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于丹(代後記)
張越：觀眾朋友們好，歡迎大家光臨《百家講壇》。今天我們將對話于丹。歡迎于丹教授。
于丹：你好，張越。
張越：你好。去年春節你就在這兒開講《〈莊子〉心得》？
于丹：對。
張越：事隔一年，今年春節再開講《〈論語〉感悟》。和去年比，你覺得你自己在心情上有什麼變化嗎？
于丹：變化太大了。其實，這次還不只是和去年春節講《〈莊子〉心得》相比。這次還是在講《論語》的解讀嘛，那跟2006年10月播出的《〈論語〉心得》相比，心情真的有很大變化了。這次再講《論語》，當我走進國宏賓館旋轉門的時候，心頭百感交集。
第一次講的時候是什麼心情呢？我給你講一個故事吧。我曾經看到一個故事說，大概在二百多年前，有一個數學系的大學生，不到二十歲的小夥子，他很聰明，學習也很用功，老師就給他吃偏飯，每天給他多留三道題，讓他回去自己做。這孩子就天天習以為常地做題。
有一天，他把三道題做完以後發現書裡頭還夾著一張小條，也是一道題，只許用直尺和圓規做出一個正十七邊形來。他想，這大概是老師多給他留了一道題。他就開始做題。
這道題挺難的，他整整熬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做出來。他就拿著作業，晃盪晃盪回學校交卷。他把作業往老師那兒一放，老師一看就開始哆嗦，問他，這題是你自己做出來的嗎？
他說，是啊，這題挺難做的，我花了一宿。老師說，這道題是一道兩千多年前的題啊，阿基米德沒做出來，牛頓也沒做出來，我最大的夢想就是這輩子把它做出來，所以我走到哪兒都在書裡夾著這張紙條，但我到現在也沒做出來。我不小心把它掉到你那兒了，你居然就把它做出來了。
老師一說完，這個學生就快被嚇哭了。學生說，要是老師告訴我這是一道兩千多年來都沒做出來的題，那我肯定也做不出來。
這個學生就是後來被稱為數學王子的高斯，高斯也是因為這道題而一舉成名。
我當然沒有高斯那個才華，但是我覺得，當時萬衛老師扔給我這張紙條，讓我講《論語》，我確實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一道題，不然我肯定不敢拿。我想我第一次開講，有一半因素是被萬衛老師蒙來的。我跟他熟，跟《百家講壇》也熟，他就跟我說，現在有不少備選的主講人要來《百家講壇》講《論語》，你不是教傳媒的嗎？以前也老來這兒跟我們聊天，對我們的節目有很多建設性意見，對很多主講人的講法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你也來錄一下，錄完後我給有關主講人看看，我們大家一起商量一下這個東西怎麼講能更有點意思。
我記得當時我從學校就來了，穿著現在到處都能看得見的綠條西服那一身。那是我上班時的衣服，裡面穿著一個白背心。我上講臺的時候，導播對我說，你背心上有銀色的花，反光。
我說，那怎麼辦？我沒帶別的衣服。你看我現在上《百家講壇》拎的那個包，一般都裝著好幾身衣服。但是那時候我不知道，沒衣服可換，最後大家給我出主意說，你那背心能翻過來穿嗎？當時我想，不就是錄一個樣片嗎？《百家講壇》都是這麼錄的，先錄樣片。我也沒多想，就把背心反穿了。最後正式播出的《〈論語〉心得》裡，我那背心是翻著穿的，把背面穿前面了，因為前面有花。
我一上來開口就說，嘩啦啦講完了一節內容。大家非常鼓勵我，我說完之後大家都鼓掌，問，於老師，你下次還來嗎？
這時，我就清楚地聽見萬老師在導播臺上說，來，於老師接下來就講《論語》了。我直到那個時候才算是正式接到通知，讓我講《論語》。
張越：今天現場的叔叔阿姨，有前年"十一"期間在這兒聽她講《〈論語〉心得》的嗎？哦，有。阿姨，于丹她現在的樣子跟上次比差別大嗎？
觀眾：我覺得還可以。
觀眾：我覺得於丹老師在這兒講課肯定跟在大學裡講課不一樣。對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來說，于丹老師講的東西我們聽著挺新鮮。現在於老師比原來講得更成熟、更老練了。
張越：跟您第一次聽她講《論語》比，您覺得她有什麼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觀眾：沒看出來。
張越：顯而易見的一個事實就沒看出來啊？一年半以前她臉上沒疙瘩，今天臉上可是起疙瘩了。
于丹：對。
張越：這說明了什麼？不是說明中央電視臺的化妝品不好，而是說明於丹老師精神壓力很大，休息不夠，是不是？
于丹：對，有這個原因。
張越：是不是這次再講《論語》比上次的壓力大得多了？
于丹：這一次，用《論語》裡的一句話說，叫"臨事而懼"。
張越：害怕了。
于丹：真是懂得害怕了。因為第一次講《論語》的時候，沒想過要講第二次，我就隨手把好講的內容差不多都講完了，這一回再來七講，發現剩下的都不大好講，壓力很大。應該說，這一次我準備得比第一次更認真，更細緻，內在的邏輯性更強，材料更豐富。
張越：你怕到什麼程度？你嘮叨嗎？怕的時候。
于丹：不嘮叨，我從小就不嘮叨。
張越：你不跟周圍人說，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于丹：沒有。我是獨生女，我也沒上過幼兒園，沒人可嘮叨，養成了不嘮叨的習慣。但是，我寫日記，自己跟日記本嘮叨。
其實，剛才這位阿姨說得挺對的，就是我周圍的人，我的同事、朋友，也不大能看出來我有怎麼樣的變化。我不是有事就要找人嘮叨的人，我覺得我長這麼大，太多的事情都是發乎心，止乎心，很多東西只有我自己清楚。
好在我一直寫日記，有日記在見證我自己是怎麼變化的。講《〈論語〉感悟》，我自己也很矛盾。從我自己的狀態上來講，我覺得壓力很大，不太想再講，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第一次講得很不繫統，《論語》中有太多重要的東西還沒有講到。比如說，這次講了孝敬之道，第一次完全沒有講過這個；又講了忠恕之道，這是儒家一個很核心的思想理念；還有講仁愛之道和誠信之道，我想，這些都屬於我們今天社會里面的一些核心價值，應該從經典中把它們梳理出來。所以，最後我就決定接著講《論語》了。
張越：你說你"臨事而懼"，懼什麼啊？
于丹：這種"懼"，我覺得有很多方面。第一個方面，再講《論語》是一種責任。第二個方面，這次開講對自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第三個方面，就是我也懼現在的這種生活狀態。在講《〈論語〉心得》之前，我就是一個很安靜的大學老師。張越你認識我的時候，我都是在中央電視臺講電視傳媒。
張越：對，在開策劃會的時候。
于丹：我已經講了十多年的電視傳媒，這是我的專業。但是，現在各個地方請我的人都是讓我去講國學，講孔子，講莊子。這些內容都是我喜歡的，但是如果讓我不停地講這個，我內心也有懼怕，因為人的時間、精力就是那麼多，我一直講這些，那我的專業又該怎麼辦呢？畢竟我還要給學生上課，我自己還要再進修，那麼時間上就會越來越衝突。在我內心，所有這些都是懼的理由。
張越：聽到你懼，我倒挺安慰的。我做電視做了十多年，每次錄節目之前都特別害怕。我以為別人都不害怕。我終於發現，大家都以為于丹不害怕，其實她也害怕，我算踏實了。
于丹：有太多人認為張越從來不知道害怕，你看你笑得多有迷惑性啊！現在說起來，我們都害怕，是吧？
張越：嚇得後背都溼了。
于丹：那是你穿多了。
張越："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這是聖人之道，但是其實我們還是會懼的。
于丹：對。不過，孔子說到"臨事而懼"這四個字的時候，後面還有四個字，叫做"好謀而成"。也就是說，你遇到一件事，有點害怕，說明你心裡在乎，你認真對待了，但不能怕得連這事都不做了。你要好好用你的智慧，全心投入，認真謀劃，最後把它做成了。由"懼"而到"成"，這個"懼"才有價值。如果"懼"到放棄，它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張越：2006年"十一"期間你第一次開講《〈論語〉心得》，那時你覺得這有可能引發一場全國範圍的國學熱嗎？
于丹：當時我以為只是幫萬衛老師一個忙。今天想起來，開講《〈論語〉心得》這件事對我來說有一點喜劇色彩。後來弄成這麼大的一件事，我真是沒有想到。
