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口角深深地刺痛了丈夫的心。星期天一大早，娜斯佳初次感到，在她和奇斯佳科夫之間有一種令人不快的冷漠。他們難得爭吵，相識20年來只有三四次，其中一次就在昨天，他們新婚之日。
但是，不管怎樣，在尤拉-科羅特科夫到來之前，得設法緩和一下氣氛。娜斯佳採取了直截了當的方法。早餐上喝完第二杯咖啡抽第三支菸時，娜斯佳開口說：
“原諒我，廖沙。昨天我態度不好。是我不對。原諒我，好吧？”
“還有什麼好說的。”奇斯佳科夫顯得很輕鬆地嘆了口氣。他和娜斯佳一樣，不喜歡吵吵鬧鬧，特別是在一些無謂的瑣事上。“不過，還得請你別忘了，我時時刻刻都記著你在什麼地方工作，時時刻刻都在為你擔心。你能記住嗎？”
“還有什麼好說的。”她模仿丈夫的口吻重複了這句話，衝他作了個鬼臉。衝突就此煙消雲散了。
尤拉-科羅特科夫帶來了厚厚一紙袋照片。安東-舍夫佐夫確實盡心盡力，把當時在婚姻登記處的人一個不漏地拍了下來。娜斯佳把照片攤在地板上，手裡拿著尤拉編排的名單，一對對的新郎新娘，粗看起來都是一樣的面孔，只得花些功夫，在每張照片的背面寫上名宇。他們幾乎忙了三個小時，才把名單上的姓名和照片上的人對起來。
“不對頭，”娜斯佳警覺地說，“人名應該多一個才對。”
“為什麼？”
“攝影師。他不可能出現在照片上，可名單裡有他。這就說明，既然名單上有54個人名，照片上就應該只有53個人，可現在也是54個。我們來找找，誰是多出來的。”
他們又仔仔細細地把所有照片翻騰了一遍，終於找出了一張沒寫姓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婦女，50歲左右，瘦削的臉顯得疲憊不堪，眼神奇特而又緊張。娜斯佳確信，在登記處沒有看見過這個女人。
“這是誰？”她把照片遞給尤拉。
“從未見過，”他仔細瞧著照片上女人的面容答道，“她當時不在場，沒錯。”
“她曾經在場，”娜斯佳更正了他的話，“但又溜走了。發現屍體時，她在現場，因為一響起喊叫聲，舍夫佐夫馬上就開始了拍攝。她大概是在封鎖出入口之前溜出去的。得馬上查一查，她到底是什麼人。把照片拿給在現場的所有人看，或許她只是和舉行婚禮的哪對新人一起來的，要不就是工作人員。”
“她絕對不是工作人員，”科羅特科夫搖了搖頭，“工作人員都在現場，我查對過。她多半是跟著哪對新婚夫婦一起來的。只是她為什麼又離開了呢？”
“有很多原因可以為她解脫，例如出去呼吸新鮮空氣，買花、打電話……或許她是要到汽車裡去拿什麼東西。出去容易，可回來難，出入口都給封住了。”
“她完全可以說明一下，會讓她進來的。”
“她可能被嚇壞了。也可能是她跟同來的人鬧翻了，乾脆走人以示抗議。總之，不管情況如何，都應該找到她。說不定她是聽見了什麼或是發現了什麼蛛絲馬跡。”
“我們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她。再問問廖沙，也許他見過她。”
然而，奇斯佳科夫對這個女人沒有一點印象。
偵破工作準備從巴爾託什和圖爾賓兩家開始，因為考慮到，雖然婚姻登記處的槍殺對象可以是任何一個姑娘，但在結婚前夕收到這種信的，卻遠非所有的人。娜斯佳周圍的人中，找不到有誰想破壞她的婚禮。那就應該在埃利婭-巴爾託什和瓦列裡-圖爾賓的熟人中去找。
塔米拉-巴爾託什接待了科羅特科夫。她穿著樸素而又有風度的西裝，一副幹練的樣子，給人一種她其實很忙，需要外出辦事，但為了這種事情，只好把要辦的事情推遲了的感覺。
“我不認為，您對這封無聊的信應給予過分的重視，”她傲慢地說著，並從容不迫地用小勺在細瓷杯中攪動著，剛沏的英國茶冒著騰騰熱氣，“我以為，恐嚇信不是針對我女兒的，多半是衝著我丈夫來的。”
“這麼說，您相信，埃利婭的出嫁不可能引起別人的……比方說，反感？”
