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沒有什麼不軌行為，很體面，找不到一點漏洞。”
尤拉騎在椅背上，像騎兒童搖木馬似的，搖晃著椅子。這兩天他忙著調查慈善基金會組建的危機中心的業務中心。業務中心位於莫斯科市郊，經營一家不景氣的醫院——現在藉助基金會的資助，醫院已正常運轉。陷於生活困境，除了尋死再沒有其他出路的人們來到這裡；醫生、心理醫師、病理學家為他們診治，根據他們所受的教育、職業和愛好安排他們就業，使他們恢復了生活的勇氣，去愛他們，關心他們。大多數留在中心的人需要繳納費用，但某些患者可以無償得到幫助，如殘疾人、軍人、英雄母親和失業人員。簡短地說，一切都很像那麼回事。沒有冒牌貨和招搖撞騙的，所有的醫務人員都有文憑。
“在那兒根本無法展開刑事調查，”尤拉說，“基金會是國際性的，是鍾愛慈善事業的私人組織，世界各地都有他們這種危機中心，這是私人產業。而深入私人組織，你也知道……所以，對不起，我只能盡力而為了。”
娜斯佳邊聽邊若有所思地用圓珠筆敲打著一張沒寫字的紙。
“怎麼，患者都禁錮在那裡了？”她問。
“去你的吧！勞逸結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兒只是去看心理醫師和其他的專家。娜斯佳，那兒確實沒有什麼不軌行為，也很體面。”
“乍看是這樣，”她肯定了他，“因為事實上有的患者為基金會賺到不少錢——他們都是經過專門挑選的，比如烏蘭諾夫和我們的塔姬雅娜。調查，接近，然後為他們效勞，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於被暴露。因為沒有什麼束縛他們。即使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找到了給他們賺大錢的人，也無法證實是蓄意把這些人弄到那兒去的。你懂嗎？人在困境中，當沒有發生不可挽回的事時，我們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動找我們的，我們邁出了相識的第一步，這有什麼可恥的？我們見到人的危險處境，為什麼眼看著他自殺？應當及時制止，否則我們的活動還有什麼意義。並且我們組織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動聽，是吧？我們警察也認為預防犯罪勝於揭露犯罪。是的，患者為他們賺到了錢，但這是他們心甘情願的——首先是出於感激，其次是懷有基金會的理想，要盡力投入慈善事業，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機中心的幫助。固若金湯，尤拉，我們找不到任何漏洞。因為我們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們基金會或中心故意所為的證據。這些患者的周圍屍橫遍地，忠實的妻子卻被丈夫拋棄了，子女墮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們被驅逐出工作崗位，但是這一切，我們發現卻和基金會糾纏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們能欺騙烏蘭諾夫，把假造的帶子偷偷塞進錄像機，迫使他講出——而事實上，報上的文章不是一個人花錢登載的，我們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們。送給瑪格麗特西裝的不是盧托夫，而是另外一個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簡直是神話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個銀行都找不到他的蹤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麼用？追求漂亮年輕的女性，把心交給她，向她求婚，這難道違法嗎？認錯人也算犯罪嗎？而他與基金會或中心的某個人偶然認識，這也不能構成刑事犯罪。