我們這個組的主編王詠琴老師曾經私底下給我透露了一個秘密的故事。當時臺裡決定講《論語》，讓她編《〈論語〉心得》節目，萬衛老師寬慰她說，沒關係，反正經典必須得講，這就算是上面加一個任務，如果這個節目做完後反響不好，不會追究你們的責任。你想，萬衛老師跟我熟，讓我講一個我就講一個，當時我就反穿背心上臺講。萬衛老師沒當回事，還跟王詠琴老師說做不好沒事。我們大家都這樣放鬆。我估計這件事不僅我始料未及，連《百家講壇》也始料未及。我們都覺得要認認真真把這個事做了，畢竟《論語》是經典，對著孔子我們不能不認真，但做完也就完了，後面怎麼樣我估計當時大家都沒想過。
張越：這種事情也是經常有的。我最早走上電視也是這樣，人家告訴我沒找著合適的嘉賓，讓我去當一次嘉賓，幫一個忙，就去了。錄完之後，其實就是讓我做了主持人。我自己當時並不知道，要知道就幹不了了。
于丹：後來就不是幫了，而是一直在這兒忙著了。
張越：對，所以無知者無畏嘛，一開始誤打誤撞就做起來了。
于丹：有畏的時候，你就開始有智了。
張越：你那次講完《〈論語〉心得》，我記得在中關村做第一次籤售。我聽敬一丹說，她去中關村，就老遠地望見一堆一堆的人，車都堵了，她當時的反應是中關村出事了。
于丹：我也以為出事了。我當時想，我怎麼趕上一個出事的時候上這兒來呢？給我耽誤了怎麼辦？
張越：後來你才知道，那個惹事的就是你。
于丹：後來接我的那車就直接開到地下車庫，而且把我拉到一部貨梯那兒。工作人員說，你必須走貨梯上去。我才把這個事跟我聯想起來。我都不能走正常的道路了，而要從貨梯上去，到籤售現場。
張越：《論語》距今兩千多年了，為什麼忽然之間你在今天這個時刻引發這麼一場熱潮？你想過嗎？
于丹：我不開玩笑地說，這件事情不是我引發的，而是大家心裡積蓄的東西太多了。我是做傳媒的，起碼知道傳播的時候，只有這個信息在被期待的時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沒人期待，你一個人在這兒說吧，大家根本聽不入耳。
我覺得，現在人們心裡有著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尋找答案。不能說《論語》給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給我們的尋找提供了一個座標。
我想，所謂對於國學的關注，僅僅看這個世紀之初還是不夠的。我們也不用說兩千多年來有多少鉅變，其實就看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經歷了什麼呢？二十世紀一開始，辛亥革命，中國穩定的兩千多年封建帝制一下子土崩瓦解。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變，而不是改良式的漸變，它是一次毫不留情的顛覆。
八年之後，出現五四運動，要"打倒孔家店"。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有它的積極意義，因為要讓西方的民主和科學進來，矯枉必須過正，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口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把一個相對穩定的思想價值體系打碎了。
接下來，三十年代，整個民族救亡，持續到四十年代。從文化學術上來講，那個時候儘管有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有一批知識分子在探索努力，但是很多努力只是個人式的，在整個救亡那個大環境裡面無法完成文化的重新建構，無法建立新的價值體系。我們就在這種坍塌的廢墟上忙著救亡救國。
等到新中國建立，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後期是批林批孔。在批林批孔的時候，由於一種泛意識形態的比附，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這次全民性參與的批判，我認為其負面影響比五四運動時期還要大得多。五四運動是一次精英化的、學理化的運動，而批林批孔則是非理性的運動。
我們還記得，孔子的腦袋那時候被畫得跟土豆似的。孔子之所以叫"孔丘"，就是因為他腦袋長得不平。人們又說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走到哪兒都不認識路。我們所看見的其實是一個被妖魔化的孔子。
一說孔子，就是孔老二；孔老二有什麼思想，就是克己復禮；大家還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但是，我們有幾個人真的知道孔丘何許人，他有什麼思想？我們見到的是一個被妖魔化的形象，完全只是一個被批判的載體，至於他的真實面貌我們已經不關心了。
我們知道，一直被奉為正統的儒家思想，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到辛亥革命，這中間它很少遭到全面性的顛覆，而在上一個世紀中，它遭遇了兩次全面性的顛覆，這意味著什麼呢？
孔子只是一個符號載體，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儒家思想的遭遇意味著中國文化主體血脈在二十世紀遭遇了重創，出現了斷層。那麼要怎麼去整合呢？在這片廢墟之上，人們心中的困惑太多了。我認為，我們已經用整個二十世紀走過了這麼長的苦難歷程，我們對歷史已經批判得過多。今天，我們要趕快完成一種文化建設工作。這種建設的呼喚，存在於每個人的心裡。
改革開放給中國人帶來一個最好的時機。現在國力強盛，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科技發明很多，那麼這麼多的進步，就能讓我們內心的幸福感得到提升嗎？有時候，人們會由於選擇過多而迷惑。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沒什麼選擇，大家心裡都很平衡，但是到這個時候，我們會選擇什麼呢？我覺得今天面對文化建設的呼喚和選擇標準的迷惑，一定要有文化的迴歸。關於這種迴歸，並不是說儒家文化或者說整個的中國文化變為唯一的精神救贖，大家在上面一下就能找到自信，而是說在這種迴歸的歷程中，我們更多地發現內心的願望，找到參照的座標系。當每一個人都進入內心的審視和對中國文化有所領悟的時候，我覺得文化建設的時代正在來臨。這不是意味著它已經建設起來了，而是意味著每個人都開始參與了。我覺得，今天的國學熱這個熱潮就是這麼起來的。
張越：你說到我國整個二十世紀經歷的精神的紛亂及其重構過程，其實不僅僅是中國經歷這個過程，這一百年全世界都在幹這件事情，顛覆傳統，然後價值紛亂，然後迴歸傳統，西方也是經歷這樣一個過程。
于丹：這是一個螺旋形的上升。我認為這種迴歸不是一個簡單的迴歸，而是整合以後的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好事。
張越：就我們中國的現實來說，我們價值多元化，同時又伴著價值虛空。
于丹：對。
張越：你可能日子過得好了，但是你心裡會覺得不快樂，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就是回到古典。可以說，這一次的熱潮中，你作為一個標誌性人物，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是吧？
于丹：對，天時地利人和。我覺得，也跟我出現的方式有關係，我不是以一個大學教授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面前的。如果以教授的身份來開講，我應該講傳媒學，但是我講的不是我現在教的專業內容。其實，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面對《論語》，完成了一次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現，進行了一次用普通民眾話語的溝通。我認為，這裡面是非學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覺得《百家講壇》是一個大眾傳媒的平臺，它要面對的就是普通的大眾。大家可以說，這個人她不是什麼教國學的大學教授，她就是一個普通中國人，一個文革時期才出生的女人，這一切都跟經典不太沾邊，但是這樣一個人她能讀《論語》，那麼一個農村大媽她有什麼不能讀的，一箇中學生他有什麼不能讀的，一個下崗職工他有什麼不能讀的？我都這麼讀下來了，大家願意讀都可以讀啊。
