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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序

    蔡鴻君

    君特-格拉斯是聯邦德國著名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因裡希-伯爾並列為戰後聯邦德國文壇的盟主。他的詩歌、戲劇,尤其是小說,以荒誕諷刺的筆觸描繪了德國的歷史和現實,為當代德語文學立足於世界文學之林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格拉斯出生在但澤(現今波蘭的格但斯克)一個小販之家,父親是德意志人,母親是屬於西斯拉夫的卡舒布人。愛好戲劇和讀書的母親使格拉斯從小就受到較多的文學藝術薰陶。格拉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正值納粹統治時期。他參加過希特勒少年團和青年團,未及中學畢業又被捲進戰爭,充當了法西斯的炮灰。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歲的格拉斯在前線受傷,不久就在戰地醫院成了盟軍的俘虜。一九四六年五月,他離開戰俘營,先後當過農民、礦工和石匠學徒,一九四八年初進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學習版畫和雕刻,後又轉入柏林造型藝術學院繼續深造,一九五四年與瑞士舞蹈演員安娜-施瓦茨結婚。

    格拉斯最初是以詩歌登上文壇的。一九五五年,他的《睡夢中的百合》在南德廣播電臺舉辦的詩歌競賽中獲得了三等獎。格拉斯一九五六年的詩集《風信雞的長處》和一九六○年的《三角軌道》既有現實主義的成分,又受到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影響,聯想豐富,激情洋溢,具有較強的節奏感。一九六七年的第三部詩集《盤問》政治色彩較濃,格拉斯也一度被稱為“政治詩人”。

    格拉斯幾乎在寫詩的同時也開始創作劇本。早期的劇作如一九五四年的《還有十分鐘到達布法羅》、一九五七年的《洪水》、一九五八年的《叔叔,叔叔》和一九六一年的《惡廚師》,明顯受到法國荒誕派戲劇的影響。後來還有兩個劇本,是一九六六年的《平民試驗起義》和一九六九年的《在此之前》,試圖將戲劇情節變為辯證的討論,力求揭示人物的內心矛盾。格拉斯自稱這兩出戏是布萊希特“從史詩戲劇發展到辯證戲劇”方法的延續。然而,《平民試驗起義》卻歪曲了布萊希特在東柏林工人暴亂期間的形象,因而遭到普遍非議。

    在嘗試了詩歌和戲劇之後,格拉斯又開始寫作長篇小說。一九五八年,“四七社”成員在阿爾蓋恩的大霍爾茨勞伊特聚會。格拉斯朗讀了尚未完成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的第一章,受到了與會者一致讚揚,格拉斯為此也獲得了該年度的“四七社”文學獎。小說以作者的家鄉但澤以及戰後的聯邦德國為背景,採用第一人稱倒敘手法,再現了德國從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歷史,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的殘暴和腐敗的社會風尚。翌年,《鐵皮鼓》正式出版,評論界對它倍加讚譽,稱之為聯邦德國五十年代小說藝術的一個高峰。小說很快就被譯成十幾種文字,暢銷國外。聯邦德國著名電影導演福爾克爾-施隆多爾夫根據小說改編和攝製了同名影片,公映之後,大受歡迎,並且相繼獲得了聯邦德國最高電影獎——金碗獎、法國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獎以及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最佳外語故事片獎——奧斯卡金像獎。

    在《鐵皮鼓》之後,格拉斯又在一九六一年寫出了小說《貓與鼠》,在一九六三年寫出了小說《狗年月》。前者通過回憶一個少年在納粹統治時期的經歷,諷刺了第三帝國對英雄的崇拜風氣;後者將納粹統治時期比作“狗年月”,描繪出一幅從希特勒上臺前夕至戰後初期德國曆史的畫卷。

    《鐵皮鼓》、《貓與鼠》和《狗年月》各自獨立成篇,在內容、人物、情節、時間順序等方面並無直接的聯繫。因此,評論界最初未將三者視為一個整體加以對待。作者對此曾經多次公開抱怨,並且在一九七四年這三本書再版時補加了“但澤三部曲”作為總書名。此後,越來越多的評論家注重對這三本書的整體研究,大多數人認為三者之間有著互相關聯的內在聯繫:三部小說不僅有著共同的時空範圍(二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德國曆史和現實以及但澤地區的地理環境),而且還有一些貫串始終而時隱時現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們有著共同的主題:探索德意志民族為何會產生納粹法西斯這個怪物;在藝術風格上,它們也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代表了作家創作中的一個統一的發展階段”。