羅列的間接罪證，證明不了什麼。法庭對這種刑事案件會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遠也破不了這個案子了。如果，當然嘍，偶然性是不會幫我們的忙的，惟一我們掌握的就只有盧托夫了，但我們能出示他的什麼罪證呢？和節目主持人烏蘭諾夫結識，然後，後者主動來尋求幫助——憑這不能坐牢。以記者的身份出現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說明什麼？他會說，在報上看到許多文章謾罵他喜歡的名作家，就徵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發生時援助她。為什麼假冒記者？為什麼不呢？他是演員，職業演員，他認為在跟女作家交往時這個職業更容易讓人接受——因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還能怎麼和她認識呢？噢，尤拉，當你費盡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繼夜地奔忙，‘絞盡腦汁’，直到理清頭緒。理清頭緒，結果又是一場空，沒有確鑿證據，一個罪犯也沒上鉤。假如我們能找到殺死安德烈、邦達連科、尤麗婭、伊涅薩或季姆的殺手，我們就能振作起來，但他們卻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個罪犯也好啊！你笑什麼，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賣給你一個絕妙的主意嗎？那麼你的夢想會成為現實。”
他有點像開玩笑，但眼神卻透著嚴峻。娜斯佳慢慢把手放在桌上。探討這個她都覺得可怕，因為了解她的老朋友，老同事，尤拉，能準確無誤地猜出她的心思。
“尤拉，不行，”她堅決地說，“快把這個念頭打消。”
“你怎麼了，娜斯佳？我們會很順手的，連根毫毛都傷不著。”
“說了，不行。千萬要那麼做，不然到死我們都不能原諒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揮了揮手，“你總是在飛的時候把翅膀折斷。你今天脾氣很糟，不太討人喜歡，你去睡一覺，明天我們再談。”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婦科診所，她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來這了。她步履艱難，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動，表情憂愁痛苦。坐地鐵下車，她又換乘公共汽車。汽車站離家很遠，塔姬雅娜慢慢走著，貪婪地呼吸著充滿溫暖的春天氣息的空氣。“新區的惟一優勢，”她想，“有害氣體比莫斯科中心少，雖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時，她更放慢了腳步，想是不是要買點東西回家。好像冰箱裡滿滿的，所有必備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麼呢？偏偏又是某種好吃誘人的東西呢？懷孕期間，塔姬雅娜被突如其來的想吃到某種美味的渴望折磨著，一忽兒想吃海帶沙拉——雖然過去吃過兩次並不覺得可口；一忽兒——就像前不久——饞冰激凌饞得要命，平時她可對它敬而遠之。
她走進商店，幾乎一下就看到了那個目光善良的記者。現在她記住了他的姓——盧托夫。他正在奶品部買酸奶和布丁。塔姬雅娜決定不跟他打招呼，就停在靠門口的櫃檯旁。
“塔姬雅娜。”她聽到了他的聲音。
培姬雅娜迴轉身，禮貌地笑著。
“您好。您又來看望母親？”
“是呀。我常在她這過夜。真讓人感到驚奇，過去從沒在這碰到您。您還好吧？”
“不太好，”她發愁地嘆了口氣，“健康出了問題。”
“您到底怎麼了？”他同情地說，“病情很嚴重嗎？”
“我擔心出事。您知道嗎？我這樣年齡第一次生孩子是很危險的。況且又是超重，心臟不好。醫生囑咐我多加小心，情緒一旦稍有波動就會致命。簡而言之，重重厄運降臨到了我頭上。我這是造了什麼孽啊？”