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還原一種經典，也就是說，讓歷史活在當下，用生命去激活經典，這是一種可能性。大家都參與到裡面來了。我覺得，我傳遞的這樣一種可能性，比起我講的內容，其價值要大得多。
張越：你覺得你現在講《論語》，講《莊子》，說話方式跟你以往講課時說話的方式一樣嗎？
于丹：基本上是一樣的。我在大學裡面講課，其實也是一個老講故事的人。我覺得，我是念傳媒專業出身，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當你傳遞無效信息，用語流去襲擊受眾的時候，你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傳播信息，不在於你傳遞的信息有多少，而在於裡面有效信息有多少，就是人們要能記住你的東西。
怎麼記住？人們一般容易記住有情節的東西，感同身受的東西。所以，從單純的義理去闡發，你語流再龐大，也是無法記憶的。所以，我在大學裡講課就老講故事，而且就是這樣一個話語方式。當然，講的內容不同，學理層次也不同，可能有很多專業性的東西。我用這樣一種方式更有意識地跟大家溝通，一定要離現在的生活近，讓大家帶著疑問去貼近經典。沒有這個問號，經典那個沉甸甸的封面是翻不開的。
張越：你是說，講得再好，如果對方全沒聽進去，那就是沒用的。
于丹：對。
張越：這是學傳媒的人的一個基本訓練。
現在我替觀眾問一個問題。有觀眾問，你講仁義禮智信，這個在當今社會還有積極意義嗎？
于丹：其實，《論語》裡面有很多東西是在孔子那個時代提出來的。今年應該是孔子出生後的兩千五百五十九年，他那個時候提出來的東西，當然有很多是過時的了，比如說禮。那個時候是一個宗法制的社會，禮是維持整個社會結構的一個紐帶，所以孔子對禮有很多迂腐的堅持，比如他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他對魯國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禮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如果在禮上越級，孔子認為是不可容忍的事情。再比如他還提出"克己復禮"的思想，這在朱熹的時代都有過很多的探討。這些東西都屬於過去的時代，但是《論語》裡也有一些我認為是關乎人性、是屬於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里核心價值的東西。
比如說"信"。什麼時候人們可以不守信呢？我曾經說到一個故事，就是現在臺里正在做的"感動中國"節目裡的。2007年4月，江西有一個農民，在救火的時候犧牲了。他留下三十一歲的妻子陳美麗，她上有年邁的婆婆，下有兩個女兒，一個七歲，一個才幾個月大。她丈夫臨死的時候，她知道他欠了別人的債。雖然他犧牲了，他的生命可以抵了這個賬，但她還是在村裡貼了還債告示。後來就真的有很多人找她來要錢，累計起來有五萬多塊錢，其中有將近四萬沒憑沒據。陳美麗就這樣養著老的小的，替她丈夫還債。她只有一個理由，說她丈夫活著的時候口碑不錯，我要讓他走得心安，讓他走得沒有牽掛。其實像這樣的行為，人是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一個字-"信"。這個"信"字不一定就是對別人的，也是對自己內心的。
再比如說"忠恕"。我們可能說，今天的時代，沒有皇上，不需要愚忠了。什麼是"忠恕"？有人說"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中心為忠"，真正的忠誠是忠於自己內心的良知；"如心為恕"，他人心如我心，將心比心，你就會懂得寬恕。你覺得這樣的"忠恕"，還有"仁愛"、"正義"，這些東西一定全都過時了嗎？我就覺得它們沒有過時。我們可以不在學理層面去探討這種精神傳承，我們只要去看看現在大家待人接物的方式，還有我們篤信的東西，難道不覺得有很多東西其實都在迴歸嗎？
在農村，可能一個目不識丁的老太太，她也沒念過《論語》，但是她會知道孔夫子。你去農村看春聯，許多人家貼著"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他們家沒多少詩書，但是他們懂得為人要厚道的道理，要守信譽，要正義待人。我覺得，這些核心價值是我們血液裡的文化基因，它顛撲不破，不管你寫出來還是不寫出來，它總跟這個時代有著融合。
張越：對，世間肯定有一個正道存在，不管由誰來解釋，由誰來傳遞，但是"道"是存在的。
于丹：對。
張越：一個東西可以成為經典，必然有它可以穿越時空的價值。
于丹：就是因為它簡單樸素，微言大義，所以到任何時候都可以再去用你那種方式解釋它。經典的東西是什麼呢？其實就好比是白開水，我老覺得白開水是好東西。我們今天，你可喝的東西很多啊，喝酒，各式各樣的酒，喝下去，嘩地一下子燒起來了，覺得多過癮，比水好吧？咖啡，茶，要是沖泡一杯，滿屋子都是香的。各種果汁，乳酸飲料，碳酸飲料，什麼都好吧？但是，為什麼你還一定要喝水呢？因為水沒有添加劑，它最健康，它是人體最必須的東西。再說，各式各樣的飲料裡都有水，咖啡、茶沒有水能衝嗎？酒沒水行嗎？果汁沒水嗎？而且，你喝完什麼最後不都還得喝點水嗎？
水可以在咖啡中活著，可以在茶中活著，可以在果汁中活著，水無處不在，無處不需要。你說它不好嗎？同樣，你能說經典都過時了嗎？其實，有許多東西不過時，一直活在我們心裡，最樸素，最健康。在我看來，這就是經典的意義。
張越：這裡有一個你們傳媒系學生的紙條。他問，這一代年輕人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國學？
于丹：我覺得也不能說是哪一代人要怎麼面對經典。每一代人首先要面對的，不是國學，不是經典，而是每一代人和每一個人如何真誠對待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永恆的命題。如果你對自己真誠，你就希望能夠把很多有價值的東西鏈接起來。你可以不讀《論語》，你去讀西方的著作也可以，你去讀藝術也可以，你熱愛郊遊或者你熱愛收藏都可以，只要你真誠面對自己的生命，你就會想辦法讓你的生命豐富起來的。這時，有些人也許會有機緣遇到國學，發現自己生命的根就在那裡，不過不遇到也沒關係。
我覺得，對於任何一代人來講，首先要真誠面對自己，而不要被外在的世界迷惑。現在的時代，外在的東西太多了。你看電視，一會兒覺得這個人的標準好，一會兒又覺得那個人提供了一個新的生活方式，那麼你究竟是成為你，還是成為他呢？有時候，在你做了N多個選擇之後，你唯獨沒有選擇成為你自己。國學是什麼呢？它應該是冷靜的，緘默的，帶著一種溫暖，你去認真讀懂了，它就是讓你成為你自己的東西。
坦率地說，我挺不喜歡叫什麼國學熱。我從2006年一講完就不喜歡什麼國學熱，但2007年太熱了，我到現在還是要說，我們不要把國學過分放大。我覺得，放大國學或者放大我本人這個符號，任何過分的放大都是其意義和價值的貶損。更好的方式是去真誠面對，就是它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國學不能救贖一切。一個人不到特定的時候，有些東西他就是讀了，心裡也沒感覺。
你就說《論語》吧，我算是跟它挺有緣分的，小時候家裡就給我講，長大了我又讀的是古典文學的碩士。應該說，我二十來歲時，這個東西已經通讀下來了。其實呢，好多話是不懂的。我二十來歲時最喜歡的話都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這樣的話，覺得這多擲地有聲啊。這些話就是警句。二十來歲，誰不往小本上抄警句啊？抄點西方哲言、流行歌曲，跟抄《論語》，都是一樣的，就這些話怦然入心。但是，時光再往前走，我走到三十歲，走到四十歲，我現在喜歡的話就是子路、顏回大夥兒在一塊兒談理想，最後問老師，你的理想是什麼啊？老師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雍也》)，我做到這三條就行了。這樣的話，我年輕時看，一點感覺也沒有，覺得樸素簡單到讓你不足以給它記憶的空間。
