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所有病都有危機期，人在過了危機期以後，或是痊癒，或是會向相反方向急劇惡化。看樣子我的情形正是如此。
今天我又看見他就在我身旁。他和我那麼近，我的臉上甚至能感覺到他的呼吸，他是什麼人？是啊，除了是那個僱來的殺手外，還能是誰！就是我那位親愛的夫人僱來的殺手，看起來，她是等得不耐煩了，等不到把我幹掉的合適機會，於是決定加快事件的進程。今天是禮拜六，她從一大早起來就在為參加柳巴爾斯基家的紀念日而忙活。
“我還是希望你能改變主意去他家。”吃早飯時，維卡說道。
“根本就不想，”我愉快地說。“你想去你去。”
“薩沙，你冷靜點兒，玩笑歸玩笑，你這樣做太不體面了。柳巴爾斯基一家是我們的朋友，今天四點多我們到他家去。”
“你去吧。我留在家。維卡，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討論得夠多的了。你跟我說話，像在跟一個不懂事的小孩說似的。假如你身上母性的本能過強，到孤兒院領一個孩子來養著吧，至於我，你就讓我安靜一會兒吧。”
從我這方面說，這很殘酷。我們倆至今沒孩子，但這不是維卡的錯，而是我總在說，我們還得等一等，條件還不具備。條件的確還不具備，和一個孩子生活在一起，身邊就有一個瘋母親，這太危險了。其次，我們剛搬來時，總覺得只要再過一兩年，我們就可以喘口氣了，不必總是為了掙錢而忙忙叨叨，也不必為缺錢而犯愁了，到那時我們就可以自自在在地生活了。在這類談話中，奏第一把小提琴的，當然是我。喏，你瞧，奏出好聽的調子了。話說回來，假如維卡懷了孕，我們也不會想到要墮胎的。可我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孕……也罷，不然她如今能這麼自在？沒孩子的牽掛，才能全身心投入這位外省來的羅密歐的愛情，不必為家裡只有孩子一個人而揪心，或是為把孩子從幼兒園接回來而操心了。如此看來一切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她的眼角已經湧出了淚水，但維卡竭力忍著，不讓淚水流下來，只是更緊地抿緊嘴唇。
“我不明白你是怎麼啦，薩沙，”她稍頓了一下又說，“我有時覺得你八成是瘋子。你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別說蠢話了。”我厭煩地說。
剛起床就和維卡拌嘴是我不願意乾的，於是，我扭轉話題，談起一件根本無關緊要的事，隨後，我聲稱我打算今天在家呆一天，做些家務活兒。
“你最好去逛逛商店，”我好心地說，“我開洗衣機，同時，吸吸塵土。我想我們已經一個月沒打掃屋子了，土都埋到腦門上了。咖啡壺也該清洗了，澡盆和便桶也一樣。順便說說，如果你打算到柳巴爾斯基家喝酒的話，我建議你去一趟美髮店，你頭上的白髮太顯眼，該染一染了。順便也修修指甲。”
我說這一套當然是違心的，我只是不想出門而已。可這一點又不能告訴維卡……
她一甩門到商店去了。其實，我一大早就犯混，也該著這樣。家務活兒有半天就能幹完，我幹起家務來出乎意料地勤快。維卡是3點多回來的，我一眼就看出，她還是去了美髮店。手上，新塗的指甲油晶光閃閃，頭髮也比早晨黑了一點兒。她一句話也沒說，也沒提任何問題，默默把買來的食品擱進冰箱，回房間換衣服去了。與此同時，我在廚房裡擦抹餐具，並用一種曾大做廣告的進口滑石粉擦灶臺。
過了一會兒，維卡往廚房裡瞧了一眼。她徹底換了裝，臉上塗脂抹粉，頭髮也梳理得整整齊齊。
“我走了，”她平靜地說，“你是就呆在家裡呢，還是要到什麼地方去走走？”
“我哪兒都不去，”我瞧著托盤光閃閃的表面說。那樣子像是想要從中讀出一些火燙出的字母，組成永恆而又不會過時的聰明睿智的語句似的，“我就在家待著了。”
她的高跟鞋篤篤響著。她走到門口，只聽門閂卡嗒一響，篤篤的腳步聲在去往電梯間的瓷磚地上響著，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鬆一口氣了，我可以乾點兒喜歡乾的事兒了。
可是，她這次讓步也讓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說了那麼幾句話，再就什麼都沒說。我，老實說，原指望她會犯歇斯底里，會大叫大嚷，會哭哭啼啼，會祈求懇求，會威脅恐嚇——隨便什麼她都有可能，只是沒想到她會這麼輕易、一聲不吭地讓步。不，不管怎麼說，我妻子是聰明人。她對我很瞭解，瞭解得像一隻剝了殼的蛋。確切地說，她對我不是瞭解，而是感覺。對我腦子裡此刻在想什麼，她當然無從得知，因為她根本想不到我會知道她已經僱了殺手，可這個壞女人她知道，她能準確無誤地感覺到，什麼地方該用力；什麼地方固執己見毫無意義。就算她和那位鄉村堂-璜的關係處得不是很順利的話，她的天性也夠敏銳的了。天吶，我曾經是多麼愛她！
維卡剛一離開，我就手腳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著一本書坐在了沙發上。我都沒有察覺自己是在什麼時候打起盹來的。等我醒來，一看錶，已經是晚上8點鐘了。腦袋沉甸甸的，有點兒疼，我忽然想起，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媽媽常對我說：不能在天黑時睡覺，這對身體不好，看來媽媽說得對。我竭力抖掉睡意，踅進廚房，想煮一杯咖啡。在經過電視機時，我懶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鈕，想讓響亮的、電視裡的聲音幫助我儘快從昏睡中醒來。