“瞧您說的！”塔米拉哈哈大笑起來，“誰會對埃利婭出嫁這麼感興趣呢？”
“會不會是忌妒心在作怪？有人會忌妒她嗎？”
“我向您保證，埃利婭自與瓦列裡結識以來，再沒有別的追求者。”
“那在此之前呢？”
“以前有過幾次小孩子之間的迷戀，最後一個是在與圖爾賓相識前幾個月心平氣和地分手的。這根本談不上什麼忌爐的。”
“塔米拉-沙爾科夫娜，請告訴我，為什麼您女兒的證婚人由您的侄女擔任？”
“有什麼不可以的？不好嗎？”
“沒什麼，不過，這可不怎麼符合常規。按照常規，姑娘們都是請自己最要好的女伴來擔任這一角色的。人們把這個角色叫做‘新娘的伴娘’，不是沒有來由的。莫非您女兒沒有這樣的女伴？”
不知怎麼，他話音剛落，一絲愁雲便從塔米拉的臉上一掠而過。這是真的還是僅僅是科羅特科夫的感覺？
“哎，埃利婭中學時代的女友現在都各奔東西了，有的上了大學，有的參加了工作，有的嫁人為妻。埃利婭同她們都沒有保持聯繫。不過多半是她們不同她來往，而不是她的緣故。您是知道的，有錢人家的姑娘，表面上沒什麼正經事幹……她們看不慣。”
“這麼說，您女兒一個朋友都沒有？”
“哦……”她躊躇起來，“只有卡佳。”
“哪個卡佳？”
“卡佳-戈洛瓦諾娃，就住在我們這個樓裡，在另一個單元。是埃利婭中學的同班同學。”
“她們怎麼，吵翻啦？”
“沒有，您怎麼能這麼說？她們沒吵過嘴。”
“那埃利婭幹嗎不請她陪著去婚姻登記處？依我看，她作伴娘就很合適。”
“埃利婭好像跟我說過，卡佳那天有事。不知是要參加什麼考試，還是有什麼別的事……”
“您女兒對收到的那封信怎麼看？”
“能怎麼樣呢……”塔米拉又聳了聳肩，“她吃了一驚。”
“就這些？她是一般的吃驚，還是大吃一驚？”
“我倒沒覺得她特別吃驚。”
“現在埃利婭在哪兒？”
“和她父親到郊外去了。她需要散散心，安靜安靜。”
“圖爾賓跟他們一起去了嗎？”
“沒有。他們父女倆去的。”
“什麼時候回來？我得跟您女兒談談。”
“大概得到傍晚。”
白色和黑色，黑色和白色……
整個世界就只有這兩種色彩。我無緣躋身於白婚紗的行列之中，只得低三下四，苦苦哀求，後來她們卻拒絕我，粗暴而無情地拋棄了我，臉上還露出一副厭惡的神色。她們說，能被白婚紗接納的，只能是最好的人，最配得上的人，真正潔白無瑕的人。
而我呢？
難道我不夠潔白？難道我身上有哪怕是一丁點兒汙點嗎？她們為什麼拒絕我？
我知道是為什麼了。
因為她們身上的白婚紗只是偽裝。事實上，她們的心靈是黑的，雙手是黑的，思想也是黑的。她們並不需要白的，她們該要的是黑的，這些人善於用白色服裝打扮自己。而我不會。
不過現在我掌握了另一種本領。現在我會把白和黑融而為一。誰說黑白相融就是灰色？這是不對的。黑白融而為一成不了灰色。
黑白相融成了紅色。是血的顏色，是死亡之色。在紅色面前，黑和白是平等的，因為誰都無法擺脫死亡。紅色可以使所有人平等。
白婚紗上的殷紅色，是被害新娘的血。
隨之而來的是黑禮服上鮮紅的……
晚上八點左右，葉卡捷琳娜-戈洛瓦諾娃才從大學回來。科羅特科夫在她家門洞旁的小鋪裡一直耐心地等待著。他已去過她的家裡，和她母親談了一會兒，還看了照片，因此一眼就認出她來。
“卡佳，您好。”他一邊打著招呼，一邊起身相迎。
姑娘停住了腳步，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她與埃利婭是同齡人，但她看起來要大幾歲，可能是由於她體態不夠切娜、輕盈，比標準少女至少超重8-10公斤。也許問題還在於她那雙鬱鬱寡歡的眼睛裡射出的過分嚴肅的目光。
“我叫尤拉-維克托維奇，是刑偵處的，”科羅特科夫自我介紹說，“能和您談談嗎？”
“談什麼？”姑娘吃驚地問，“我犯了什麼錯？”
“沒什麼，”他儘量和藹地說，“我想和您談談您的同學埃利婭。可以嗎？”
“天哪，她出了什麼事？”
