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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人

    孔子的身世

    我的祖先當然是孔子啦,但要是再往前追溯的話,據說是軒轅黃帝。軒轅黃帝是傳說中的中華民族的祖先,姓是姬、號是軒轅氏、有熊氏。據傳軒轅帝死後,因為葬於陝西省黃陵縣都北邊的橋山,所以成了當今名為黃帝陵的名勝古蹟。

    傳說軒轅黃帝有一個叫玄囂的兒子,繼承父位成為天子,因為修煉了太昊之法,所以還被稱之為少昊。

    少昊在位80年,死後葬於曲阜的雲陽山。少昊的第41代嫡孫就是孔父嘉(孔子的六世祖先)。史書記載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遂為氏孔",自此他的子孫就都姓孔了。

    孔父嘉的第四代也就是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是宋國(現河南省和江蘇省的交界)的貴族,為躲避內亂去到晉國,後又定居在魯國。因此,孔家喪失了奴隸主貴族世襲的特權。並在魯國做官得到了叫做"防"的村子,據說防叔重建了孔家。孔子的父親作為在這個魯國重建的孔家後人降生了。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孔紇)是魯國位置不太高的武官,頗以勇武著稱。叔梁為統稱,直到後來成為陬邑大夫。大夫是周代的官名,比士高一位。叔梁紇娶魯國人施氏為妻,生有九個女兒。據說他的妾也有好幾個孩子。可是,生下的兒子孟皮腿有毛病行路都很困難。就這樣的話難以繼承家業,做父親的當然會不滿。為此,步入老年的叔梁紇娶了年輕的顏微在。

    當時,已過64歲的婚姻被認為是與"禮"不相稱的。況且,叔梁紇既有正妻,還有妾。所以,後來的司馬遷在《史記》的"孔子世家"中把這段婚姻稱之為"野合"(不符合禮儀)。

    據說,孔子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即公元551年9月28日,因他是秉受尼山的靈氣所生,取名叫丘,號稱仲尼。從小活潑可愛,啼聲洪亮,父母愛逾拱璧。

    孔子3歲喪父,繼承母教。雖家境貧困,但教育孔子演習禮儀以明志,學習技能以謀生,嚴格要求,其能使成大器。年事稍長,為了幫助母親維持生計,就從事各種勞動,養成勤勞儉樸的習慣,經受克服困難的磨鍊。

    孔子自稱:"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少年時代已經自覺地開始勤奮求知,樹立遠志。17歲痛失慈母,尋及父墓,合葬於防山,即今之梁公林。

    19歲娶妻宋之亓官氏,次年子孔鯉生。是年在三桓(即三卿)之一的季孫氏家做委吏,管理倉庫,以公正無私著稱。21歲改任管理畜牧的秉田,認真負責,顯示了治事的才能。

    孔子少年時艱苦備嚐,所以他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孔子勤學好問,學無常師。勤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探求真理,把自己鍛鍊成文武全才的有志青年。29歲學琴於魯國琴師師襄子,反覆領會,深探意境,以求其精。

    30歲已成精六藝、通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的淵博學者,開始首創私學,施教授徒。堅持"有教無類"的方針導致聲譽日隆,逐漸成為古今敬仰的偉大教育家。自稱"三十而立"。

    34歲在周都,問禮於老子,增益文物、政治、為人等知識。

    35歲因魯亂適齊,途遇女子,親人被虎噬死但不願離而他去,因之發出"苛政猛於虎"的慨嘆。在齊聞"韶"樂,而至"三月不知肉味"。

    37歲返魯,直至50歲。治學施教,修詩書、定禮樂,聲名大振,弟子日多,很多精闢的論述、傳世名言,成於此時。孔子說:"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確定了堅定不移的人生觀,掌握了客觀發展的規律。

    51歲,魯定公九年,受命任中都(今山東汶上縣)宰。這是孔子初次為官,治理一年,卓有政績,形成尊老愛幼、路不拾遺的良好風氣,一年後升任小司空,再升大司空,兼攝相事。在齊魯夾谷之會中,破壞齊國陰謀,迫使齊君謝過,歸還侵魯大地。孔子為大司寇後,魯國大治,正化盛行。

    魯國得治,齊國大懼。乃選美女80人,文馬30駟(120匹),以饋魯國。君臣受惑,怠於政事,多日不朝,疏遠孔子。孔子失望,離魯遁衛,開始了為時14年的周遊列國,直至68歲,魯哀公十一年時,方告結束。返魯後繼續聚徒授業,專心治學,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所謂三千是指前後受業弟子的累計總數,並非同時受教。