“……國家杜馬議員尤麗婭-戈托夫齊茨被暗殺了，”電視機裡傳出信息節目播音員的聲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許諾要在最短期限內破案。這是我臺特約記者從莫斯科內務部發來的消息。”
我一手拿著裝咖啡豆的塑料袋兒，一手拿著磨豆機，往房裡瞅。熒屏上一位高級警官的將軍肩章在閃閃發光。
“罪行剛一敗露，我們就已組成了破案小組，我部及管區部門的警官，都參加了這個小組。”將軍說道，“我們有幾種猜測，都在同時調查中。戈托夫齊茨議員曾經搞過多年記者工作，而我們的猜測之一，恰恰在於，她的被殺有可能與她的新聞工作有關。”
“你們是否也在調查另一種可能，即戈托夫齊茨的被殺，與她的議員活動有關呢？”記者提問道。
“當然啦。我們正在各個方向上展開工作。”
“兇殺案已經發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們在此期間想必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了吧。能否請你談一談，是否有一種已被徹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訴我們，哪種情況或許不是導致兇殺的原因呢？”
“能說出肯定話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級警官不無挪揄地說，“而我充義量不過是將軍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們才能肯定地說。”
播音員又出現在熒屏上，我走回廚房。如果請一位警察上節目，問問有關議員被殺案的情況，那會怎樣呢？材料熱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這麼個人，跟他在電話裡談一談，預先說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兩天，先做個預告，那會給自己贏來很大一筆廣告費的。啊呀，要是維佳-安德烈耶夫還活著那就好了，他對付這類問題真是三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該到哪兒、給誰打電話好。給那個女人嗎？她叫什麼來著，哦，娜斯佳。好像我連她的電話號碼都沒有。得，總得想點什麼辦法。說到底，就是沒有這份材料也對付得過去，反正節目不會永遠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樣如此，該來的就讓它來好了。
咖啡已經快溢出鍋口了，這時，電話鈴響了。又是一個沒想到，來電話的竟是那位多羅甘。我還以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恥的直播以後，他會像躲避瘟疫一般躲著我的。
“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我有一筆生意要跟您談一談，”他操著宏亮的男低音說道，“我打算根據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個系列電影。您認得她嗎？”
“聽說過。”我簡短地答道。
“可您沒讀過？”
“沒，沒時間讀。我不是這類書籍的愛好者。”
“書很好，我敢向您保證。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編成系列電影，想建議您邀請她上您的節目。”
“為什麼？”我裝作一個十足的傻瓜問道。
“什麼叫為什麼？我需要做廣告。我是個正常人，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情願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個廣告。您明白我的話嗎？”
我當然明白。這有什麼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羅甘付現金，而且，收錢的不是購買我們這套節目的頻道主管部門，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員，錢將放進我們自己的、個人的、我們喜歡的、還帶著我們體溫的口袋裡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處境又有何迷人之處呢？迷人之處就在於，我可以良心平靜地分發任何許諾，擬訂任何計劃，因為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對我有任何威脅。我，或許連明天也活不到。