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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2節

    他回來了,買了菜,買了魚,買了哈密瓜。把哈密瓜洗淨放進冰箱冰鎮著,作為飯後的水果。

    我們一起做飯。我擇菜,他洗,我切,他炒,都沒怎麼說話,卻沒絲毫兩人相對無話時的尷尬和焦慮,水靈靈的青菜,活蹦亂跳的魚,刀切菜時的嚓嚓,油鍋的吱拉,絲絲縷縷都是填充,是和諧,是溫馨,是無聲的話語。……生活本就是物質的,起碼是以物質為基礎的。……好人,再擁有這些外在條件,對於我,應當說是可以了。……我思緒飄忽地想著,偶抬頭看他一眼,正碰上他也看我,二人相視一笑。我撩上垂下的頭髮,復埋頭切菜。心裡對自己說,就這樣吧,韓琳,就這樣吧。

    我們很快弄出了蠻像樣子的一桌子菜,花花綠綠,有涼有熱,他還開了啤酒。我不喝酒,為了氣氛,倒了一杯放在手邊。一旦面對面地坐下,還是有點拘謹,儘管兩人都主動找話來說,態度都很積極,總是有一點累,直到一瓶啤酒下去,他的話才開始多了起來。

    “我們這開始精簡了,你們那開始了沒有?……我打算走!”

    “哦。為什麼?”

    “沒意思!……官場上的事兒,我算看透了,沒意思。蔣介石說得好,立世當權,並非要學問,只要有手腕兒——太對了!我這人,學問不多,有點兒;手腕兒,一點沒有。請客送禮,不會;巴結奉承,更不會;會,也不幹,犯不上!你是上級,該請示,我請示,該彙報,我彙報,別的,沒話——跟你當官的沒話,沒共同語言。但到有一天你退下來了,我去看你。”

    “那時你跟他就有共同語言了?”話一出口我就知道錯了,趕緊輕輕一笑,以減輕那話的分量。說話刻薄不計後果是我的諸多毛病之一,母親針對此一再告誡過我,凡事,要緊動腦子慢張嘴。其實,我並不對所有人刻薄,只對親人、親近的人才會這樣,而現在,我不是正打算跟他成為親人嗎?幸而我的話沒造成什麼後果,不知是由於他的寬容還是木。接著我的話,他道:

    “對,跟當官的不交朋友,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其實,我覺著,交朋友,合得來合不來,是主要的;至於他是不是官……”

    他對這個題目卻並無興趣做進一步探討,把話題轉到了話題的開頭,顯然那才是他當前心中的中心。“這回精簡,我們部編制減掉了二分之一。副部長十一月二十四號到點兒,能空出一個位置,就這一個位置,十八雙眼睛盯著,論工作能力,論水平資歷,我在這十八個人之首,可是,”他搖頭,臉上露出悲憤,“我不怨我幹得不好,不怨我能力不夠,只怨我沒有一個當紅軍的爸爸。你說我爸爸他當年怎麼就知道打魚?哪怕幫紅軍拉拉縴、送個人兒呢!”

    “其實,到地方幹也不錯,趁著相對年輕。部隊終究不是久待之地,就是當了副部長又怎樣,還不是得走?”他眼盯著桌上的某個點,不吭,目光沉鬱;於是我知道下錯了藥,試著換一個方向,再說:“走一步看一步,你現在就是個機會問題,只要有了機會——”

    “讓我當總長,當總理,都沒問題!”我以為他是幽默是開玩笑,抬頭看他,同時心裡都想好了怎麼附和兩句,湊湊趣,卻發現對面那張肉臉異常的認真嚴肅:“給我一個舞臺,我還你一個奇蹟!”