張越：年輕人喜歡大話。
于丹：喜歡大話。我現在才發現，讀書是一個逐漸讓自己的心安靜和迴歸的過程。我們不缺乏遠大理想，但是缺少從腳下達到理想的道路。人最容易犯的錯就是燈下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能做到這三條的人有多少？我們現在老想著遠大目標，治國平天下，但是誰能把身邊這老的、小的和朋友們都安頓好了呢？很多時候我們自己一忙起來，最容易忘記的就是這三種人。
我發現，聖人好就好在他把普通人的理想給完成了。他不會忘記身邊的這三種人。孔子又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仁愛難道離我們很遠嗎？我要真想做到的話，心中一念它就到我身邊來了。我現在喜歡的都是這樣一些最簡單的話。
司馬牛問老師什麼叫君子，老師回答："君子不憂不懼。"(《論語·顏淵》)內心沒那麼多憂傷，也不太恐懼，這就是君子了。司馬牛有點不以為然，說："不憂愁，不恐懼，這樣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嗎？"我估計司馬牛的反應跟我年輕唸書時的感覺差不多，覺得怎麼那麼簡單啊，不需要建功立業嗎？光是個心情啊？孔子就跟司馬牛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一個人要是天天摸著良心問自己，我能不能做到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人？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我都好好做到了，我就能踏實睡個好覺。我自個兒心裡沒有愧疚，那還有什麼憂愁和恐懼呢？能做到這樣，難道還不是君子嗎？這種話有味道，我覺得這就叫微言大義。
剛才那個學生問這一代年輕人怎麼對待國學，其實所有好東西都是一輩子的事。這輩子你喝酒可能有一段時間你就喝膩了，有一段你戒了咖啡了，還有一段不喝濃茶了，但是水這東西，你雖然覺得它沒味，可它是這一輩子喝得最多的。經典也是這樣。別指望我們年輕這一代，二十歲的孩子都去誦讀經典。我覺得這個東西你背不背它都沒關係，你是不是都看懂也沒關係，只要你二十歲的時候有二十歲的體會，四十歲時有四十歲的體會，六十歲時有六十歲的體會，一輩子相伴相隨，只要你對你自己的生命足夠真誠，那麼你總會有機緣讀得懂它。
張越：我同意你說的，《論語》或者國學，不可能完成天下萬世的救贖。
于丹：對。我覺得現在要反對一種新迷信，就是對於國學的迷信。有些朋友問我，我一天讀一條《論語》，每天都讀，我都讀完的時候是不是就能悟到點什麼了？那樣的話，我覺得太像宗教了，我天天拜佛，拜到最後是不是佛就一定把好事都給我了？還有人下崗了，或者離婚了，也問我，我看《論語》中哪一段對我現在能開導？《論語》再好，它也不是萬能大字典啊，我們不能抱著急功近利的心去查。
我覺得，不僅《論語》不是唯一的經典，中國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見得學中國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東西都排斥了。作為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你的身體要像個燒杯，所有的思想在你這兒進行化合反應，而不是簡單的物理累積，更不存在某種一元化的救贖。我們的心只有從這樣的狂熱中逐漸沉靜下來，才能離真實近一點，離經典的本意近一點。
張越：現在《論語》非常非常地熱，大家在困惑當中就把它當成治世寶典了。你能不能說說《論語》有些什麼欠缺？
于丹：我覺得《論語》產生在它那個時代，必然帶著那個時代的色彩。我們不能從今天的眼光來看，認為它有欠缺，但是可以說它有侷限。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格局，為其所限就出現了它的侷限性。孔子那時候有電腦嗎？他能打開一個Windows視窗，用百度去搜一個什麼條款嗎？他肯定找不著啊。他那個時代有現代的立法、司法嗎？有現在的金融制度嗎？什麼都沒有。
以今天的眼光，怎麼看《論語》的侷限，我覺得要分學理性的眼光和非學理性的眼光，是兩種不同的角度。如果用學理性的眼光，我覺得要去請教專家，人家會非常嚴謹地去分析儒家的思想系統，這不屬於今天我們在電視平臺上討論之列。如果以非學理性的眼光，也就是大眾眼光的話，我就想提出來，我們儘量去看那些跟我們今天有關的東西、對我們有益的東西，而不是死揪著它的侷限性去死纏爛打，也許就會獲益。
所以我說，一方面，《論語》不是完美的，它並不是一個寶典，不能救贖所有人；但另一方面，不能就說《論語》完全是過時的，不能因它有侷限，就讓我們對它完全丟棄。我覺得，這兩種極端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
張越：我也認為《論語》並不過時，它裡面的很多內容對今天的生活、對人的心靈非常非常地重要，給我們這個混亂的時代立點規矩，這是很好的事。但是，我覺得《論語》裡面對一些非常本質的討論有一些欠缺，比方說它會告訴我們人應該怎麼活著，可是沒告訴我們人為什麼要活著。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不討論死亡，怎麼活就說不清楚。人能不能只靠自己的道德本性來面對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問題，我覺得這恐怕是可以研究的。其實我想說的是，我們從自身現實問題出發，走到了《論語》裡，這非常好；我也希望我們能再從《論語》出發，走向更廣闊、更結實的價值構建，來安頓我們的身心。
于丹：是這樣的。《論語》是什麼？我們今天這樣奉為經典的一部書，當時不過就是孔子的一些課堂言論，他的學生把筆記整理整理就弄出來了，整理出來的這二十篇實際上沒有太內在的邏輯體系。我覺得，我們不要以一種過分神化的眼光去把《論語》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有時候，把孔子還原成凡人，可能會激發我們心裡真正樸素的愛??
張越：你現在成了一個傳播傳統文化的符號。這裡有一個觀眾的問題，他問你，你覺得應該怎麼傳播傳統文化？你覺得正確的、好的傳播方式是什麼？
于丹：對我來講，我很少使用"正確"這個詞，因為"正確"的另一端就是"不正確"。其實，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問題是多選題，不是單選題，我不喜歡用絕對的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方式來思維。我覺得，傳播傳統文化不是每個人都要去做的事。也就是說，經典更重要的是要自己去閱讀，要自己去感受。每個人從原典中讀出的心得都是不一樣的。像我，有可能變成一個職業傳播者，所以我要去考慮傳播策略，比如大家怎麼樣能夠貼近經典，能夠記憶經典，但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去傳播，更多的人可能更需要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去好好體會，這就夠了。
張越：今天，中國孔子基金會副秘書長王大千先生也在我們的現場。我們請他來談一談對傳播經典文化的認識。
王大千：感謝于丹老師對孔子文化的傳播做了這麼多有益的工作，使大家關心和關注傳統文化。我來自孔孟之鄉的山東，從事的也是傳統文化的傳播工作。當下的國學熱引來大家對傳統文化的關注，是一件好事。我覺得還是用孔子的話來說比較好，叫"有教無類"，無論什麼樣的人、從事什麼職業都可以接觸經典，感悟經典。這就是寓教於樂，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來傳播我們的傳統文化，使更多的人受益，使更多的人能夠了解、掌握我們這個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財富。