“她沒出什麼事，您彆著急。我們坐下談一會兒吧。也許您想出去走走？”
卡佳思量著，猶豫不決地把書包換到另一個肩上。
“我倒願意散散步，不過揹著這些書……中包太沉了。”
“我來背，給我吧。”
科羅特科夫接過書包，才感覺到出奇的沉。當然，姑娘並不屬於那種柔弱無力的類型，可那裝得滿滿的書包還是顯得太重了。
“您星期六考得好嗎？”他隨便問問，顯示出對她的關心，“通過了吧？”
“什麼考試？”卡佳驚訝地問。
“難道星期六您沒有參加考試？”
“沒有。您問這個幹嗎？星期六我們一般沒有課。”
“對不起，是我搞錯了。那星期六您在哪兒？”
談話就這麼中斷了，科羅特科夫心中有些不快。卡佳在一旁默默地走著，用腳尖踢著空紙盒。
“我在等您回答，”他提醒說，“卡佳，您星期六在什麼地方？”
“在家裡。怎麼啦？”
“您在幹什麼？”
“喂，尤拉-維克托維奇，您剛才說想跟我談談埃利婭。可現在您不談她的事，卻對我星期六在家裡幹什麼感起興趣來。這與埃利婭有什麼關係？”
“有直接關係。我想弄明白，您為什麼沒去參加她的婚禮，是什麼刻不容緩的大事讓您待在家裡。要知道，埃利婭是您的摯友。她邀請您到結婚登記處去了吧？”
卡佳一言不發地點點頭，仍一個勁兒地踢著腳前的硬紙盒。
“可您為什麼沒去呢？”
“不想去唄。”
“卡佳，請別讓我再像擠牙膏似地逼您回答。發生了兇殺案，我必須取證，可您卻像個孩子似地不好好配合。您是聰明人，是個大人了，您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幫我個忙吧。”
“您大概是想恭維我，”她訕笑了一下，“不過，有時候當個小傻瓜。要比做個聰明的成年女人強得多。”
“強得多是什麼意思？”
“更討人喜歡唄。”
“為什麼？”
卡佳又不說話了。這次中斷的時間更長。最後，她終於又開口了：
“星期六我待在家裡，因為不想去參加埃利婭的婚禮。這還不夠嗎？”
“不，卡佳。這不夠。我請您說明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不喜歡她的父母。他們太高傲。我跟他們在一起覺得彆扭。現在夠了吧？”
“請告訴我，埃利婭的未婚夫您喜歡嗎？”
“未婚夫是她的，”她聳了聳肩，“我幹嗎要喜歡？埃利婭喜歡他就行了。”
“您跟他在一起感覺好嗎？他也同埃利婭的父母一樣嗎？”
“跟他在一起我沒什麼感覺。”
“為什麼？”
“接觸不多。”
“怎麼，您還不認識他？”
“怎麼不認識，認識。”
“您認為他這個人怎麼樣？”
她又一次模稜兩可地聳了聳肩。
“您幹嗎要問我的看法呢？去問埃利婭吧，她更瞭解他。”
“我會去的，”科羅特科夫表示，“不過，我還是想聽聽您的意見。”
“我能有什麼意見。尤拉-維克托維奇，別談她的未婚夫了，我們談談埃利婭吧。”
“您對這個話題感到不愉快？”
“不，只是對埃利婭我非常瞭解，可對她的未婚夫我說不出什麼來。”
“卡佳，為什麼婚禮沒舉行，您知道嗎？”
“埃利婭說婚姻登記處有個姑娘被人打死了……”
“她沒跟您講起過信的事嗎？”
“講過。”
“依您看，她對那封信很敏感嗎？”
“非常敏感。”
“收到信後，她有沒有過放棄同圖爾賓登記結婚的想法？”
“第二天她就到婚姻登記處去了……”
“噢，收到信的當天呢？”
“不知道。星期五她收信後沒給我打電話。我是星期日才知道這事的。不過我想，她媽媽準利用這封信對埃利婭做了說服工作。塔米拉-沙爾科夫娜不喜歡圖爾賓。他們結不成婚，她一定是很慶幸的。”
“塔米拉-沙爾科夫娜對他有什麼意見？”
“不知道，這您得去問她本人。不過母親不贊成，使得埃利婭心情一直很不好。”
“心情不好歸不好，可還是拿定主意嫁給他了。”科羅特科夫說。
“她既然迷上了他，是不會顧及母親的贊同與否的。”
“卡佳，依您看，給埃利婭寫這封恐嚇信的人是誰？”
“不知道。”
“總該有一點推測吧？”