    我還能再說什麼?兩個陌生男女坐到一起,本是要通過“說”來溝通來達到一個共同的革命目的。如果你已發現根本就達不到“共同”,還有什麼心情再說?就好比買賣雙方侃價,買方說一百,賣方說一百萬,差距這麼大,這買賣哪裡還能談得下去?只有免談。吃完飯,我搶著洗碗,讓他去坐。他不去坐,倚在廚房門口跟我說話,不知是出於禮節,還是意猶未盡。

    “想知道我為什麼離婚嗎?”我一下子又有了點情緒。“我剛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什麼都不是,家裡也窮得要命,所有人都說她不配我。她爸媽生病,掛號,取藥,是我;換煤氣罐,是我。她家裡電視機,都是我買的。……她脾氣不好,上來一陣兒,跟瘋子似的,逮著什麼摔什麼。……動不動就回她爸媽家住,有一年春節都不回來,這人冷得很。……有一個男人常去接她下班,我就碰上過三回。”說到這他的聲音陡然提高,“你以為他是真對你好?不就是看你長得漂亮嗎?男人我還不知道?其實她並不漂亮,我們剛認識的時候,瘦得什麼似的,小臉兒蠟黃,沒胸。那時候,除了我,誰能跟她結婚?都是玩玩罷了。我現在懷疑,我不是她的第一個。我們第一次在一起,她流了血,可是後來我發現,她是來例假了……”

    他講得拉雜,不連貫,一件事沒說完,還沒結論呢,就蹦到另一件事上,也許是積怨太多,一件事頂著一件事自動向外湧,容不得他說詳細說條理,以至都講了半個多小時了,我也沒能知道他為什麼離婚,“她”在我腦子裡也始終面目模糊。即使如此,我還是得說,他是好人,無論按什麼樣的標準界定。他對我也很有誠意。按說,按照預先打算的說,這樁婚姻應該沒問題了,好人,又有房子,還要什麼?可是事到臨頭方才發現,抽象中的好人一旦具體起來,就容不得大而化之了。能力差點,平庸一點,沒多大出息,這些我都想到了,都預備接受,就是沒想到他會是個心胸狹窄又自以為是的怨婦。噢不,怨夫。與一個怨夫結婚,成家,共度一生,我有這個襟懷有這個能力嗎?雁南說:婚姻遠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樣神聖,有點像買生活必需品,買不著好的,就買次的。可是,次,次到什麼程度方是底線?

    那天,我正坐在醫院單身宿舍的床上看書,雁南拿來了一封信。信首:梅玉香同志——梅玉香是外科衛生員,負責婦產病房,是雁南的部下。我問雁南:“怎麼回事?”雁南示意我先看。我便看。這是一份詳盡的軍隊幹部履歷表,詳盡到一次口頭嘉獎都未被遺漏,寫了一頁紙零三行,信末尾的客套詞是:祝學習進步工作順利乘勝前進!落款:同志程百祥。一分鐘過後,我抬起頭來,問:“怎麼回事?”“還不明白?”“明白是明白——”“那你就給他回封信!”“我回?”“你起個草,叫小梅抄。”“包辦婚姻啊。”“是戀愛!”“戀愛?”我抖著兩頁單薄的履歷表。“韓琳,別太挑剔了,頭一封信,還能怎麼樣?再說,小梅今年肯定復員,她不願意在農村找,你知道。這樣的機會對她已經是不容易了。幫幫忙,嗯?”隨手又遞過一張照片,青年軍人的二寸半身免冠照,看上去又陌生又熟悉,是張沒有特點的臉。雁南站一邊當解說員:這人是個汽車排長,家跟小梅一個村,不過以前不認識,兩家老人牽的線……

    雁南走了,我下床坐在桌前把照片豎在臉對面開始寫回信。儘管回信的內容也是一份履歷表——小梅的履歷表——但比對方開的那份要自然豐滿生動多了;也寫了一頁紙零三行——這些細節很重要;信末尾的祝詞樸實熱情而不失分寸:祝你好。雁南看完後一個勁兒地表揚我:“韓琳,你是真聰明!”我謙虛道:“聰明是不幸的源泉。”雁南沒領會出這謙虛,反點頭表示了同意:“言之有理。最近我老是想,要是小梅一直在他們家鄉里一直沒有出來,壓根不知道外面是什麼樣,可能反倒好些。”