從前我很難拒絕人們的請求，擔心會損害我和人們的關係，總是想：如果我今天說“不”的話，明天我怎麼有臉跟人說話呢？他會生我氣的。而一旦如此這般的“明天”對我並不存在，那麼，拒絕人可就輕鬆簡單多了。但從另一方面說，拒絕別人的願望不知怎麼又無影無蹤了。我可以許諾也可以答應，反正答應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對關係問題不必過分留意。我之所以沒去柳巴爾斯基家，只是因為不想去。我還無恥地，以相當粗魯的方式打發了另外幾個熟人，從前我和他們的關係一直在依據慣性保持著，就是說，是出於對那個所謂“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懼感。這幾個小夥子我就開始不喜歡他們了，他們只會令我惱火，不和他們交往只會令我高興，可我卻得忍耐。如今，謝天謝地，再不必忍耐了。
簡言之，我同意了多羅甘的提議，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麼差別呢。分辨客戶一直都是奧克桑娜和維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應有的層次上與這些人進行討論。我可不善於找做節目的人，導演助理找來誰，我便把誰弄到直播節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為什麼不可以呢？多羅甘說過的，他正在研究與托米林娜有關的問題，過幾天還會打電話給我。話說到這兒我們就放下了電話。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盤描寫美國殺手尼基塔的錄像，正想插入另一盤錄像帶，安安靜靜地看一會兒，維卡打來電話了。
“你不來找我一趟？”她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問道，“天已經晚了，我一個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這裡的院子多麼暗。”
這倒是真的，柳巴爾斯基住的樓房，坐落在一個很大的居民區裡面。那裡很黑暗、很可怕，總是在不斷出事。而從那兒到地鐵口，得步行大約20分鐘。維卡並不是一個特別的人，因此我斷定，她準是想用這種笨拙的辦法引誘我到柳巴爾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剛才才歇下來——立刻就趕到朋友那兒去過節。那太可笑了。
“那好，我去接你，但我不上去。過一小時你到門口等我。”
“好吧，”她居然十分聽話地答應了，“過一小時我就下去。”
說實話我真的不願出門，可無論我今天對維卡怎樣，我畢竟是男人。假如一位女人請我在深夜開車送送她，我是不會拒絕的。我不慌不忙地換上外衣，下了樓，把車從鐵盒式的車庫裡開出來，駛向柳巴爾斯基家。
我是在半路上偶然發現的他。確切地說，起初我發現的只是一輛車——部深綠色的“福特牌”，很整潔，不太大，是一輛很機動靈活的車，它好像粘在了我身上似的，根本不想超車，儘管我開得並不快。“嘿，你瞧，馬上就要動手了。”我有點兒淡漠、甚至冷漠地想。可是，距我要去的居民區大約還有一公里時，“福特”車不見了。我於是斷定，這次準是我弄錯了，那車並未跟蹤我，它只是跟我同過一段路而已，我甚至感到似乎有些遺憾：一切痛苦居然就這樣輕飄飄地過去了——不然我又得總是心裡七上八下的，每秒鐘都在期待死亡。
可是，離目的地已經不遠時，又一出乎意料的障礙橫在路上。直通那幢樓的那條路被挖了一道壕，顯然是在進行維修施工。我關上車門，向黑暗處逡巡，尋找有沒有一條可以穿過堆滿了爛泥的小路，以便既不致踩上爛泥，也不致掉到泥坑裡去。這裡沒有燈光，和通常那樣，郊區地帶永遠都這樣。
要通過危險地帶，得繞一個大彎子，繞過我面前那幢樓房。維卡為什麼不警告一聲，說路已經被挖斷了呢？可這說到底也無濟幹事，反正我得去接她。反正我也得把車留在這個巨大的土坑前，靠自己的雙腳往前走的。
我雄赳赳地走在巍峨的樓群中，突然聽到身後有腳步聲。那腳步很輕很快，幾乎悄無聲息。可我還是聽見了。我猛地一轉身。腳步聲也停了。是我的錯覺？可我剛一動，腳步聲又響了起來。那人速度很快，顯然是在追我。我絕望地掃視著四周，想找到什麼人，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哪怕是一夥散發著危險氣息、醉醺醺的年輕人也罷。可週圍連一個人也沒有。鬼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麼黑的天這麼多的爛泥，就連小流氓也不願在此遊蕩。
我加快腳步，走過最近那幢樓房的拐角後，緊貼住牆根，即便這不是那個殺手，而是一位偶然碰到的路人，最好也還是讓他從我身邊過去好了。但他卻沒走過來。他同樣停住了腳步，等我從隱蔽處走出來。我呆了似的一動不動站著，就在這時我突然醒悟到我其實並不想死。就在幾分鐘之前，如我自己以為的那樣，對待自己那馬上就要到來的必然的死亡，我還是那麼冷漠，而且是一經決定便不再反悔——既然維卡願意這樣，那就讓它這樣好了。我不是個戰士，我從來不曾向任何人證明什麼，從來也沒有為達到無論什麼目的而忽視過任何人，從來也沒有固執己見過。對於我的妻子僱了人來殺我這條消息，我聽後是傷心和委屈的，但卻連一秒鐘也不曾想到要試圖改變事件的進程。對於這位殺手，反正你躲是躲不過去的，他比你更狡猾、更有經驗也更強大。但這全都是幾分鐘前的想法……而此刻我站在那兒，竭力屏住呼吸，心裡卻只想著一件事，那就是我還不想死。不，不想！我怕。我想活下去。無論在哪兒和跟誰，哪怕是生活貧窮、疾病纏身，無論如何我都要活下去！