    孔子說:"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71歲,顏回死,72歲,子路死,孔子連續痛失親人愛徒,年老力衰,打擊過甚,尤其對顏回、子路之死尤其悲痛。73歲,孔子病重,自知不起。一天早上,他扶杖站立門前,嘆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朽乎?"哲人自此,寢疾七日而歿,時在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農曆二月十一日,死後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孟子說得好:"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在中國孔子也被稱為"孔夫子",在古代"子"是對男子的敬稱,本名是丘。"夫子"是"長"的意思。孔子的子孫直到第7代都是獨生子,沒有旁系,終於從第8代開始家族繁榮了起來。關於孔家的人數,還沒有正確的數字,但在曲阜,自稱姓"孔"的人也很多。

    住在曲阜的孔氏家族,一般被分為內孔和外孔。孔子的後裔為內孔,人數不太多。孔末(早先不姓孔,謊稱姓孔的人)的子孫和歷代在孔子家扛活被授予孔姓的人的子孫稱為外孔或偽孔。外孔不能入孔氏的家譜,在曲阜姓孔的人中,外孔既不能入家譜的人為數眾多,而且自己到底是內孔還是外孔都不知道的人也很多。

    因為姓孔的人太多,要把孔子的直系歸結為一支的話是很困難的。因此孔家立下定約,為維護孔子的血脈,整個家族要世世代代繼續家譜,讓子子孫孫可以尋根溯源,溫故而知新。這項偉大工程叫"續修家譜"。

    所謂續修家譜,從宋代之前收錄世襲奉祀的直系長孫一人的手抄本孔氏家譜開始,如果不算大修的話,孔氏家族一共經歷了六次修譜。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譜》雖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約,但《孔子世家譜》實際上只大修了四次:即明天啟年間、清康熙年間、乾隆年間和1930年至1937年間。

    根據家譜統計,這個被吉尼斯世界紀錄列為"世界最長家譜"的龐大家族,其後裔也亦呈幾何數字增長:清康熙年間續修的家譜共計孔子後裔近2萬人,乾隆年間為10萬餘人,到了民國時期已增至56萬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萬人。

    在我祖父孔慶功的著作《孔子溯源》中:"孔子第五十九代"衍聖公孔彥晉的二弟孔彥韶在公元1568年遷至滕州,設立"滕陽戶"。我(孔慶功)1935年又代表孔家第五大戶滕陽戶赴曲阜主修家譜,歷時兩年多,現滕陽戶的的基地在距孔子基地500米之處為證。並且,1996年我們滕陽戶在我的資助和主持下率先按60年一修家譜的規矩而修訂的家譜,成為解放以來第一部孔氏家譜。

    孔子家境不好

    一位詩人說過:"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是的,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雖生猶死;那些立功立德遺教後世的人,雖死猶生。

    中華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離開人世已經2500多年了,但他卻沒有死。他整理過的文化古籍至今流傳,他講過的一些哲理性格言成了我們今天的座右銘。孔子的名字是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聯繫在一起的:我們提到孔子,就聯想起中華民族的文化;我們談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就聯想起孔子。實際情形就是這樣:孔子與我們同在,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同在。即使再過2500年,孔子也不會被人遺忘,因為他整理過的文化古籍將永遠流傳下去,他總結的人生格言是超時代的,不會因歲月的流逝而失去光輝。"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這一類格言有永恆的生命力,與天地比壽,與日月爭輝。

    孔子是中國春秋時代的人,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活了73歲。"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在2500多年前說來,孔子可算是難得的高壽老人了。

    孔子自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可見,他在青少年時期由於家境不好,自己的地位低賤,不得不去從事一些被別人看不起的工作。他操持家務,為別人的紅白喜事當吹鼓手,還為貴族家裡管理過牧群和倉庫。幹這些事,確實也有些"賤",很不遂孔子的意,但又有什麼法子呢?他要吃飯穿衣,要生活呀!

    孔子的祖先並不"賤"。在他那時,中國的社會動盪,國家只有表面的統一,周王朝已名存實亡,地方勢力割據,豪強並起,諸侯林立。諸侯國中有一個宋國,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國的貴族,名聲顯赫,後來因為遇禍,孔子的六世祖被殺,五世祖便逃離宋國,移居魯國。從此家道中衰,由"貴"到"賤"。

    還好,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名紇、字梁、排行叔)總算有點作為,他是一名武士,立過兩次戰功,當過陬邑大夫。這樣說來,孔子父親不算"賤",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屬於貴族行列裡的低等貴族。