    六十年代中期,格拉斯熱衷於社會政治活動,是社會民主黨的堅定擁護者。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九年,他曾兩度為社會民主黨競選聯邦總理遊歷全國,到處發表演說。一九七二年的小說《蝸牛日記》追述了作者一九六九年參加競選活動的經歷和對納粹統治的思索。格拉斯與社會民主黨前主席、前聯邦總理威利-勃蘭特交情甚篤,曾經多次陪同勃蘭特出國訪問。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格拉斯在社會民主黨爭取連任的競選失利之後加入了社會民主黨。

    自一九七二年起,格拉斯潛心於長篇小說《比目魚》的寫作,一九七七年出版。這部長篇鉅著通過一條學識淵博而又會說話的比目魚和漁夫艾德克的奇特故事,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寫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詩歌。童話、神話和民間傳說穿插其間,現實與歷史相互交織,展現了一個光怪陸離、神奇虛幻的世界。評論家認為,作品的主題是表達對現實的厭倦,而作者則聲稱是要再現長期以來婦女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被掩蓋了的作用,探討婦女解放的可能性。《比目魚》出版之後在聯邦德國引起轟動,第一版就發行了四十五萬冊,作者的版稅收入高達三百萬馬克。一九七八年五月,格拉斯拿出《比目魚》的部分稿酬在柏林藝術科學院設立了“德布林獎”,以獎掖在文學上作出成就的青年作家。這項以他奉為恩師的德國著名作家德布林的名字命名的文學獎,是聯邦德國作家設立的第一個文學獎。

    一九七九年的《在特爾格特的聚會》是格拉斯獻給“四七社”之父漢斯-維爾納-裡希特的一部借古喻今的中篇小說。它通過描寫一六四七年夏天一群德國作家在明斯特與奧斯拉布呂克之間的特爾格特的聚會,反映了三百年以後的“四七社”作家的活動。讀者從西-達赫、格里美豪森、馬-奧皮茨、安-格呂菲烏斯等經歷了“三十年戰爭”的巴羅克時期的德國作家身上,不難看到裡希特、格拉斯、伯爾、賴希一拉尼茨基、恩岑斯貝格爾這一代戰後作家的影子。

    一九七九年秋,格拉斯偕新婚的第二位夫人、管風琴演奏家烏特-格魯奈特訪問中國。回國以後,在一九八○年寫出了《頭腦中誕生的人或德國人死絕了》。這部散文體作品主要記錄了一對在中學任職的德國夫婦遊歷亞洲期間的見聞和思索。此後,作家宣佈暫停寫作,埋頭從事版畫和雕刻。

    格拉斯不僅是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而且還是一名頗有名氣、技法嫻熟的畫家和雕刻家。他自幼喜歡繪畫,聲稱繪畫和雕刻是他的第一職業。在他的創作生涯中,繪畫與文學密不可分,正如他自已所說,兩者之間是“一個有機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他的許多詩集裡都有他自已繪製的插圖。這些插圖的內容和形式大多與詩歌的內容緊密配合,為詩歌提供了形象的註解。將文學作品的主題變為作畫的對象,是格拉斯美術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例如,在寫《蝸牛日記》期間,他創作了大量表現蝸牛的銅版蝕刻畫。就連那時他的自畫像也有兩隻蝸牛。他有意將其中一隻嵌在自己的左眼裡,以此象徵他作為一個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對事業所持的堅忍不拔、始終向前的決心。七十年代中期,他潛心於長篇鉅著《比目魚》的寫作。在此期間,比目魚又成為他作畫的中心主題。在小說出版的同時,一本題為《當比目魚只剩下魚刺的時候》的配詩畫冊也與讀者見面了。格拉斯還擅長設計書籍封面,他迄今出版的絕大多數文學作品均是由他本人設計繪製的封面。這些封面的共同特點就是畫與書的內容及標題密切相關。例如,《鐵皮鼓》畫的是一個胸前掛著鐵皮鼓的少年;《貓與鼠》畫的是一隻脖子上戴著鐵十字勳章、虎視眈眈的巨貓;《比目魚》和新作《母老鼠》則分別畫了一條衝著人的耳朵娓娓述說的比目魚和一隻碩大無朋的老鼠;小說《在特爾格特的聚會》以三百多年前經歷了“三十年戰爭”後一群德國作家的聚會為背景,曲折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四七社”的有關活動,格拉斯巧妙地在封面上設計了一隻從礫石堆裡伸出來的、握著一管羽毛筆的手。迄今為止,他已經在美、英、法、日、中、南斯拉夫等十幾個國家舉辦過近百次個人畫展。

