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大家讀這部長篇小說時先放鬆一下，然後拋掉一切想法，排除一切干擾，比如關掉電視，屋子裡最好只有你自己，找個舒適的姿勢，喜歡坐著的就坐著，喜歡躺著的就躺著，但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我之所以這麼建議，是因為無論是誰一旦讀起這部小說都會心驚肉跳、觸目驚心、精神會高度緊張，越讀越有放不下的感覺。即使讀完了也不忍掩卷，頭腦會不停地思考。思考之後，都會得出一個結論：獲益匪淺。別以為我在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在向你們推薦我最好的朋友，也是著名作家顧懷遠最新創作的長篇小說《駐京辦主任》。我之所以這麼隆重地將這部長篇小說推薦給大家，是因為顧懷遠是以我的日記作為素材創作的這部現實主義力作。
我叫丁能通，在駐京辦主任這個崗位上工作快十年了。大家都聽說過震驚中外的“肖賈大案”吧，對，我曾經給原東州市市長肖鴻林當過秘書，後由市長秘書的崗位轉任駐京辦主任，大家對我的情況可能不太瞭解，但對顧懷遠的大名早已耳熟能詳。大家之所以對他這麼熟悉，並不是因為他曾經是原東州市常務副市長賈朝軒的秘書，而是因為他的作品得到了廣泛的關注。特別是他的長篇力作《廟堂》出版以後，更是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應該說懷遠能奮鬥到今天這種程度，相當不容易，可以說是個涅槃重生的過程。像懷遠這種常在河邊走而不溼鞋的人，堪稱出汙泥而不染的典範，他卻不屑於荷花，認為荷花的豔麗大多得益於人工的培植，他更欣賞蘆葦，想做一株會思想的蘆葦，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長。然而談何容易。但是懷遠是個說到做到的人。記得“肖賈大案”剛剛結束時，一位專案組的處長曾經跟我說過，顧懷遠在協助調查期間給專案組全體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一開始專案組考慮到他是賈朝軒的貼身秘書，對*內幕一定了解很深，又比較年輕，便將他列為“肖賈大案”的突破口，但是隨著案子越辦越深入，逐漸發現顧懷遠決不是上樑不正下樑歪的人，於是將“雙規”改為“協助調查”。在協助調查期間，顧懷遠不卑不亢，抱定不想害任何人的原則，任何口供都有理有節，以至於案子快結束時，專案組組長親自給他點了一支菸，還送給他兩個字的評價，這兩個字就是“戰士”。
如果說當市長秘書時的顧懷遠是被動地抵制*的話，那麼成為著名作家的他這些年一直用筆對*進行深刻的思考。當然他的作品也並不是受到所有人的理解，一些人處於種種不健康的心理對作品對號入座，曾一度給他帶來許多煩惱。特別是當他曾經給賈朝軒當過秘書的窗戶紙被媒體捅破之後，他幾乎陷入被媒體包圍的困境之中。之所以稱為困境，是因為貪官秘書能華麗轉身為*作家，這本身就有極具新聞價值。“肖賈大案”以來，顧懷遠一向秉持人死為大，絕不傷害任何人的原則，然而儘管顧懷遠一再回避賈朝軒的話題，並且即使自己身陷媒體的包圍之中，也從未談過“賈朝軒”三個字一次，但是在鋪天蓋地的專訪中，到處穿插著他談“賈朝軒”的段子，搞得他苦不堪言。應該說，“賈朝軒”三個字是埋在顧懷遠心靈深處的最痛，他卻不得不承受別人在他心靈的傷口上撒鹽的痛苦。
讀者瞭解他只能透過他的作品和媒體對他的報道，由於曾經共同工作的經歷，我認識的卻是一個全面的有血有肉的並且才華橫溢的顧懷遠。當年賈朝軒在中央黨校青幹班學習，懷遠就住在東州市駐京辦為賈朝軒做作業，青幹班一共一百六十八位正廳級幹部，來自四面八方，懷遠為賈朝軒做的全部作業的成績都是全班第一，其才華可見一斑。應該說顧懷遠是靠自己的實力悄然走紅的，他靠的是實打實、硬碰硬的勤奮，而不是炒作，更沒有藉助於影視。是讀者發現了他，是顧懷遠作品獨特的藝術魅力成全了他。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顧懷遠的創造與勤奮，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勇於創新的創作精神。有一次，《名人週刊》的記者找到我，希望通過我能聯繫上顧懷遠，對他進行專訪。這位記者姓石，名山，我知道《名人週刊》是個頗具影響力的大刊物，這麼有影響力的刊物要專訪懷遠，我從心裡為他高興，便親自帶石山去東州見懷遠。專訪期間，我一直在場，懷遠一開口就問：“小石，你是採訪作家，還是採訪秘書？”石山笑嘻嘻地說：“當然是採訪作家，要是採訪秘書，我幹嗎要跑到東州來，在北京直接採訪丁主任好了，他曾經是肖鴻林的貼身秘書。”顧懷遠謔而不虐地說：“如今無論是報紙，還是雜誌，都是企業，企業要生存下去，難免要找噱頭，為的是擴大發行量。