    叔梁紇——孔父嘉總想有個兒子來傳宗接代,惟恐斷了孔氏的香火。不巧,他的第一個妻子生了九胎,全是女兒,沒有兒子。叔梁紇大失所望,便另娶一妻,天從人願,再婚後得了個兒子。可是,這兒子的身體欠佳,帶有殘疾,很不理想。這時的叔梁紇已經56歲了,但他盼子心切,還想要一個健壯聰明的兒子。於是,他向顏家大族的閨女求婚,由於年紀老了,顏家的大閨女和二閨女都不同意。說也巧,三閨女顏徵在卻點了頭。大門閨秀顏徵在妙齡懷春,老頭子叔梁紇得到了她,能不欣喜嗎?老夫少妻真也浪漫,他倆同遊尼丘山,向山神祈禱,希望山神保佑顏徵在懷胎生子。據史書記載,他倆在祈禱之後便開心地來一次"野合"。

    你說巧不巧,這"野合"的產兒便是孔子。為了紀念祈禱山神的那件事,叔梁紇便以山名作為兒子的名字,取名丘。

    孔子很不幸,3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叔梁紇留下3個妻子和10多個女兒,不難想象家庭內部的矛盾會一天比一天地多起來。孔子的母親看到了潛伏的家庭危機,便離開孔家,帶著兒子移居魯國的首府曲阜。

    年輕的母親含辛茹苦,把孔子撫養到17歲的時候,她自己也死去了。

    父母雙亡,孔子尚未成人。由於父親的去世,原來的貴族之家徹底破落了;由於母親的去世,孔子的吃飯穿衣也成問題。年少的孔子自然受到貧困的煎熬,遇到世人的冷眼,他感嘆"吾少也賤"並非無病呻吟,是他困苦家境的真實寫照。

    孔子窮的是錢,不窮於志。人貴有志,孔子恰好就是一個很有志氣的人,在貧困中立志學習,好古敏求,做一個知識豐富大有作為的人。那時,教育和文化事業都被官府和貴族們壟斷,處於貧賤地位的孔子要獲得受教育的權利和借閱古籍文化資料頗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他向眾人學習,以賢者為師,他說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他好古敏求,努力地學習傳統文化。他拓寬求知的領域,不遠千里,去向哲學家老子請教,向音樂大師學彈琴。經過刻苦的學習,他在母親死後不幾年,就成了很有知識的著名人物。你看,他單身孤子,尋配偶卻並不難,19歲就結了婚。第二年孔子做了父親。他的兒子降世以後,魯國的國君也來祝賀,送一條鯉魚作為賀禮。孔子感到很光榮,便給兒子取名叫孔鯉,以此作為紀念。

    孔子的名望越來越大,大約在他30歲的時候,便開門辦學,傳播知識,培養人才,因而成了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後來又成了政治家、思想家,創立了儒家學說。

    孔子的成功,是因為自己是天才嗎?孔子自己否認這一點,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成功的秘密在於"學而不厭"。舉個例子吧!那時有一部將宇宙萬物是怎樣變化發展的哲理書——《易經》,是比較難懂的,孔子卻非常感興趣,到了自己的晚年還反覆閱讀。當時,人類還沒有發明紙,著書艱難,字要寫在竹板上,然後用繩子把竹板穿起來,一本書就是好大一堆竹板。讀書時,要翻動竹板。孔子在讀《易經》的時候,由於是反覆讀,他多次把穿連竹板的繩子弄斷了。可見他用功之勤。即使這樣,他覺得自己對《易經》還未研究透徹,感嘆時不我與,如果富有春秋,他還會多用一些工夫。孔子在學習時,對知識的追求總是鍥而不捨的。

    正因為他一生好學,自己的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不斷地得到提高,似乎是每隔十年能登上一個新的臺階,達到一個新的境界。到了晚年,他回顧自己的學習歷程,感到欣慰,總結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說,我在15歲的時候就立下志向,要刻苦學習,做一個有知識有抱負的人。到了30歲的時候,我對人生、社會、歷史等等都有所瞭解,知識面廣了,打下了牢固的知識基礎。由於知識豐富,遇到事情的聯想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也增強了,因此到了40歲的時候遇事就不感到大惑不解,覺得什麼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世界是可知的。正因為是可知的,便進一步去探索客觀事物的規律性,這一探索似乎是嚐到了甜頭了,50歲而知天命。所謂"天命"即自然界的客觀規律,這是認識歷程上的大飛躍、大臺階。再過10年到了60歲,孔子的涵養性臻於完善,無論別人的什麼話(正面的、反面的、順耳的、逆耳的)都聽得進去,到了"耳順"的階段。再過10年已達70歲,孔子覺得自己想事做事能按客觀規律辦事,不妄想,不妄為,也不錯過人生的機遇,使主觀與客觀統一起來,自己想說的話,想做的事都不怎麼出差錯,不越軌,符合禮教。

