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東州後，在《東州日報》上看到一個大消息，市政府要搬遷到黑水河南岸。據報紙介紹，這一壯舉是幾位人大代表聯名提議的，目的是要把黑水河南岸開發成像上海浦東那樣的開發區，市政府南遷可以起到開發帶動作用。
前幾年，黑水河發生過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為保東州炸了黑水河南岸的大堤，結果南岸鄉鎮一片汪洋，老百姓的房子淹的只露出一個房頂，有的連房頂都看不見了。
省委書記陸清坐在直升機裡，面對被洪水淹沒的鄉鎮痛哭，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省委書記面對老百姓受災而流下傷心的眼淚，從那時起，我對陸清的印象就一直不錯。陸清在我心裡算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政治家。
那次大洪水，我和張國昌在一線指揮抗洪，整整三十天沒有回家，日夜吃住在大壩上，大災大難可以淨化人的靈魂，昇華人的精神，那時的張國昌是可愛的，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個好官。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國家這些年一到雨季大江大河就要抗洪，那些百年不遇的大堤是怎麼修的？市政府果真遷至黑水河南岸，相信經過十年二十年的開發一定會出現一座新城，我不知道到那時候再發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是炸南岸，還是炸北岸？
黑水河南岸是一望無垠的良田，在那兒建一個所謂的東州的“浦東”，不知要毀掉多少良田。中國的良田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東州是個老工業基地，我們為什麼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改造老工業基地上，讓老工業區成為東州的“浦東”，而非要糟蹋良田沃土，這是不是決策者的政績心理在作怪，仍然沒有擺脫政績工程、大項目工程、形象工程的怪圈呢？
針對薛元清的好大喜功，市委書記魏正隆非常憂鬱，他反思一個道理，為什麼東州專出搞大項目的幹部，李國藩如此，薛元清也是如此。
為了彌補薛元清的不足，魏正隆親自抓老百姓關心的一些問題，下崗職工關心的一些事情。他心裡有本賬：這些年東州標準化街路越來越多，但有些小街小巷依然難行；大馬路越來越寬，但低窪地區雨後內澇卻十分嚴重；高檔的住宅小區越來越漂亮，但仍有少數居民窩居在棚戶區內。
東州的生態環境略有好轉，那是用大批下崗職工換來的，東州老百姓不僅日子過得苦，心裡的苦就更多了。
魏正隆在視察小巷工程和棚戶區綜合整治工程時，激動地指出：“老百姓身邊無小事，從現在起我們要用兩年時間基本完成棚戶區和積水點的改造工程，同時要大力拓展就業渠道，著力解決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
記得那次大洪水，魏書記親臨一線指揮，他九十歲高齡的老父親感冒住院打吊針，魏書記抽空去看老父親，老父親卻說，水火無情，然後把魏正隆趕向大堤。不料，由於無人看護，老父親輸入利尿藥物過多導致腎衰竭。彌留之際，魏書記趕到醫院，老父親卻已經沒有了任何反應，他老人家走了。魏書記把老父親送到太平間，又回到抗洪第一線，直到洪水退去才出殯。
這件事東州老百姓都知道，他們忘不了當大洪水淹沒家園時，是市委書記魏正隆與他們並肩戰鬥在一起。
市委書記魏正隆原則上不同意市政府搬遷，因為東州市的當務之急是安置大批的下崗職工，讓這些人有飯吃，得了病也能治。
可是議案是人大代表提出來的，必須要走民主程序。不過，林大勇告訴我，市政府南遷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我聽了以後目瞪口呆。
林大勇說，薛元清之所以同意市政府南遷是由於有人提出，市政府的風水不好，連續死過兩任市長，一任是李國藩的前任，在美國考察時死於車禍，因為有一位漂亮的女局長隨同，而且一起遇難，還傳出了許多偷情的緋聞；另一任就是李國藩，因貪汙受賄被判處死緩，最終死於肝癌。