“好了，好了，塔姬雅娜，”盧托夫溫柔地安慰她，“別那麼說。順便問一句，您考沒考慮我的建議？”
“我……您知道，我不知怎麼對這件事不太上心。我身體狀況很糟，全部心思又放在孩子身上。對不起，我並不想傷害您。”
“看您說的哪的話，”他友善地微笑著，“您要原諒我才對。您處在這種狀況下，我還拿這些無聊的小事來煩您。您大概需要找一個好醫生吧？我可以幫忙，我在醫院有關係。”
“噢，不，謝謝您，我有這樣的醫生。但即使他也說對我的心臟無能為力。我得加倍小心，不能鬧情緒，不能哭，不能神經質。反正不小心謹慎，就得死掉。”
她迅速掉轉身，向出口走去。盧托夫沒有追上去。
“我們有個好消息：塔姬雅娜面臨著失去孩子的危險。所以我們只需做點手腳，就能促成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
“要是那樣，就不用費力了，靜等事態發展吧。”
“假如沒有自然而然發生呢？突然她很頑強地順利分娩呢？醫生說她千萬不能激動，發神經，受到驚嚇。生活充滿了意外，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能發生意外——驚嚇到她或使她心情不好。她的狀況會很糟，頭暈，心臟病發作。這時就會出現一個帶著注射器和藥的醫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盯住她。”
“好呀，你還指手畫腳。頭不在，你覺得自己有權了？過兩天他回來就會對你發號施令的。”
“那可要好幾天，親愛的，不會太早。既然我現在說了算，你放老實點，照我的命令辦，一個鐘頭後讓醫生帶上藥做好準備。至少三個人，三班倒，不能掉以輕心。在塔姬雅娜家附近晝夜監視。她一出門，就寸步不離跟上她。你們要是錯過機會，我把你們的腦袋擰下來。”
今天娜斯佳總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過了一夜。公公的病情穩定了，挪到了普通病房，不允許晝夜看護，再說也沒這個必要。
娜斯佳覺得房子像廢棄沒人住的，很陌生，特別是與剛剛修葺一新、窗明几淨的斯塔索夫的家相比。“有什麼辦法，”她想，
“斯塔索夫有兩個得力的家庭主婦，而這個家裡只有她一個，既懶，工作又得從早忙到晚。可是這並不能算做理由，我確實做得很不像樣。”
沒有東西做晚飯——她已經一週多沒在家住了，什麼吃的也沒買，而冰箱裡剩的，要麼過期了，要麼能用也不衛生。油，色拉油，檸檬，像通常所說的，熬不了粥。“博士腸”殘骸痛苦和孤獨地抽搐著，甚至有些發綠，滿臉憤懣，怪沒人及時吃掉它。惟一可做的就是用凝乳熬養麥粥了。列沙怎麼教她的了？好像熱水和養麥的比例是二比一，用小火煮。好吧，我來試試看，可不要餓死呀。
把水坐到爐子上，娜斯佳進房裡換衣服。她還沒來得及脫下羊毛衫，電話鈴就急促地響了起來。原來是她的大學女友打來的。她們很少通話，但這些年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女友列娜嫁給一個出色的律師，但娜斯佳不認識他，也沒同他見過面。
“娜斯佳，對不起，我沒提前跟你打招呼。我需要你的幫助，”她說，“你還在刑偵處工作嗎？”
“還沒被趕走，”娜斯佳笑著說，“你遇到什麼難題了？”
“我需要找一個人，你能幫忙嗎？”
“要著你找他的原因。”娜斯佳謹慎地回答。
她不喜歡這樣的請求，因為她知道即使最好的朋友也會以這種方式使你陷入複雜的境地。
“這……不，不是這樣。我不想說……”
列娜不吭聲了，娜斯佳覺得她好像在哽咽。
“怎麼回事，列娜？”她驚慌地問，“你在哭嗎？”
“瓦吉剋死了。”女友在話筒裡痛哭失聲。
瓦吉克？這是誰？啊，對了，這是她的丈夫，娜斯佳想起來了。那可真不幸！
“請原諒我，”列娜盡力止住哭泣，繼續說，“我不想對你說，一說我就想哭；但不說你又不會明白。”
“沒關係，不要道歉。他是怎麼死的？”
“汽車……他失事了……車毀人亡。現在，對不起……”
話筒裡傳來抽泣聲，深深的嘆氣聲。