我感到他在逼上前來。這我不是聽到而是感覺到的。他移動起來十分小心，一寸一寸地縮短著我和他之間的距離，儘量不弄出一丁點響動，就好像不是在剛開春泥濘的土地上，而是在空中飛一般。但我還是感覺到他在移動。我確切知道，殺手距我半米開外。是的，他距我站的地方、距樓房就只有半米，把他和我隔開的距離，就只有半米。我覺得我已經看見他的衣角了。
於是，我發作了。我的神經崩潰了，一種想要活命的願望狠狠地鞭打著我，我使勁一撐，離開牆，撒腿猛跑。身後響起軟綿綿的“噗噗噗”的響聲，而且是三下。殺手在用帶消音器的手槍射擊。前兩槍聲音很沉悶，第三聲稍微響了一點兒，顯然，那人用的消音器是自制的，用過頭一次後馬上就失效了。周圍很黑，可我仍然跑得很快。他沒打中我。
我的雙腿帶著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往哪兒跑。當我剛一踏上平展的人行道時我才醒悟，原來我已穿過了整個居民區，從它的另一面跑出來了。心已經跳到了嗓子眼兒，氣都順不上來了，腿軟得站也站不住，我只得靠在一棵樹上以免摔倒。幾乎與此同時，在我的左方響起了發動機的聲音。綠色“福特牌”如子彈一般從我身邊飛過，消失在黑暗中。此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已經一清二楚了。殺手知道通往居民區的路挖斷了。因此，他斷定我必定會開車經過這裡，於是，改變了計劃，把車放在了對面，好不讓我在停車時發現它。維卡在把我引出來後，給他打了電話。而她之所以不告訴我居民區開不進車，其原因正在於此。這樣一來我肯定會要她在門口等我，為了不讓我把車停在這個犯罪多發地，就讓隨便什麼人來送她好了，不然萬一被什麼人撞上就糟了。對她你無可反駁。而她需要的，僅僅是能讓我必定得在樓群之間黑暗而又無人的空地經過。
有意思的是，她此刻是否還在門口等我？很可能沒等。她已經確信我終於在此被人幹掉了，所以，會自在地坐在柳巴爾斯基溫暖的家裡，和朋友們喝酒，而為了放鬆一下，或許還會跳跳舞的吧。也許她會對大家說，我剛剛擺脫公事，馬上就到，然後，在一群誠實人的眼皮底下，像一位忠實的妻子那樣等我。這是對的。讓人們好好看看她吧。不然，假如她一個人站在樓門口的話，將來就無法證明自己不在現場了。她會再坐一會兒，喝點兒香檳，吃點兒沙拉，然後，大約在12點時，說或許我不會來了，她該回家了。客人們全都一塊兒走，走到挖開的大坑前，維卡看見我們的那部車。於是大家全都動手找我，按劇作家的構思，他們終於發現了我冰涼的屍體。然後就落幕。鼓掌。演員上臺“謝幕”。劇終。該到存衣間取大衣回家了。然後，就是扮成一位不幸的寡婦，投入那位鄉巴佬酒友的懷抱。
我的呼吸慢慢調勻，腿已經能穩穩站立了。我舒展肩背，看了一眼手錶。壞了，我差點兒要遲到了！從維卡打電話要回家起，已經過了1小時10分。可我現在該怎麼辦好？要知道或許她根本就沒在樓門口等我。這一點上我失算了。可我不能上去到柳巴爾斯基家去叫她。也是，我走到樓門口，等她半小時再說。
而我又失算了。維卡就在約定的地點等我。也是，她總是比我以為的更精明。她為什麼站在這兒呀？實際上，她和那位殺手之間，肯定實際上就如何打暗號有過協議，通過暗語他能告訴她事情的進展。在我摟著大樹慢慢從一場驚恐中甦醒過來時，他已經告訴維卡，這一次又沒有得手，於是，她飛快地下了樓。
“對不起，忘了告訴你路挖斷了。”她以一種奧林匹斯神祗式的平靜說道。
真是活見鬼，我竟然想為了她所表現出的精神力量而尊敬她了。她絲毫不激動，不神經緊張，對我仍然活著未流露絲毫不滿。
我默默挽起妻子的手，攙著她走過整個居民區，返回汽車。我想活下去。我不想死去。我知道為此我究竟該做什麼。
我決定了。
塔姬雅娜-奧布拉茲佐娃——她說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對娜斯佳的提議一口回絕。看完“素面朝天”節目錄像帶後，她嚇了一大跳：
“你是怎麼搞的，居然想讓他對我也如法炮製？我才不會呢！你別說了。最初幾期還可以，而你給我看到的最近這兩期，不啻為瞬間死亡。”
“丹涅奇卡，親愛的，全部意義正在於此，”娜斯佳說道，“列什卡極其通俗地給我解釋過，節目理念的變化可能與商務策略有關。現在他們把節目做得像是醜聞錄那麼鮮明，為的是靠節目前後播出的廣告為生。從前他們是靠什麼生存的呢？那時他們誰都不敢惹，只是在人腦袋上拍那麼幾下了事？這也正是我想要了解的。”
“於是你就以為，只要我和主持人見那麼一面，就能為你打聽到所有秘密？”塔姬雅娜笑了，“親愛的，你把我看得太高了。其次，假如我以文學新星身份出現在熒屏上的話，人家就不會吸收我工作了。不這樣人家都已經在對我側目而視了。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哪怕只是稍稍提那麼一下，就夠報刊議論一禮拜的了。”