不瞞你說，我最近一直被媒體當做貪官秘書報道，我再不加點小心，連秘書兩個字怕是都要拿掉了。”石山一本正經地說：“顧老師，《名人週刊》是以誠信為本的大刊物，我這次奉領導的指示來採訪你，完全是被一個作家的作品所感動而來的。”顧懷遠這才如釋重負地談起了文學。我對文學知之不多，聽懷遠侃侃而談了一下午，我才明白原來小說並不是講故事，而是怎麼講故事的藝術。顧懷遠一再強調他的小說不是創作，而是創造。他說，長篇小說那種傳統的大記敘文式的創作方法已經被用濫了，那種靠寫大故事的傳統小說其創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以往長篇小說不高明的抄襲。顧懷遠介紹了他全部作品的創造，他強調我不僅不模仿和重複別人，也不模仿和重複自己。說句心裡話，顧懷遠的創作理念讓我耳目一新。晚上，我請懷遠和石山吃飯。席間，石山向顧懷遠訴苦說：“顧老師，我現在三十二歲了，一沒房子，二沒車，對象搞了五六年了，就是沒錢結婚。
我們《名人週刊》北京記者站的站長，不僅在四環以內買了近兩百平米的公寓，還開了一輛華晨寶馬，去年結婚辦得既風光又體面，顧老師，您是經過風雨的人，你給我出出主意，我怎麼才能把我們站長擠走，取而代之呢？”顧懷遠一聽為難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已經離開官場多年了，回答這種問題駐京辦主任最有發言權，於是我接過話茬大侃了一番，聽得石山一副頓開茅塞的表情，感激得連連敬我們酒。沒想到，我的這番話卻給顧懷遠帶來了大麻煩，一個星期後，新一期《名人週刊》上市了，我買了一本一看，石山當時用人格承諾的標題《一個讓惡勢力心驚肉跳的作家》改成了《顧懷遠：我給貪官當秘書》。而且我在酒桌上胡侃的一番話竟然變成了顧懷遠的觀點，我當時腦袋就大了，立即撥通了石山的手機質疑道：“石山，看來我是高看你了，原來你們的刊物不是《名人週刊》，而是《狗仔週刊》！你就不怕懷遠告你們誹謗？”石山嬉皮笑臉地說：“丁主任，我們領導說了，就怕你們不告，越告雜誌的銷量越高。”我氣憤地說了兩個字：“無賴！”然後憤然掛斷手機。我懷著歉疚之心撥通了懷遠的手機向他道歉，懷遠卻淡淡一笑說：“能通，這種虧我不是吃了一次兩次了，已經習慣了，你也別太往心裡去，只能吃一塹，長一智了。”顧懷遠口氣中透露出的那種無奈，一點也沒有當年專案組稱讚他為“戰士”的氣魄。這件事一直讓我心裡很愧疚，總想找個機會替懷遠澄清事實，但總苦於沒有機會，剛好懷遠要創作《駐京辦主任》這部長篇小說，專程到北京來見我，我之所以將我任駐京辦主任期間的日記借給他當素材，就是想用實際行動彌補當初由於我的疏忽，給他帶來的諸多煩惱。能有機會將功補過，我心裡很安慰。有人可能擔心，你把自己的日記借給顧懷遠做素材，日後《駐京辦主任》出版了，你就不擔心有人對號入座？
總之，說心裡話，我太瞭解懷遠了，儘管這部小說一定會寫成《一位駐京辦主任的自白》，但是我堅信你們別想在小說裡面找到任何我的影子，不過，你們讀後一定會認為，這不是作家顧懷遠創作的，而是出自一位真正駐京辦主任之手。我之所以這麼肯定，是因為顧懷遠本來就非常瞭解駐京辦，再加上我提供的日記和他出眾的才華，這部小說一定會很精彩，我相信你們讀後肯定會有道破天機的*。不過，別指望顧懷遠創作出一位高大全式的駐京辦主任，即使生活當中有，他也不會這麼寫的，因為他非常清楚駐京辦是個什麼樣的政治平臺，在這樣的政治平臺上，怎麼可能湧現出像東州市委副書記李為民式的人物呢？即使有，人們也不會相信，因此我斷定他會以駐京辦為一面鏡子，而且是一面破碎的鏡子，然後他會用筆將每一塊碎片拼貼起來，形成一面新的充滿裂縫的鏡子，形成一種特殊的視覺效果。這種視覺效果必然是震撼的，因為它不再是一面鏡子，而是一個萬花筒。對，顧懷遠一定會以駐京辦為平臺，展示給讀者一部萬花筒式的長篇小說。這不等於說，駐京辦就是個萬花筒，只能說駐京辦只有在顧懷遠的筆下才是個萬花筒。顧懷遠是一位剝面具的專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讓那些佩戴面具的人羞愧不已，《駐京辦主任》或者說《一位駐京辦主任的自白》這部異乎尋常的*，不僅會剝下掩飾人性醜陋的面具，更會剝下掩飾舊機制醜陋的面具，剝下掩飾道德醜陋的面具。什麼是話語權？其實就是權力。毫無疑問，《駐京辦主任》是一部政治小說，講述的是權力鬥爭的遊戲，但是作為一部藝術作品，他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將偽善的面具剝下來，其深刻的意義必將遠遠地超越文學。
清江省東州市駐京辦主任丁能通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於北京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