薛元清聽後大驚，自己會不會是第三位？他讓馮皓暗中操作，特意從西州找了一位大師。大師秘密地考察了東州市的地理地貌，認定黑水河南岸是風水寶地，而且有利於薛市長的仕途發展。薛市長聽後下決心南遷市政府。為此，他暗中做了一些人大代表的工作，並多次請市人大主任康明建吃飯，才有了這份建議市政府南遷的議案。
很多冠冕堂皇事件的背後都有一個荒唐的理由，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薛元清也不例外。
我記得李國藩經常說：“否定才能有權威。”市委在討論幹部的提拔和調動的時候，李國藩經常使用否決權。他不同意的人基本上不能動。在全市一些需要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參加的重大活動中，經常是市委書記魏正隆和其他領導等他。有時候李國藩故意遲到，他不到，會不能開，以此在幹部群眾中顯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新聞報道上，版面的主次、篇幅的長短，李國藩都要與魏正隆相比，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大發雷霆。
我的許多同事告訴我，薛元清與李國藩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所以評價薛元清是因為他比李國藩更小家子氣。他每天站在辦公室的窗戶前，望見聳立在市府廣場上金光閃閃的鳳凰翼雕塑，氣就不打一處來。
鳳凰翼是李國藩在任時費盡心機設置的東州市標誌性雕塑，東州市民看見這尊雕塑自然會想起李國藩，市民們每晚都圍在鳳凰翼周圍扭大秧歌。人們一看見鳳凰翼，就會想起李國藩。這是薛元清所不能容忍的。
馮皓最瞭解薛市長的心思，他向薛市長建議：“市長，是不是把鳳凰翼搬走？”
薛元清很喜歡馮皓這一點，聰明透頂，理解領導意圖就是快。但是為什麼搬走？要找個合適的理由。鳳凰翼在東州太敏感了，老百姓已經接受了這一雕塑。鳳凰翼幾乎成了東州市的代名詞。這也是薛元清最頭疼的事。
每次在一起吃飯，林大勇對我講這些事情都是一臉的無奈。他悵然若失地說：“李國藩、張國昌不腐敗該多好，那時候幹工作就是氣兒順。”
我心裡也在想，為什麼林大勇還懷念過去氣兒順的光景，那時候他只是個處長，而現在是辦公廳副主任了。
“這茬領導來了拿機關幹部不當人。經常半夜開會研究工作，連軸轉，從來沒有節假日。薛市長有個壞毛病，張口就罵人，搞得借‘李張大案’之機新上來的年輕幹部紛紛效仿，上級罵下級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林大勇氣憤地說。
看見林大勇的苦惱，同情之餘慶幸自己成了自由之身。有了自由就可以天高任鳥飛，有了自由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雷默，光閒著也不是個事，先給別人打打工吧。”林大勇一直在為我工作的事操心。“我現在的身份不明不白，誰敢用我？”我無奈地說。
“我有個朋友，是個大老闆，但很低調，缺個副總經理，我已經跟他打了招呼，你去試試吧。”
“他姓什麼？”我警覺地問。
“姓楊，叫楊同。”林大勇認真地說。
“我以前聽說過，但不認識。”我遲疑地說。
東州市的民營企業家早就有三“楊”開泰之說，三“楊”中的頭兩“楊”是家喻戶曉的，一個是黑老大楊四，已經被判死刑，正在上訴；另一個是儒商楊儒斌，因行賄被抓尚無說法。第三個姓楊的指的就是楊同，據說是清江省建行行長的乾兒子，靠貸款起家，資產超過了十億元。我是不屑於這樣的背景的。
黑老大楊四是靠走私而暴富的，與李國藩稱兄道弟，他的贓車沒有地方銷售，李國藩就指令各委辦局購買。李國藩去美國，楊四先行開道安排。
有一次，楊四酒後滋事，打了酒店保安，被派出所抓了起來，李國藩不僅打電話給公安局局長，要求放人，還要求對派出所所長和酒店保安人員進行嚴厲查處。楊四不發都不行，黑勢力不大才怪呢。
再說儒商楊儒斌是典型的海歸派，是個留洋的博士，我是朋友聚會時，在飯桌上認識楊儒斌的。後來他多次找我，想通過我認識張國昌。
我請張國昌和楊儒斌吃了頓飯，兩個人就算認識了。我牽線搭橋之後，兩個人的關係急劇升溫。在濱海市海天白雲大酒店，張國昌過生日時，楊儒斌送給張國昌和孟麗華一對“伯爵”牌情侶表，價值三十多萬元，說是表示對張國昌和孟麗華二十年婚姻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