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將他的一生概括為六個階段，他的這種人生軌跡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仍有許多啟迪意義。關鍵要看我們如何汲取這種智慧，來使自己的人生更富有效率和價值。
古往今來，光陰之嘆是我們看到最多的感慨。
這種感慨在《論語》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論語·子罕》），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話。這句話很含蓄，但是其中又包含著多少滄桑？
大家知道，著名的天下第一長聯上聯一開始就說：“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下聯的對句呢，是“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孫髯《題昆明大觀樓》）。
哲人眼中滾滾奔流的河水、江水，它不只是一種自然存在，其中流淌的還有挽不回、留不住的光陰。
杜甫說，“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哀江頭》）；劉禹錫說，“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西塞山懷古》）。人生有限，自然永恆，這種強烈的反差，足以帶給人們強烈的心靈震撼，讓你愴然泣下。
難怪唐代詩人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裡發出那種無端之問：“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在這天地幽幽，物序流轉中，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渺小的、轉瞬即逝的生命，我們需要有一種什麼樣的人生規劃呢？當然，這種規劃是艱難的，因為規劃本身已經意味著捨棄了很多。
就在孔夫子看著流水興嘆的同時，他也對自己，同時給他的學生，也給千年萬代的後人描述了這樣的一種人生軌跡：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矩。（《論語·為政》）
這是一個粗略的人生座標，在這個座標上，有幾個重要階段被特別地強調出來。讓我們看一看聖人所描繪的這個人生座標，看它對我們今天還有什麼樣的借鑑意義。
其實人的一生不過是從光陰中借來的一段時光，歲月流淌過去，我們自己也就把這段生命鐫刻成了一個樣子，它成為我們的不朽，成為我們的墓誌銘。
每一個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理想，但是這一切要從人的社會化進程開始。從一個自然人轉化為一個有社會規則制約的人，這就是學習的起點。孔子的“十五志於學”，是他自己的一個起點，也是他對學生的一種要求。
孔子自己經常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他說自己不是生下來就瞭解很多事情，只不過是對古代文化、對古人所經歷的事情非常感興趣，而且能夠孜孜以求，一直認真學習而已。
今天我們要建立一個學習型的社會，那麼什麼樣的學習是好的學習呢？
國際上有一個通行的說法，好的學習是導致行為改變的學習。這顛覆了我們過去的認識。一直以來，我們以為導致思維改變的學習才是好的學習。比如一個觀點，一個理論，哪怕一個道聽途說的見聞，入乎耳，發乎口，可以再去講給別人，這就是一種學習。但是在今天，只有導致一個人整個價值體系重塑，行為方式變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會要求的學習，才是好的學習。
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可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現在的孩子已經不只是“十五向學”了，很多比五歲還要早就開始學習了。但是都學了什麼呢？不少孩子會背圓周率，能夠背到小數點後很多很多位；有的孩子能夠背長長的古詩，成為在客人面前表演的節目。但是這些對他這一生真的有用嗎？今天的向學還有多少是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還有多少能夠學以致用？
在我們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最大的苦惱是信息太多，我們最大的難題是選擇的難題，因此就更需要有選擇、有規劃地進行學習。
“過猶不及”，這是孔子的觀點。再好的東西都有它的度，與其貪多嚼不爛，把自己的腦子複製成一個電腦的內存，還不如把有限的知識融會貫通，融入自己的生命。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論語·為政》），一定要一邊學，一邊想，一邊應用。他所提倡的是這樣一種從容地把有限的知識放大到極限的學習方式。
我們現在的學院式教育有一個規範長度，但寬度卻可以改變。也許孔子提倡的這樣一種學與思結合的方式會給我們非常好的啟發。
經過這樣的學習、歷練，我們逐漸地提升自己、有所感悟，這樣就走到了三十歲。
“三十而立”，是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幾乎每個人到了這個年紀，都會捫心自問：我“立”起來了嗎？
那麼怎樣才算立起來了？是否只要有車，有房，或者有了一個什麼樣的職位就算立起來了呢？而立之年對於人的一生又有著怎樣重要的作用呢？
三十這個年紀，在今天，在這個心理斷乳期大大錯後的時代，尤其是在大都市裡，還被稱作“男孩”“女孩”，那麼怎樣判斷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否“立”起來了呢？對於“立”字，應該有什麼樣的擔當呢？