    我和雁南都沒有正兒八經地在農村待過,每年夏秋兩季助農勞動,幹幾天就走。我們心目中的農村便是小說《豔陽天》裡的農村,處處是愛情、露珠和綠。可一到了小梅嘴裡就全不是那麼回事。她說她十歲退學下地幹活時一天掙六分,合不到兩毛錢。我們詫異十歲的孩子能幹什麼。她說成年婦女幹什麼她就幹什麼,除了犁地之外,和大老爺們兒幹一樣的活兒。一年裡最累人的是秋收,收地瓜。那活急,要倒地種麥子。刨完了就地切,就地曬,曬成瓜幹,逢下雨半夜也得爬起來搶收。地瓜是她家鄉的主食,一年得吃大半年瓜幹,吃苞米麵是改善生活,白麵過年才能吃上,大米見不著。農民不種什麼就不吃什麼。山區缺水。秋收時她最怵的就是切地瓜幹,拿著小木板拿著刀,蹲在地裡邊切邊向前趕。這種活兒都是包件,幹一壟四分,誰也不敢怠慢。一天下來,兩腿哆嗦得站不住,晚上睡覺疼得爬不上炕,得靠哥哥抱上去。哥哥比她大三歲,看她累成這樣,心疼得直哭,幾次鬧著退學跟她一塊幹活幫家裡,娘不準。娘說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得供他上學,他是男孩子,他不能跟他爹似的一輩子在地裡做死,累死,窮死。爹四十不到就死了,娘跟他苦了二十年,到頭來還得自己拉扯三個孩子。小梅還有個弟弟,比她小兩歲。弟弟也上學。娘是個有見識的人。她和娘養活著他們兄弟倆,供他們吃,供他們穿,供他們上學,多苦多累,心裡自豪。小梅說現在說這些真覺著像在做夢。人哪,真是怪物,沒有受不了的罪,沒有享不了的福。現在醫院裡的人整天鬧著給食堂提意見,不是嫌菜的花樣少就是嫌菜不中吃。“我們那陣兒,哪有菜吃?有菜沒有油炒啊!豆油捨不得吃,得留著夜裡點燈用,芝麻油那麼一點點當什麼用?一天三頓吃鹹菜,能下飯就行。下來紅蘿蔔了,醃上。吃著紅蘿蔔,青蘿蔔又下來了,再醃上。趕紅蘿蔔吃完了青蘿蔔就醃成了,這時再把白菜幫子醃上。一茬接一茬地醃,一茬接一茬地吃。有的家連鹹菜也不叫隨便吃,為省糧食。……”

    “唉,算了,不說這些了。看這,小梅,同類項合併完了,再往下呢?”

    我一直在輔導小梅數學,我和雁南計劃幫她考上護校。新規定戰士提幹必須經過院校學習。小梅不願意復員。她喜歡這裡,喜歡這裡的一切,包括我們。並處處事事模仿。我們吃蘋果削皮兒,她也削;我們睡前要洗洗換換,她便也洗也換;我們不吃肥肉她便也不吃,儘管她愛吃。其中最熱衷於模仿我們的事是說普通話。小梅的家鄉話口音很重,“哥”念“果”,“做”念“揍”,“耳”念“樂”。小學校的老師上語文課比別處老師須多費一道工序:耳,耳,“樂朵”的樂——如同用國語註釋外文。小梅來後一年家鄉口音就聽不出多少了。她其實挺聰明。小梅的變化引起了教導員的注意,教導員認為農村孩子應當保持自己的本色,他本人即是保持本色的榜樣,離家鄉十多年了,一口膠東腔仍是純潔無瑕。一次他們科春節晚會他獨唱《北風吹》,回到宿舍後雁南直著脖子學給我聽:“跛風那國催……”笑得我差點腸梗阻。教導員責成雁南對小梅進行批評幫助。小梅要入黨要提幹,政治經濟命脈都攥在教導員手中,雁南便找小梅談了。

    “小梅,你們家鄉話,好不好聽?”雁南怎麼也曲裡拐彎起來了?

    “好聽什麼?土死了!”

    雁南看看我,嘆口氣,沒滋沒味地又問:“是嗎?怎麼土?”

    小梅抿著嘴不出聲地笑了,想了想,突然喊道:“樂果(二哥)——家走次(吃)飯倆(啦)——”嗓門大得就像真的站在田野裡一樣,把我和雁南嚇了一跳。小梅喊完憋不住又笑了起來。

    “別笑了小梅。”雁南哀求她道,“不過家鄉話還是不能忘的對吧?要不將來複員回去不好辦對吧?”說完扭頭看我,我目不斜視。

    “忘不了!”小梅說。停停,又說,“我不復員!”