“好了，”列娜已經平靜些了，“我好了，從出事，每次都這樣，一說到它，就會流淚。怎麼能不說呢？給他打來的電話，我能怎麼回答呢？說他出去買麵包了？好了，別煩你了。總之，這是一場惡夢，但我挺過來了。瓦吉克隨身帶的材料也一起燒燬了，但家裡還有一些。不全，但畢竟還有一些。他在‘戈爾什泰因股東集團’律師事務所工作。他們和國外合作伙伴經常有業務往來，瓦吉克沒能辦完的案子顯然轉交給了夥伴。但有些任務他是單獨接的，獨自完成的，瞞著所裡，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這和你要找的人有什麼關係？”
“完成這些任務的酬金很高，因為保密性極高。而我現在手頭拮据……我決定做瓦吉克沒來得及做完的事。我指的是這些保密的任務。我好歹是個學法律的，幹嗎不試試呢。於是我鑽進他的材料堆，找到一張尋找居住在俄羅斯的繼承人的定單。他的確沒完成定單。我想借助你的幫助……這沒有一點壞處，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她的看法，“一切都很合理。那為什麼你斷定你丈夫沒完成這定單？我和你動用我們全部的聰明才智，找到一大群有關的人，突然卻發現這個信息毫無用處，因為瓦吉克已經找到了繼承人，並得到了酬金。”
“不會的，我敢肯定。他完成的定單都封好在檔案袋裡——他是個非常有條理的人，每張紙都放得很整齊。我找到的那些紙張放在檔案袋裡，是當前要處理的，還沒有封。怎麼樣，娜斯佳？你知道，錢可是很有用的。”
“那當然了，列娜，沒有錢太難過了。你說，都有了哪些情報。”
邊用肩夾著電話筒，娜斯佳邊認真記錄女友口述的話，並隨時補充一句，她明天應給誰打電話，應去哪，才能儘快找到多年前離開莫斯科的那個人的親屬。
放下話筒，她來到廚房，糟糕地發現做養麥粥的水快燒乾了。她重重地籲口氣，只好從頭再來。往鍋裡倒上水，這次比上次多，坐在火上，就去洗淋浴了。
任熱水起勁地衝洗，她咀嚼著列娜說的話，多麼奇怪的人啊！差不多世紀初，還是在革命前，很小的時候就被父母帶離了俄羅斯，躲開了布爾什維克的進攻，不想與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親戚有來往；在西方成了一個大企業家。積攢了大筆財產，九十二歲的高齡就要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時，突然在彌留之際想起兒時的玩伴是同一曾祖的兄弟，是同齡人——他依稀記得好像是同齡人。兄弟留在俄羅斯——因為不贊同親戚對歷史前景的悲觀看法，認為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是據我們所知，一切都還是老樣子。九十二歲高齡的加籍俄人德姆科韋茨被兒時兄弟的回憶熬煎著。同時一大群親戚聚集在他的床榻前，準備瓜分他的遺產。不知為什麼他極其厭惡他們，他對所有人直言不諱地說，他想著他們，就遺贈給他們一點點（維持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其餘的留給俄羅斯的曾祖兄弟的後代或他自己，如果他死不了的話。當然懷疑警察在其臨死時會做出蠢事，但醫院沒有證實這點，親戚沒有及時出手，結果遺囑已定好了。不得不履行死者的遺願。假如俄羅斯繼承人在死者死後一年仍沒找到，那麼所有遺產將留給加拿大的繼承人。遺囑做了這樣的規定。並且，明智的德姆科韋茨，預見到尋找兄弟一家的重重阻礙，專門在遺囑中指出，他的律師找到俄羅斯繼承人，就會得到一大筆酬金。老人希望律師把地球翻個遍，不要在太陽下打盹。
這些律師求助列娜的丈夫共同尋找，答應給一筆可觀的獎金。如果列娜賺到這筆錢，而幾百萬美元的好運又落到那個俄羅斯繼承人身上，這有什麼不好呢？皆大歡喜。當然，除了加拿大的親戚之外。
沉浸在自己想法裡的娜斯佳又忘了熬粥的那點水。突然想起後她吃了一驚，痙攣地用長絨手中搽幹身子，披上睡衣，衝進廚房。水早已經開了，但幸好還剩下很多。
她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幾天沒好好吃飯了，娜斯佳美美地喝粥填飽了肚子，鑽進被窩，很快就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醒來後她有種奇怪的感覺。她一點也記不起都夢見了些什麼但卻有一種感覺……無法說得清。常見到這句話“她感應到了”。你讀到這句話，會覺得是騙傻瓜的神話故事，可現在娜斯佳覺得這卻在她身上應驗了。她感應到了。