“嗯……塔米拉本人就有可能，她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會是這樣？這倒是新鮮事。您的推測純粹是出於直覺還是有什麼根據？”
“沒有任何根據。我只知道，只要需要，塔米拉是會踩著別人的屍體走的。”
“她有這種需要嗎？”
“不知道，但有可能。她大概不想讓瓦列裡進入她的家庭。有錢人總是要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不讓外人涉足的，特別是沒有錢的外人。而塔米拉和伊什特萬又都是世上罕貝的偽君子。”
瓦列裡……沒有錢的人……是該刨根問底一下。特別是剛才提到這個人，她說不太認識。她該知道點什麼，可她總說不知道。她可是和巴爾託什一家相識好多年了。卡佳這姑娘真怪。
從電話裡聽來，安東-舍夫佐夫的聲音有點兒不像在婚姻登記處的臺階上勸娜斯佳照相時那樣勁頭十足。他的聲音勉強聽得見，口齒不清，說說停停。
“安東，您怎麼啦？”娜斯佳問，“病了嗎？”
“我打不起精神來……心臟病犯了，老毛病了。”
“真想不到，”她同情地說，“您這麼年輕就有這種病。”
“從小就有。那時我能跑，能跳，可以幾夜不睡覺，後來突然得了這個病……氣喘得厲害，身體虛弱無力。連走到廚房都得中途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有一次，我算了一下時間，從沙發上站起身，到把水壺放到爐子上點著火，我花了40分鐘……”
“可以想像，我也有過同樣的經歷。好吧，那我就不麻煩您了。祝您早日康復。”
“您有什麼事嗎？”
“我對您拍的一張照片很感興趣，但既然您病了……沒關係，等等再說。”
“是哪一張？”
“照片上有位婦女，發生兇案後，她立即從婚姻登記處溜掉了。警方登記的名單上沒有她的名字。我想，也許您能記起她來。您家裡沒有這些照片吧？”
“沒有，我是在洗印室洗的，為了趕時間，只印了一份。您正在處理這件案子？”
“不完全是……從今天起我開始休假。所以我參加破這些案子純粹是掛個名而已。算個業餘偵探吧。”
“您剛才說這些案子……”安東又喘了口氣說。娜斯佳聽出他呼吸困難。“怎麼，是幾樁案子？”
“是兩樁，在同一天，兩小時前在另一個婚姻登記處也有一個新娘被槍殺了。所以我才對那位神秘的婦女很感興趣。我是想要那張底片，好再洗印幾張。您把那些底片也放在洗印室裡了吧？”
“是的。星期六那天我太匆忙了，照片剛一晾乾，就趕快跑到你們那兒了。”
“謝謝您，安東。好好治病，早日康復。”
娜斯佳放下話筒，仰身靠在椅背上，腦海裡不時湧出一種想法：人在休假中，對自己上班的地方、所在的辦公室，怎麼總是感覺不一樣。牆壁還是那個樣，窗戶、電話保險櫃都是老樣子，可不知為什麼，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好像自己是個外人，待在這兒是不合法的。
但她總是忍不住風風火火趕來。早晨起來，她不好意思地對廖沙說，她想順路到單位去看看，丈夫只是嘿嘿地笑了一下。
“去就去吧。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用你的電腦工作了我就覺得你坐不安穩。反正你在家也心神不定，科羅特科夫離了你就像缺胳膊少腿似的。”
與奇斯佳科夫相反，戈爾傑耶夫上校對娜斯佳的到來並不持贊同態度。
“要學會抽出身來，不能什麼事都想插足。”他在走廊裡看見娜斯佳時嘟噥了兩句。
娜斯佳真有點生氣，可轉念一想，自己本來就只想找點事情做做而已。