    “當兵總是要復員的……”

    “我不復員!!”聲音之響使我和雁南同時一驚。小梅看我們一眼,放低了聲音,“我不復員,我喜歡這裡。到了這裡我才認識了你們,我才知道,以前我活得就像個白痴,整天吃了掙,掙了吃……”

    窗外,海浪嘩嘩,低低地,緩緩地。

    “小梅,以後我教你學說普通話。”

    “也教我學接生,對吧?”

    “那當然啦!”

    “我幫你補習文化,咱們考護校!”

    小梅看看我,又看看雁南,看看雁南,又看看我,然後誰也不看,說:“要是我早能跟你們在一起就好了。”

    ……給“同志程百祥”的信發出去了,小梅只是抄了一遍,也附了一張照片,二寸半身相,規格同對方那張一樣。我說過,這類細節很重要。雁南也同意,認為既然想成,就不能矜持也不可掉價兒,分寸得把握好。我們在共同對“敵”,我和雁南是小梅的軍師。她無條件地執行我們決定的一切,沒有異議沒有建議,沒有反感沒有熱情,態度平和像是在做一件與她並不相干的事情。這使雁南心裡不踏實。

    “小梅,你到底覺著這個人行不行?”“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那是他的態度。你自己呢,覺著行不行?”“我就是覺著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雁南問不下去,就不問了,從此隔十天左右拿來一封信給我,我寫了回信,雁南審閱後再交給小梅抄、發,這樣往返了五六個來回,小夥子信中一次比一次多地流露出對小梅的、也就是說對我的肅然起敬。雁南再也不表揚我了,後來乾脆直接說了:“韓琳,這次,你把信寫得稍微、稍微……稍微那個一點好嗎?”稍微哪個一點兒?戲演得不錯,卻沒法收場了!這天,雁南又拿著小夥子的信來了,我斷然拒絕:“不,雁南,我洗手不幹了!”雁南說:“你先看信!”我看信,看完後禁不住從心裡發出了一聲歡呼。小夥子要來,利用探親假。一旦他和小梅真正接上了頭,我就可以撤出,再也不用像個騙子似的從中作祟了。心裡一輕鬆,就想開玩笑。“雁南,”我一本正經地說,“見面時需不需要我代勞?”雁南看著我不懷好意地笑:“不必了!還是各盡所能吧!”

    小梅卻不自信。在百祥同志預定時間即將到來的時候,她緊張得手都涼了。雁南把鏡子捧到她臉前,一遍遍地說:“看看,小梅,睜大眼睛看看!……這裡面的俊俏丫頭是誰,你不知道?”“可是我跟他說什麼?”我說:“閒聊天,拉家常,談學習,談工作,談現在,看未來,國內生產國際局勢種族歧視計劃生育宇宙飛船試管嬰兒——想到什麼你就說什麼!”雁南說:“試管嬰兒計劃生育什麼的我看先不要說,頭一次見面就說這些容易引起誤解!”我說:“這不過是打個比方,意思是說談話時要放鬆,隨便!”雁南說:“也不能太隨便!”我說:“別把小梅當傻瓜!”小梅說:“我就是傻!都怪我平時不注意學習……”雁南說:“哎呀呀呀,這又不是開班務會!”……

    小夥子在島裡住了三天,住在軍直招待所。小梅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頭一次是雁南陪著去的,回來後我問雁南怎麼樣,雁南說沒有什麼毛病。什麼叫沒有什麼毛病呀?雁南說沒有什麼毛病就是沒有什麼毛病!她的情緒有點煩躁,這時候應當不理她。我去問小梅,小梅卻問我廖軍醫怎麼說,雁南姓廖。這使我有點不安。後來小夥子走的頭天晚上我應小梅之邀和雁南一起去為他送行,才算親眼看到了他。確實沒什麼毛病,個頭不高但也不矮,那張臉不俊但也不醜,挑剔一點的話是內分泌旺盛臉上顯得油多了點兒,我不喜歡油汪汪的臉。但雁南早就說過叫我不要過於挑剔。我們坐在招待所的房間裡吃花生喝水說話,四個人裡頂數小梅拘束,一說話就臉紅,弄得我和雁南都不敢看她。他還好,也健談,只是從沒有主動挑起過話頭,全是順著我們說。我們說小梅入伍以來進步很大,他說這是領導同志們和二位大姐幫助的結果;我們說小梅沒考上護校今年可能復員,他說分工不同目的是一樣的;我們說你頭一回進島肯定暈船了吧,他說多鍛鍊幾次就好了……一如頭一封信中“祝學習進步工作順利乘勝前進”的風格。