    孔子畢生好學,知識給了他力量,也給了他樂趣,儘管他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不遇知音,碰上了許多艱難險阻,但是他仍然保持著樂觀的生活態度,這是很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問孔子的學生:"你們的老師孔夫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啊?"乍然間,學生莫知所對。孔子後來知道了這件事,對學生說:"你應該這樣告訴他,我那位老師呀,他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樂觀的孔子十分平易近人。在他的學生們的眼裡,他一面是望之儼然的嚴師,一面又是"即之可親"的寬厚長者。他不擺教師架子,常和學生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交流思想和感情。有一次,他問身邊在坐的幾位學生:"說說看,你們各人有什麼志向?"當學生們一一說出自己的志向後,回過頭來對孔子說:"願聞先生之志。"孔子坦率地告訴學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所以于丹說的好:"我覺得孔子是一個樸素的溫暖的老頭,他為人特別厚道,對人不尖刻。子貢曾問他"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恕",他一向以"恕"道對人就是寬恕包容,所以我覺得孔子的思想非常樸素,他一生都很窮困,所以這樣一個樸素厚道的人透過千古的塵埃能夠給我們心靈撫慰和溫暖。"

    孔子一生所做的兩件事

    有一種類似葫蘆的瓜叫匏瓜,它個兒小,分量輕,不能食,但有觀賞價值,人們常常把它懸起來,作為擺設。

    有一次,佛肸邀請孔子到他那裡做官,孔子的心動了,想應邀。孔子的學生子路卻不贊成,說道:"老師呀,過去我聽你說過,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同那些居心叵測的人相處共事的。佛肸這個人不怎麼樣,他作為大貴族的家臣要搞叛逆活動,你卻要他那裡去是何道理?"

    孔子回答說:"你記性好,我是說過那樣的話,不應該到佛肸那裡去做官。不過,你別擔心,即使到了他那裡,我也不會與他同流合汙。不是說最堅硬的東西磨也磨不薄嗎?最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嗎?我又不是匏瓜,哪能只懸掛在那裡不讓人採食呢?"

    這一番話反映了孔子急於從政的迫切心理。不過他也有顧慮,畢竟佛肸那人聲譽不好,加之學生子路的反對,他最終還是打消了應邀的念頭。

    孔子為什麼要急於出任呢?是不是想過官癮?是不是想求富貴?

    回答是否定的。孔子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志士,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在他那時,中國處於分裂狀態,周王朝已失去了駕馭地方諸侯國的能力,不能發號施令,諸侯國架空了周天子。各諸侯國的政治實權也往往不掌握在國君手裡,而是掌握在世襲的大貴族手裡。以孔子在的魯國為例吧,魯國國君並不掌握實權,早已大權旁落,落在三家大貴族手裡,大貴族左右國君。這種權力下移的現象似乎產生了力偶連鎖反應。奇怪的是貴族家裡的大權並不掌握在貴族自己的手中,往往為他們的家臣總管所篡奪。例如,魯國的季氏貴族之家的大權(收租、調動軍隊)落在老家臣陽虎的手裡(陽虎當了四十多年的家臣)。這種權力下移,這在孔子看來是極不正常的,不僅全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被破壞了,形成分裂狀態,而且以下犯上,把整個的封建秩序也打亂了,社會動盪,百姓不得安寧。面對這樣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現實,孔子憤然地說:"天下無道!"

    怎麼辦呢?孔子提出了一套治國平天下的政治主張,以維護周王朝的威信,保持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結束分裂狀態。與此同時,要推行仁德治,施惠於民,緩和各種社會矛盾,使整個社會平平穩穩,井然有序。

    如何才能實現這樣的政治主張呢?當然,最好的辦法是孔子自己出來做官,通過做官掌權才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張變成為現實。孔子自己也說:"如果有人啟用我的話,我就能把現在混亂的局面改變過來。"他甚至還說:"我要做官,不出三月,就會見到成效。"

    孔子有救世之心,熱衷於政治,急於想出仕。但是,他又不是見官就要,誰召都去。他是個有原則性的人,不肯枉道而行,守道待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他說過:"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在他看來,用歪門邪道的辦法去獲富貴是可羞的,他不要那樣的富貴。他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胳膊睡覺,也感到快樂。"

