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東州，我在家休息了兩天。沙威來看我。我告訴了他在濱海發生的事。沙威聽後非常氣憤。
“我一定找這個畜生談談。”沙威氣哼哼地說。
我未置可否。我知道我不可能再用羅文。但是我不想朋友不成，就成敵人，我希望彼此友好地分手。
這兩天《東州日報》登載了黑老大楊四終審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消息，大街小巷都在議論楊四是否該死。楊四一審以故意傷害罪等十幾項罪名被判處了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聽說楊四的律師很厲害，提出上訴，揚言掌握了市公安局刑訊逼供的證據，上訴期拖了整整一年。
楊四的案子一審沒在東州審理，是在西州市進行的。開庭那天林大勇在西州市公安局的朋友給他弄了一張旁聽票。林大勇的專業是法律，對聽審這種事特別感興趣，自己特意開車去西州聽了一天。林大勇回來後對我說，楊四當場翻供，法官問為什麼翻供，他說，所有的供詞都是刑訊逼供的結果。
案子終審後，法學界圍繞楊四是否該死進行了激烈的大辯論，權威觀點碰撞直逼尖峰問題，爭論的焦點是“保障人權至上”還是“打擊犯罪至上”。一種觀點認為，楊四案號稱“清江第一涉黑大案”，楊四理應承擔作為“黑老大”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既然證據取得有程序性問題，那麼證據就不能完全採信，就應尊重法律事實，保障楊四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專家們呼籲應儘快建立刑訊逼供舉證倒置制度。
楊四一案究竟是否刑訊逼供，老百姓不得而知。老百姓也不關心這些問題。老百姓認為，凡是作惡多端的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於是楊四上路了。楊四上法場前很平靜，他抽了兩支菸，喝了一口白酒，讓妻子在他的腳鐐上塞了一元錢後，邁上了通往地獄的囚車。
無論如何死亡對人都是殘酷的，能夠從容面對生死的人無論是善的還是惡的，都不免讓活著的人心底有一絲敬佩。
楊四死後，楊儒斌被罰沒了一千多萬，案子不了了之，他被放出來以後請我吃了一頓飯。
“儒斌，下一步有什麼打算？”我看他精神狀態不好，關切地問。
“在東州做生意沒有安全感，我準備先去加拿大休養一段，靜靜心，然後去上海發展。”楊儒斌沮喪地說。
我勸他多保重自己。他有些感動。臨別時，他擁抱我還流下了眼淚。
從濱海回來以後，我一直沒理羅文，這讓他有些發毛。沙威戳破了羅文那天晚上的醜態後，他羞愧難當，到我的辦公室要給我跪下。
“羅文，男兒膝下有黃金，跪不得，”我坐在老闆椅裡動情地說，“不過，濱海之事讓我看透了你。既然窗戶紙捅破了，我們索性好好談談。羅文，我們相識是緣分。你從事的是教育事業，這個職業是很神聖的。我以為你是一個心靈潔淨、靈魂高尚的人，我沒有想到在你的骨子裡，是那麼的自卑和腌臢。你想給我幹，我就有責任帶你走正路，我不允許跟我乾的人走上邪路。羅文，就拿劉慧來說，她對你那麼好，你在我面前就沒說過一句她的好，全是對她肉體的攻擊。在你的靈魂深處除了意淫和偷性，就沒有一點情感可言嗎？”
羅文被我說得無地自容，非要跪在我面前懺悔。說實話，我瞧不起這種幹壞事時像一個英雄，幹完壞事像個狗熊的男人。羅文讓我說到了腰眼兒上，說到了靈魂深處，在我面前已無自尊可言。不過，我還是希望通過這件事，讓他能夠正確認識自己，警醒自己不要做肉體上手淫、精神上意淫的病人。
羅文讓我教訓得五體投地，“雷哥，只要不讓我走，怎麼罰都行。”他哭喪著臉說。
我知道羅文不願意走也是暫時的，因為他馬上要參加在深圳舉辦的全國服裝設計大賽，這次大賽以中裝為主，大賽的主題是《唐風》。羅文一直想以五月花公司設計師的名義參賽。因為五月花前冠的是“清江”二字，名頭大，同時這趟差需要五千元的費用。他是決心要佔這點便宜的。果然羅文提出了要求。我想也好，就成全了你，然後讓你離開，你羅文也無話可說。羅文的要求我答應了，並讓他到財務取了五千元錢。
羅文走後，我像大病初癒舒了一口氣。想起去濱海時，在英傑辦公桌上，她的身份證上的生日好像就在這兩天，便看了一眼日曆。果然就是今天，我便用手機撥通了英傑的電話。“英傑，祝你生日快樂！”
英傑接到我的電話又驚奇又感動。我想她能感覺到我對她是用了心的。我在電話裡誠邀她加盟五月花公司。
“雷哥，我正在辦去美國的手續，”英傑真誠地說，“準備去美國深造，不過，還需要一段時間。這些年我在愛海做得太累了，也不順心。這兩天正想辭職，想回東州陪陪我媽媽和女兒。難得雷大哥的誠意，在去美國之前，我先幫幫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