    從招待所出來時天已經黑了,天上有月亮也有云。“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快樂的歌聲……”歌聲從醫院單幹樓裡隱隱傳來,聽得出的確快樂,只是雲卻不是白蓮花般的,是烏雲,很厚,月亮走著走著就被它罩住了,沒有了月亮天地間頓時一片黑乎乎的。我的心情不好。天一不好我心情就不好。

    “廖軍醫、韓琳護士,你們都別結婚吧!你們不結婚我就也不結婚,咱們在一起,不行嗎?”

    “你對他不滿意?”

    “不。”

    “不什麼?是不滿意還是不是不滿意?”

    “不是不滿意。”

    “那你幹嗎要說這些話?”

    “說著玩兒的。”

    雁南再沒說話。小梅也沒有說。我也沒說。

    ……復員的命令下來了。我和小梅同乘一艘船出島,我因又發了幾篇較有影響的小說聲名驟起被我現在的單位借調去北京。四十分鐘的航程,小梅一直沒有說話。她原是個頂愛說話的小姑娘,一點小破事兒能岔七岔八地說半天。雁南說得對,她還是待在家裡根本就沒出來的好;我說得對:聰明是不幸的源泉;老子說得對:絕學無憂。我們坐在前甲板上,海水細細的泡沫不時飛濺上來,我幾次想提議轉移地方,終是沒說。小梅靠在我身上,靠得很緊,半張臉埋在豎著的大衣領裡,一動不動,我便也不敢動。船靠岸了,下了船,我們要分手了。一個去長途汽車站,一個去火車站。我拉著她的手,笑著:“再見,小梅,有時間我去看你!”她笑笑。我說:“真的!如果他們能要我,我就可以到處體驗生活,就可以去你那裡。”她不笑了,怔怔地看我。我又強調:“真的!”

    “那要是……那要是他們不要你呢?”

    “那也能去你那。從北京回部隊,拐個彎,就到你們村了!”

    小梅突然著急起來,翻包翻口袋,找紙,找筆。我說我有你的地址,她說那個不管用,路不好走,下了火車要坐汽車,下了汽車還有好長一段路不通車。……去火車站的公共汽車來了,我接過小梅畫的線路圖跳上了車。車開了,小梅看著我;車開快了,小梅忽然跟車跑了起來,邊跑邊招手,像是有事兒要說。我把身子探出車窗外,透過車後滾滾的黃塵,聽到她在喊:

    “不過他們肯定會要你的,韓琳護士!”

    她叫我“韓琳護士”,四個字一個不省。認識我的人只有小梅一個人這樣叫我,那是第一次見面時固定下來的。雁南向她介始我:這是韓琳,內科護士。她想了想,叫道:韓琳護士。

    我至今沒去看小梅,但知道她結婚了,復員回去後的第二年結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生存和需要其實比愛情更接近於婚姻本質。在那個吵吵嚷嚷、酷熱難當的暗夜中,我的最後一個念頭是,要不要去看一看小梅?