“丹尼婭，這工作對你不是很合適嗎？反正你馬上就要隱居，隨後又得抱三年孩子……”
“你這是從何說起？”塔姬雅娜打斷她的話說，“我不這麼想。喂孩子有伊拉。”
“那不也一樣嘛？等你重新開始工作時，大家早把節目給忘了。再說，有人竭力求我跟你談淡寫劇本的事。”
“誰？”
“多羅甘-伏謝瓦洛德-謝苗諾維奇。他給你打過電話，還記得嗎？”
“記得。一個說話嗓門很高的煩人傢伙。我該說的都告訴他了。這麼說，如今他又採取了迂迴戰術，是嗎？”
“丹涅奇卡，別生氣，他說得有道理。假如你親自動手寫劇本，至少能保證你的書不被糟蹋。分娩以前你到底想幹什麼？呆在家裡無事可做，你會煩悶得發瘋的。”
“別激動，我還不至於。”塔姬雅娜笑著說。
娜斯佳是頭一次進這個家門。她最近一次見到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那次，斯塔索夫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親戚伊拉奇卡，還住在契穆斯卡一間小小的一室住宅裡。當時他們已經買了一套新住宅，可喜歡操持家務並富於遠見的伊拉奇卡堅決反對在徹底裝修新居以前搬家。她找到的那位設計師的確很棒，搞了一個方案非常合理，結果，一套普通三居室的住宅被節省出了足夠的空間，能為家裡每個人安排一個舒適的角落，甚至連未來的孩子也想到了。
當時，在1月份，塔姬雅娜苦於中毒，神色憔悴，沉默寡言，什麼也不想吃。現在她感覺很好，氣色好多了，但在中毒之後，又來了新的痛苦：她什麼衣服也穿不成了。
“你不知道我為自己買件衣服有多難，”她對娜斯佳訴苦道，“人家給我縫54號衣服，不知怎麼那麼小。穿上它不光連餐具都討厭洗，就連上班也煩。可現在我更胖了。乾脆不穿衣服倒好了。你把我往電視上拉，可要知道我連上電視的衣服也沒得穿。一位穿著從‘勇士’商店買來的針織內衣上電視的著名女作家好不漂亮啊。笑死人了。不，娜斯秋莎，別出怪招了。”
“如果問題就出在衣服上，這好辦。”娜斯佳感到她有所鬆動了，連忙說道。在決絕的“不”之後，如果出現瞭解釋，那這已經是不小的進步了。任何理由都有反駁它的根據。只有無可爭議時，承認才是毫無意義的。“別擔心，我弟媳會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只要同意，其餘的一切由我來辦。”
“不。”
娜斯佳決定喘口氣，換個話題。兩人談起斯塔索夫和他與前妻所生的十歲的女兒利麗婭，談起伊拉奇卡，在從彼得堡搬來以後的四個月裡，居然再沒鬧什麼戀愛，因為她一門心思擔負起了指導新住宅裝修的責任，十分投入。塔姬雅娜很為自己的親戚難過，認為這麼年輕的女子工作不順心，家庭生活也不順利，這全是她的過錯。
“伊拉以為她今後一直可以擔當我們家庭主婦和經濟總管這一角色，她總認為自己的一切還在前面，什麼都還來得及。可這算什麼生活？除了商店就是廚房。大千世界從未見識過。在彼得堡好歹還有幾個朋友，而在這兒連一個熟人也沒有。”塔姬雅娜悒鬱地說。
“喂，”娜斯佳忽然興奮地說，“我這兒正好有一個人選，配伊爾卡好不闊氣啊。”
“是誰？”塔姬雅娜疑惑地問。
斯塔索夫是她的第三任丈夫，而這三個丈夫都是她自己找的，所以，對於那些偶然通過熟人打掩護說媒的事，她歷來比較謹慎，並持不讚許的態度。
“我們的同事米沙-多岑科呀。多好的小夥子，又聰明，性格又好，長相也般配。對於那些長腿的苗條女郎特別有吸引力。”
“真的？”塔姬雅娜追問道，“他愛不愛追女人？”
“才不愛呢，一個正常的年輕人，有很成熟的美感。獻起殷勤來也很帥氣。不，說真的，丹尼婭，他倆真是絕妙的一對兒。我以前怎麼就從沒想到呢？早就該介紹他倆認識了。”
可塔姬雅娜卻毫不掩飾她的懷疑。
“如果他有那麼多優點，為什麼到現在還沒結婚呢？莫不是那一大堆優點倒是用來掩蓋缺陷的。阿娜斯塔霞，你不要費心為我製造世界聲譽，為伊爾卡找丈夫了。最合適的，從來不會是在半路上揀來的，這是經驗證實了的。就這麼回事，親愛的，劇本我是不會寫的。索麵朝天，我也是不會去的。不要把你的同事給伊拉介紹了。還有什麼事嗎？”
“有，”娜斯佳高興地說，“你現在在寫什麼？”
“這和我們討論的題目有關嗎？”
“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只是好奇罷了。剛才那個話題已經說完了。”
“那我們就去吃點飯。伊爾卡，我想準是在烙白菜餡餅，根據香味判斷。”她已在實施她的警告了。
娜斯佳不太情願地從她盤腿縮成一團的沙發上站起身。她和塔姬雅娜關係很好，跟她丈夫斯塔索夫老早就是朋友，且真心喜歡面容姣好、活潑歡快、愛做家務的伊拉奇卡，可儘管如此，她的談話還是進行得很不順利。她其實根本就不想來這裡，更別說進行這麼冗長的談話了。其原因不是因為她不喜歡斯塔索夫家。只不過因為任何交際都使她痛苦得難以承受，就如同只要走路腳上被磨破的老繭就要隱隱作痛一樣。如果說塔姬雅娜長達一個半小時的低聲談話她尚能以斯多噶人式的精神承受下去的話，那麼，她行將聽到的伊拉奇卡那尖細的、一刻也不肯停下來的嘮叨，就只能令她恐懼了。而且，再過不一會兒斯塔索夫也要回來了。我的天吶，她這人是怎麼啦，為什麼無論如何也醒不過神來，為什麼總是想像蝸牛似的躲在殼裡，誰都不想見呢？
