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之後，9·13行動終於告一段落。
除幾名次要的犯罪嫌疑人仍在追捕之中外，重要犯罪嫌疑人無一漏網。
10天后，嚴重受傷的樊勝利、施佔峰、李玉翠等人，以及王國炎、姚戩利等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醫院搶救過來，脫離危險期。
半個月後，張大寬的屍體在一深水池中被發現。經屍檢認定，張大寬死亡前曾遭受過極度的折磨。除大面積的皮下軟組織挫傷外，7根手指，4根肋骨，還有腕骨、鎖骨、趾骨均遭重創而骨折……
20天后，對9·13行動抓獲的重要犯罪嫌疑人的審訊正式開始。部分犯罪嫌疑人仍然氣焰囂張，態度強橫。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仇一干的乾兒子仇曉津第一次接受審訊時，只說了一句話：
“你們怎麼把我抓了來，到時候還得怎麼把我送出去！不信咱們走著瞧！”
一個多月後，槍傷基本痊癒的王國炎，在看守所接受了預審員的第一次訊問。……
預審員：……你們帶了那麼多炸藥，就沒想到會危及無數人的性命？
王國炎：那炸藥其實是給我們自己準備的，萬一被堵住，就同歸於盡。炸藥越多，死得就越沒痛苦。我們這些人，一旦暴露，必死無疑。所以我們都預先說好了，誰負了重傷走不了，就讓別人幫助他死，老熊你們搶救了那麼長時間才讓他死去，要是我在旁邊，絕不會讓他受那麼多痛苦。就像你們花了這麼多錢把我救活，到時候還不是得讓我死。
預審員：……殺了那麼多無辜平民，還有一些是孩子，你怎麼想？
王國炎：說實話，我並不想那樣對待孩子。情況逼在那兒，沒有辦法。作案前我們都發過誓，就是遇見父母也要殺掉。幹這種事，別無選擇。”
預審員：據初步統計，前前後後你們作案十幾起，連大帶小殺了將近20個人，人心都是肉長的，你們也有家有小，就不想想那些家屬日後怎麼過日子？
王國炎：對我們來說，這就是你們常說的原始積累。有些有權的，用權力進行原始積累。我們沒權的，只好用暴力進行原始積累。兩下相比，他們更該殺。用權力進行的原始積累，其實比我們的危害性更大，比我們害的人更多。成千上萬的人都變成了窮光蛋，上吊的，自殺的，沒錢看病死了的，比我們的數目大得多的多，我們這算什麼，不就死了那麼十幾個人？像他們開辦的那些私營企業，私營工廠，不信你們就暗中偵查偵查去，看看那都成了什麼樣的地方，說好了是個集中營，說差點整個就是一個人間地獄。那些工人，比你們監獄看守所的犯人還差得遠。他們的錢更有血腥味，殺人不見血，只不過不像我們這麼明顯罷了。再說我們搶的都是銀行，都是有權有勢那些人的錢。他們的錢其實也是搶來的，我們搶他們搶來的錢：那又怎麼樣？其實那些死了的人，如果他們是無辜的百姓，我們都記下了他們的姓名，將來我們做生意賺了錢，肯定會回報他們。
預審員：人命是錢能換來的嗎？拿錢回報得了嗎？
王國炎：那沒辦法，我們只有這條路可走。我們不是當官的，我們也沒有當官的老子。只要能佔一條，來錢當然會又安全又容易，我們還會去殺人，去搶劫？
預審員：你們這麼幹，就沒想到將來的嚴厲制裁？就沒害怕過嗎？
王國炎：說實話，剛開始也確實有點害怕。但只要一干起來，就沒什麼可怕了。就跟那些當官的一樣，越撈越敢撈，越撈越撈得狠，越撈越知道怎麼撈。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可以為所欲為，一種是有錢的，一種是有權的。只要能有了這兩樣，想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你的錢一旦多起來，你就沒什麼可怕的了。有錢使得鬼推磨，只要有錢，就可以買通一切，可以買通權力，買通法律，連你的命也買得下來。這次要不是我太沖動了點，他們下手太狠了點，說不定我已經堂堂正正，大搖大擺地走在大街上了。其實你們的破案率並不高，你們警方破不了的不了了之的案子有的是。倒不是你們這些人真的那麼窩囊沒本事，那是因為你們政府裡面有人在保護我們。他們拿了我們的錢，就得給我們出力，就得給我們說話辦事。真正的殺人犯，教唆犯，其實是他們這些人。這些人越多，我們就越安全。有他們這些人在，還會有什麼嚴厲制裁？還會害怕什麼？你們死了那麼多幹警，其實跟我們並沒有大多的關係。要怪只能怪他們，要沒他們護著，我們能撐到現在？你們又怎麼能死那麼多人？