    我是被一個找我的電話叫醒的,醒來時天已經亮了。電話正是我那位男友打來的,約我出去,方才記起今天是星期天了。

    出院門碰上了我們劇團的另一位編劇。同是編劇,他一級,我三級,檔次差著不是一點半點。人家也不像我半路出家,正宗科班畢業,來劇團後,上了三部戲,響了三部戲,還不到四十歲。上級機關幾次意欲讓他出任劇團領導,均遭婉拒,此舉愈發令同仁敬重:這才叫真熱愛藝術,不是葉公好龍。他的妻子是舞蹈演員,很漂亮;兒子上小學三年級了,很出色。可謂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既有抱負又很實際,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我很佩服他,恭稱其老師,心裡從來沒有一點人們通常所說的那種預感。相互打完了例行的招呼,老師問我劇本準備好了沒有,我看著他,不明白。他說我的《週末》定於明天上午九點全團討論。我大吃一驚,呆住。老師已走得看不見了,我還站在原地拿不定主意。拿定了主意後就去給男友打電話,告訴他我不能去赴約了並講明瞭原因。《週末》是我的心血之作,明天是決定它命運的時刻,今天我必須在家裡做些準備,電話中男友流露出的遺憾頗令我心動。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從宿舍到劇場只需五分鐘,我提前一刻鐘就出發了,帶著本,帶著筆,第一個來到劇院。天氣預報這天最高溫度31度,不高,感覺卻是出奇的熱。沒有太陽,沒有風,空氣黏糊糊地罩在天地之間紋絲不動。那時劇院還沒有空調,有重要演出就得提前準備好大量的冰塊,演出開始前分裝在盆子裡一盆盆在觀眾席前擺好,盆子後面再放一排落地扇,負責將冰塊散發出的涼氣吹送到觀眾席裡。平常的日子就只有電扇,吊扇,懸掛在劇院高高的天棚上,已經老得轉不大動了,扇葉一葉是一葉,怎麼使勁轉也連不成片。我記錄本上的字兒被手汗洇成了一朵一簇,好在那些字兒全無意義。

    開始我一直在做記錄,邊記邊還頻頻點頭,表示著謙虛,若有所悟,英雄所見略同等等等等的意思,但漸漸地我發現這種姿態並沒有什麼用處。

    “藝術是什麼?它和非藝術的區別在哪裡?現代英國美學家克萊夫·貝爾說藝術應當是‘有意味的形式’,”說話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演員,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不僅在我們劇團,在演藝界,也算得上是名門出身。名門自然就有著名門的風範,外國藝術大師的名字,不管多麼拗口生僻聞所未聞,由她嘴裡說出都像是她的熟人兒,一串串高深的專業名詞更是叫人聞之肅然。她有著一雙狐狸眼,看人時,尤其看男人,半合半開半斜,越顯其媚,並不想勾引誰,本能、習慣而已。下巴略長,皮膚稍粗,牙齒很好,細密而白,因此常常要嫣然一笑或不禁莞爾,時有機會在電視劇裡出演妓女或姨太太,基本是些沒名沒姓的角色,所以她格外推崇“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的說法,視黃宗洛為她的學習榜樣精神楷模。可惜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神聖的藝術殿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市場經濟的特點:勢利。人們的眼睛只盯著主角、明星,只看紅花不看綠葉,令狐狸眼們在激憤不平的同時,也寂寞。所以狐狸眼格外珍惜,不肯放過一切展示她才華的機會,今天就是她的機會。“布萊希特說,戲劇只有參與了建設世界這一工程,才能在舞臺上塑造世界。可在《週末》裡有什麼呢?幾個人,幾段蒼白的經歷,看不到時代,看不到歷史,更不要說世界了。標準一定要高,沒有高標準,就不會有好作品。都說不能眼高手低,”一頓,“NO!眼高才是一切的前提!高爾基說,戲劇是一種困難的文藝形式,沒有困難不見功力,正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我收起了筆和本,收起了眼中的的謙恭,仰臉看天,一條腿也架在了另一條腿上,調動起全部肢體語言,告訴對方我很煩,請閉嘴。狐狸眼不閉嘴,四年“中戲”收穫的知識她這才用了多一點?一點點。劇團領導眼中也露出了不耐,但無奈,作為領導,他不能遏制一個團隊成員對於團隊活動的參與熱情。

