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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醫院過去是俄羅斯的教會醫院，在恆遠市郊的東南部的稻田區。夏天從市裡開車過來，沿著405國道，越過綠油油的水稻，跟隨遠處村子裡的炊煙，便能隱隱看見村子後面半山坡上康復醫院淺綠色的輪廓，有點兒虛幻，很適合遁世，要是作為進修學校，比如黨校之類的，估計會起到更好的環境作用。
恆遠的氣候特點是四季都不宜人，但晚夏這幾天是例外。炎熱過去了，嚴寒還未來，風沙尚在蒙古，到達尚需時日……我整天躺在康復醫院後院的長椅上，戴著墨鏡，衝著碧藍的天空，任憑陽光暴曬，腦子一片空白。有時，感覺陽光把我裹住了，滲進皮膚，在筋骨間遊走，好像它正在治療我常常發痛的胃，我漸漸發黃的肝，我正在發炎的膽……治療我神經兮兮的神經。
電話裡，我對齊安說過太陽的偉大。我說，恆遠人都應該信太陽神阿波羅，但他們不信，因為太陽是免費的。這裡人的信仰特點好像是，一會兒什麼都信，一會兒什麼都不信。總之，他們是很容易失望的北方人。我相信太陽，相信所有溫暖的東西。那幾天裡，我感到太陽讓我恢復了健康，所以齊安的電話邀請，讓我多少受到了鼓舞。參與破案，好像是拿到了一張進入新的生活階段的機票，所感覺到的雀躍，之前都是被美國電影激發的，在電影的虛幻世界裡，不是在自己的生活裡。現在是玩真的，真的在自己的生活裡開始了新的生活，宛如蛻皮般的……同時，還可以兼顧一下舊生活中的殘留問題，宛如處理水果中農藥的殘留，還有比這更令人激動的事情嗎？回答是肯定有，但不是在我的生活中。生活在別處，對我來說一點兒詩意也沒有。
總之，我可以利用破案，打發出院後繼續等待莫里的時間。
這麼想以後，居然有點擔心齊安他們改主意，不再需要我了。我一擔心害怕，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迫切地把自己的缺點指給對方看。
“我覺得，‘走後門’進康復醫院也不算是正常念頭，你們組裡人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她回答說，這一點兒不打擾她。
她的答話再次給我留下奇怪的印象，她說的是不打擾她，而不是他們。她的同事似乎都隱在昏暗的背景中。但我不敢繼續在我的缺點上糾纏，怕優點從此被遮蓋住。從這種細微的分寸感上可以判斷，我真的不是精神病。
齊安告訴我，幾年前因為一個被嚇瘋了的目擊證人，她多次來過康復醫院。她描述醫院和醫院周邊環境時無意間流露出的寫作天賦，迫使我再次向她致敬：這麼高的寫作水平，她只用來記日記，可惜了。或者反過來說，我用還不如警察的寫作水平，寫東西換錢，可笑了。
“寫故事賣錢，比警察掙得多吧。”齊安說。
“不是錢，是順序。”我解釋，“我所寫的零星小東西，還沒賺到數目像樣兒的大錢。所以，我想繼續嘗試。關鍵是順序，如果寫不了故事，再涉足犯罪領域，可以；反過來，估計不可以。”
“就像有人先當詩人，等詩人的夢醒了，再去幹別的。”
“你太厲害了，真有幾個大官商，過去都寫過詩哎。”
“有過詩人背景的，怎麼都是大的官商呢？”齊安問我。我覺得這是她應該問別人的問題。但不回答又不好，我想了想，回答說：“寫詩首先學會的是走捷徑。”
我們大笑。她接著描述的幾件事，更加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我差不多開始想入非非，甚至想了初次見齊安應該穿什麼。我不是同性戀，但十分渴望跟聰明的同性共事。
齊安先說到了康復醫院的走廊。
前面說過，康復醫院主樓過去是俄羅斯的教會醫院，據說一直被粉刷成淺綠色的，沒人知道為什麼。整體三層，像手鐲一樣圍繞著樓門，每層都有一條長長的走廊。齊安對水門汀長走廊的描述是：“……走起路嗒嗒的，聲音很脆。走著走著，不知不覺變得鬥志昂揚的，走向食堂也像是走向婚禮或刑場一般，光明磊落，不像現在那些鋪地毯的走廊，髒還不說，還有點兒曖昧。你要是仰頭挺胸地走過去，怎麼都不是磊落，怎麼走都是傲慢。”
她說，醫院的女院長長得像蘇聯紅軍，喜歡穿呢子連衣裙和皮靴，佩戴各種絲絨圍巾，每條都像是從電影製片廠道具倉庫撿來的。微笑時整潔的白牙和唇邊的小鬍鬚對比強烈。她堅信自己的衣著風格接近完美，向所有她遇到的瘦高女人推薦呢子連衣裙和皮靴，熱情和真誠的程度，即使範思哲返回人間也無法阻止。
“你跟女院長有過節嗎？”我問齊安。
“沒有。”齊安想了想之後說，“看到我的毛病了吧？我常常很刻薄。”
“警察不就該這樣嗎？其實我也刻薄，對自己尤其嚴厲。”
“所以，以後跟我共事，多包涵。”
“彼此彼此。”其實，我更願意把這看成是齊安的風度。
除此之外，一個聽著格里格鋼琴，開車經過大片金黃稻田的女刑警，實屬罕見，不是隨處可遇。她說，秋天的稻田，風一吹，變得很柔軟，好像人們可以擁抱糧食睡覺。我決定參與滕風的懸案，不是為了死者，而是為了齊安。她激發了我的好奇心。
“那就這麼說定了，我參加。”
“好。後天上午十點，我來接你。”齊安是這麼說的，但沒這麼做。
後來我向老梁打聽過齊安的樣子，老梁的描述是：比我高（我一米七一），比我瘦（我五十二公斤），眼睛比我小，嘴比我大。那以後，齊安的樣子在我的記憶中跟春上村樹《挪威的森林》中描寫的彈吉他的女人玲子疊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