    經過長達五年的創作間歇,格拉斯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出版了長篇小說《母老鼠》。這部小說仍然保持了作家慣以動物隱喻人類的特點,構思奇詭,故事怪誕,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與一隻母老鼠在夢中的對話,展現了從上帝創造世界直到世界末日的人類歷史,反映了作家對於處在核時代的人類社會的思考與憂慮。評論界對格拉斯的新作褒貶不一。為了與評論界保持一段“距離”,格拉斯在一九八六年春天偕夫人前往印度的加爾各答。

    一九八七年初,格拉斯夫婦經葡萄牙等國返回柏林。十月,在格拉斯六十歲生日之際,魯赫特爾漢德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格拉斯選集》。這套選集分為十卷,分豪華本和簡裝本兩種,收入了作家已發表的所有重要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雜文、演講詞以及談話錄等。

    格拉斯在國內外文壇享有很高的聲譽,曾獲得多種文學獎,其中重要的有:一九六五年獲畢希納獎,一九六八年獲馮塔納獎,一九六九年獲特奧多爾-豪斯獎,以及蒙代羅獎等,一九九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貓與鼠》原是作者完成《鐵皮鼓》之後潛心創作的一部長篇敘事小說的一部分,該書最初定名為《土豆皮》。一九六一年,他將這一部分抽出單獨出版,剩下的部分則成為“但澤三部曲”的第三部《狗年月》。

    《貓與鼠》敘述了在納粹統治時期,但澤(現今波蘭的格但斯克)的一個循規蹈矩的中學生約阿希姆-馬爾克,受英雄崇拜宣傳的毒害走上毀滅道路的故事。全書分為十三章,由馬爾克的同學皮倫茨以第一人稱敘述。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處於青春期的馬爾克因脖子上格外凸出的喉結而引起了皮倫茨的注意。在皮倫茨的眼裡,一動一動的喉結好似一隻不停躥躍的老鼠。他便惡作劇地將一隻貓按在馬爾克的脖子上,讓它去捉那隻“老鼠”。逐漸增大的喉結為馬爾克帶來了苦惱,為了引開人們對他的喉結的注意,他想方設法做出許多不平凡的事蹟:潛水,在脖子上戴各種飾物……為了得到一樣遮掩喉結的東西,他甚至偷走了一名海軍軍官的鐵十字勳章,結果被學校除名。在軍隊裡,馬爾克因作戰英勇、戰績卓著而獲得了一枚鐵十字勳章。衣錦還鄉的馬爾克一心想在母校作一次報告,恢復過去受到損害的名譽。然而,由於學校校長從中作梗,馬爾克未能如願。一氣之下,他打了那個校長,然後逃上他在中學時代經常去玩的一條沉船,潛入密艙,從此再也沒有出現。