張越：他真正的問題還沒問呢，下面是他要問的問題。他說，有一次聽你說"我希望你們忘記我，記住我做過的事"，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于丹："記住我做的事"，就是記住，可以由一個非專業的、普普通通的、也不算老的這麼一箇中國女人，以她自己的方式把經典讀了，而且心有所得，那麼所有的老百姓、每一個人大概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讀經典，並沒有多難。而且，她讀完了以後還覺得挺快樂的，覺得她自己的生活裡面還是有憧憬的，有夢想的，跟周圍的人也都可以友善相處。所以，好好讀一讀，有這個悟性就行，不一定要有很深的學理，我們都能感受到經典的魅力。這就是她做的一件事，貼近了經典。至於這個女人是誰，叫什麼名字，不重要，可以是于丹，也可以是別人，所以忘了于丹，記住這麼一種感受，就夠了！
張越：你講《論語》之後，影響力擴大的同時，罵你的人也多起來，我不知道你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心裡是什麼感覺？
于丹：這種情況一直都存在。坦率地說，我能理解。我覺得，大家對一個現象有關注，比沒有關注好。既然我能夠講一心所得，人家千心萬心皆有所得，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去對經典進行闡發。我能說話，人家也能說話，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到的東西一定是不同的。
一部《論語》，從純學術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一種學理性嚴謹的研究；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理解，就是一種儒教的研究；從儒術的角度來解讀，就是一種政治化的統治術。解讀《論語》的角度可以不同，而我不屬於這些理解中的任何一個角度，我就是一心所得。
有一些學者站在純學理的角度，認為我這樣解讀不通，我完全能理解。我讀碩士的時候是學古典文學專業的，我理解這個純學理的角度；但我讀博士的時候是學大眾傳播專業的，我更知道《百家講壇》讓我站在這裡的意義，給我這個時間段和頻道資源，那就必須要對觀眾負責。我們看，坐在這裡的叔叔阿姨，他們有可能只是小學畢業，但是他們都知道孔夫子在歷史上是我們民族的一個聖人，他說的話跟我們現在的生活可能有關係。這樣的話，我們必須得以一種大家能懂的方式去聊一聊吧？所以我覺得，那些嚴謹治學的學者不一定是教傳媒的，他們的角度是一種研究的角度，而我的角度是一種普及的角度。我覺得人家只要抱著一種真誠的意願，說你哪個地方講得不夠嚴謹，或者你這種提法站在學理角度是不被允許的，其實對我有好處，可以讓我的講解變得更完善一些。而且，不同的聲音越多，越說明更多人關注，這對《論語》的解讀大有好處。
張越：批評的聲音很大的時候，會擾亂你的心情嗎？
于丹：我覺得要看怎麼講。所謂的批評，可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抱有誠意的探討，另外一種，有一小部分是帶有人身攻擊的色彩。抱有誠意的探討，我都會非常認真地去尊重，我要對人家說謝謝，因為我確實沒有人家那麼專業，那麼嚴謹，人家提出來的問題我都得去看。至於人身攻擊的謾罵，一笑隨風就好，那個東西不會干擾到我。
我覺得孔子講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一個人管好自己，讓自己在當下把該做的事情努力做好。我努力去把《〈論語〉心得》講好就行了，何必與人去爭辯呢？我從來不敢說我提供的內容都是正確的，但是我會準確地傳遞出我的一種感覺，就是聖賢之道它是樸素的，是溫暖的，是貼近人心的，它能活在我們的生活裡，它能給你解憂。所以，有人罵我兩句，說對了我就吸收，說得無聊的我就根本不會聽進去。
張越：我看到一部分觀眾、讀者把你當精神導師了，而且是萬能靈藥，而這在我看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到這種情形時心裡是什麼感覺，高興嗎？喜歡讓自己成為一個這樣的人嗎？
于丹：怎麼說呢？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是獨立的。我們的愛，有時候也是很有限的，比如說，我愛我的孩子，孩子真是磕了一個大口子的時候，我可以替她去裹傷，我可以抱著哄哄她，但是我再心疼也不能替她疼啊。也就是說，每個生命的成長都必須穿越你必須經歷的磨難，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去幫你。我不覺得我真的可以去幫大家，我發現太多太多的人需要一種生命自救的力量。我會更信任經典，經典也不能救贖一切，但它能讓我們找到心靈的力量。
這一年中，我接到的信據說有六千多封，我也數不過來了。有很多人說的是孩子得了抑鬱症，有孩子吸毒的，有老父親臥病在床的，有單親母親的問題，有孩子剛出生要起名的??沒有幾個人跟我探討《論語》或《莊子》，找我說的都是這些事。看到這些，我心情很複雜。我坦率地告訴你，這些信件比那些所謂的爭議給我的壓力大得太多太多，因為這是沉甸甸的信任和託付，我首先必須感激大家的信任。但是??
張越：來信你都看嗎？
于丹：我會看，但是我真的無法一一回信。張越，我要借你這個平臺跟大家道一聲歉。我現在接電話也很少。有些人可能問，你的電話怎麼現在老在秘書檯，為什麼接不了？如果我每天接電話，那我一點別的事都不能幹了。我的電話太容易得到了，因為我原來在那麼多電視臺講課，幾乎每個電視臺都有我的電話。我這號碼多少年也沒改過，就怕朋友們找不著我。現在，不要說回信，就連電話我都不敢接了。
我一直想，大家之所以這麼信任我，他們一定希望我不要被一種外在的力量異化成一個他們不認識的人。他們喜歡我這種樸素的態度，因為我還是一個真誠的人，我還有我的專業，我在學校還是個老師，我在家裡還是個母親，我並沒有成天就神神叨叨滿世界在那兒講，變成一個符號，我自己的東西反而沒有了。我覺得這是一個悖論，當我滿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最後我變得不再是我自己。
還是回到我一開始跟你說的那句話，我希望每一個人生命的出發點都是真誠地面對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能做到這一點的話，那我也沒有辦法再去說我能讀懂多少經典。我覺得我也有那麼多問題，大家都有壓力，關鍵就是我們自己都要找到一種調適的方式，都要相信沒有一個外人能替你做出判斷，最終能夠穿越的只有你自己的心。
張越：我們說，我們學經典的目的是讓自己的內心強大起來，面對生活，面對世界。其實，于丹她一個人救不了那麼多人，做不了那麼多事。
于丹：對。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如此之大的救贖力量，包括孔子。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以這些經典作為養分，融會貫通，變成你自己的一個生活方式。我整個人生的成長就是因為看見太多太多這樣融會貫通的人，所以我才會對這些經典產生信任。
我讀碩士時候的導師是北師大中文系的教授聶石樵先生。我特別敬重我的導師和師母。師母鄧魁英先生是教唐宋文學的著名教授。現在他們兩個人都八十多歲了，我在他們家讀書的時候，他們兩個人也都年過花甲。我讀碩士是在八十年代，那個時候沒有電腦，聶先生當時已經是學富五車、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但他堅持不用任何學生給他抄稿子，不用任何學生給他打下手。現在的大學呢？導師使喚學生都習以為常了。我的導師和師母非常關心學生，但是不能讓學生為他們做一丁點事情，什麼抄抄寫寫，跑個腿，送個信，他們認為這跟他們的價值體系是不符的，怎麼能這樣使喚學生呢？而且，聶先生上課從來不遲到一分鐘，對他來說，該上課的時間那就是天條。聶先生這些做法到今天對我還有很深的影響。
再比如我的博士導師黃會林教授，到七十多歲還在給本科生上戲劇文學課，不管外面是評獎還是開會，沒有聽說過老太太調過課。她老是把"嚴是愛，松是害"掛嘴邊上，學生們都服這個氣，是因為這麼些年看見老太太對她自己比對學生嚴格多了。
