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早些時候，我和梅子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到她的孃家去。從我們簡單的小窩到橡樹路，一開始還算是一段愉快的路程，儘管那兒對於我還多少有些陌生。人有時候真的需要挪挪窩兒，需要換一下節奏，需要來來去去——我發現這個城市裡差不多人人如此。
在這擁擠的街巷裡，岳父一家真是最大的幸運者了——也可以叫做“勝利者”——只有勝利者才能住在橡樹路上，擁有這樣的一處居所。他們竟然佔據了一個獨院；尤其讓我羨慕的是，這院裡還有一棵高大的橡子樹。
“這棵橡樹是誰栽的？”我問。
胖乎乎的岳母撫摸著粗糙的樹皮說：“不知道，前面住這個院子的人也不知搬到哪去了。有人說這棵樹有幾十年上百年了，我們進城以前很多很多年就有的。”
“那麼它也是舊社會過來的一棵樹了……”
梅子笑了，岳母也笑了。可是她們剛剛笑過就嚴肅起來。
我心裡卻在想：這棵高大的橡樹很可能就是那些“失敗者”栽下的。我很喜歡這棵橡樹，我曾對梅子說：“如果沒有這棵橡樹，你們家的吸引力可就差多了。”梅子蹙蹙鼻子。
那時岳父已經離休一年多了，岳母雖然不到離休的年齡，可實際上也早已不上班了。在這個小院裡，她已經有滋有味地奔忙了二十幾個年頭。她說自己有病，而且很重。岳父也這樣講。可是我從她的言談舉止、從她的氣色上看，她比同齡人都要健康得多。
“都是戰爭年代給弄壞了的。”岳父說。
這是一對參加了戰爭的人，每想到這一點，我就覺得站在他們面前有點兒愧疚或自卑。對於每一個人而言，戰爭都是一場神秘而奇特的經歷，我自己就常常對具有這種經歷的人抱有一些複雜的情感。這是迷惘和好奇，有時甚至是一種嚮往。誰知道他們殺沒殺人呢，看樣子不會。但戰爭是無法詮釋的，戰場上發生什麼都是無法預料的……梅子的母親很會管理家庭，院裡栽滿了花。這個院子很大，大得都讓我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這座城市像一座蜂巢，到處分割成很小很小的格子，各色人等就在這些密集的孔洞裡鑽進鑽出。而岳父他們這一類人卻有辦法在這中間活得挺好，鬧中取靜，可以開拓出綠蓬蓬的一個大空間，真是個奇蹟。瞧岳母在院子裡用鵝卵石精心地鋪了幾條甬道，這樣下雨天也可以在花圃裡來來去去。四周的泥土都被翻鬆了，有的地方還種了一點兒蔬菜，但大多還是她喜歡的各種花草。秋天，橡樹落下了圓圓的橡子，她把橡子一顆顆收拾起來，裝在一個紙盒裡。那些橡子像板栗一樣，但比板栗更光滑也更飽滿。有人到這個小院裡來玩，岳母就把這些橡子拿出來送給他們；他們如獲至寶地捧在手裡，顛來倒去地看，然後回家塞給自己的孩子。
這座房子一共有六大間，有高敞的閣樓；最東邊連接的幾間廂房直接通向了閣樓。那廂房是原來梅子居住的，現在空著並保持了原來的模樣。這樣我們回來的時候就可以住在那幾間廂屋裡。我覺得惟有這兒才能讓我感到一點點親切。這幾間屋子透露出很多梅子做姑娘時的秘密。比如我可以看出，她很早就是一個喜歡收藏一些小玩意兒的人——在屋子裡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角落裡，直到如今還塞滿了一些小貝殼、一些挺好的圖片、各種各樣的書籍。被遺留在這裡的還有一些多年以前的畫報。有幾份外國畫報讓我很感興趣，上面的圖片印得也好。我常常翻著這些畫報看上很久。當我提出把它帶回我們家的時候，梅子卻不同意。她想在這裡保留一些青春的印跡嗎？這裡甚至還有她過去的很多照片，我從前大多沒有見過的照片。從照片上看她當然幼稚可愛，只不過嘴角上透著一股少見的拗氣。今天她成熟了，但這股拗氣不是消失了，而只是被她成功地掩飾了。大約有兩三張照片上，她留了男孩似的頭髮，遠遠看去就像一個英俊少年。有一次我正看著，岳母走過來伸手指點著說：“那一年上她臉上生了一種東西，怎麼治也治不好。後來機關上的一個人從保姆那兒討來一個偏方，說把一種東西燒成灰，用香油調了搽在臉上……你那時見她就好了，你想想她那個模樣吧。”“塗了多久？”“塗了一個月，一個月她都是一個小黑鬼兒。”梅子進來說：“我怎麼一點兒也不記得了……”
2
不論怎樣，我在這兒總有一種做客的感覺。這畢竟是梅子的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裡？是這座城市裡的那個小窩嗎？那個小窩也是岳父給找的。如果沒有梅子一家，我在這座城市連立足之地都沒有，那樣我就只好長久地住在簡陋的集體宿舍了——那是一段難以回首的歲月……那個集體宿舍又潮溼又窄巴，竟然住滿了五個人。雖然當時大家都想盡量處好，可最後還是弄到爭吵起來。因為其中有一個人會偷東西，不過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每過一段時間我們這五個人中就會有一個丟點兒什麼。
我對岳母說起這事兒時，她說：“那還不好辦嗎——你們要學會偵查。”
“偵查了——到最後覺得誰也不像。有一次我新買來的一件汗衫也給丟了。”
