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洛德在費爾丁-羅思董事會內的朋友和同夥是克林頓·埃瑟裡奇，這位很有成就的紐約名律師自命懂得科學。埃瑟裡奇這樣自負的原因是，他年輕時在轉向學法律以前，曾在醫科大學讀了兩年書。正如一個相識嘲諷他轉學時所說的，“克林頓診斷出哪裡有大錢，就開出了直通那裡的處方。”
埃瑟裡奇現年五十三歲，他那短暫而不完全的學醫經歷雖然遠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卻並沒妨礙他信心十足地發表他對於科學問題的看法，而且發表時就像在法庭上發言似地振振有詞，彷彿在暗示：他的話應該刻在石頭上留諸後世。
這態度有助於洛德達到目的，只要洛德迎合埃瑟裡奇的心理，假裝成在科學上埃瑟裡奇和他自己平起平坐。這樣，研究部主任自己的觀點就經常在公司的董事會上出現。對洛德格外有利的是，他的觀點還是通過律師的口才雄辯地講出來的。
於是也就毫不奇怪，在專為考慮薩姆在英國建立研究所的建議而召開的董事會上，克林頓·埃瑟裡奇對此建議率先發難了。
會議在博恩頓的費爾丁-羅思總公司大樓裡召開。總共十六名董事中的十四名——全是男人——像往常一樣圍坐在董事會會議室的胡桃木長桌旁。
微微佝僂的高個子埃瑟裡奇，以他那模仿來的林肯式風度親切地開始了。“你是否指望，薩姆，如果這件親英國的事情實現了，那邊的人會對你非常滿意，會邀請你到白金漢宮去用茶呢？”
薩姆和大家一塊兒笑了，然後回了一句，“我所真正追求的，克林頓，是在女王的溫莎城堡度一個長長的週末。”
“好哇，”這律師說，“我想這目的你可以達到。不過照我看來，這也是唯一可以達到的目的。”他嚴肅起來了。“你所提議的事，我認為忽視了我們自己的國家——也是你的國家——在科學方面的巨大能力和成就。”
薩姆事先考慮過這次會議，一點也不想回避這場辯論。“我沒有忽視美國在科學方面的成就，”他反對說。“我怎能那樣呢？我們周圍到處是這些成就。我只是想補充一些。”
另有人插話了，“那麼，讓我們把錢用來在這裡補充。”“英國人自己，”
埃瑟裡奇堅持說，“培育出一種神話，說他們那小島上的科學如何高人一籌。
但如果這是事實，為什麼英國有它那所謂的‘人才外流’——他們有那麼多的最優秀人物火燒著腳似地匆匆忙忙趕到我們這裡，參加到美國的研究中來？”
“他們這樣做多半是因為，”薩姆回答說，“我們的設備比較好，用於人員開支和購置器材的資金較多。不過你的問題，克林頓，恰好支持了我的論點：我國歡迎英國科學家就因為他們質量高。”
“在你看來，薩姆，”埃瑟裡奇問道，“聯繫到我們這一行，目前科學研究的哪一個領域最重要？”
“無疑是遺傳工程。”
“一點不錯。”律師點點頭，對回答感到滿意。“那麼這是不是事實——你知道，我這樣說話是因為我還有些科學知識——美國在遺傳學這一領域裡處於領先地位並且還將領先下去？”
薩姆忍不住想笑，但他沒有笑。這一次，冒牌科學家可沒讓自己得到準確的消息。
“實際上，克林頓，”薩姆說，“這不是事實。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國的威廉·哈維就研究了小雞在蛋內的發育過程，從而奠定了遺傳學研究的基礎。也是在英國，一九○八年就開始了生化遺傳學的研究。在那期間，還有其他的一些發現，此外，有許多工作是美國遺傳學家赫爾曼·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後做的。但最最輝煌的，有時被稱為‘遺傳學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現在英國——一九五三年在劍橋大學，沃森和克里克兩位博士發現了脫氧核糖核酸（簡稱DNA）的分子構造，並由此獲得了諾貝爾獎金。”說到這裡，薩姆微笑了。“沃森博士湊巧是在美國出生的，這說明基礎科學無國界。”
有幾位董事輕聲地笑了，埃瑟裡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認道，“就像我們律師常說的，有些問題恨不得自己當初沒有提過。”然後，他毫不動搖地又說，“不管說什麼也改變不了我的看法：美國的科學水平是舉世無雙的；而且，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力量攤得太開，攤到別的國家去設立機構，那就會影響我們自己研究的質量。”
有人低聲交談表示同意，這時另一位董事歐文·諾頓用他的指關節在桌上響亮地叩了幾聲以引起注意。他馬上達到了目的。
諾頓七十五、六歲，是個通訊聯絡王國（包括一個電視網）的董事長和主要股東，威信很高，有權有勢。一般人都認為，費爾丁-羅思有他這樣的董事頗為走運。現在，既然大家都盯著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聲地講起來。
“請允許我提醒大家，我們是在討論——或者說應該討論——本公司所面臨的嚴峻的重大難題。我們選舉薩姆·霍索恩當總經理，是因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辦法，領導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議也體現了這三點。可現在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們都被克林頓和其他人勸說得要把這建議否定掉。好吧，就我來說，我不願意。”
歐文·諾頓瞟了埃瑟裡奇一眼，他倆過去在董事會上就有衝突；接著他的聲音變得有諷刺意味了。“我還認為，克林頓，收拾起你那套專向陪審團搖旗吶喊的幼稚論調吧，他們對情況的瞭解趕不上本董事會成員的。”