我現在想想，我當時讀這些經典，就是因為老師們的人格讓我對這些經典有一種信任。他們是我實實在在看得到的人，所以我信任經典。我覺得，一個人光學習不夠，他得把經典變成身體力行的東西。現在很多人剛剛知道經典是好東西，其實等你真正進入以後就會發現，它點點滴滴地進入你的生活，最後變成你的生活方式。
張越：我想起一個傳媒同行談到你的時候說過一句話，對於丹最大的傷害不是你批評她，而是你過高地期待她和讚美她。
于丹：這是劉春(資深電視人，鳳凰中文臺執行臺長)說的吧？劉春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記得這是有一次我們倆在咖啡廳聊天的時候，我自己跟他說的。為什麼這麼說？我相信這個世界上的美好事物都有一個前提，就是以真實為前提。我不希望要一種虛幻的美，如果以真實的隕落作為代價，那我寧可要一種真實的殘缺和不甚完美。我不喜歡現在加在我身上的種種褒義詞，說我怎麼出色，怎麼優秀，怎麼智慧什麼的。
張越：不喜歡的詞還有什麼？
于丹：類似的詞太多了，這些詞我統稱為褒義詞。褒義詞就是個標籤，一個褒義詞放在我的身上就會讓我離自己的生命遠一分，當我要是被標籤糊滿的時候就看不出我本來的顏色了。
我喜歡什麼呢？我只喜歡我真實的狀態，我就活在當下這個狀態。有人說你多成功啊，那什麼叫成功？我覺得"成功"、"優秀"這樣的詞只有鐫刻在墓誌銘上它才作數，我還得接著往前走呢，你哪裡會知道下一步等著我就是一個什麼樣的失敗呢？你現在把標籤已經擱我身上了，我才四十歲，我後頭還有三四十年呢，你讓我有多大壓力，我老得為褒義詞活著嗎？我不願意。我現在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好好做一個本真的自己。
這也是我要傳遞給大家的態度，我們要活在真實中。誰都可以做一個真實的人，我們坦率真誠地面對生命，可以讓自己活得天真一點，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許會犯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讓自己精神更輕鬆，更真實，也會有更大的創造性，結果呢，我們可能走得更遠。
張越：你知道怎麼可以做到本真的你自己嗎？
于丹：你說。
張越：特地幹兩件沒出息的事，捅兩個婁子就好了。
于丹：以我的水平，根本不用特地，天天都在幹，就是你們看不見而已。壓力再大點的話，我這種丟人現眼的事會越來越多的。
張越：能舉個例子嗎？你最近丟人現眼的事是什麼啊？
于丹：我最近丟人現眼的事很多。比如說，我最近丟東西的幾率明顯上升，丟完東西后滿世界去找。其實，我覺得我跟我的學生在一起的狀態就挺真實的。我每次跟學生上街，他們跟我說的最多一句話就是"跟著，別瞎走"。我一會兒又丟了，我就趕緊跟上。我的學生都無微不至地照顧我，而且總認為我會出錯。
現在誰把我的智商估計得比較低，我就覺得他一定屬於我的親人之列，因為他們會比較瞭解我；誰要說于丹老師是萬能的，那就離害我不太遠了。我坦率地把這個話說出來，就是想做一個很真實的人。我就是有好多毛病，我的學生都知道，所以會這麼管著我，我特別高興。
我的學生給我做了一個禮物，一個拿小碎片拼的拼圖，都是拆得特別碎特別碎的小片。拼圖上是他們所有人跟我的頭像，大家的腦袋都散落在各個地方。我發現，他們的頭像都特大個兒，而我的腦袋給扔在一個犄角旮旯裡，還特小，找半天反正都找不著我，那麼拼起來不就是更費勁？肯定會把我的耳朵拼在某一個男生的腦袋上。後來大家都會拼錯，挺好玩兒。這是個玩具，但是有我們大家的頭像。這個東西我拿在手裡，心裡感動啊，真的快流下眼淚來了。
如果他們把我一大頭像擱中間，他們跟小葵花似的圍在周圍，那我肯定就把這個東西扔了。如果他們給我做一個大相框，而不是一個玩具，我也會不喜歡。他們知道我就愛玩，他們給我的東西都是他們當下正玩的東西。我覺得作為老師這是一件挺牛的事，我學生玩的什麼我都跟得上，而他們也願意帶著我玩。
還有，他們認為我的腦袋就應該比他們的小，就扔在一個犄角旮旯，這件事讓我挺感動。張越，我跟你說，現在讓我感動的，大家對我的信任是一種，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就是這樣的感動。在他們的眼中，我從未改變，我是一個隨時會出錯的人，可以跟他們不著調地玩，可以跟他們皮打皮鬧的這樣一個人。我覺得這種狀態就叫做真實。
我看這些古聖先賢的書，可能跟我的生活環境很有關係。我挺喜歡我一直走過來的這個環境，比如說在北師大。按說大學有挺嚴格的規矩，比如說現在搞本科教學評估，要用什麼樣的PPT課件，要有什麼樣的備課教案，要有什麼樣的考題、考卷，要有什麼樣的標準答案，要有什麼樣的上課流程，等等，都有規定。但是，我在北師大一開始就是個特別另類的老師。
有一次，教務長王一川老師特別認真地找到我說，于丹，我找你核實一件事。有一位老督導員跟我說，我們有一個老師在早上上課，剛上了十幾分鍾，外邊下雪了，她把課停了，讓學生都穿上棉襖跟她下樓，大家去玩雪??他還沒說完，我就回答，王老師，那人就是我，這事肯定是真的。這肯定違反本科教學規定了，我就問，這事兒還處理嗎？我心想，這事過去好多年了，應該過了追訴期了吧？王老師跟我說，你知道那個老督導員當時怎麼跟我說的嗎？他說，沒想到北師大還有這麼好的老師。
其實，我們這個教務長一直在提倡從遊式教學的教學理念。孔子的學生怎麼跟他學習呢？是像小魚跟著大魚和和樂樂在水裡遊玩那種方式。這樣的學習，大家不僅在學知識，而且在感受這個世界。王老師跟我說，于丹，你這就是一個挺好的從遊式教學例子。我說，千萬別普及，你也別表揚我了，你不處分我，就挺好的了。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其實，我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我在大學裡面不是一個很標準、很規範的老師。當時之所以帶學生下樓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班上有好多福建、廣東、雲南的學生，這一輩子沒見過雪，第一次看見雪花，你說你能講什麼內容來剝奪他們這一刻看雪的歡喜呢？下雪了，他們隔著玻璃窗，摸不著，感覺不到，多遺憾啊，所以我得把他們帶下去。對於一個大學老師來說，這種想法是很不靠譜的，但是我沒受處分，還居然受到鼓勵。我就覺得特別溫暖。
現在有很多人都對大學裡頭的管理制度很憤慨，認為不近情理，還有很多人際關係的糾葛，很複雜，我的幸運就在於我沒有受到什麼束縛。從小到大，我經歷這種成長的穿越，不僅是因為在我心裡有中國文化的積澱，更重要的是因為不斷有人以他們的言行在加強我的信仰。
張越：說說來時的路吧。在你成長的歷程當中，受什麼樣的人和事的影響比較大？
于丹：那太多了。我從小是一個挺封閉的孩子，喜歡文學。長大以後，讀大學，讀研究生，就有老師給我的影響，讓我知道點人讀了書以後要做什麼。我讀大學的時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時文科生挺自卑，老覺得是理科學不好才學文了。我是一個數學沒學好的女孩，念文科還不算太丟人，要是男生就特抬不起頭來了，一看就是學習不好。
我那時候老覺得百無一用是書生，什麼知識都不能轉化成生產力，這怎麼辦啊？就是在這種心情裡面讀完大學，讀完碩士。我讀書的時候讀到一句話，後來我碩士畢業到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先生恰好把這句話掛在我們的辦公室裡面，我大概看了五六年，這就是著名的"橫渠四句"，宋代張載的四句話，叫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幾句話給我影響挺大，我覺得它說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