    《貓與鼠》出版後不久,就在聯邦德國文壇引起了一場關於“藝術與色。情”的爭論。作家庫爾特-齊澤爾率先指責格拉斯在書中描寫軍中男女淫亂等,是淫穢文字,把他說成是“最惡劣的色情文學作家”;繼而黑森州勞動、福利和衛生部致函“聯邦有害青少年讀物審查署”,列舉出書中多處關於“淫亂”、“色情”的描寫,認為該書將“在道德方面毒害兒童和青少年”,因此要求將《貓與鼠》列入禁書名單。出版格拉斯作品的出版社獲悉此事之後,立即給“審查署”去信,要求駁回黑森州勞動、福利和衛生部的申請。出版社認為:格拉斯的小說“屬於藝術作品,將有助於豐富人們的藝術享受”,按照《禁止有害青少年讀物傳播法令》的規定,不應該被列入查禁之列;另外,書中有關的描寫並非渲染色情,而是與塑造人物形象密切相關的,它們的作用主要是為人物鋪墊心理基礎,表現主人公馬爾克爭強好勝的虛榮心。出版社為此專門邀請了大學教授嚴斯和馬爾蒂尼、作家恩岑斯貝格爾、心理學家奧廷格爾、德國語言文學科學院院長埃德施密特等五位專家,就《貓與鼠》以及格拉斯的全部文學作品進行鑑定,並將鑑定報告寄給“審查署”。兩個月之後,黑森州勞動、福利和衛生部長赫爾馬特以“申請並未報經本人許可”為由,主動從“審查署”撤回了要求查禁《貓與鼠》的申請報告,並且親自寫信給出版社表示歉意。然而,這場爭執並未就此結束。齊澤爾繼續在各種場合指責格拉斯,認為格拉斯“當然可以去寫那些觸及人物羞恥感的東西,但是應該在用詞方面稍微體面一些;再說,法律也已對什麼是色情下過定義”。格拉斯也竭力為自己辯護:“齊澤爾早已脫離文學界,他的所作所為是在煽動人們的情緒,企圖在一個曾經出現過焚書事件的國家裡贏得某些慣於告密的政治家。”對於齊澤爾把他稱作“色情作家”,格拉斯更是竭盡全力進行反駁,認為他“不僅是為了我個人的利益,而且也是維護使我受益匪淺的偉大的文學傳統”,因為“假如允許這樣誣衊作家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抹掉《金瓶梅》、薄伽丘的《十日談》和拉伯雷的《巨人傳》”。格拉斯為自己書中的性描寫辯護說:“作家要寫陰暗面;性的方面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它與作家汲取素材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齊澤爾與格拉斯的爭執終於鬧上了法庭。一九六八年十月,巴伐利亞州特勞恩施泰因地方法院作出判決,齊澤爾“不得在報刊上發表有損於格拉斯名譽的言論”;翌年一月,州法院最終裁決,禁止齊澤爾“在文學批評以外的場合將原告(格拉斯)稱為‘色情作家’”。格拉斯對法院的判決並不滿意,他要求“全面禁止齊澤爾發表類似的誣衊之詞”。一直未介入這場爭執的聯邦德國筆會中心,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專門發表了一篇為格拉斯恢復名譽的聲明,表示“絲毫也不懷疑筆會成員君特-格拉斯在道德和美學上的純潔”,確信他的作品所具有的藝術價值,並且對法院並未對澄清是非曲直和確定色情文學的標準作出努力表示遺憾。

    一九六六年,格拉斯與聯邦德國電影導演漢斯-于爾根-波蘭德合作,將《貓與鼠》改編拍攝成故事片。當時任聯邦德國外交部長、後任聯邦總理的勃蘭特讓兩個兒子參加了拍攝工作,次子拉爾斯扮演主人公馬爾克。另外,這部影片還得到了三十萬馬克的政府貸款。影片在第二年公映時,不僅編導及演員遭到許多攻擊,聯邦議會內也就政府為何貸款攝製這部影片向勃蘭特質詢;一些退伍軍人組織也紛紛表示抗議,呼籲“士兵們起來保護自己的榮譽”,聯合抵制這種“褻濱鐵十字勳章的行為”,要求刪剪影片中有損軍人榮譽的鏡頭。六十年代末的大學生運動衝擊了傳統的道德和性觀念,人們對格拉斯的作品才逐漸改變了看法。《貓與鼠》也被列入聯邦德國中學生的選修課本。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二年,當聯邦德國國內正為“藝術與色情”爭論不休時,法文本、瑞典文本、挪威文本和芬蘭文本的《貓與鼠》相繼問世。在此後的兩年中,美國、英國、荷蘭、丹麥、波蘭、意大利、墨西哥和西班牙也先後出版了各自的譯本。迄今為止,《貓與鼠》已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是格拉斯作品中被譯成外文最多的作品之一。後來,當格拉斯本人得知《貓與鼠》的中譯本即將問世時,也親自寫信給筆者,為這部“過於德國式的題材”的作品能夠在國外引起廣泛的興趣,為中國讀者也有機會熟悉這個“帶來死神的貓與鼠的遊戲”感到非常高興。

    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艱深難懂著稱。他文字功底深厚,詞彙豐富,被稱為是托馬斯-曼之後的又一位傑出的德國語言大師。在《貓與鼠》中,作者使用了許多但澤地區的方言和俚語,這更增大了理解和翻譯的難度。由於水平和經驗所限,譯者雖竭盡全力,卻仍然難以充分表現出作者的傳神之筆,譯文中難免存在錯誤和疏漏,祈望讀者不吝指正。本書第一章至第七章由蔡鴻君譯,第八章至第十三章由石沿之譯,全書由蔡鴻君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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