就這樣，她忙起這兩樁情節完全相同，只是案發時間相差兩個小時的兇案來。新娘都是在婚姻登記處的盥洗室裡被打死的，用的都是“TT”式手槍，口徑7.62毫米。顯然，手槍是帶消音器的，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沒有人聽見槍聲。罪犯選擇的作案時機是：姑娘一個人待在盥洗室時，約在1.3-1.5米的距離開的槍。兇手極其沉著冷靜，竟然在兩個地方都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闖進盥洗室，又悄悄溜走。他一定是守候到走廊裡一個人也沒有時才行兇的，可要抓住這一時機絕非易事，他卻都等到了。也許兇手不是個男的，而是個女的呢？一個男子能在大白天鑽進女盥洗室，又悄悄溜掉嗎？還有一個問題：要捕捉最有利的時機，需要長時間的觀察，這說明兇手很可能是待在盥洗室門旁的某個死角里。由此看來，兇手很可能是個女的。必須立即查清安東-舍夫佐夫拍的照片上的那個中年婦女的身份。
娜斯佳又翻了一遍肇事地點的勘查報告副本，總感覺自己的推斷不太準確。屍體的位置表明，射擊來自門口。兩處婚姻登記處的房屋是一種格局，盥洗室的設計也完全一樣：有一個男女共用的出入口，通往寬敞的吸菸室。吸菸室還另有兩扇門，分別進入男女盥洗室。姑娘從盥洗室出來到吸菸室，就能看到迎面走來的人。這時她會吃驚地往後退……一步……再退一步……姑娘退進盥洗室，來人衝到門口開槍。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這時吸菸室裡沒有任何人。可如果真是這樣，兇手就不一定是女人了。
姑娘看到一個男子向女盥洗室走來，也許並不會驚慌，只是有點不知所措。而如果走來的是個女人就更是正常現象了。為什麼要後退呢？一位女士往外走，另一位女士往裡進，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這位進來的女士無論如何不該突然出現在這兒呢？姑娘也許沒料到會在這兒看見她。這個女人如果滿臉殺氣、眼神狂亂呢？那麼姑娘很可能向後退，想離她遠點兒，特別是這個女人手中有槍。不過，男人手中拿著槍，也不是好兆頭。問題又回到了開始，兇手要麼是女人，要麼是男人。
還有那兩封信。罪犯的目的大概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撓婚禮的舉行，合乎邏輯的推理大體上是這樣：讓新娘在結婚前夕收到恐嚇信，如果這封信不起作用，就在婚姻登記處製造兇殺案，以此使婚姻登記處的正常工作無法進行。但為此而採取這麼駭人聽聞的手段，下的睹注也太大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要打死哪位姑娘就無關緊要了。只要選一個在盥洗室裡待的時間最有利於他下手的姑娘。最主要的是，他破壞婚禮的動機是什麼。
那麼把同樣的信寄給她娜斯佳又是為什麼呢？她的婚禮是不會有人想破壞的，至少她自己對此毫無察覺。娜斯佳沒有爭風吃醋的追求者，奇斯佳科夫也沒有拋棄過女人，又沒有財產爭執，什麼都沒有。這大概是早有預謀的迷魂陣。如果埃利婭和瓦列裡的婚禮由於恐嚇信而未能舉行，那麼娜斯佳收到的信就純屬惡作劇了。假如兇手繼續採取極端手段，不讓埃利婭和瓦列裡結成婚，那麼第二封恐嚇信和第二次謀殺就是必要的了，這完全是為了打亂偵訊工作。而這一切的謀劃和實施，都需要一個鋌而走險的人。殺死同一天結婚的兩個姑娘，僅僅是為了不讓另外一個姑娘結婚？真是想不通……
她正準備回家，科羅特科夫打來了電話：
“你還在工作？”
“正打算走呢，快9點了。”
“那我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有幾句話得說說。”
他們在娜斯佳回家途中的地鐵站會面了。
“我送送你，”科羅特科夫說，“想交換點看法。”
“關於什麼？”
“關於埃利婭-巴爾託什唯一的知心好友，那位卡佳-戈洛瓦諾娃。我對一個問題很感興趣：為什麼她沒去婚姻登記處？埃利婭為什麼沒請她作證婚人？卡佳畢竟是她唯一的女友。”