暫時沒人吭聲，薩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發現公司的董事會並不像許多人估計的那樣，難得開一次高水準的會議，將感到多麼驚奇。儘管有時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決定，但經常有多得叫人吃驚的低水準的爭論和瑣碎的吵鬧。
“說到底，爭那個有什麼意思，”諾頓繼續說，“誰的科學高明——英國的還是我們的？這並不重要。”
一位董事問，“那什麼重要？”
薩頓用拳頭敲敲桌子。“多樣化！任何事業，包括我這一行，另有個與原來的完全分開並獨立存在的‘思想庫’往往很有好處。而使兩者分開得最徹底的辦法，可能就是讓它們隔一個大洋。”
有人插話說，“這辦法也將使花錢沒個底了。”
辯論持續了近一小時，有更多的反對意見和其他想法提了出來。但有幾位董事支持薩姆的建議，歐文·諾頓的立場加強了這種支持。最後反對意見消散了。原來的建議最終以十三比一的票數通過，克林頓·埃瑟裡奇是唯一的反對者。
“謝謝你們，先生們，”薩姆表示。“我確實相信這決議一定會產生好的效果。”
同一天晚些時候，他把西莉亞找來了。
“你又要調動了，”他沒把時間浪費在開場白上。“又得把國際部撇在你身後了。你的新職務是總經理的特別助理，在英國設立研究所一事上，我要你成為我最得力的膀臂。”
“好哇，”西莉亞接受了；這消息使她高興，她使自己的語氣和薩姆的一樣輕快。她認為，薩姆顯露出他必然會遇到的種種重壓所留下的痕跡。他幾乎全禿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圈頭髮。從她自己的角度來看，西莉亞推想，今晚她把這消息告訴安德魯，那時會為此慶賀一番。
她問道，“什麼時候開始？”腦子裡她在盤算：拉丁美洲這一攤工作需要多久可以移交。一個月足夠了。
“我巴不得今天下午就開始，”薩姆回答說。“但我們得給你安排個辦公室，所以就定在明天上午九點吧。”
“你的這項新任務，”薩姆第二天向西莉亞解釋說，“時間不會很長。主要就是幫助把研究所在英國建立起來，把人員配齊後開始研究。我想在一年內辦成這事，當然越快越好。在這以後，我們將盡快地另給你任務。”
當務之急，薩姆繼續說，是物色並任命一位英國科學家來領導研究所；是確定把研究所設在英國什麼地點，然後買下或租下一所房子——最好是現成並能在略加改裝後很快適合於新用途的。
一切事情都將抓緊辦——這就是突然把西莉亞從國際部抽出來的原因。
薩姆本人打頭陣，先去物色一位有威信、有能力的研究所主任，當然必要時西莉亞也要予以協助。至於其他事，西莉亞處理的是那些由她提出建議供薩姆和其他人考慮的問題。
薩姆和西莉亞兩人下個星期就要到英國去。去前，他們要找文森特·洛德商量。儘管他反對這計劃，但他對英國科學和科學家的情況很熟悉，也許能推薦幾個候選人的名字。
幾天以後，薩姆在他的辦公室和洛德博士商談，西莉亞也在場。
使西莉亞吃驚的是，洛德居然採取合作態度，甚至盡其所能地表示出友好情意。薩姆比西莉亞更瞭解背景一些，領會到洛德這樣做的原因。費爾丁-
羅思現在既然已決定在英國開展研究了，洛德就想控制它。但是薩姆仍決心不讓這種事情發生。
“我擬好了一張名單，”洛德告訴他們，“都是些有可能選上的人。你們接近他們時必須謹慎從事，因為他們要麼是大學教授，要麼已經受僱於我們的競爭對手。”
薩姆和西莉亞查看了一下名單，上面有八個人的名字。“我們一定小心謹慎，”薩姆答應，“但是我們也要快些行動起來。”
“你們到那邊以後，”洛德說，“還有一件事可以調查一下。”他從文件夾裡抽出一疊別在一起的紙和信件。“我和劍橋大學的一位年輕科學家有通信聯繫。他正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智力老化及阿爾茨海默氏症（也叫早老性痴呆症。譯者注），但他的經費用完了，需要資助。”
“阿爾茨海默氏症，”西莉亞說，“那就是大腦不起作用的病，對嗎？”
洛德點點頭。“部分大腦出問題，喪失了記憶力。這病慢慢開始，愈來愈嚴重。”
儘管研究部主任早先對西莉亞很反感，他逐漸認識到她已是公司少不了的有影響人物；因此繼續敵對下去毫無意義。他們甚至逐步做到彼此直呼教名——開始有點彆扭，現在已很自然了。
薩姆從洛德手裡把一疊信接了過來，匆匆一翻並讀出聲來，“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把信遞給西莉亞以後，他問洛德，“你建議給予資助嗎？”
研究部主任聳聳肩。“這是難以成功的一種研究。自從一九○六年診斷出阿爾茨海默氏症以後，科學家們一直沒探出個究竟來。皮特-史密斯所做的就是研究大腦的老化過程，指望在研究這一過程時能發現阿爾茨海默氏症的病因。”
“他有多少成功的希望？”
“很微小。”
“我們也許提供一些資金，”薩姆說道，“如果我們有時間，我要和他談談。但先要辦其他事情。”
正在看信的西莉亞問道，“皮特-史密斯博士可不可能做研究所主任的候選人？”
洛德看來吃了一驚，接著回答，“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首先，他太年輕了。”
西莉亞低頭看了一眼她剛才看的東西。“他三十二歲。”她笑了。“文森特，你到這裡來的時候不也是這年齡上下嗎？”
他嚴峻地回答，他那慣常的易動怒的脾氣又有所流露了。“情況不一樣。”
“我們來談談另外這些人吧，”薩姆說。他又回到原來那張名單上。“文森特，請一一簡短地介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