如果一個人的心是為天地而立，他的座標就很大。"為生民立命"，就是對百姓有使命感，能做大就做大，能做小就做小；如果只是為自己活著，肯定挺自私。什麼叫"為往聖繼絕學"？翻開那些佶屈聱牙的古代經典，一般讀者已經念不懂了，你總得乾點什麼，讓人們明白吧？也許一個人能做的事是簡單甚至淺陋的，但是我覺得因陋就簡地做點事比什麼都不做要好。你不能為大家奉上一桌蛋糕的時候，哪怕奉上半桌窩頭，那也是做點事。什麼叫做"為萬世開太平"？其實，萬世太平都不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得到的。有些時代，文化會付出代價，比如經濟發達的時候，價值轉型的時候，文化不一定是最繁榮的。在這些時候，知識分子總得做點什麼吧？有一些知識分子，他可能為了這個時代而有所犧牲，但是要知道，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趕上是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說這就不是前進。你要知道你現在做的事跟萬世太平一定是有關的。
我就覺得，像這樣的一些話挺激勵我的，讓我覺得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再說，有些人，就是我說的身體力行的那種人，他們流露出來的人格風範可能對我的影響也特別大。剛才我說到我的導師聶石樵先生和師母，他們對我的影響就是這樣。
在影響我的老師裡面，第一位是我初中時代的語文老師王老師。那個時候沒有重點中學，我上的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中學，北京的一一○中學，在百萬莊那兒。我學習一直不算太好，偏科，除了語文底子好點，數理化從來沒學明白過，體育也不好，所以那時我在班上完全是一個資質平平、什麼都不出色的學生。但是我遇到了一個很好的語文老師。王老師是北大的高材生，當時本來要留校，他分到這所中學實習，趕上文革回不去，就留在這了，沒再回北大。他是四川人，一個真正的才子，個子小小的，手中不離小菸嘴，一天到晚抽著煙，寫得一筆極漂亮的字。
他在中學年復一年教書，他自己的兩個兒子長大了，都沒有考上大學。王老師年事漸高，遇見我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多年來他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從他手裡培養出一個真正的中文系大學生來，考上哪個學校都行。我記得他給我們上完課，總是給我吃小灶，給我拿好多的卡片讓我背，讓我在課上給大家講。他一直就這樣關注我，還帶我去他家。
他住在鑼鼓巷小平房裡，破敗的小屋子一進去整個是一張床，旁邊那個小書架上，一個一個像中藥盒子一樣的小抽屜，拉開都是他自己手寫的卡片。老師拉出一個一個抽屜給我看，讓我背。我記得，師母就坐在小板凳上，就著床縫被子。師母真是一個大家閨秀，她長得太美了，讓你覺得這麼一個美麗的女人蹲在破屋寒窯的小板凳上縫被子真是不公平，但是她眼神特安詳。我老師是個大才子，讓才子站在侷促的地方拉著一盒一盒小卡片似乎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心中有憧憬，因為他有學生。
他們倆就那樣閒閒地跟我說話，覺得把一切都託付給我了。老師跟我說，你看你兩個哥哥都沒有讀上中文系，你以後是不是能讀啊？我就這樣跟著他念到初三。後來考高中，我考上了北京四中。我媽媽跟我說，她去給我辦手續的時候，我這老師拉著她居然哭了。他說，從孩子本身想，她能上四中，這是一件特別值得慶幸的事；但是對我來講，我又一個夢想破滅了，她不能在我手裡去上大學了，不過我還是願意這孩子上四中。
我上了四中以後，有時候也回去看老師。唸到大學三年級，有一天聽說王老師已經是肺癌晚期了，我就去醫院看他。在薄薄的被單底下，他幾乎完全塌陷在床裡，骨瘦如柴。那個時候他已經說不出話了，我拉著他的手，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當時正要報考研究生，幾乎已經決定了要考文藝美學的研究生。在那個時候，文藝美學流行，大學生們都覺得研究文藝美學多好啊。
當時看著他，我心裡太難受了，我還能說些什麼呢？我就跟他說了一句話，老師，我決定考古典文學研究生。就在這個時候，老師的手一下把我抓緊了，然後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擠出一個字："好！"後來師母告訴我，那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個字。這就是託付啊。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如果我不是報考一週之前去看了我的老師，也許後來我學的還是文藝美學，不會去改考古典文學。我也是註定要進聶先生他們家門的。我一開始是奔著鄧先生去的，我要考唐詩宋詞，二十來歲的女孩子沒有不喜歡古典詩詞的，風花雪月多好啊。可是，我父親一定要我考先秦兩漢文學。他跟我講，你喜歡唐詩宋詞，你要是學了這段，元明清你都可以順下去，但是魏晉以上，你倒推你可推不了，你沒有那個功夫。他說，你現在還小，下下功夫，讀一讀先秦諸子，要真把經史子集能啃下許多的話，那麼你想再往下讀唐詩宋詞，你自己去讀，一定能讀到底，很順暢。就這樣，我就跟著聶先生學了先秦兩漢文學。
有時想一想，人生的道路好多時候都是陰差陽錯，可能就在某一步路上，某一個人的一個點撥，機緣湊泊，你就改變了道路。我覺得，只要你對自己的生命有一份誠意，你會融合許多人的生命，對自己的方向能夠迅速進行調整，讓每一個經歷都成為值得記憶的瞬間，最終成就你的人生道路。我這麼一路走來，跟經典結緣，大概有太多太多人的生命在裡面，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我。
張越：以前上學，後來畢業當老師，有想過出大名嗎？
于丹：沒有。這可能跟我的成長經歷有關係。你想，一個獨生女，也沒上過幼兒園，一個近乎自閉的孩子，她會想到出名嗎？我從小也沒過過什麼苦日子，好像也不太需要我發憤圖強。
自閉長大的孩子對外面的世界其實挺恐懼的，不太想去闖蕩。我從小就是一個惰性很強的人。也就是說，對我來講，心靈生活的質量比物質生活的質量要重要。我一直希望能夠擁有一種非常寧靜的空間。這就要說到我的一個愛好，就是喜歡崑曲。現在好多人問我，你為什麼要講崑曲啊？其實，我就是一個拍著曲子，念著詩詞，風花雪月這麼長大的一個孩子。我喜歡這種緩慢的、精緻的、內斂的生活。儘管我很早的時候就知道知識分子要有那種使命的擔當，但是我一直不希望自己用一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去生活，我希望的方式是一種靜水流深的狀態。也就是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會認為我的歸宿是在文字的表達上，而不是語言的表達上。真的就是這麼想的。
張越：儘管這不是你所期待的方式，但是忽然之間你真的就出名了，而且非常出名。出名之後，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你最突出的生活感受是什麼？
于丹：喧囂啊，就是很喧囂啊。有時候讓我很矛盾，一方面覺得這有意義，有我做事的價值，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希望這種價值不要讓我違背了自己的本真，就是讓我能夠真實地去發揮我有限的價值，而不要不真實地去發揮所謂更大的價值。也就是說，人的自我發展跟社會需求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點，過猶不及啊。我沒有指望什麼國學熱，我對"紅"、"熱"這些詞從來不喜歡，我喜歡的是在我寫的《于丹〈論語〉心得》後記裡面，題目就叫《〈論語〉的溫度》。我說，我喜歡的溫度永遠叫做溫暖，就是一種恆常的溫暖，不是火熱，因為驟熱離驟冷也就不遠了。我不希望我就像大家所說的那樣，做出了多大多大的貢獻，怎麼怎麼著出色，我認為那都是虛妄之詞，我做不到，我也沒有想做到。
我做了什麼呢？在天津，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她跑上來跟我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這句話是對我比較貼切的褒獎。這小孩說，阿姨，我看完你這書才知道孔子他說的不是廢話。夠了，這就夠了。這麼大的孩子，她可能聽父母輩說過批林批孔，認為孔老二全是糟粕，但是翻了翻我的書，覺得《論語》不是廢話，也許哪一天她就自己去翻《論語》了，這就夠了。我一個人無法做到讓中國文化引起這麼大的關注，我也沒有必要去做到，因為那是所有人用心投入以後才會發生的現象。