“弄清楚了沒有？”
“謊言，露骨的謊言，攪混了水。”
“引爆的混合物，”娜斯佳開玩笑說，“快說吧。”
“是這樣。卡佳姑娘裝作和瓦列裡-圖爾賓不太認識，儘管她和圖爾賓在同一所學院裡學習，圖爾賓是研究生，目前正在寫論文。可是很明顯，埃利婭同瓦列裡相識不是在電車上，也不是在排隊買戲票時，而是在卡佳的直接參與下。再說，她交談中有一次不留神竟稱圖爾賓為‘瓦列裡’，這之前我們提到他時，只稱‘埃利婭的未婚夫’。”
“卡佳有沒有對此作出解釋？”
“什麼也沒說。我沒對她談自己的看法。暫且由著她不說實話吧，還不到逼問她的時候。後來，她流露出即使當個小傻瓜，也比做個聰明的成年女人強得多的想法。你對這種說法怎麼看？”
“你認為她是指埃利婭嗎？”
“可以肯定。並且她對沒參加婚禮作出的解釋是她不喜歡埃利婭的父母。一談到女友的母親她便充滿敵意，說‘只要需要，塔米拉是會踩著別人的屍體走的’。還說給埃利婭的恐嚇信完全可能是塔米拉自己寫的。”
“誰？她母親寫的？”
“是呀。卡佳就這麼看。好像塔米拉極力反對這個女婿。”
“可是，如果她真的不喜歡這個女婿，為什麼允許自己的女兒向婚姻登記處遞交申請呢？又怎麼能聽任他們的關係發展到舉行婚禮的地步呢？”
“是埃利婭事先沒有徵得她母親的同意。女兒急不可待地要做圖爾賓的妻子，於是瞞著父母遞交了結婚申請，兩星期後才向父母和盤托出。還有件怪事：埃利婭和圖爾賓結婚的時間，起初定在下午1點半。可兩星期後，塔米拉-沙爾科夫娜到登記處去商量時，卻說要提前，要求一上班就給他們登記。她這股子麻利勁兒你覺得正常嗎？”
“是不太正常，”娜斯佳搖了搖頭，“上午10點鐘，登記處的人不多，進行犯罪活動最方便。”
“就是呀，我也想到了這一點，”科羅特科夫接著說，“不過，我還是舉棋不定：一個是埃利婭的母親，另一個是身份不明的女人我們該重點考慮哪一個呢？”
“你漏掉了這位怪姑娘卡佳。”
“你考慮她？”他不解地望了娜斯佳一眼。
“這有什麼好考慮的？姑娘顯然對圖爾賓很瞭解，知道的比她願意提供的情況多得多。再從她不願意參加婚禮的角度看，這是典型的嫉妒。圖爾賓看不上她，卻選中了苗條的富家女埃利婭，她能不難受嗎？”
“怎麼搞的，我們懷疑的女人是不是多了點，得找個男子漢給她們做伴。比方說，埃利婭的父親。”
“他怎麼啦？也不喜歡圖爾賓？”
“這我倒不知道，但是卡佳也不喜歡他。她對埃利婭父母的評價是一樣的，都是偽君子，他們絕不會讓外來的窮小子鑽進自己的家族的。”
“得在這堆人中找找與登記處有聯繫的線索。給我寫信的那個人，不僅知道我要出嫁。而且知道我登記的確切時間。暗殺發生在我在登記處時，造成了兇手認錯人的假相。如果我和死者的登記時間稍有變動，事情就告吹了。對嗎？”
“終點站紹爾科沃站到了，列車不再向前行駛，請乘客們下車。”他們頭頂上的電動揚聲器不太悅耳地響了起來。
他們乘自動電梯上來，朝汽車站走去。
“太棒了，暖洋洋的，夏天快到了，”娜斯佳突發遐想，“我不喜歡嚴冬，穿多少衣服，都凍得我渾身難受。要是一年四季都是22度就好了。”
“到熱帶去吧，那裡暖和，”科羅特科夫挪揄地說，“現在你是我們的教授夫人了，可以隨心所欲。”
“不，熱帶太悶熱，我受不了，我血管太脆弱。”
“喂，娜斯佳，要滿足你的願望可真難。你要坐的車來了。”
他等到娜斯佳隨人群擠上公共汽車，才揮了揮手，轉身回去乘地鐵。
米哈伊爾-多岑科長著一雙黑眼睛，外表很討人喜歡。一大早，他就待在昆採沃婚姻登記處，拿著那張身份不明的女人的照片詢問幾個工作人員。
“我想，我大概見過她。”一個年輕女職員不太有把握地說。
“能記起具體時間嗎？”米哈伊爾懷著一線希望。
對他來說，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能想起點情況的人，哪怕一丁點兒也好。引發別人的回憶，是需要本事的，這個米哈伊爾是很在行的。