所有最壞的擔心都應驗了。伊拉奇卡不住氣兒地唧唧喳喳，而且她“不是無對象”的，而是執拗地要求對方回答的，這樣一來，娜斯佳就無法從談話中退出來了。很快斯塔索夫也回來了，他高大，寬肩，眼睛是綠色的，娜斯佳這下可蔫了。對方有三個人，這對她來說顯然是多了點兒。可是，伊拉奇卡不經意的一句話卻使她立刻精神抖擻起來。
“……連正常工作條件也根本不具備。在彼市她還好在能利用節假日寫點兒東西，在這兒可好，在我們這個莫斯科，平常連一分鐘喘氣的機會也沒有。我們本指望丹尼婭能在5月份寫完這本新書，拿到稿費，可這會兒還看不出什麼時候能寫完呢。早知道是這麼個結果，我在裝修上就該少花點兒錢才是。”
娜斯佳轉身對塔姬雅娜小聲說：
“你是不是就為了這個才拒絕寫劇本的？”
“當然。書還沒寫完，我哪兒還有時間寫劇本？”
“怎麼，交稿期定得很死？”
“那倒也不是，出版商從不為我規定任何期限，他們知道我有工作，分不開身。可是需要錢啊。反正，他們為劇本付的沒有一本書那麼多，所以，假如我有兩個月的合法產假的話，我也最好是用來寫書。”
“可要知道你的出版商肯定也對根據你的書拍的電影感興趣的。你的知名度一下子就上去了，這樣，他們就可以加大印數，用你撈更多的錢了。”
“可那又有什麼用？”塔姬雅娜幾乎生氣了，“這麼多印數於我何益？我得的是印數稿酬，交稿時領錢。一次付清，一個戈比也多不了。他們在那兒印多少——與我無關。”
“怎麼會這樣！”娜斯佳很吃驚，“難道你就不能要版稅稿酬嗎？這不是很普通的做法麼？”
“這還不夠我頭疼的呢，”塔姬雅娜皺著眉頭說，“跑書市搞調查，看他們究竟印了多少……我又不是小姑娘，有時間跑跑轉轉、揮霍時間，我又沒有個供我使喚的‘六條腿的’。而你要是檢查的話，那就連印數的一半也拿不到手。我不想當一個被人一騙再騙的傻瓜蛋。要騙就讓他們騙我那麼一次好了，那也比經常受騙強。這樣還不致那麼討厭。”
對這樣的理由，娜斯佳是能理解的，她要是處在塔姬雅娜的地位，想必也會這麼想。可是，由於此時此刻她並未處於自己女友的地位，而是她自己，所以，便毫不猶豫地投入了戰鬥。她很想拉丹尼婭上“素面朝天”這個節目，好從內部察看一下整個過程。
“斯塔索夫，你從前當過警察沒有？”她大聲問道。
“當過啊，”斯塔索夫點頭道，“有什麼問題嗎？”
“是你夫人遇到了難題，而你卻像伊利亞-穆拉美德這位二米高的笨蛋似的坐在壁爐上，等著海上天氣轉晴。你不是有機會檢查出版她書的那些出版社嗎？”
“問題不在這裡。如果改用版稅制的話，丹尼婭得的錢要多得多，可她很固執，說什麼反正出版商是會騙人的，而她又沒機會親自監督印數。”
“你能不能為自己的妻子哪怕就幫一次忙呢？”
“娜斯佳，算了吧，”塔姬雅娜生氣地說，“你所有的詭計都露馬腳了。斯塔索夫，別聽她的，她是在捉弄你。”
“我才不會捉弄人吶！”娜斯佳生氣地說，“我是在關心你們的生活。”
塔姬雅娜嘆了口氣，放下匙子，溫柔地挽起丈夫的手臂。
“我來給好輕信的人解釋一下吧。我們的朋友阿娜斯塔霞想把我作為女作家捅到‘素面朝天’這個節目裡，想讓我通過這種方式調查某些細節。我拒絕了。現在，我們這位朋友阿娜斯塔霞又力圖說服我們全家，說參加這個節目能給我們家帶來不可思議的經濟利益。按她的觀點，我在電視上一露面，公眾對我作品的興趣便會上升。由於我並不相信這個童話，所以，我希望你，斯塔索夫，對我拒絕參與此事能夠理解。”
弗拉基斯拉夫攤開了手，轉向娜斯佳，說：“這我可幫不上什麼忙，娜斯秋莎。我不能強迫丹尼婭做她不願做的事。命運賦予我的權限只能有一次，而我在迫使她嫁給我，並隨我遷到莫斯科這件事上，已經把它用完了。其他的我就無能為力了。”
“噢，你們這些孩子們啊，”娜斯佳沮喪地說，“我給你們個生意，而你們……伊拉，恐怕就只有你能理解我是對的了，是嗎？”
伊拉奇卡溫柔地一笑，從斯塔索夫面前端走髒碟子，然後，把一盤餡餅推到他面前。
“說實話，我也反對。錢，當然需要，但不能用這樣的代價。”
“可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我怎麼啦，要丹尼婭作出什麼不可思議的犧牲了嗎？天吶，不就是去一趟電視臺，浪費一個半小時就完事大吉、打道回府麼。有這麼多說頭？”
“是得說一說，”伊拉反駁道，“斯塔索夫，你甚至都沒搞明白我們說的是什麼事，因為你整天都在班上。而我總是在家裡，‘素面朝天’節目我是每期都看的。我不喜歡烏蘭諾夫的作派。從前他多麼迷人吶——簡真令人傾倒！如今都成了個怪物，就是敵人我也不願讓他落在這頭怪物的爪子下。你們大家大概都忘了丹尼婭就要生孩子了吧，得注意不要讓她精神負擔過重。可與下流無恥的烏蘭諾夫這頭怪物會面，除了壞情緒，不會給她帶來任何好處。他會侮辱她，把她踢進泥裡，她會崩潰、難受，這對孩子不好。所以，如果你們想知道我的意見，我反對。”
娜斯佳悒鬱地盯著杯裡的咖啡渣。她一無所獲。可要知道她從一開頭就確信她能毫不費力說服塔姬雅娜。問題出在哪兒？問題是否在於她對自己老友的妻子還太缺乏瞭解，無法找到適當的理由，找不到能打開她個性之謎的那把鑰匙？還是因為她尋找必要藉口和鑰匙的能力已徹底喪失了，因為她本能地竭力想要儘量少說話，把與他人交際的時間縮減到最少最少的緣故？難道這個冬季承受的壓力對她的職業水準有了影響？可怕。可必須做些什麼。連說服一位女作家上電視都辦不到？而且，她要說服的這個人，不是一位陌生的不認識的作家，而是認識了已經整整四個月，而從斯塔索夫的講述裡，已經知道她一年半載了的人了呀。如果連這麼簡單的任務也完不成，那這個人註定會一事無成。