    終於還是有人說話。“我說,咱是不是來點實的?就戲談戲,務虛以後再務,齁熱的天!”渾厚的男低音,聲音不大,卻傳到了劇場每個角落,是那種所謂有穿透力的聲音。因狐狸眼的發言而昏昏欲睡的劇場為之振了一振,個把被從睡夢中驚醒的人扭著脖子尋找說話的人。我一動沒動,我知道是誰。“我覺著《週末》的關鍵問題在於上面能不能通得過。不是不讓你寫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戲,這誰都知道。但是怎麼寫寫到什麼程度,對編劇是個考驗。你的主題究竟是什麼?到底想告訴人點兒什麼?有什麼積極的意義?不清楚。劇本的不清楚是因為劇作者的不清楚,我建議幫助作者把最近黨中央的精神吃透,從政治上號一下脈。”

    “No!”狐狸眼一聲尖叫,像一把利刃將男低音攔腰斬斷,半死不活的劇場徹底興奮了起來,彷彿一齣戲終於進入高潮。“偉大的思想先驅盧梭怎麼說的?——法律是不允許進入劇院的,只要有一點點強制的存在,劇院就由娛樂變成懲罰!著名戲劇理論家威廉·阿契爾怎麼說的?——”

    “盧梭說了算還是中央說了算?”

    “這正是藝術的悲劇藝術的墮落!是我們劇目質量搞不上去的癥結之所在!”

    “你呀,說別的行,還就甭跟我談藝術。想當年我在這兒搞藝術的時候,你還在幼兒園裡‘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個好朋友’……”男低音今年五十四歲了,距退休還有一年,最後一句他是唱出來的,唱得字正腔圓中氣十足,於是劇場裡響起了稀疏的笑聲,儘管稀疏,也是笑聲。話劇演員尤其知道劇場中笑聲的寶貴,男低音大獲全勝頗有幾分得意,狐狸眼不甘失敗欲起身再戰。領導搶在她的前面站了起來,兩手平伸用力下向壓著,道:

    “大夥的發言都很好,從各方面對《週末》進行了論證,相信對作者會有所啟發。希望韓琳能將大家的意見琢磨消化,對劇本做進一步修改,爭取在現有基礎上再上一個臺階。……散會!”就散會了。

    這天老師沒來,為了什麼事不知道,是不是他也覺著《週末》太糟,讓他不好發言,不忍當面傷我,就——躲了?

    我低頭匆匆去了劇場的洗手間,直在裡面待到估計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時才出來。我這會兒不想見人,不想聽任何虛情假意的安慰鼓勵,更不想再聽人跟我探討“藝術”,這種借探討藝術之名行炫耀、發洩甚至是填補精神空虛之實的作風平常就令我厭煩,別說在這個時候了。

    劇場裡空空蕩蕩,沒有燈光沒有舞美裝置的舞臺顯得破敗不堪,昏暗的光線下,可看得清上面的一層灰塵,毛茸茸的。側幕條都被攏了起來,露出臺後橫七豎八的道具,景片,電線,大小箱子。刷,刷,刷,老朱在掃地。我揀後排邊上的一個椅子悄悄坐下,將自己隱蔽了起來,連老朱,我都不想讓看見。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寡人一見龍心寵/兄封國舅妹封在桃花宮……”

    老朱邊掃地邊哼戲文,心情很好。我就沒有見他什麼時候心情不好。他來劇院兩年多了,負責清潔和看門,卻沒有人知道他的全名,多大歲數,從哪裡來,如何而來。只知他姓朱,一輩子未婚,無兒無女,也沒有父母,一個徹徹底底的孤人。住一間借建築物拐角搭蓋的簡易小屋,單人床放進去便三面頂牆,只剩一側不足一人寬的過道。放不下桌子,他就撿來大小適宜的木板搭個桌子;水泥牆灰禿禿的不好看,他就把舊掛曆拆了挑漂亮的貼一滿牆,還養花,養鳥,最喜歡的,是吃一口好的。吃飯是他極重視的事,從不湊合。我經常見他坐在小屋門口,自己給自己包餃子:和麵,調餡兒,擀皮兒,砸蒜泥兒,全套的程序。尤其可貴的是,忠於職守。比如你想帶個人進劇場,跟他再熟——哪怕你昨天剛給過他一小袋大米,儘管是你吃不了的,給別人行不行?扔了行不行?給他,就是一份好意,一份惦記,沒用,沒領導發話,他絕不批准。領導常為此感慨,要是部屬都像老朱該有多好:工作好,需要少,無牢騷,狗一樣忠誠,還不必給他評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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