預審員：你別總是拿這些為你們的犯罪事實作擋箭牌。你真的就沒想到過後悔，真的就沒想到過死嗎？你真的就是把這個世界看得這麼黑嗎？
王國炎：我不會像那些貪官汙吏，判了死刑了，才嚎啕大哭，追悔莫及。真是又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我沒有任何信仰，我既不相信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也不相信虛無縹渺的共產主義。人生是什麼東西，其結果都是死亡。我追求的不是人生的結果，而是人生的過程。我不會像某些人那樣，幹了一輩子壞事，死後還要讓人給他開追悼會，搞遺體告別，把他說得好的不能再好，光榮的不能再光榮。其實背過彎罵和當面罵，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以我也就用不著後悔。
預審員：你們這個犯罪團伙，網絡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而且帶有明顯的黑社會性質。你說你們沒有什麼信仰，可你們的所作所為實質上是在同這個社會進行公開對抗，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在顛覆和搞垮這個國家和政府。對此你又怎麼解釋？這也只是你們的人生過程嗎？
王國炎：你又錯了。我們之所以這麼幹，無非就是兩個目的，一個是弄錢，一個是保護自己。在當今中國，誰也不能打倒共產黨！只有共產黨內部腐敗，才能不打自倒！這話你信不信？我在黑道幹了這麼多年，反正我信……
※※※兩個月後，一場隆重的追悼會，在地區公安處處長史元傑的主持下公開舉行。
整個地區有兩千多名幹警參加。
參加追悼會的還有區縣自發而來的數萬名群眾。
省委書記肖振邦，省委副書記楊帆，省委常委周濤，省政法委書記謝宏鳴，地委書記郝偉凡，以及公安部、司法部、公安廳，司法廳的數十名領導親臨追悼會現場。
在烈士陵園一排墓碑面前，何波的老伴翻來覆去的就只一句話：
“你一句話也沒給我說，就這麼走了……”
史元傑、魏德華、羅維民、辜幸文幾個人默默地站在這一排墓碑前。
史元傑打開一瓶酒，輕輕地灑在了墓碑前。
史元傑慢慢地跪倒在墓前：
“何處長，1·13案已經破了……”
沒有人能聽到他後面的話語，身後洶湧而至的一片失聲的慟哭，像海嘯一樣經久不息……
在烈士陵園近旁，人們專為1·13一案豎起了一座石碑。
上面記載著所有參與偵破1·13一案的人員名單。
高英蓮，女，市工商銀行職員。案發時看到罪犯後，高呼“抓住他！”
馬玉慧，女，市蔬菜公司職員。發現罪犯後立刻用電話給市局報案。
高受華，女，市勞保公司職員。發現罪犯後立刻用公用電話報案。
趙根娃，男，市銀行鍋爐房師傅。用鐵火棍在現場猛擊罪犯。
劉得傑，男，小學教師。案發時聽到喊聲衝向現場用磚塊砸擊罪犯。
趙寶柱，男，食品公司職員。操剁肉刀在案發現場與罪犯搏鬥。
李愛蓮，女，個體飯店老闆。手持鐵鏟在案發現場攔截罪犯。
耿三三，男，賣菜農民。用架子車在銀行門口攔截罪犯。
郭翠蘭，女，賣零食婦女。用手推車在大街口攔截罪犯。
馬建祥，男，醫生。在大街上用自行車攔截罪犯，並高呼“抓罪犯！”
張宏民，男，街道幹部。在大街上用自行車撞擊罪犯。
閻世平，男，理髮員。衝向大街用理髮剪砸擊罪犯。
田春芳，女，話務員。在大街上用車筐裡的蘿蔔投向罪犯。
李萬良，男，鐵廠工人。用自行車尾追罪犯，一路高呼“抓殺人犯！”
馮麗平，女，勞動局幹部。在大街旁抓了一把土撒向罪犯。
白雲生，男，司機。用吉普車做路障攔截罪犯，並用板子砸擊罪犯。
張軍，男，市委宣傳部幹部。用自行車圍截罪犯，被罪犯撞倒。
