地方？我饒不了我父親，我恨他，他那種一本正經的樣子，我看了就噁心！想起往事，她慟哭不已，充滿了絕望。她怪這社會把她弄得這樣絕望。她說她十八歲那年，第一次被抓，一進去就把她的頭髮都剪了，從此，她再沒有什麼自尊心和希望了。她這次來後，既不要家裡寄錢，也不寄去探親條子，我們說，要不要我們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讓他們來看你呢！她說：不要，不要，我不能讓我媽媽來，她已經六十多歲了，身體不好，這一路上難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淚忽然止了——假如我媽媽不在了，我就要我父親來看我，我每三個月就要他來一次，讓他帶這帶那，大包小包拎著，上車下車，再搭農民的拖拉機，荒山野地的跑著來，她很惡意地想象那情景，淚如雨注。後來，她漸漸地平靜下來，站在門口與我們告別，雨後的陽光照射著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瞭，看上去，她竟是很純潔的。我們囑她既來之，則安之，平平安安地度過這幾年，我們回上海後，一定幫助她申訴，她說沒有用的，我們很有信心他說我們要試一試。然後，她就走了。
又一輛拖拉機到了，老遠就聽見轟隆隆的聲響，門前嘈雜起來。我們回到屋裡不一會兒，門卻被粗暴地撞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提了一個大蛇皮袋，探身進來，說道：隊長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們在回場部的汽車上，看見這位攜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後座，身邊有一個白髮蒼蒼、身坯粗壯的老人，還有一個六歲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潑地跪在車座上，望著窗外雨後泥濘的道路，落日很絢麗，老人的臉色十分陰沉，那男人則一臉沮喪，卻還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問。他們是誰呢？
下車後，見那男子和老人帶了孩子也走進了我們的招待所，在服務檯辦理住宿，心裡很好奇，裝作看一張汽車時刻表，等待時機和他們搭話，看見表上有一個站名叫做"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獨的柏樹，遊轉在我們的視野裡。他們與服務員交涉得似乎不那麼順利雙方態度都很急躁和不耐。當那男人交涉時，老人在店前徘徊，帶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頭困獸，孩子則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遊戲。終於辦完手續，三人就走進走廊盡頭的房間，拖著那個巨大的蛇皮袋。終於沒能說話，只得遺憾地離開，去飯廳吃晚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