大家知道，黑格爾提出了“正反和”三段論。人最早接受的教育一般都是正的，比如在剛剛讀小學的時候，他相信太陽是明亮的，花朵是鮮紅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滿溫情的，王子和公主最終是可以在一起的，生活中是沒有憂傷的。其實這就是正的結果。但是長到十幾歲的時候，就會出現比較強烈的逆反心理，二十多歲剛剛步入社會時，就會覺得這個世界上一切都不盡人意，覺得成人世界欺騙了自己，覺得生活中滿是醜陋、猥瑣、卑鄙和欺詐。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小憤青”。這個時候，青春的成長有它特有的蒼涼，人必然表現出一種反彈。那麼走到三十歲，應該是人生“和”的階段，就是既不像十來歲時覺得眼前一片光明，也不像二十多歲時覺得一片慘淡。
三十而立的這個“立”字，首先是內在的立，然後才是在社會座標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從內在的心靈獨立這個意義上來講，真正好的學習，是把一切學習用於自我，讓學到的東西為我所用。這是中國文化要求的一種學習方式。
人如何達到這樣一種一切為我所用的融合境界呢？
中國人的學習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我注六經”，另外一種是“六經注我”。
前一種方式需要皓首窮經，等頭髮都讀白了，把所有的書讀完了，才可以去給經典作註解。
而後一種方式是更高境界的學習。所謂“六經注我”，就是學習的目的是以經典所傳達的精神來詮釋自己的生命。
三十歲這個年紀，是一個建立心靈自信的年紀。這種自信不是與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對立，而是形成一種融合與相互提升。這就像泰山上的一副對聯，叫作“海到盡頭天做岸，山登絕頂我為峰”。這是中國人對於山川的一種感受，它講的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對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盡頭，以蒼天為岸，對自己是一種拓展；人登上山巒的頂峰，並不是說我把高山踩在腳下，而是說我站在山頂，高山提升了我的高度。
其實這就是六經注我的一種境界。
孔子一直在教學生一種樸素的簡約的生活方式，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很多東西不該操心的不去操心。
我們知道，“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孔子之所以不願意提及神、鬼這些東西，其實也是他著眼於現實的表現。
比如子路問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對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還沒弄明白，怎麼先想著去侍奉死人？就是說，學習還是要先樸素一點，從眼前開始，別去考慮虛無玄遠的東西。
子路不甘心，說：“敢問死。”死亡是怎麼回事？
老師又淡淡地告訴他：“未知生，焉知死。”連生的道理還不明白，怎麼能夠懂得死？
孔子的這個態度對我們今天仍很有啟發，在學習的時候，先要把我們生命中能夠把握的東西儘可能掌握，先不要超越年齡去考慮那些遙不可及或者玄而又玄的東西。只有這樣一點一點學起來，到了該立的年齡才真正可以立起來。
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並不是通過一個外在的社會座標來衡量你是否已經成功，而是由內在的心靈標準衡定你的生命是否開始有了一種清明的內省，並且從容不迫，開始對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種自信和堅定。
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內心真正認定的事情，這大概是“立”的一種見證。
柳宗元筆下的蓑笠翁，在嚴冬時節“獨釣寒江雪”，完全是為了垂釣而垂釣；晉代名士王徽之在雪夜乘小舟去訪問朋友戴逵，到了朋友的門前不敲門就轉身走了。為什麼？他因為想念這個朋友，乘興而來；到了朋友門前，興盡而返。這就是“雪夜訪戴”的故事。這些古人，都忠於自己的心靈，心靈的指向決定著行為的方向。
從三十到四十，人們就從“而立”之年步入了孔夫子所說的“不惑”之年。這應當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時光。
但每個人到四十歲時都能做到不惑嗎？在現代社會，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上已經成為骨幹、壓力又非常大，在這樣的環境中，怎樣才能做到內心不惶惑呢？
關於“惑”這個概念，《論語》中有過多次闡述。人怎麼樣才能夠真正做到內心不惶惑？這需要大智慧。
從而立到不惑，這是人生最好的光陰。一個人在三十歲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斷地從這個世界上收集他所需要的東西，比如經驗，財富，情感，名譽，等等。但是，物質的東西越多，人就越容易迷惑。
三十歲以後，就要開始學著用減法生活了，也就是要學會捨棄那些不是你心靈真正需要的東西。
我們的內心就像一棟新房子，人剛剛搬進去的時候，都想著要把所有的傢俱和裝飾擺在裡面，結果到最後發現這個家擺得像衚衕一樣，反而沒有地方放自己了。這就被物質的東西奴役了。
而學做減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拒絕了，不想掙的錢不要了。當敢於捨棄、知道如何捨棄的時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狀態。
那麼什麼叫做不惑？就是人能夠自覺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給你許多不公正，打擊，缺憾，你也能在一個座標上迅速建立自己應有的位置。