王老六，男，賣菜老人。用菜車上的一捆蒜辮摔向罪犯，被罪犯踢倒。
楊小寧，男，中學生。赤手空拳撲向罪犯，被罪犯擊倒。
程萬里，男，待業青年。用手拉住罪犯，被罪犯摩托車撞成輕傷。
孫玉芬，女，紅衛路銀行職員。拒交保險櫃鑰匙，被罪犯重傷致殘。
程海泉，男，紅衛路銀行職員。拒開保險櫃，被罪犯重傷致殘。
鄭振保，男，紅衛路銀行保衛人員。盤查罪犯，被罪犯重傷致殘。
賀永瑞，男，紅衛路銀行保衛人員。阻擊罪犯，壯烈犧牲。
周娟，女，紅衛路營業部主任。奮勇報警，壯烈犧牲。
陳東來，男，古城監獄獄警。與罪犯搏鬥，重傷。
齊力，男，古城監獄獄警。與罪犯搏鬥，重傷。
王海英，男，古城監獄獄警。與罪犯搏鬥，重傷致殘。
施佔峰，男，古城監獄政委。阻擊逃犯，重傷致殘。
吳俊傑，男，古城監獄獄警。阻擊逃犯，壯烈犧牲。
張振國，男，古城監獄武警。阻擊逃犯，壯烈犧牲。
楊四海，男，省城民警，司機。跟蹤罪犯，重傷。
劉剛，男，省城民警。跟蹤罪犯，重傷致殘。
樊勝利，男，省城民警。阻擊罪犯，重傷致殘。
侯大貴，男，省城武警。捕獲罪犯，壯烈犧牲。
趙新明，男，省城民警，市局刑偵指導科科長。追蹤罪犯，壯烈犧牲。
郭曾宏，男，省城民警，市局防暴大隊警務處處長。捕獲罪犯，壯烈犧牲。
魏忠玉，男，地區民警。捕獲罪犯，重傷。
李海南，男，地區公安處刑警隊副隊長。偵破罪犯，重傷。
王愛民，男，地區民警。捕獲罪犯，重傷致殘。
馬衛新，男，地區武警。捕獲罪犯，壯烈犧牲。
何波，男，地區公安處處長。阻擊罪犯，壯烈犧牲。
張大寬，男，省城汽車修理個體戶。偵查跟蹤罪犯，壯烈犧牲。目前，有關1·13一案及其連帶案件的審理和調查仍在進行之中。
遭遇十面埋伏（代後記）
寫完《十面埋伏》的最後一筆，已經是凌晨4點，天色黑沉沉的，住宅四周悄無生息。我一個人默默地坐在自己不足4平方米的書房裡，眼淚突然洶湧而至。我用雙手抹了一把又一把，怎麼也抹不完。
為自己，也為自己作品中的這些人物。
《十面埋伏》是自己耗時最長的一部作品。採訪時間長，構思時間長，寫作時間長，對自己身體和健康的損耗也最大最長。寫完《十面埋伏》，我發現自己的視力下降到足以讓我感到震驚的地步。身體的抵抗力也大不如前。成年累月地伏在電腦熒屏前，脖子幾乎成了硬的，動不動就頭暈腦脹，頸椎有毛病勢在必然。為了體驗那種真正驚心動魄的感覺，自己曾跟著特警隊，連夜長途奔襲數百公里，到鄰省一個偏遠鄉鎮去解救人質。回來後昏睡兩天兩夜，上吐下瀉，高燒不退，患急性中耳炎以至鼓膜穿孔，住院20余天。與其說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進行著殊死的較量，還不如說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在進行著殊死的較量。
也許在有些人眼裡，我的這種情感方式和寫作方式，實在有些太迂腐大可笑太陳舊太原始，都什麼年代了，還有這樣的舉止和表現，除了再一次印證你這種落伍作家的“不可救藥”外，還能說明你什麼？
就像我的這種費勁而又愚笨的寫作方法一樣，每寫一部作品前，都必須進行大量的採訪和調查。不熟悉，不瞭解，感動不了自己的人和事，我根本無法落筆。即使是在寫作期間，一旦有拿不準的地方，還是得不斷地往下跑。沒辦法，寫現實題材，只要寫的不是個人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大概就只能這樣，於是越寫就越覺得難。就像畫畫一樣，畫大家都沒見過的東西怎麼畫也可以，畫大家都司空見慣的東西你再費勁還是讓人看著有毛病。大家都沒經歷過的年代和社會，你想怎麼寫就可以怎麼寫；大家正生活在其中的日子，你若想把它寫像了，大家都認可了，可就絕非那麼容易。這跟作家的想象力沒有任何關係，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把你沒見過，沒聽過，一支兒不懂不知道不熟悉不瞭解的東西寫得栩栩如生。一個細節，一常識性的東西，有時候採訪好長時間還是鬧不明白。