    不擇手段的富貴是不要的,居心不良者拋來的烏紗帽是不戴的,這就是孔子對待富貴和出仕的原則態度。有的人不瞭解這一點,往往在孔子面前碰一鼻子灰。

    前面提到過的那位季氏的家臣陽虎,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想背叛季氏,進而控制魯國的朝政。在實施這個陰謀計劃的準備階段陽虎看中了孔子,想拉攏,以便用孔子的社會威望來給自己撐門面。於是,他急於想拜會孔子,而孔子呢,偏偏就不見,孔子討厭陽虎這個人。孔子17歲的時候,他去出席季氏家裡的宴會,作為管家的陽虎見少年孔子貧寒微賤,便拒之門外,使孔子第一次遭到了社會權貴們的冷遇,心裡很不是滋味。如今,孔子有名望了,陽虎刮目相視,但孔子卻看不起陽虎。陽虎多次見不到孔子,十分著急。如何才能見到呢?他想了個鬼點子:先託人送孔子一隻燒烤好了的小豬仔,按當時的禮節,孔子受禮後,必須去回拜陽虎,這樣就可以見到孔子了。孔子知道這是計謀,回拜的日子選定在陽虎不在家的時候,這樣既不失禮又可以不被陽虎糾纏。不巧,孔子在路上卻與陽虎相遇了。陽虎傲氣十足地對孔子說:"過來,我給你說。"他質問孔子:"有的人很有學問和治國主張,卻坐視自己的國家混亂還算得是仁愛嗎?"孔子默而不答。陽虎代替孔子回答:"這怎麼可以呢?"孔子仍不開口,陽虎接下去說:"有的人想從政做官而又屢次放棄機會,這算得上聰明嗎?"陽虎故意刺激孔子,好讓孔子開口,孔子照樣沉默而不答。自討無趣的陽虎代答道:"這怎麼可以呢?你要從政就別失掉機會,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淡淡地回答道:"是呀,我是會出來做官的。"

    孔子答應要做官,但沒有答應要去陽虎手下做官。4年之後,孔子在魯國步入官場,51歲時當了"中都宰"(縣長)。據史料記載,他在中都頗有政績,成了其他地方官員學習的楷模。因名播一時,在52歲時進入朝廷做官。先是管了一年工程,後來當了大司寇,專管司法,地位很高,與魯國三家世卿貴族同列。這時,孔子進入了上層社會。但是,好景不長,在他55歲時,便失勢下臺了。

    這是為什麼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孔子在臺上時,主張以武力拆毀季氏等三家大貴族在他們各自領地上的城堡削弱貴族的實力,以加強國君的力量。這一舉措,剛開始還行得通,硬是拆毀了一個貴族城堡。往下,則行不通,遭到了大貴族及其家臣的武力反抗。孔子失敗了,而且得罪了大貴族,自己的官位當然岌岌可危。正在這時,魯國的鄰國即齊國趁機搞美人計,給魯國國君送來80個美女組成的歌舞隊,還有120匹良馬。目的是讓魯國的統治者沉溺美色,玩物喪志,以便有朝一日成為齊國的階下囚。魯國的統治者不知鄰國在用計,以為是友好的表示,收下美女和良馬。果不其然,收受者上當了,酣醉在溫柔鄉里,三日不朝。

    孔子看到這種情形對魯國的統治者太失望了,深深感到在魯國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必須離開魯國,到別的諸侯國去宣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於是,年過半百的孔子和自己的一些學生離開了魯國,不遠千里,先後去了6個諸侯國。可惜,沒有一個國家接受他的政治主張,在外流亡了14年,始終沒有一個國君啟用他。

    在流亡期間,有時斷糧,他和他的學生只好餓肚子,以致餓倒了的學生站不起來;有時遇到危險,別人要加害於他們,生命危在旦夕。每當遇險的時候,孔子總是鎮定自若,不改初衷,勇敢地同困難和惡人作鬥爭,終於化險為夷。

    孔子希望求仕行道,不辭勞苦而奔走四方。自己也知道,這樣努力未必能夠得到成功,但他又不甘心自己的政治主張化為烏有。他的這一番苦心並不為世人所理解。有的人譏笑他不識時務,說他"知其不可而為之"。有的人罵他是失去了主人的"喪家之犬"。一位老農民認為他這是徒勞的,白白浪費時間,還不如去耕田種地,因而對孔子產生厭惡,說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有位裝瘋的賢者警告孔子:"過去的事不堪回首,未來的事誰也不知道,你忙些什麼呢?你算了吧,眼下的情況你還未看清楚,求仕從政的人多危險呀!"孔子想與這位賢者交談,可是,賢者講完就跑了,"不得與之言"。孔子的學生子路向兩位隱者問路,隱者不給指路,反而教訓子路說:"天下到處都像洪水一樣亂糟糟的,誰能改變呢?你與其跟著孔丘去改革社會,還不如跟著我們逃避這個社會。"子路把隱者的話告訴給孔子,孔子依然說道:"與山林鳥獸生活在一起的隱者是不可以同群的,我不和那些社會改革者在一起和誰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孔丘何必參與改革呢?"