“好吧，”她憂鬱地說，“我明白了，你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上電視的了。可我又該怎麼回多羅甘話呢？”
“多羅甘是什麼人？”好吃醋的斯塔索夫頓時警覺起來。
“一個製片人。想根據丹尼婭的小說拍電影，因此請她寫劇本。”娜斯佳解釋道。
“我已經都告訴他了，”塔姬雅娜有點生氣地說，“我得寫完那本書。書一天不寫完，我一天不能寫劇本。如果你的那位多羅甘還是不甘心的話，這事我們可以以後再談。”
娜斯佳決心不再固執己見了。歸根結底，她之所以需要多羅甘這個藉口，不過是為了把塔姬雅娜作為女作家推到烏蘭諾夫的節目中去而已。而如果丹尼婭拒絕的話，那娜斯佳也就沒必要為電影製片人的利益而固執己見了。
為了禮貌，她又坐了大約20分鐘，才起身告辭回家。
我和盧托夫大約是在一個月以前認識的，當時奧克桑娜-邦達連科正在做一個有關心理諮詢中心的節目。近幾年此類諮詢中心神不知鬼不覺地從每個縫隙裡冒了出來，湧現出一大批心地善良、自學成才的心理學家，想要幫助那些淪落入沉重生活處境中去，而又想要同自己那已冷卻的過去一刀兩斷的人。老實說，那期節目的特邀嘉賓，就是這麼一箇中心的經理，而盧托夫是作為一種有效的道義支持，陪他一起來錄像的。
在錄像開始前，我和往常一樣，用了大約40分鐘，與客人和他的陪同聊天，奧克桑娜款待他們吃冰淇淋加咖啡，而我呢，則像人們常說的那樣，與之“建立聯繫，聯絡感情”。到了該進演播室的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即我對那位嘉賓絲毫不感興趣，倒是那個陪同——他中等個，頭髮已經全禿，鼻子微彎，眼睛是深陷的、灰色的——反倒把我給迷住了。在整個錄像過程中，我所想的就只是一件事，那就是這男人身上有一種特殊的味道。在錄像機前的演說剛一結束，我就請他倆再喝點咖啡。我記得奧克桑娜曾經吃驚地瞥了我一眼：以前可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先例。我們的客人（我甚至連他們的姓氏也沒記住，可見我對他無所謂到了何種地步）在錄完像後不知為何一言不發，顯然，他以為自己已經為祖國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人們再不會對他有什麼要求了，倒是那位盧托夫與之相反，和我活潑地談了起來。在我眼裡他是個心地很善良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擁有一種許多人稱之為魔力似的東西。我根本無力抵禦他的魅力，他衝我一笑，我也便如傻子一般不由自主咧開嘴唇還他一笑，感到自己無上幸福。不知為什麼我沒命地想要贏得他的讚揚，跟他在一起，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在課堂上回答自己崇拜的老師提問的小學生。
節目剪輯好後，奧克桑娜和往常一樣，邀請諮詢中心經理審片，這一來，我便焦急難耐起來，像個小男孩：是他一個人來，還是又是兩人一起來。看見他倆是一塊兒來時，我高興得宛如一個在電報局旁邊終於等到了自己戀人的年輕人一般。而這一次盧托夫更令我歡喜不已。實際上，我是把嘉賓無禮地推開讓奧克桑娜和導演去管，讓他們去看結果、修改樣片去好了，對我來說已經不會再有別的要求了，喏，至於說再寫那麼一小段話的事，這不歸我管，就讓導演去管好了。我像乞丐糾纏路人一樣纏住了盧托夫，儘量讓自己顯得聰明而有教養，我發現自己居然不時結巴起來，心驚膽戰地觀察他的眼神。
我覺得盧托夫似乎也對我有好感，因為他講起了上次錄像時沒有講過的與諮詢中心有關的詳情細節。對那些詳情細節我並不怎麼感興趣，但他幾次流露出這樣的意思，即哪一個人有了我這樣的資質，到他們那兒工作要比在前景暗淡的電視節目裡工作，更有益也更有趣，他所說的“我的資質”，是指我善於與人平易近人地談話，善於讓人們以為實際上他們要比他們自己以為的那樣聰明和有趣得多。
“跟您說話以後，一個人對自己的評價會提高一大截的，”他說，“對於我們中心的顧客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幫助一個人用他人的眼光觀察自身，這就是我們用來為他開門的那把鑰匙，使他有機會自己走出困境。”
“我是否可以把您的話當做邀請我到您那兒工作的建議呢？”我開玩笑道。
盧托夫此時看了我一眼，然後一點頭。
“是的。可是，假如您想離開電視臺而成為我們集體中的一員，您就得采取我們的生活方式。您或許根本不會喜歡那種生活方式的。”
當時，也就是一個月以前，我還活著來著，而維佳和奧克桑娜也曾活著，我那時還愛著維佳，因此，盧托夫的提議並未讓我動心。可是，這位禿了頂的、鷹鉤鼻子的男人，卻像一塊磁石一樣吸引著我。我會懷著極大喜悅把我所有的膩友統統趕跑，只要能讓我得到一個如盧托夫這樣的朋友。這人聰明、安靜、可靠，不會因種種瑣碎之極的問題來煩你。他身上有一種氣質……就是用語言也無法表達。