其實累點苦點倒在其次，再累還累得過那些打工仔？再苦還苦得過那些下崗工人？你跟著去“執行”了一次任務，就幾乎住了近一個月的醫院，那些時刻在執行任務的普通幹警又該如何？說實在的，寫這種現實題材的作品，真正勞心勞力的其實是作品以外的一些東西。對於作家來說，如果你選擇了直面現實，直面社會，那就猶如陷入雷區，遭遇十面埋伏一樣。我曾聽作家蔣子龍說過，他去一個地方採訪，人還沒到，就已經接到許多電話，你是不是要寫那個地方？是不是要寫那個地方某某人某某事？勸說的，提醒的，暗示的，甚至還有要挾的，恐嚇的，告狀的，簡直能讓你瞠目結舌，其實像這樣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遇到過多少次。你想採訪到一點兒真實的東西，實在太難太難。等你採訪了，寫出來了，各種各樣對號入座的就叉來了。明的，暗的，讓你防不勝防。拍攝電影《天網》時，由於恐嚇電話太多，當時作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謝鐵驪導演，竟也不得不請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現場進行保護。拍攝電視劇《抉擇》時，曾拍攝過《孔繁森》的導演陳國星，竟然在很長時間裡找不到一家願意接受他們進行實地拍攝的工廠。其實這也還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你還得面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圈外處處有雷區。圈內又時時有冷箭。圈內還有各種各樣的圈子，善意的告誡，真誠的批評，也有令人不可思議的冷漠和不屑，讓你不寒而粟的常常是這樣一些話：急功近利；藝術性太差；這樣的東西，能算是文學？
真正是身陷重圍，十面埋伏！
沒想過嘗試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嗎？試過，早在80年代，看了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隨後不久便發表了一些中短篇，其中的一些作品甚至還得到了柳鳴丸先生的讚許和認可，而後又進行過多方面的嘗試，很認真也很投入。看過啃過許多大部頭的西方現代和後現代的文學、文藝理論作品。直到今天，自己仍然很喜歡這其中的很多作品，包括國內一些先鋒作家的作品，自己也一樣非常喜愛。
但在自己的創作中，還是漸漸地放棄了這種嘗試性的寫作。因為覺得自己不管怎麼折騰，寫出來的仍然還是一種表層的東西。你所想表現的並不是自己的骨子裡滲出來的，不是從自己的潛意識裡冒出來的，不是從自己的血液裡流淌出來的。因為你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沒有讓你具備了這種東西。幼年時父親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晉南的一個山區農村。在學校裡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沒上完便回鄉務農。挑大糞、挖水井、掏豬圈、拉糞車。13歲在萬人大會上批判父親，15歲則在萬人大會上挨批判。16歲就到崎嶇險峻每年死人無數的北山上拉煤，來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來，兩腿腫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緊接著又繼續上路。幹過民工，做過代教，寫過材料，當過文藝宣傳員。而後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薦到師範學校讀書，為了不捱餓和那一丁點兒的生活費，兩年中的3個假期，都是在山上那種最原始的煤窯裡度過的。