    孔子是個意志堅定的人,不管別人怎樣譏笑議論,也不管遇到怎樣的挫折,他都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苦苦追求,自強不息。孔子69歲時回到了魯國,但他仍不悲觀,把殘年餘力用在教育和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上,通過這些以繼續傳播他的思想並寄希望於青年人。

    他的晚景並不美好,妻子、兒子、得意的學生相繼去世了,幾乎成了孤老頭子。一代哲人在他73歲那年病倒了,別世前一週的早晨,他扶杖倚門,自吟自唱:"泰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罷臨窗而坐,說:"我將要死了。"果然,"寢疾七日而沒。"在於丹眼裡:孔子是一個樸素而溫暖的長者,他不愛說話,有次他上課時感嘆:"予欲無言",我想不說話了。學生問,老師你不說話,"小子何述焉?"我們轉述什麼呀?孔子淡淡地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就是這樣重身體力行,勝過言傳。

    孔子一生二事,一個是奔走各國,一個是教書育人,結果他這三千學生中出了七十二賢人,傳播取得成功,育人結出碩果,孔子死後三百年被漢武帝封為萬世師表。

    孔子仁者愛人

    熱心從政的孔子,在年過半百的時候,終於受到魯國國君的重用,成了朝中主管司法公安的首腦人物,官高位顯,與公卿貴族同列,在當時等級森嚴的努力指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里,像孔子這樣有地位的達官貴人,一般都高高在上,目中無人,瞧不起卑賤的奴隸。但孔子卻不這樣。

    有一次,他辦完公事退朝回家,聽說自己家中馬廄失火了。這時,他不問馬匹是否燒死了,也不問家裡的財產受到多大的損失,而首先關心的是看管馬廄者的安全問題。他急切地問:

    "傷人乎?"

    在那時,看管馬廄的人多半是奴隸或者是農奴,地位極為卑下。在一般統治者的眼裡,奴隸和農奴只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不把他們當人看,奴隸沒有任何權利,可以被任意殺害;沒有獨立的人格,可以被趕到市場上去買賣。因此,統治者總是輕賤奴隸,誰也不去關心他們。孔子卻不同,他關心看馬廄的人,這就說明他是把奴隸一類的卑賤者當人看的。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人,別人也是人,高貴者是人,卑賤者也是人。

    孔子為什麼要關心地位卑賤的看馬人呢?這與他的思想和道德主張有關係。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什麼是仁?孔子作過多種解釋,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愛人",孔子提出了"仁者愛人"的口號,在人類的歷史上第一次聽到了人道主義的呼聲。孔子說過"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人的意志是不可聽人擺佈的。這是人格的體現。孔子已經有了人格的意識,注意到了人的平等。既然是人,就應受到尊重,就要把人當作人來對待,彼此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儘管地位有高低,人格沒有高低。孔子講的愛人意思是要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明乎此,我們就知道他為什麼要對養馬人採取關懷的態度。

    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在提倡"仁"的思想,但那種仁在內容上是狹隘的,僅限於家族內部親者之間的愛。子愛父,父愛子,弟愛兄,兄愛弟,如此等等。這是從血緣關係的角度講愛。孔子的仁愛思想則與此不同,所愛的對象超出了血緣關係的家族範圍。他也主張愛自己的親人,同時又主張愛非親著。他一方面主張愛有差等,(先愛親人,然後才去愛別人,給予的愛心有多有少),另一方面又主張"泛愛眾"。一個"眾"字,說明孔子提倡的愛人是要愛一切人,包括農奴和奴隸在內,這種仁愛思想具有人道主義的性質。

    孔子還專從人己關係的角度去講仁,含有助人的意思,成了一種處理人己關係的道德原則。一事當前,既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別人,兼顧人己兩個方面,不是隻為自己打算。他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在事業上得到成功,也要幫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顯達於社會,也要幫助別人顯達於社會。這裡強調的是關心他人,幫助他人,是一種利他精神;所反對的是隻顧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義。

    孔子呼籲"仁者愛人"是有針對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會里,誰沒有得到社會的愛護?當然不是統治者,而是被統治者,所謂"愛人"實際上是要求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發一點善心,把他們當人看,不要加重對他們的剝削壓迫。孔子要求統治者要剋制自己的貪慾,反省自己的過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那時傳統的道德規範。孔子希望在位的統治者都成為"仁者",具有恭、寬、信、敏、惠的美德。這五種美德對統治者是非常有好處的:"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澤足以使人"。

    "仁者愛人"並非空洞的口號,有實際的內容。孔子要求統治者關心民間疾苦,"博施於民而濟眾",即把自己多餘的錢財拿出來幫助缺衣少食的"民",讓"眾人"得到好處。孔子已經注意到了社會的分配問題,認為當時的貧富懸殊極不合理。他說,社會財產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會就安寧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濟眾"便是一法。均財富,損有餘,補不足,讓百姓得到實惠,這才是"愛人"。

    另外,孔子還主張"節用愛人"。統治者驕奢淫逸,揮金如土,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們所消費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不用說是從百姓那裡搜刮來的。他們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飢號寒"為代價。統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災難。孔子看到了這一點,便提出"節用愛人"的問題。只有"節用",剋制統治者的貪慾,才能減輕百姓的負擔,這樣就等於愛護了百姓。可見,"節用"就是愛人;反之,奢侈則是害人。