張越：我看了你一天的日程表，2007年5月25日，當時你在成都參加一個活動。這一天的日程是這樣安排的：早晨九點三十分參加記者見面會，十一點給四川教育界人士做報告，下午一點半到購書中心參加央視一套節目啟動儀式，然後是長達一個半小時的籤售，五點坐車前往重慶。很可怕的一天，經常是這樣，是吧？
于丹：經常會這樣。這樣一個節奏，看起來是非常緊張，但實際上，這裡面還有另外一種節奏。比如說，那天早晨我早早起來，先跟成都電視臺的幾個朋友通通電話，閒聊一下，因為正式活動的開始還是比較晚；再說就在我去重慶的路上，我去了一個特別好的地方，就是咱們那次直播的時候看到的金沙遺址。你還記得那個小金面具嗎？
張越：記得。
于丹：我當時就去了金沙遺址，在裡面走了一大圈，非常震撼，真是鬼斧神工。我心裡有很多東西被喚醒了。遺址看完之後，路上我一直在聽MP3，聽歌。到了重慶，那邊還有一批朋友在等著，大家就出去吃喝玩樂了。
你拿出來的可能恰恰是我很緊張的一天，但是我記得在那一天前後還是有一些間隙時間的。那些間隙時間中也有我喜歡的東西。我現在的生活是很緊張，但是我相信，一個人的生活永遠都是硬幣的兩面。大家會看到一種外在的節奏，但是我的心裡，一定還有著另外一種節奏，不會耽誤。如果這兩種節奏實在太沖突，我會把外在的節奏放慢一些，我心裡的一些東西有它固定的位置，是不能退卻的。
張越：我想知道，對你家人來說，你現在的日常生活成了什麼樣子？比如你的孩子怎麼看，她媽媽整天往外跑？
于丹：我的孩子經常在晚上本能地要藏我的書包，因為她認為我沒書包可能就不出門了。我一回家，她總問我的一句話，就是：媽媽，你還走嗎？今天我又是緊張的一天，我在這兒聊完，還要去京西賓館參加政協的會。我今天最大的一個願望就是，忙完這些事後，晚上回去能哄著孩子睡覺。我白天在外面很緊張，但是如果沒有卸了妝躺在孩子身邊，拍著她給她講小紅帽、大灰狼的故事，那我就會覺得這一天還沒安頓。
一個人總有安頓自己的方式，雖然說我在外面可以做很多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事情，但是現在對於我而言的安頓，一個是能夠哄著我的孩子，讓她睡覺，再一個是還能有時間寫幾筆日記，還有一個就是吃飯的時候能坐下來跟我媽媽好好聊聊天。我希望每天都能夠真正實現這樣幾件事情。
張越：據說你的孩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的編輯小祝，因為她認為只要這個人一進門媽媽就要走，所以這個人是"綁架"她媽媽的一個壞人，是嗎？
于丹：這還是停留在我的孩子早些時候比較幼稚的那些感受上，這是她一歲多時候的認知。兩歲以後，我覺得小孩的智商有了驚人的飛躍。她現在開始知道祝叔叔是好人了，儘管她不喜歡他，但從理智上肯定這個人是好人。當她判斷祝叔叔今天來是給她媽媽送點書什麼的，不帶她媽媽走，她會遞給祝叔叔個把橘子。如果發現今天還要帶走，估計也沒有什麼好臉色給祝叔叔。
我女兒的創造性還有了很多自己的發揮。我前幾天回去，有一天她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我坐在旁邊拍著她，燈全關了。她指著天花板上的影子說，媽媽，你說那是什麼啊？我說，那不就是外面投進來的光嗎？路燈的那個影子，是圓圓的一個圈，裡面還有一個黑點。我兩歲七個月大的女兒就胸有成竹地反駁我，不，那是我媽媽的眼睛。我當時就有點蒙，沒有說出什麼話來。她就翻過身來，用她的小手摸著我的臉，很清晰地跟我說，那就是我媽媽的眼睛，是媽媽的眼睛。她告訴我，她每天都躺在這兒，看著這兒怎麼想。
有時候，我覺得孩子的判斷力可能永遠都會超乎我們的想像。我每一次出來錄像，她的表達方式都不同。最早的時候，她不到兩歲，我會跟她說，媽媽要講課去了，你幫助幫助我吧。她說，我給你吹吹吧。她就趴在我胸口吹吹。那個時候，她磕了碰了，大人就是給她吹吹。後來她越來越有力量，等到她兩歲多，我說我去講課，她就會說，我親親你。她親完我了，就說，你不害怕了吧？我說，我不害怕了。一會兒，她會帶著姥姥、爸爸，還有看她的小姐姐，一個小小的人兒帶著一大堆人魚貫而入，在那兒指揮若定地說，我媽有點害怕，我們大家一起親親她吧。她會率領一堆人來親親我，這就是她幫助我的方式。再大一點，她就很有奉獻精神，把她那些小豬啊，小兔啊，各式各樣花花綠綠的卡子都拿出來，逼著我穿上職業正裝時要別上一個，說，你戴上我的卡子吧。再說，為什麼她後來對祝叔叔不太憤恨了？就是因為她跟姥姥說，不用祝叔叔保護我媽，我長大了保護我媽。
我覺得她這些話都挺支持我。我會看見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在穿越成長，但也沒有這麼小的孩子的成長讓人感到驚訝。我一直是一個對人性抱有信仰的人，因為我看到了單純的孩子的心。她在一開始，對世界是多麼透亮天真。她是無私的，她是有愛的，而且她毫不吝嗇地表達。她能夠用那麼幼小的年齡，那麼弱小的軀體，去幫助別人。
張越：你這麼一個好玩、好鬧的自在的性格，現在你要把日程表排得滿滿的，按一個小時半個小時那麼計算著去見記者、接受採訪、做報告等等，我不知道這樣的人生對你自己來說是不是有點??
于丹：無奈，是吧？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可以說，一方面這種生活的節奏是我不喜歡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我現在單純地抱怨或者是停下來什麼事都不做了，那也是不現實的。
張越：好，最後我再替觀眾問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涉及到私人生活，剛才我們也已經說到孩子了。有一個觀眾稱你為女強人，她說，女強人于丹老師，您的愛人生活上會有壓力嗎？
于丹：如果說我愛人有壓力，那也不是因為現在才有的。從他決定娶我的時候起，他就應該有壓力，因為我生活自理能力太差，所以他覺得一直對我負有責任。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這種壓力沒有多大改變。這個壓力不會因為我後來成為這個或那個什麼，再有所增加。
張越：你覺得現在的情況對他有困擾嗎？
于丹：現在他頂多覺得我比過去更忙了，而且他跟我媽最擔心的可能就是我的身體。除此之外，我估計沒有什麼壓力，但是會有更多的心疼。
張越：下一個問題。請問於教授，聽說您現在的工作安排很緊張，作為孩子的媽媽，丈夫的妻子，您如何處理您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間的關係。
于丹：我現在的辦法，就是把我的工作基本上像壓縮餅乾一樣往一塊兒壓縮，別人覺得這一天壓不出空，我可能會壓出好多，這樣壓縮打包以後，再去騰出來一些比較完整和鬆散的時間，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對我來講，這個時間表就是早上八點半我孩子出門以後我就可以密集地安排了，比較理想的情況就是我能夠在晚飯前回去，孩子也回來了，而且我能陪媽媽吃頓飯，那麼整個晚上的時間就會是自己的了。如果這還不行，退而求其次，那就爭取在孩子睡覺之前能回去。儘量別讓我兩頭見不著孩子，這是我一天時間表裡面的底線。當然，這一天中間的時間，包括午飯的時候，都會被壓得很滿。
張越：時間不短了。現在我們用一個小朋友的問題，作為最後一個問題來結束今天的談話。這個小朋友是這麼說的，我看到你做講座，覺得你說話的時候，嘴裡面好像有兩塊糖，臉蛋鼓鼓的，好可愛哦。
于丹啊，你跟我們坦白，你是不是每次都在嘴裡塞上兩塊糖？
于丹：我倒覺得嘴裡不一定是含著兩塊糖，但是我希望我這一輩子心裡頭永遠含著一塊沒有化盡的糖，一直在化，一直在化。
張越：感謝于丹教授跟我們交談，也謝謝到場的各位觀眾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2008年春節期間，于丹教授將在《百家講壇》開講她的《〈論語〉感悟》，歡迎收看。好，謝謝于丹教授。
于丹：謝謝大家，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