這她連想都不敢想。
“沒有的事。”洗漱時，她使自己確信。
“這不可能。”她想。她手裡拿著顫動著的、發出震耳嗡嗡聲的咖啡磨。
“這是我的幻覺。”她往咖啡磨里加著水。
“這是偶然，僅僅是一種巧合。”把香嘖嘖的咖啡倒人了陶瓷杯子。
“命運不會送來這麼好的禮物，這簡直太容易了。”吞下兩口熱乎乎的咖啡，她無精打采的身體為之一振。
“應當得到命運的賞賜。而我卻沒得到過。”吸完早起的第一支菸，她舒服地使勁伸了第一個懶腰。
“我幹嗎這麼苦惱呀？”她大聲地說，從自己的聲音裡她感到了信心，“應當先檢驗再確定。就這麼辦。”
伊拉已經憂傷兩天了，房間裡再也聽不見她銀鈴般的嗓音。她一字不落地聽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講完未婚夫的詭秘行徑。這個打擊使她難以承受。
“為什麼你們兩個都認為他是故意誹謗斯塔索夫呢？”伊拉擦拭著不斷湧出的淚水，說，“他只是認錯人了。這種情況每個人都可能碰到。”
“伊拉，他沒認錯人。我的衣服和麗塔的西裝他描述得一點不差。在飯店見到有人跟我面貌相仿，又是和一個長得很像瑪格麗特的女人在一起，並且穿的衣服也說得一點不差，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這樣的巧合，”斯塔索夫大概是第二十次耐心地對她說，“我知道你很喜歡他，你愛他，但有什麼辦法，孩子，應當面對現實。他今天給你打電話了嗎？”
“打了。”伊拉抽泣著。
“約你了？”
“沒有。他有事離開幾天。”
“你可以相信他再不會給你來電話了，”塔姬雅娜插嘴，“你有他的電話嗎？”
“沒有。”
“他姓什麼，你當然也不會知道了。”
伊拉心情壓抑，默默不語。塔姬雅娜知道自己的親戚在想什麼。我們都是事後聰明。如果這個人每天都陪著你，幹嗎要給你電話呢？如果他含情脈脈地望著你的眼睛，獻上一束束名貴的鮮花，帶你去豪華飯店，向你求婚，承諾去邁阿密度假，幹嗎要知道他的姓氏？突如其來的幸福會使人感到飛上了九重天，連自己姓什麼都會忘得一乾二淨。伊拉又那麼痴情……那麼忠貞。真不忍心看著她痛苦。
“聽我說，娜斯佳要介紹男友的事怎麼樣了？”當伊拉出屋的時候，斯塔索夫小聲地問。
“她要把米沙介紹給伊拉，”她說，“米沙小夥子不錯，是單身，人聰明，外表又帥。你是不是覺得應該讓伊拉解脫出來？”
“唔……能不能使她走出低谷，試試總可以的，”斯塔索夫含糊地答道，“萬一他們很合得來呢？”
秘密商談被打斷了——伊拉走了進來。她無力地坐在電視前，開始不斷地“在頻道上跑馬”。塔姬雅娜最不能容忍她的這個壞習慣，但今天也耐著性子，什麼也沒說。
“莉麗婭好嗎？”伊拉突然問，眼睛仍盯著屏幕，恰好電視上正播放又一輪德克薩斯式的審判。
“她很好。”斯塔索夫說。
“你們要去海邊吧？”
“當然，我已經答應她了。”
“瑪格麗特也一同去嗎？”
“不，她不和我們去。”
“難道她真的會為了什麼西裝去打小孩子的主意？這我不能理解。”
“伊拉，別把她和你比較。瑪格麗特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人。她善於社交，經常在電影圈裡混，對於她來說，一千美元的西裝好比一張名片，上面寫著她的成功、她的身價——她從來沒給自己買過這麼貴重的西服。但請你相信，她沒料到莉麗婭哭得那麼兇。她以為女兒只不過是在生悶氣，想常見到我。當莉麗婭開始無休無止地號啕大哭，瑪格麗特也不知所措。可沒退路了——說出的話潑出的水；西服也已經掛在櫃子裡。上帝與她，瑪格麗特同在，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不管怎麼說，這太殘酷了。不能這樣對待一個孩子，”伊拉仍按剛才的姿勢坐著，說，“即使對一個大人也不能這樣做。”
她又哭了起來。這次哭聲很低，只是淚水如注。斯塔索夫和塔姬雅娜只能看到她的肩膀在聳動。他們沒有安慰她。有什麼用呢？她很痛楚，這很顯然。但每個人的痛苦都應當自己去承受、去習慣、去克服。