    孔子主張"使民以時"、"不誤農時",這也為了"愛人"。在孔子的時代,一家一戶的小百姓每年要無償地為統治者服勞役,而且農忙時節也要服勞役。這樣,嚴重影響了耕播和收穫,給千家萬戶造成了損失。孔子並不反對服勞役,但反對在農民大忙的時候抽走勞動力,在孔子看來,作為統治者,做事要考慮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勞役必須是在農閒的時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愛人"是在對苦難中的百姓起保護作用,維護著百姓的實際利益,在為百姓講話,抑制統治者的貪慾。這個主張意在緩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具有社會的進步意義。

    "仁"是一種美德,同時還是人的一種本性。在孔子看來,正因為人有這種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動物,所以孔子說:"仁者人也"。這裡,孔子從人性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麼,作為一個人就不要違背"仁",違背了就會做不仁的惡事壞事。仁之於人,猶如空氣和水,誰也離不開,哪怕是一頓飯的工夫也不可離開。當你匆忙的時候不要忘了它,當你在罹難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不要拋棄它。人活著要不違仁、不棄仁,永遠與"仁"同在。

    應該一生追求"仁",為社會和人類做出貢獻,為了"仁"要肯於犧牲自己,不計較個人得失,見義勇為,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說得好:"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形成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宋代范仲淹講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明末清初顧炎武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傳統美德的體現,首先考慮的是天下國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個人的安危和榮辱。他們把孔子提倡的"愛人"推及到愛整個國家民族和全民眾生。

    以政為德

    魯國有位公卿貴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國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國呢?他去請教有學問的孔子,說:"我想殺掉一些壞人,親近一些好人,你看怎麼樣?"孔子不以為然,回答說:"你治國當政,何必一定要大開殺戒呢?最好的辦法是為官的人要帶頭行善做好事,只要你從善,百姓就會跟著學你從善,這就看你往哪條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風,小百姓的道德趨向好比是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這裡講了一種治國者的導向作用。

    這番話,道出了孔子的心聲,他反對亂殺人的暴政,主張寬大為懷的德政。他說:"為政以德,統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極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閃閃發光,而周圍的群星就護衛著它。"這裡,孔子講得很形象,把君民關係比作北極星與群星的關係,官民和諧,北極星與群星互相輝映。其所以此,就因為統治者實行了德政,對百姓寬厚。寬則得眾,孔子為統治者開了治國的良方,實行德政可以得到百姓的擁護。

    在位的統治者常常感到百姓難治,難管理,難於制伏,生怕他們為非作歹,犯上作亂,因而惴惴不安,提心吊膽。前面提到的季康子也不例外,常有這樣的心態。擺在他面前的嚴重問題就是感到魯國的盜賊太多,盜竊成為普遍現象,似乎遍地是賊,真令他頭疼。什麼原因呢?他不清楚。用什麼辦法去解決呢?他也束手無策。於是他又去請教孔子。孔子是明眼人,知道產生盜竊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百姓處於貧困狀態,因飢寒所迫。百姓又何故貧困呢?不是他們懶惰,生產不出糧食和布匹,而是因為統治者的貪慾太大,無休止地向百姓巧取豪奪,搶佔了他們的勞動果實。因此,解決盜賊的根本辦法是統治者要抑制自己的貪慾,少向百姓伸手。所以,孔子回答季康子說:"如果你們在位的人不存在那麼多的貪慾,即使你懸賞鼓勵百姓去盜竊,他們也不會去幹。"

    孔子的話頗幽默,聽起來有趣。但這絕不是同季康子開玩笑,恰恰是說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孔子的德政與統治者的暴政是對立的,同時與統治者的苛政也是對立的。不準亂殺人以反對暴政,呼籲剋制貪慾以反對苛政。在那時,苛政普遍存在,問題相當嚴重,孔子為此痛心疾首。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學生子路經過泰山,在深山裡,他們忽然聽見一位老婦人的悲慘哭聲。孔子讓子路前去打聽哭的原因。子路前去一看,老婦人守著一個墳頭痛不欲生,原來她是在哭剛死去不久的兒子,兒子被老虎咬死了。在此之前,兒子的父親、爺爺都被老虎咬死了,如今只剩下孤苦無靠的老婦人,她怎麼能不哭呢?子路問老婦人:"你們怎麼不離開這老虎吃人的地方呢?"老婦人回答說:"躲在這深山裡可以逃掉官家的稅收。"子路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孔子,孔子喟然長嘆:"苛政猛於虎也。"