“中庸”，是中國古代一個至高的行為標準，它是哲學上講的那個最合適的“度”。但現在往往被大家理解為平庸和圓滑，認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
其實，對於一種行事方法的判斷，無所謂什麼是正確的方法，只有什麼是合適的方法，而合適往往不是走到極端的。“四書”裡面有《中庸》這本書，《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就是說，中庸的理想狀態，是一切處於和諧之中，這種和諧就是天地萬物各安其位。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有這樣一句話，叫做“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實是通往極高明境界的一種適當的方法。它的特點正如中國古人所說，是“絢爛之極而歸於平淡”，在你二十歲、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風發揚厲過；走到不惑的時候，才表現為淡定而從容。而當走到這樣一個階段的時候，人的很多標準都會發生變化。那麼，再過十年，等到五十歲的時候，又會發生新的變化。
孔子所說的知天命，是指的什麼呢？是人們常說的“命中有時終須有，命中無時莫強求”嗎？是一個人到了五十歲，就應該聽天由命了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孔子所說的“知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
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皇侃對這段話的解釋是：“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見，“知天命”關鍵在於一個“知”字，要能夠了解什麼是自己的天命。當自己能夠客觀認識命運中的窮與通，人世間的好與壞，知道這一切都很自然，那麼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靜應對。
“不怨天，不尤人”，是我們今天經常說的話，但這樣區區六個字容易做到嗎？一個人不去抱怨，就意味著他硬生生地把很多可以宣洩出去的怨氣、苛責都壓在了自己的心裡，不再向他人推卸的同時就意味著給自己少了很多開脫的理由。這多麼難啊！
那麼孔子為什麼可以做到呢？就是因為在他自己看來，一個人內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這個社會應該如何如何，要求別人應該怎樣怎樣，都要重要得多。
孔子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小人才會在人際糾紛中不斷地蜚短流長，而君子則更看重在自己的內心建立一種對大道的信仰和追求，這個大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天命。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
知命，知禮，知言，這三個境界在人生中的順序是倒著的：我們都是最先知言，在與人交談和讀書中瞭解這個社會，瞭解他人；但是知言還不夠，還不足以在社會上立足。還需要你懂得禮儀，能夠充分尊重他人。多一分尊重，就會少一分抱怨。更高的一個層次是知命。知命就達到了孔子所說的君子的境界，他已經建立了一個自循環的系統，他內心會有一種淡定的力量去應對外界。
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說到這個時候已經有了一種內心的定力，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為外物所動了。
莊子的《逍遙遊》中也有類似的一個表述，它說“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
就是說，當全世界的人都在誇讚你的時候，你不會因為這種鼓舞而多往前走一步；而當全世界都在指責你，都在非難你，都在說你做錯的時候，你的內心並不洩氣，依舊會堅持你認定的想法。這樣才叫做認清了“內”與“外”，明白了“榮”與“辱”。
所以，所謂成長是內心在歷練中的逐漸強大，所謂人生的歸位是把外在的東西變成內心的能量。
我們談論“知天命”這個境界的時候，很自然會聯想起金庸武俠小說中寫到的獨孤求敗的境界。
在中國的武俠小說中，一個少年劍俠初出道之時，往往用的是一口天下無雙、鋒利無比的寶劍，那蕭蕭劍氣、舞動的風采真是絢爛之極；等到他武藝精進，真正安身立命，成為一個門派的掌門人，或者在江湖上成為一個有名的劍客的時候，這個人用的武器反而可能是一口不開刃的鈍劍。因為鋒利現在對他來講已經不重要了，他的內功開始變得沉渾雄厚；等到這個人已經成為名動江湖的大俠，他的武功已經超越了一個一個的流派劃分而出於其上的時候，這個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就是說，金屬那樣的一種鋒利和那種質地對他來講也不重要了，他的手裡只要隨便拿個東西就夠了；而等他真正走到至高的境界，也就是獨孤求敗的境界，求一敗而不可得，這個時候他的手中是沒有兵器的，他雙手一出，就能揮出劍氣，所有的武藝都融會貫通在他的內心裡。此時敵人已經不能和他對招，因他已經到了“無招”的境界，因為他的無招，故而對手不能破解。
融會貫通的境界，一直是中國文化所崇尚的最高的境界。孔子所謂的“知天命”，其實就是把學習的各種道理，最後達到了一種融會和提升。到了這個境界以後，就該進入孔子所說的“耳順”的境界了。
耳順，就是不論什麼樣的話都能聽得進去，都能站在發言者的立場去想問題。
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不順心的事，聽到不好聽的話。我們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耳順呢？