他跟在她身後已經一個多小時了。塔姬雅娜，看來，的確身體很糟，因為一個多小時才走了不遠，還不時坐在長凳上休息一會。在這個新區尾隨她很困難，得保持一段距離。人不多，街道上還沒有亭子和長椅，視野開闊。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塔姬雅娜很走運，馬上需要救護，這就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他會第一個出現，成為附近惟一的一個醫生。
塔姬雅娜停了下來，一隻手扶著樹，另一隻手擦拭著額上滲出的虛汗。站了一會，又繼續前行。他很欣賞這個拖著笨重身子的病歪歪的女人的頑強勁兒：儘管很虛弱，卻仍堅持出來散步。
她走到拐角，拐了進去。這是她的老路線。他知道再往前是一條筆直的街道——不能走得太近了。應當等她再走遠一些，免得被她發現。
他放慢腳步，這時從塔姬雅娜拐進的街道傳來自遠而近的馬達轟鳴聲，緊接著是刺耳的急剎車聲和女人的尖叫聲。他像箭一樣衝向拐角。
他們等待的機會終於到了！塔姬雅娜雙手捂著腹部跪在車道上。她前面停著一輛敞開車門的紅色的“日古利”轎車。一個穿著緊繃得令人不可思議的彈力褲的女郎，朝塔姬雅娜彎著腰，好像要扶她起來。幾個行人包圍了出事地點，感嘆著，搖著頭。
他快步奔到跟前，推開女郎，伸手拉住塔吉雅娜的手腕。
“我是醫生，”他儘可能讓他的聲音聽上去使人信服，“發生了什麼事？司機在哪兒？”
“我就是，”穿彈力褲的女郎尖聲尖氣地說，“這不能算到我頭上，這裡不限速——她想搶在我車前過馬路……”
“車開得像發了瘋！”旁觀的人群中有人憤怒地說，“怎麼不感到差恥！怕趕不上自己的葬禮呀？！”
“可這兒連個人行道都沒有，”女司機為自己辯解，“我怎麼知道她要過馬路？”
女郎和行人對罵著。圍觀的人見沒什麼意思，沒人送命，就悄悄地散去了。
“車傷著您了嗎？”他摸著脈，很正規地問。脈搏還算正常，就是有些快，很微弱。
“受了點傷，”塔姬雅娜聲音顫顫地說，“我嚇壞了。”
“撞在哪兒了？”
“大腿。我頭暈得很，我大概走不了了。”
“別擔心，”他安慰道，“我扶您到那個長凳那兒，我給您打一針。穩定一下心臟，很快就好了。”
他扶她站起來走到路對面。那兒果真有一張長凳放在濃密的樹陰下。
“您真的是醫生嗎？”她艱難地靠著他的手臂，問道。
“是的。我在‘急救’科工作。業餘時間給退休人員打打針，賺點外快。”
他扶她坐在凳子上，打開揹包。
“所有的藥品我都隨身攜帶著。找我看病的退休人員患的大都是心臟病和心血管病。您需要的藥我都有。”
他不動聲色地環顧一下四周，確信誰也不會注意到他們。太順了！無論以後發生什麼事，都可以描繪成車禍，摔倒，被撞，受了驚嚇——造成孩子流產的原因有一大堆呢。
“請挽起袖子。”他拿出小瓶安瓿劑和注射器。
塔姬雅娜解開漂亮的藍白相間的風衣袖口，裸露出手臂。他飛快地瞟了一眼四周。街上又空蕩蕩的了，只有那個撞了塔姬雅娜的女郎仍站在紅色的“日古利”旁，臉都嚇白了，好像比被撞的人還緊張。
“用不用送她上醫院？”她喊道。
“不用了，”他大聲答道，“一切正常。您走吧，只是別再開飛車了。”
女郎猶豫了一下，然後上了車，慢慢把車開走了。他用酒精棉擦拭著注射的地方。
“您瞧，很快就好了。您好多了吧？”
“不，”塔姬雅娜突然面部發青，“好像更糟了。”
“沒關係，沒關係，現在……瞧您的靜脈看得真清楚……”
他手裡拿著注射器，開頭不明白為什麼針扎不上靜脈——手不聽使喚，不能動彈，後來反應過來是有人一左一右扭住了他。那輛紅色的“日古利”又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從車上跳下一個女郎，迅速跑到他跟前，小心地從他緊攥的手裡奪開注射器。“日古利”的後門敞開，下來兩個男人，朝這兒走來。
“開始吧，”其中一個心情沉重地吩咐著，“瓦麗婭，你把塔姬雅娜送回家再返回來。高里亞，拍照了嗎？”
“一定照辦。”他看不到這個人，因為答話的人站在他的身後，緊緊扭著他的胳臂。
“很好。夥計們，快點保護好現場，把所有注射器和安瓿劑貼上標籤，經管好。先生，您是否能告訴我們，您要注射的是什麼藥？”
他當然沒做聲。但他意識到這隻能矇混一時。他被捕了。啊，你呀！活見鬼！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難道是他們把他誘進陷阱的嗎？