“不，我想不起來。”姑娘搖了搖頭。
“您覺得哪些地方有點像？臉？眼睛？髮式？還是衣服？”多岑科繼續追問著。
“說不上。真的，我想不起來。當時我只是看了她一眼，心想：她到這兒來幹什麼？”
“想得好，”他來勁了，“那麼您為什麼這樣想呢？”
“不知道。只記得當時想過。可為什麼，記不起來了。”
“好，讓我們換個角度來試試。假如您在這兒看見一個年輕女人和一個男青年在一起，您會想到什麼？”
“他們是來申請登記結婚或離婚的。”
“可假如是一位婦女抱著個四五歲的孩子呢？”
“那她肯定是來給孩子辦改姓手續。”
“假如是一位已過中年的男子一個人來呢？”
“多半是為妻子或父母辦理死亡證明。您在和我玩猜謎遊戲？”
“怎麼？依我看，這遊戲挺好。”米哈伊爾用不容爭辯的口吻說。他笑了笑又問：“假如您在這兒看到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您想到的是什麼？”
“她是丟了什麼重要的證件來請求補發的。她在這兒還能幹什麼？不會是來嫁人的。給孩子做教母也晚了點。”姑娘大笑起來。
“可對那個女人，您什麼也想不起來了。比方說，為什麼她不會是來辦死亡證明的？”
“她臉上的表情……”她住口不說了，搜索著恰當的詞語。
“表情怎麼樣？”
“嗯……不對，不像失去親人的表情。死亡證明書只發給近親，那些人的表情完全是另一種樣子。”
“那她臉上是什麼神情呢？”
“有點兒發呆，冷漠，呆若木雞的樣子。不傷心，不沮喪，也不高興……您知道，登記處是個很特別的單位，與人們生活中的重大變故密切相聯。我們常把這兒說成是婚喪嫁娶生老病死民事登記科。有任何變動都得馬上往我們這兒跑，而且必須是大的變動。不論喜事還是喪事，不論結婚還是離婚，不論生了孩子還是死了親人，都由我們來管。但憑經驗，這種平靜冷漠的面孔，在我們這兒基本上是不可能有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嗎？而這個女人臉上的表情……用不著我給您解釋，您自己瞧瞧，和她照片上表情一模一樣。”
姑娘說得很對。照片上的女人顯得冷漠異常，緊繃著臉，像凝固了似的。米哈伊爾當了這麼多年偵探，還從沒見過這樣的面孔。簡直是個精神病人的面孔。
娜斯佳進家門時小心翼翼，生怕碰見滿肚子怨氣的奇斯佳科夫，她早做好了一番不愉快的解釋的準備。可廖沙並沒有生她的氣，沒有因為她不陪他去度蜜月，而生氣。這使她那顆懸著的心稍稍放鬆了些。說實在的，他們已經熱戀了15年，再去度什麼蜜月，豈不可笑。
阿列克謝坐在廚房裡獨自玩紙牌卦“拿破崙的墳墓”。爐灶上放著平底煎鍋，一股誘人的香味從蓋著鍋蓋裡撲面而來。
“什麼好吃的這麼香呀？”她快活地說著，伸手就要揭鍋蓋。
廖沙轉過身來，拍了一下她的手，逗弄地說：
“髒手別伸進鍋裡去。不給好奇的人吃。”
“那給什麼樣的人吃？”
“給待在家裡替丈夫洗衣服的好女孩吃。”
“難道我該餓死？”她氣呼呼地說，“我已經是老太婆了，想把我改造成好女孩太晚了點兒吧。就像我們的烏克蘭朋友常說的‘買的時候就知道是什麼貨色。’你就不該娶我做妻子。”
“怎麼不該？你琢磨琢磨我的招法有多高：多年來養成你不買菜不做飯的習慣，於是你只能靠著我，然後哄著你結了婚。一結婚就不給你飯吃，等你餓死了，我就成了你的繼承人，這一切就都歸我了，”他用手劃了個大圓圈，好像要把整個屋子都划進去似的，“我在莫斯科有了這套住宅，再把年輕的妻子娶進來，而她又正好是個好女孩，就把茹科夫斯基那邊的房子留給父母住吧。你看，我是不是很聰明？你卻說我不該娶你。你要把那塊肉抓到哪兒去？！”奇斯佳科夫看見娜斯佳聽著聽著，突然揭開鍋蓋，飛快地取出一塊烤得焦黃的嫩牛肉，便氣勢洶洶地大聲嚷嚷：
“馬上放回鍋裡！”