錄像播出以後，我和他有了第三次見面。老實說，當我得知盧托夫想要和我見面時，我頗感震驚。維佳-安德烈耶夫的辦事方式令我們的客人很難產生在節目播出之後仍想與我們一會的願望。也許，這些人都對我們的感情既感激又厭惡吧，所以，接到盧托夫的電話令我困惑不解。當然，坦白地說，也令我高興。我猜到他想對我說什麼，但即使如此，我也願意從他嘴裡聽到這句話。不知為何我總覺得，從如盧托夫這樣的人那裡，即使是批評，甚至是最不光彩的批評，我也樂於接受，簡言之，我同意和他在那個地點見面，也就是我和維卡喜歡去喝咖啡、幾天前我在那兒見過她和她的那位情人的咖啡館。
使我吃驚的是，對於節目，盧托夫隻字未提。我不知道他是在裝樣子呢，還是真的不知道，儘管後一種可能我覺得極不可能。他說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盧托夫說，“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願意，稱之為諮詢也未嘗不可。”
“願為您效勞。”我高興地說，同時鬆了一口氣，心想，他看來不打算指責我什麼了。
“我們組織終於到了得自己做節目的地步了。我不記得我是否跟您說過我們分公司的事……說過嗎？”
“沒有。”
“是這樣，我們組織實際上在世界各地都設有分公司。我想這不會使您感到吃驚吧，處於心理困境中的人到處都有，他們全都需要幫助。倒不一定非需要我們的幫助，但他們需要幫助這倒是真的。因此，我們創建了足夠多的分支諮詢網絡。我們的特點在於，病人無需在我們中心住院，像精神病院或神經病院那樣。病人和我們一塊生活。您明白我說的意思嗎？”
“不大明白。”我困惑地說。
“我給你解釋。有人來找我們，說：我很難受，我不想像如今這樣生活下去了。我想死。我們回答他說：到我們這兒吧，你會生活得跟以前不一樣的。你仕途不順，工作不得勁，你對工作厭煩了嗎？我們會按照你的能力和稟性分派你工作。沒人喜歡你嗎？朋友出賣你了嗎？我們會給你愛和友誼的。你的家庭破裂了嗎？你到我們這個大家庭裡來吧，你在我們這兒能找到可以取代你父母的人，也能找到你對他如對自己親生兒子的人。你喪失了道德操守了嗎？我們會給你信仰與學說。”
“可你們能為他們提供什麼工作呢？”我不無懷疑地問，“擦地板、給大家做飯？”
“怎麼會呢，”盧托夫溫和地一笑，“我們創辦了自己的企業，它們同樣遍及世界。您恐怕連想也想不到，來找我們的人有多麼多。我們的各個分公司、辦事處、代辦處和小型企業，就是由這類人組成。”
“有意思……而他們生活怎麼樣？在軍營裡嗎？”
“我的天吶，”盧托夫用他那深陷的灰眼睛溫和地看著我，笑著說道，“您哪來那麼多胡話呢？是啊，他們住的不是什麼宮殿，但他們生活很充裕。至少，根本談不到什麼兵營，也不可能住什麼兵營。有的人如果自己有住宅，就住自己的住宅，如果有人沒住處，可以和我們的某個顧客合住。每家兩到三個。我們為所有人提供住處。”
“資金從何而來？提這樣的問題該不會有什麼不體面吧？”
“很體面。一眼就看得出，您對經濟不太在行。要知道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我們有自己的企業麼。這些企業都有自己的收入，且收入頗豐。它能使我們有能力為我們的客房提供一切必需品。況且，企業還可以再發展。在某些國家我們還出版自己的報紙。四個版面的週報。你當然會覺得這一切很可笑，可我們的宗旨是，為人們提供有關我們中心的信息，為他們擺脫心理危機提供實際建議。應當告訴您的是，我們的報紙銷路很好，所以，我們辦報不賠錢。如今來自我們企業的收入已能允許我們設想如何辦一個我們自己的電視節目的事了。剛開始可以辦成每月一期，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可以改為每週一期。我找您來就是想跟您談談這件事。”
我們在酒吧裡一直坐到夜深人靜。盧托夫提問，我則誠懇地回答，並向他坦誠他講了辦一臺電視節目的技術細節和我們與將要收買我們節目的那家頻道的微妙關係。我很想使自己能在他眼裡顯得有經驗、有職業造詣，所以，我竟然把通常根本不向外擴散的某些秘密也統統告訴他了。可我信任他。而且（承認這一點我感到後怕）極欲讓他也喜歡我。我以一種陌生人的眼光冷眼旁觀這一情境，我明白，他所說那樣一種中心，是徹頭徹尾的蠢事和慈善空談、宗教的謊言。您瞧見沒，他們竟然分發信仰？可是，我的另一半——即參與此情景，並和盧托夫談話的那一半——卻沒有察覺這一點，而是單純地盡情陶醉在與一位聰明嚴肅的人的交往之中，此人並不想教會我怎麼生活，也不評論任何人的長短，他的推論既符合邏輯又符合理智。
“謝謝，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告辭時盧托夫緊握我的手說，“我要好好想一想您說的這一切。如果有必要，能請您再為我諮詢這麼一次嗎？”
“當然願意。能對您有用我非常高興。”我誠懇地說。
說到此處我們就分手了。他再沒給我打電話。最初一段時期裡，我常常回想起他來，尤其是當我不得不與一些與他驚人地不相似，野心勃勃、愚蠢透頂，嘮嘮叨叨的人告辭時，後來，當我得知自己死期已近時，不知怎麼我把他給忘了，和我忘掉許多別的事情一樣。
在和殺手遭遇後，我又想起了他。我明白了我其實不想死。可是要向警察局告發維卡，我也不願意。也不願意在貧窮中掙扎。我想活。
於是，我撥通了盧托夫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