娜斯佳不記得，她從前曾否這麼大聲嚷嚷過。她不是在激烈地譴責，可她的嗓門大得連她本人都難以置信。
“你怎麼能這麼做？！你怎麼敢這麼做？！拉一個孕婦配合破案！你頭腦還有一點理智嗎？”
科羅特科夫很無奈。他內心深處也承認娜斯佳是對的，但他笑不出來，只是咧了咧嘴。
“你喊哪門子呢？”他像勸一個孩子，“你這麼大聲做什麼？是塔姬雅娜提出這個想法的，她丈夫斯塔索夫又支持她。你也瞭解瓦麗婭。她開車時間要比走路時間長：據你的情報，她十八歲就已經是消防協會會員，並系統參加過各種飛車絕技影片的拍攝。導演這麼一幕場景，對她來說是小菜一碟。安全保障係數是250%。塔姬雅娜所做的只不過是在指定時間悄悄跪下而已。你發什麼神經？”
“要是突然發生意外呢？突然她摔倒了，被車撞了，受驚嚇了？您想過這些嗎？”
“但她並沒摔倒，也沒被車撞，”科羅特科夫辯解著，“娜斯佳，別破壞我的心情。你不是渴望找到哪怕一個兇手嗎，我這不輕而易舉給你弄來你夢寐以求的玫瑰了，你卻還不稱心。他揹包裡裝滿了毒品，想借此弄掉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的孩子。現在你可以掐住他的脖子，逼他招供，就會揭開包括基金會在內的所有疑團。好了，娜斯佳，別賭氣了。我們得手了。”
“這下他們才稱心如意了，”她仍氣咻咻地埋怨著，“你們這些不幸的倒黴蛋。我就不信沒人治你們。”
“怎麼沒人？這個科洛布克是幹什麼吃的？在他手下，有我們好受的。所以，你，我的朋友，暫時可以歇一歇了。”
我不明白她在說些什麼。什麼遺產？什麼幾百萬元，媽媽是提起過我的爺爺有一個遠方親戚，早在革命前就僑居在國外，從那以後音訊皆無。媽媽連他們的姓氏都不記得了。
“您爺爺的堂兄弟把所有遺產留給了您母親，就此而言也就是留給了您，因為您的母親沒有行為能力——您是她的監護人，是她死後的繼承人。基金會與被繼承人的律師達成協議，以私人方式，通過莫斯科的一個律師尋找繼承人。這個律師剛剛查明您和您的母親是繼承人，就被收拾了——他沒用了，留著又很危險，因為他知道真相。接著就對您下手。現在您明白了吧？”
“我不能……我不能相信這些。”
“您被逼無奈，”娜斯佳溫和地說，“盧托夫說您可以赤條條地來危機中心，您以後的收入將歸他們所有，是別有意圖的。這就是您將來的收入。為了這筆收入開始了他們的行動。您只要寫一份正式保證書，委託基金會的律師支配您的全部財產，一切就收尾了。我們俄羅斯與此不同，但在西方就是理所當然的。而您的遺產繼承恰恰是在西方進行。您會說英語嗎？”
“不會……”
“法語呢？”
“也不會。我學過德語。”不知為什麼我補充了這點。
“您瞧。假如繼承人的律師是懷有強烈好奇心的人士，那他很快就能騙取您的信任，您什麼也來不及體察。他們通知您，您瘋了二十年的爺爺在自己的住地給您留了一幢用來招待客人的小樓，您得簽字申明不想得到這所房子並贈給慈善會，來幫助陷入危機處境的人們，事情就了結了。您就永遠不會知道您實際損失了幾百萬。這就是盧托夫接近您的原因。”
她早已經離去，我還坐在我們上次見面的集體農莊廣場的咖啡屋裡。我的生活怎麼了？它成了一副什麼樣子？
幾百萬美元。我拿它做什麼呢？也許，可以開創自己的事業，但是我沒能力，對此不感興趣。我不是領導人物，我只是個記者。可以靠這筆錢無憂無慮地生活。只是去生活……怎麼生活？怎麼生活？
據說，僅僅把大腦給養通路堵塞三分鐘，就會發生不可挽救的遺憾，人會終生殘廢。我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幾天前我還是個活死人，但我再也不能活過來了。我失去了維卡，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我根本就不想過這種生活，甚至喪失了活的勇氣。這幾星期足以使我失去和周圍生活的聯繫。在我對維卡所做的一切之後，我不能再愛，也不能愛她；在盧托夫對我做一切之後，我無法再相信任何人；在我對自己的生活做了一切之後，我無法再活在世上。
一切都毫無意義，一切都令人乏味。我不可能有任何“明天”，因為我昨天已經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