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藩和張國昌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東州市老百姓還在議論他們，這讓市委書記魏正隆想了很多。東州出了這麼大的腐敗案，自己這個當班長的，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都是因為自己怕傷了黨政兩家的和氣，而沒有及時提出批評指正，甚至容忍遷就造成的。
李國藩到東州就職不久，就開始與市委鬧獨立，從改造市政府大樓不向市委打招呼，逐步發展到重大項目、重要資金問題個人說了算，重要人事任免獨斷專行。雖然客觀上做了一些群眾叫好的工作，但是一個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一個不受任何約束的領導，一個自律意識很差的官員，難免我行我素，發生腐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魏正隆因“李張大案”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本應調離市委書記崗位，但考慮到東州市的穩定，組織上還是給了魏正隆一個改過的機會。
現在薛元清也要拋開市委鬧獨立，市政府的許多決策不僅不向市委打招呼，連人大也繞著走，長此以往怕是要走李國藩的老路。
想到這兒，魏書記的額頭沁出了汗，他覺得應該找薛元清好好談談了。想當初，自己若能常找李國藩、張國昌好好談談，兩員干將不至於走向絕路。
薛元清對魏正隆的掣肘非常不滿，他覺得魏正隆雖然口碑好，但是自己年齡上佔優勢，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組建經營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資本和勢力。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隊伍和勢力，作為一個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必須在此方面花費心血，這樣才能有實現自己理想的本錢。
東州權力的核心決不能由魏正隆打著黨的旗號一個人把持，這一點薛元清極為清醒和警覺，但是魏正隆是一個極難對付的對手，這個人政治經驗太豐富，簡直就是一個十足的黨棍，又臭又硬，強橫得不給對手留下任何餘地，和這樣的對手打交道必須伺機等待，一旦時機成熟必須痛下重手，否則只能在這種人手下永遠委曲求全，這是薛元清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為對於政治家來說，東州是一個出政績的絕佳的政治舞臺，也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政治機會。
此時的薛元清正在招商引資大會上面對眾多記者，展示著自己的遠大理想。
“薛市長，您希望通過政府規劃，把東州建設得像華盛頓，還是像紐約？像上海，還是像北京？”一位記者問。
“我希望東州既不像華盛頓，也不像紐約；既不像上海，也不像北京。東州的文化是獨特的。沒有盧浮宮，巴黎是什麼？沒有音樂，維也納是什麼？所以東州就是東州，東州是獨一無二的。”薛元清神采飛揚地說。
“那麼東州的優勢是什麼？”記者又問。
“‘經營城市’的理念是我們最大的優勢。‘經營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東州市長後提出來並積極倡導的，國企是國有資產，城市本身也是國有資產。政府掙錢，不僅可以通過徵收企業的稅收，也可以通過經營城市使財政增收。企業可以由董事長和總經理來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長來管，如果市長的興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業，這個城市就會因疏於管理而荒廢。髒亂差的城市，以經濟眼光來看，就意味著悄悄地貶值，也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市長不管企業，還有董事長和總經理；市長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無人去管。”
薛元清的講話很具煽動性，他作秀的本領一點都不比李國藩差。
我記得在一次經濟研討會上，李國藩和張國昌邀請了二十幾名東州市人民政府經濟顧問，在會上李市長和張副市長大談東州經濟GDP的增長，當時李國藩的本意是想通過這次作秀讓這些經濟顧問們對自己在東州的政績在理論上拔拔高，沒想到卻遭到了批評。
一位姓鄭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嚴肅指出了東州經濟與生態發展之間的矛盾，指出增長也要講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觀點更為直接，他說，增長和發展並不是內涵完全重疊的概念。東州市決策層對這一點的認識有誤區，總認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認為增長了就是發展了。其實，根據發展的類型，有的是“高增長、高發展”，有的是“高增長、低發展”，也有的是“高增長、無發展”。東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長、低發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陷阱。
兩位院士對東州的發展提出了批評，這使李國藩的心裡很不舒服。最後，張國昌說，各位對市政府還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來，各位都是專家院士，是東州市最大的財富，有什麼要求我們都儘量滿足。
鄭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個要求讓李市長和張副市長很為難。他們說，能不能給東州市的院士“市長級待遇”。
我沒想到兩位院士還有這種官本位思想，科學的最大悲哀就是給有成就的科學家戴上一頂烏紗帽。不過，我看得出，如果選這兩位院士當市長，他們會義無反顧地拋棄得之不易的院士頭銜。這是不是科學制度的悲哀。
這件事讓我認真地思考了市長都有什麼待遇，答案是：一個不腐敗的市長只是人民公僕，沒有什麼特殊的待遇；一個腐敗的市長自認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麼待遇就有什麼待遇。
如果官員把權力看成是公眾的，就會運用權力造福社會；如果官員把權力看做是實現自我價值用於自我享受的工具，就會危害社會和人民的利益。
現實生活很難證明，想當官的人都是出於為社會服務的目的。理性的社會學者更願意把職業和人生道路的選擇當作人生方式來考察。既然是投資，每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考慮以最少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