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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之道(3)

    拓跋燾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來就要逮捕中書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兒子,就是當時的太子拓跋晃,曾經跟高允念過書,他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想保護自己的老師,就把高允請到東宮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進宮朝見。

    二人來到宮門前,太子對高允說:"我們進去見皇上,我自會引導你怎麼做。一旦皇上問什麼話,你只管按照我的話去說。"高允問:"殿下,這是為什麼啊?"太子只是說:"我們進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進去跟他父親說:"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謹慎,而且地位卑賤,《國書》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寫的,與高允無關,我請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燾就召見高允,問:"《國書》果真都是崔浩一個人寫的嗎?"這個時候,高允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但他是這樣回答的:"《太祖紀》由前著作郎鄧淵撰寫,《先帝紀》和《今紀》是我和崔浩兩人共同撰寫的。不過,崔浩兼職很多,他只不過領銜總裁而已,至於具體的著述工作,我寫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燾一聽,大怒,說:"敢情你寫的比崔浩還多,你的罪行比崔浩還大,怎麼可能讓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趕緊對他的父親說:"您的盛怒把高允嚇壞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現在說話都語無倫次了。我以前問過他這件事,都說是崔浩一人寫的,真的與他無關。"

    拓跋燾又問高允:"真的像太子說的那樣嗎?"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說:"我的罪過確實非常大,應該滅族,但我不敢說虛妄的話來騙您。太子因為我長期給他講書而哀憐我,想要救我一條命。其實,他沒有問過我,我也沒有對他說過這些話。我不敢瞎說。"

    拓跋燾回過頭去對太子說:"這就是正直啊!這在人情上很難做到,而高允卻能做得到!馬上就要死了,卻不改變他說的話,這就是誠實啊。作為臣子,不欺騙皇帝,這就是忠貞啊。應該赦免他的罪過,要褒揚他。"於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臨死不說假話,這在北魏歷史上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氣從何而來?它來自於一種內心的忠誠。誠信,有時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內心對於一種價值的堅持,這種價值延伸出來,就已經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動中國"的人物裡面還有這樣一個人,"良心醫生"陳曉蘭。她是上海市虹口區廣中醫院理療科的大夫。她看到,這十年間醫院進的醫療器材有相當多的是假冒偽劣產品,有害於患者。陳曉蘭堅持揭發這事。十年中,經她揭發的假冒偽劣醫療器械多達二十多種,其中有八種已經由國家下文予以廢止。

    但是,這十年中,這名醫生付出了什麼代價呢?因為觸犯了醫院的利益,醫院強行把她調離原來的崗位,後來又強迫她提前退休。丟了工作之後,她深入到醫療器械交易的直接環節,更堅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責為"叛徒"。

    對我們來說,陳曉蘭的勇敢其實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還要有價值。這不僅僅關係到她個人的誠信,更關係到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也就是說,她的良知成為整個社會風尚的一副淨化劑。就是這樣一個弱女子,成了廣大患者的一道保護屏障。

    陳美麗和陳曉蘭,不過是兩個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說她們內心的力量就單薄嗎?這種力量堅強而龐大,我相信它會有非常大的反響。這樣的力量推展起來,從一個人到整個社會,對一個國家影響巨大。這就是誠信的力量。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需不需要誠信?對此,《論語》中就有過很多闡述。孔子曾經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他說,治理有千乘馬車這樣的一箇中等偏大的國家,該怎麼做呢?無非就是幾件事,第一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嚴肅認真地對待政務,信實無欺,這是一個出發點。接下去,"節用而愛人"。也就是說,要能夠節約財政開支,關愛百姓。讓百姓做事時,要怎麼做呢?"使民以時",按照四時節序,應該怎麼用就怎麼用,調劑好忙閒,而不要違背這個天時,不要在農忙的時候讓老百姓服很多的勞役。

    孔子提出的治國之道,其基本出發點就是誠信,主持國家政務的人要講信譽。真要有信譽,不僅僅對國家好,對於發佈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處。