    暴政和苛政折磨著百姓。孔子才為世出,心向百姓,提出了德政。百姓希望有德政。孔子順應民心,提出了富民的經濟政策。有一次,他和學生冉求到衛國去,他看到衛國的人口眾多,十分驚喜,認為是國家興旺昌盛的象徵。冉求問他:"人口多起來了怎麼辦?"孔子回答說:"那就想法讓老百姓富裕起來。"學生又問:"富了以後又該做些什麼呢?"孔子說:"還要教育他們。"

    這簡短的對話表現出孔子超出常人的見解,對百姓既要"富之",又要"教之",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都考慮到了,一方面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免受飢寒之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百姓的修養素質,富而知禮,以免越軌犯上。窮而為盜,社會不安定,富而不教,社會也同樣不得安寧。富之教之,先富後教,從物質到精神都富有則是最理想的。孔子從社會長治久安的高度,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角度,深刻地闡明瞭富民教民的重大意義。

    孔子是教育家,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從政者不可簡單地用刑法來制服人,應該用道德規範來教化人。他說:用刑法來制服人,百姓只能產生畏懼之心不敢去做違法的事,但不產生羞恥之心。也就是說,他們只能被動地去服從,而不是主動地去遵守法規。如果把統治方法變一變,首先用道德規範去教化他們,知道怎樣做就是正確的,怎樣做就是可恥的,對是非榮辱分辨得十分清楚,那麼,百姓就好管理了,就歸順於你了。富與教、德與刑都是缺一不可的,應當相互兼顧,互相統一。

    這種兼顧和統一,目的在於使百姓服從統治者。不過,有時百姓不服從統治者是因為別的原因,即統治者重用什麼人的問題。有一次,魯哀公問孔子:"我怎樣做事百姓才心服呢?"孔子明確地告訴他:"你要注意用人問題,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位居枉道者之上,百姓看了就高興,他們就服你;反之,壞人當道,你把枉道者舉得很高,壓在賢人之上,賢愚顛倒,百姓看了就生氣,他們自然就不服。"這裡說到的是一個治國安民的深層次問題,孔子考慮到了,國君往往沒有考慮到。

    治國安邦是一件大事,國家能否治理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治國者的素質。正因為如此,孔子主張賢人治國,也就是他的賢人政治。

    從政的賢人應具有什麼樣的品德呢?

    孔子說要有五種美德。其一,從政者要給百姓帶來實惠而又不需要從國庫裡拿出什麼,其辦法就是要百姓自己去生財,你看百姓可以在哪方面得到利益,就該允許他們在哪方面發展自己,得到實惠,不要干預他們。這樣因利而利,國家並不花錢,只是個引導問題。其二,迫不得已要役使百姓的時候,要使他們勞而無怨,不因服勞役而怨恨統治者。其三,只想到自己如何做仁人君子,不貪求別的什麼物質享受。其四,待人接物時,無論人家勢力大小或從者多寡,都不敢怠慢,做到矜持而不驕傲。其五,注意自己的儀表、衣冠整齊,目光尊嚴、嚴肅莊重,讓人產生敬畏,但又要人感到不那麼兇猛。這五種美德的前兩種都講怎樣愛護自己的百姓,對百姓採取正確態度,後三條是講道德修養,嚴格要求自己,不因為官而忘乎所以。

    一方面應具備五種美德,另一方面還要去掉四種惡行:不教而殺;不事先打招呼,突然檢查人家的工作成功了沒有;開始懈怠,突然又要限期完成;昭示允諾獎賞,但在出手時又吝嗇起來。

    具備五美,去掉四惡,就算是賢人了。這樣的人執政,就稱得上賢人政治。不過,為官是一件辛苦的事,處處要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學生子路問怎樣從政,孔子告訴他:"當官的人要自己先幹事,起好表率作用,然後才去叫別人幹。"子路又說:"請再指點我。""你要這樣長期堅持下去,不感到厭倦。"

    為官者的表率作用在孔子看來是極為重要的,上行下效,上樑不正下樑歪。孔子說,為官者的工作方法也很重要,不可操之過急。不要鼠目寸光。孔子的學生子夏當了地方官,來到老師的身邊請教,探討怎樣開展工作的問題。孔子說:"不要性急圖快,慢一點,莫把注意力放在有小利可圖的事情上。你要知道,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要他的學生做事穩操勝券,想事從大處著眼。

    看來,孔子的一套從政理論是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有些理論也用得著,並未過時。可惜,孔子研究怎樣從政很有見地,而自己卻長期未能從政,這實在是他的悲哀。對這種悲哀當時的人也察覺出來了,有的人就大惑不解地問孔子:"你怎麼不去從政呢?"孔子自我解嘲地說:"古書上曾說過,孝敬父母,友愛兄弟。這種道德正是我所提倡的,而且要形成一種道德風氣,把這種風氣影響到社會上,對轉變社會風氣、安定社會秩序起到好的作用,這不也是參加了從政工作?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參加了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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