“晚了，”娜斯佳嘴裡塞得滿滿的，連話都說不清楚，“牛肉已經吃到嘴裡了。來，來吧，擺你的紙牌卦，玩你的‘墳墓’，把拿破崙埋葬掉吧。等我死你是沒門了。好一個兇手教授，竟然想把我餓死！”
奇斯佳科夫撲哧一聲笑了出來，一把弄亂桌上攤著的牌，迅速收了起來。
“去洗手，小扒手，這就吃晚飯。順便告訴你，今天我寫完了整整一章教材。你上了一天班，能彙報點什麼嗎？”
“沒什麼進展，”娜斯佳嘆了口氣說，“主要是在構思。不過，你儘管放心，這對我沒什麼威脅。看來，這事牽涉到我，純屬偶然。”
她洗完手，換上便服，坐到了擺好飯菜的桌旁。阿列克謝做的晚飯是烤嫩牛肉和娜斯佳愛吃的麵包乾菜花。她把盤子裡的東西一掃而光，像整整一星期沒吃過東西似的。
“還要添點嗎？”奇斯佳科夫笑眯眯地瞧著她那空空如也的盤子。
“啊，不要了，”她嘟噥著，“我知道你耍的什麼花招。我不會餓死的，只會因貪吃而撐死。除了你，誰也不會給我弄這麼多好吃的。不出一年，我就會撐成個大胖子，連門都進不去。”
她倒了杯咖啡，還沒喝上兩口，電話鈴就響了。
“想早點讓你高興，”話筒裡響起了尼古拉-謝盧亞諾夫的聲音，他和挪斯佳在一個科裡工作，“剛接到《刑事偵查報》編輯部的報警，他們照相洗印室的門被撬了。”
“丟了什麼沒有？”
“暫時不清楚。經過初步查看，儀器都在，只是底片和照片被翻得亂七八糟。照片沒有進行登記，都放在敞開的抽屜和沒上鎖的櫃子裡。現在只好把攝影師都叫來，自己去核對了。”
“先把舍夫佐夫叫來，”娜斯佳急忙說，“如果他的膠捲還在，就不要聲張，把案子交給格里戈裡他們科處理，不歸我們管。如果舍夫佐夫的底片丟了，我們就得自己來辦了。”
“還是你有辦法，”謝盧亞諾夫嘮叨起來，“我已經給你的舍夫佐夫打過電話了，他病了，行動困難。我怎麼好硬要他來呢？除非把他抬來。明天再說吧，也許明天早上他會好一些。”
“尼古拉，說真的，你有時怎麼像個孩子！問問看過舍夫佐夫那些照片人不就知道底片在不在了嗎，很簡單。”
“嗯，”謝盧亞諾夫哼了一聲，“這我也想到過。看過婚姻登記處全套照片的，名單上有三個人。一個就是有病在身的攝影師舍夫佐夫，另一個是科羅特科夫，可他不知到哪兒去了，家裡和單位都沒有。你猜得出，誰是第三個？”
“尼古拉，奇斯佳科夫不會諒解我的。我今天一整天都沒在家，我們畢竟結婚才兩天，不能再考驗他的耐心了。你再找找科羅特科夫，好吧？”
“叫我到哪兒去找呢？再說，即使過一個小時他就能回到家，也是深夜12點了。他要是再往外跑，家裡人能諒解嗎？別逗我了。不管怎麼說，你的奇斯佳科夫也是個有理智的人，可尤拉的那口子是什麼樣的，你是不會忘記的吧？她會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乾脆點，娜斯佳，你決定吧。要不你來，要不等到明天再辦。”
“等等，別放下話筒，我跟廖沙談談。”
她用手捂住話筒，歉疚地看了丈夫一眼。廖沙若無其事地喝著茶，吃著葡萄乾蛋糕，一點也不流露出自己對所聽到的談話的態度，儘管他心裡對此一清二楚。
“廖沙，我們該到一個地方去一趟。”
“一起去？”他感興趣地問了一句，接著往嘴裡又塞了一塊橙子蛋糕。
“是，一起去。有人撬開了《刑事偵查報》洗印室的門，就是舍夫佐夫洗照片的地方。他病了，心臟病。但得馬上核查一下他在登記處拍的照片底片丟失了沒有。除了我們倆，再沒有誰能辦這事，你明白嗎？只有我們倆看見過昨天科羅特科夫拿來的那些照片。”
“有什麼辦法呢，”奇斯佳科夫不慌不忙地說，“該去，那就去吧。可別讓你的同事們把我看成蠻不講理的大男子主義者。”
“親愛的，謝謝你了。”娜斯佳如釋重負地莞爾一笑。
40分鐘後，他們走進了《刑事偵查報》編輯部的大樓。一個半小時的核查證明，舍夫佐夫的底片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