    《論語》中還有這樣的話:"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論語·子張》)孔子的學生子夏說,一個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譽、贏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後,才可以讓百姓們去幹活,不管是讓他們服兵役,服徭役,還是去幹什麼,老百姓這時都會心甘情願。如果老百姓沒有對這個執政者產生信任,就會覺得執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個忠臣去進諫,也要先贏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樹立起信譽才行。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君主就會覺得你在誹謗他。那樣的話,後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這段話,讓我想起一個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個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徵兵,苦於兵力不足,當時封德彝給他提了一個建議,不足十八歲的中男,如果體格魁梧,也可以一併徵上來。李世民一想,國家正缺士兵,就答應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歲以上叫中男,二十一歲以上叫丁,丁才負擔力役。讓未滿十八歲的男孩當兵,肯定不合制度。結果呢,徵兵敕文簽署下去,到了魏徵這兒,魏徵堅持不籤,給退回來了。李世民接著下敕文,魏徵再退回來,一連退了好幾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簽署,這個敕文就發不下去,無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說:"中男裡身強力壯的人,可能是奸民謊報年齡以逃避兵役,就是徵發他們又能怎麼樣?你為什麼要這麼固執己見呢?"魏徵回答:"帶兵之道在於指揮有方,而不在於依仗數量多。陛下徵發壯年成丁,好好訓練,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虛數呢!況且,陛下曾經說要以誠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經失信多次了!"

    李世民一聽,非常驚訝,問:"我哪裡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談,一下列舉了當時好幾件失信於民的事情,比如說今天出臺一個政策說蠲免賦稅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徵收如故。

    魏徵又說:"陛下曾經下敕文說:-已經出力役者、已經交納賦稅者,今年就不徵了,從明年開始-但是後來還是加徵賦稅了,而今您又徵兵,哪裡就是明年再徵呢?何況,與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時常檢閱賦稅人丁簿冊,徵稅徵兵都以此為準。徵稅時沒問題,可這次徵兵您卻懷疑他們欺詐,難道這就是陛下所說的以誠信治天下嗎?"

    李世民聽了魏徵的一席話,恍然大悟,非常高興地說:"以前我以為你固執,不懂得政務,今天聽你議論國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國家的號令不講信用,百姓就會無所適從,天下怎麼可能安定!我的錯誤真大啊。"

    結果,李世民不僅採納了魏徵的建議,不再徵發中男當兵,同時還賜給魏徵一個金。

    這樣的故事在歷史上還有很多。可以說,從一人一事,直到一個國家的治理,信譽為先,這是中國流傳已久的一種道德理念。

    談到信譽,我們還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區別。

    難道誠信還有什麼內在的區別嗎?我們怎樣來區分呢?

    孔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君子貞而不諒。"(《論語·衛靈公》)什麼叫做"貞"?"貞"就是內有所守的大信譽,符合道義。而"諒"呢?"諒"就是內無所守,求信於人,拘於小節,難合大道。也就是說,君子要堅持正義而守大信,觀大勢,顧大局,但不一定要侷限於小節上。

    孔子為什麼要分大信、小信呢?這跟他的另一個思想有關。在《論語》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張變通的,主張君子要善於通權達變。做一件具體事情之前,允許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變通,更好地做好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執己見。所以,當子貢有一次問孔子怎麼樣才叫做士的時候,孔子回答說:第一等的"士"是有羞恥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其次是孝敬父母、順從兄長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於現在的當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狹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們今天說"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義,但在孔子那裡,這還只是小信。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意思是說,說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堅持到底,但實際上卻不問是非,固執己見,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恥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從我們個人的人生道路來說,還是從整個社會文明的進展來說,只有守住誠信,才有未來。我想,對於誠信,每一個時代可能有每一個時代的解讀。

    讓我們保有內心的誠意,從當下的生活出發,接受現實,樸素面對,並且以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守住信譽,通往未來的道路一定會向我們敞開。這樣一種觀念,大概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積極價值吧。

    今天,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想,應該從《論語》出發,結合今天的現實,以《論語》中的誠信來引導今天的生活,走好我們人生的路。

    孔子說過一句話:"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當我們建立了自己良好的道德體系,當我們的整個道德水準提升之後,不僅是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而且會有很多人都在幫助我們,會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們在一起。

    有道德的人一定不會孤單。從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的真誠出發,建立和守住信譽,就一定會建設起一個誠信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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