在對天命有了透徹的瞭解，自己的內心有了巨大的定力之後，孔子說，“六十而耳順”。此時，你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個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虛心傾聽各種聲音，並站在別人的出發點上去了解他為什麼這樣說。
這種境界，用中國文化的一個詞來表述，就是“悲天憫人”，在真正瞭解所有人的利益與出發點的前提下，實現理解和包容。
也就是說，當以自己的價值體系去看待其他許多人的生活方式時，我們是有理由驚訝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帶著什麼樣的生活歷程走到今天，也就是你的這個體系能夠進入到他的體系，也許就會多了一些諒解。
有一句諺語說得好：兩朵雲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才能成雨。
其實耳順之人是什麼呢？就是不管這個雲在五千米還是五百米，他總能感知到這個高度。這就是孔夫子面對那麼多不同的學生都能夠因材施教的道理。
一個人要想做到耳順，就要使自己無比遼闊，可以遇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劍，守株待兔，以自己恆定的標準堅守在某一個高度。
用這樣的觀點來解釋“中庸”也許更為恰當。中庸其實是學習了所有外在知識之後，經過內心的陶冶與熔鑄，達到的一個融會貫通的境界。
這就好像我們小學、中學的時候經常做的一個物理實驗：老師給一支鉛筆，一個圓，將圓畫成七等份，再分別塗上七種顏色，然後戳在筆尖上快速旋轉，結果呈現的是白色。這種白就是七種顏色絢爛之極之後融合而成的一種顏色。
孔子“耳順”的境界，其實就是外在的天地之理在內心的融合。有了這種融合作基礎，才能達到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當所有的規矩大道已經變為你的生命的習慣時，你就能夠做到從心所欲，這可以說是每一個生命個體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這樣的一個境界看似平易，在此之前卻要經歷千錘百煉。
我曾經看到這樣一個故事：
在一座佛寺裡供著一個花崗岩雕刻的非常精緻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到佛像前膜拜。而通往這座佛像的臺階也是由跟它採自同一座山體的花崗岩砌成的。
終於有一天，這些臺階不服氣了，他們對那個佛像提出抗議說，你看我們本是兄弟，來自於同一個山體，憑什麼人們都踩著我們去膜拜你啊？你有什麼了不起啊？
那個佛像淡淡地對它們說，因為你們只經過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這個崗位，而我是經過千刀萬剮才得以成佛。
我們看孔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越到後來越強調內心，越到後來越從容和緩，而在這從容之前，其實是要經歷千錘百煉的。
孔子所說的這樣一個從十五到七十的人生歷程，對於我們來講，也是不同的人生階段可以參照的一面鏡子。通過它，我們可以比照一下自己的心靈是否已經立起來了，是否少了一些迷思，是否已經通了天地大道，是否以包容悲憫去體諒他人，是否終於做到從心所欲。
同時還要看到，在當今這樣一個加速發展的社會里，我們需要更加有效率的生活。
其實人的年齡有生理年齡，有心理年齡，還有社會年齡。如果我們在二十歲、三十歲能夠提前感悟到四十歲、五十歲的境界，已經建立了明晰的內心價值系統，已經能夠把社會給予的壓力變為一種生命反張力，已經可以做到從心所欲那樣的一種淡定從容……那麼我們說，這樣的生命，才是有效率的生命。
英國的科學家公佈過一個實驗：
他們為了試一試南瓜這樣一種普普通通的廉價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強，就在很多很多同時生長的小南瓜上加砝碼，砝碼的重量就是小南瓜所能承受的極限。
這樣，不同的南瓜壓不同的砝碼，只有一個南瓜壓得最多。從一天幾克到幾十克、幾百克、幾千克，這個南瓜成熟的時候，上面已經壓了幾百斤的重量。
最後的實驗是把這個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試著一刀剖下去，看質地有什麼不同。
當別的南瓜都隨著手起刀落噗噗地打開的時候，這個南瓜卻把刀彈開了，把斧子也彈開了，最後，這個南瓜是用電鋸吱吱嘎嘎鋸開的。它的果肉的強度已經相當於一株成年的樹幹！
這是一個什麼實驗呢？其實就是一個生命實驗，這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處的外在環境跟我們內在反張力最好的寫照。
在當今社會這樣的競爭壓力下，我們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嗎？“只爭朝夕”這句話用在今天是再合適不過了，一萬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
學習《論語》，學習任何經典，所有古聖先賢的經驗最終只有一個真諦，就是使我們的生命在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縮短歷程，使我們儘早建立一個君子仁愛情懷，能夠符合社會道義標準，不論是對自己的心還是對於社會崗位，都有一種無愧的交待。
我想聖賢的意義就在於，他以簡約的語言點出人生大道，而後世的子孫或矇昧地，或自覺地，或痛楚地，或歡欣地，一一去實踐，從而形成一個民族的靈魂。
讓那種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現代的規則下圓潤地融合成為一種有效的成分，讓我們每一個人真正建立起來有效率、有價值的人生，大概這就是《論語》給予我們的終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