近1000公斤的煤車，壓在像牲口一樣的自己的肩上，一個來回15公里，每天得往返4次。每出來一次，就啃一個碗大的玉米麵窩頭，喝一瓢汙濁的生水。所得到的報酬，也就是每天3塊人民幣……1978年，考上了山西師大。1979年父親右派改正。也就在這一年，家裡第一次分到了5畝責任田。暑假回家，帶著剛生了孩子不久的妻子，在地裡晝夜奮戰40多天，硬是把一個長10米，寬5米，深3米多的溝壑填平，妻子累得兩次暈倒，自己消瘦了十幾斤。那一年，5畝地打了兩千多斤麥子，一家人圍在幾十袋子麥子面前，父親哭，我們也都跟著哭。在農村捱餓近20年的日子裡，做夢也沒想過家裡會有這麼多的糧食！高曉聲的《陳奐生》，我看一遍哭一遍，我覺得那寫的就是我，實實在在的就是我……1982年大學畢業至今，從農村到城市，一步一步走得也同樣不容易。一家3口，住過不到8平方米的地下室，一下大雨，屋裡的積水就漫到床邊……
這就是自己的大半生經歷，這就是融入自己血液中的敘事文本和思維模式，以自己的這種人生軌跡和生命體驗，用那種超前的寫作方式進行創作，我覺得幾近於無聊和奢侈。為人民大眾而寫作，也就是為自己而寫作。這並不只是一種選擇，更多的是出自自己的一種本能。
《抉擇》發表後，有個朋友曾問過我，你作品中的這種激情究竟是從哪兒來的？作家寫東西，應該是厚積薄發，你怎麼就不住地往外噴湧？想想也是，從《天網》到《孤兒淚》到《抉擇》，一直到今天的《十面埋伏》，回過頭來一看，連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議。說真的，在這麼多年的文學創作中，一直能在作品中保持著一種經久不表的情感衝動，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我想這除了跟自己的人生經歷有關外，更多的大概是因為自己所寫的其實是一種大眾化的社會小說，政治小說。
還在大學期間，我就聽作家劉心武說過：看到社會上的不平和非正義，你能氣憤得發抖嗎？——這比文學更重要。近20年過去了，這句話的印象還是如此之深。
從社會最底層走過來的我，和大家一樣，幾乎無時無刻不在企盼著自己的祖國能更加強大，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繁榮。所以要讓我放棄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那幾乎等於要讓我放棄生命一樣不可能。作為現實社會中由於共同物質條件而相互聯繫起來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放棄時社會的關注，也就等於放棄了對人民利益和自己利益的關注。現代政治是自由和民主的產物，民主是一種政治的體制，是一種社會的結構。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應是每個國家公民終生追求的現代政治文化的綱領和目標。對政治的冷漠，也就是對思想自由和科學民主的冷漠。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寫作首先應該是一種責任，其次才能是別的什麼。面對著國家的改革開放，人民的艱苦卓絕；面對著泥沙俱下，人慾橫流的社會現實，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也只能是責任，其次才可能是別的什麼……
也許正因為如此，自己才會選擇了今天這種創作方式，自己寸會在生活中找到如此之多的創作素材，也才會讓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一次次的震撼，從而讓自己不斷地產生著強烈的創作衝動和創作慾望……
我想我不會放棄自己的這種選擇，至少眼前還不會放棄。即使自己身陷雷區，遭遇十面埋伏，那也九死而不悔。
沒辦法，只能認了。
張平199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