“到現在還不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找不出誰是小偷，大家就互相怨恨。有一段我甚至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小偷……”
梅子笑起來。岳母毫無幽默感，皺著眉頭抬起眼睛：“你拿過別人的東西嗎？”
這一問，連梅子的表情也嚴肅了。
“怎麼可能呢，我怎麼可能拿別人的東西？”
“亂彈琴！”岳父從一邊踱過來，“亂彈琴！”他那兩隻很嫩的手指在桌子上彈了兩下。奇怪的是他這麼大年紀了，臉上已有了黑斑，一雙手還是這樣嬌嫩。要知道他可是一個出生入死的人。我看著這兩隻手，心裡閃過一絲不快。
比起這個獨門獨院，我們的那個小窩太逼仄了，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很長時間我都在想辦法，挖空心思擴大空間。後來我和夥伴們終於一塊兒動手，給它修補和增添了一點。當時街道上對機關宿舍管理並不嚴，我們就鑽空子，在門前的一側搭了個棚子，而且還開了個小窗，這樣朋友多了就能坐在棚子裡喝茶……那一回梅子差點兒沒給氣死。她說那個加了棚子的小窩簡直不像樣子，說它更像一個狗窩或者一個狼窩……好在那個棚子沒有多久就因故毀掉了。
我很少到岳父的其他房間裡去。除了待在梅子過去的那幾間、在院裡玩耍，再就是到中間那個大些的客廳裡去坐。可常常只是坐上不一會兒，就有一些人客客氣氣地走進來——他們都是岳父的朋友，談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話題。岳父只要和他們在一起，與他們談話，待不了多久就要激動起來——那時他就要不斷地離開沙發，在屋裡走來走去。有許多時候他的模樣是憤憤不平的。我由此斷定，他的這些朋友從養生的角度看是要不得的。
“他們只會說一些大而無當的話。”我有一次聽了幾句，對梅子說。
“你怎麼能這樣講呢！你不會理解父親他們這一代的。”
我點點頭：“他們也不會理解我。他們……”
我的口氣中有難以察覺的一絲不恭，但還是被梅子捕捉到了。她每到這時候就有些衝動，說：“你算什麼！你還不如他們小腳趾上的一點兒灰呢……”
梅子臉上沒有了笑容。我知道這種奇特的比喻真需要一副好頭腦。於是這種巨大的侮辱不光沒有使我發火，還讓我笑起來。我問：
“他們小腳趾上的灰是金粉嗎？不過那也沒什麼了不起。”
“他們在戰爭年代衝鋒陷陣，在山裡、在平原上打擊敵人，端著槍。我們腳下的泥土滲進了先烈的血啊。他們流血流汗，我們今天才能……”
像背誦一段課文。不過難得她這麼激動。我不願再刺激她了。我得設法緩和一下，於是就嘲笑起她那些頭髮削短、看上去像是小男孩的照片……
可梅子就是不笑。她再也不笑了。
有一次我應邀到岳父那間屋子裡去了一下。
那兒是他的一間辦公室。他離休以後沒有自己單獨的辦公室了，於是就在家裡搞了一間。這辦公室據岳母講是完全仿照他在機關上的那個大套間搞起來的。只是寫字檯略小一點，其他差不多處處一樣：書架放在什麼位置，桌子放在什麼位置，都與過去一模一樣。這是整座屋子中最寬大最明亮的一間了，用它搞了這麼一間大辦公室，我覺得既有趣又可惜。岳父告訴我，他每天都保持一個“好的習慣”——像離休前那樣嚴格遵守作息時間：每天必定按時坐到寫字檯前。
“您忙了一輩子，平時出去走走多好，或者到小院裡搞搞花草……”
他瞥我一眼。我於是閉了嘴巴。
3
我發現岳父的胡碴還沒有全白，就像他的頭髮一樣，黑白間雜。我想等它們全白起來的時候，他也許就會改變一點兒什麼吧，比如這脾氣，就會好一些。無論怎麼說黑胡碴是殘留的一點青春，它透露出人的火氣和拗性……離寫字檯幾步遠的地方是一個鋪了氈子的書桌，他就在那上面畫畫和練書法。他練的是“顏體”，很胖，就跟他的體形差不多。
“我喜歡顏體。”岳父說。
他把臨摹的字一張張擺出來。那當然還不能算什麼書法作品，但的確是寫得一絲不苟。他饒有興趣地談論這些字，還伸出手去撫摸。到後來我們終於談得投機起來。因為我隨便謅了幾句關於書法的術語，他高興了。他接著把藏在小櫃裡的幾件書法作品拿出來——那全是他選中的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些字寫得很難看，只是裝裱得很好，用了全綾子。“書法作品怎麼可以輕視呢。”我一邊欣賞，一邊在心裡這樣告誡自己。
梅子走過來，貼著門框站著。她為父親補充說：
“它們參加過老幹部書畫展，得了一等獎！”
我點頭。那上面大多寫了一些古書上的現成話，什麼“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等等。
岳父特別愛寫一個很大的草書“壽”字——它大約有兩尺見方，裝裱後尺幅更大，要兩人以上才能展開來。
岳母說：“我喜歡這個‘壽’字。他去年才學會寫這個字。”
岳父不快地哼了一聲，把“壽”字放起來……
我們繼續欣賞書法作品。岳母離開了一會兒又走來，對著男人耳朵上咕噥了幾句。我知道客人來了，就隨岳父走到客廳裡來。
進來的人是一個比岳父還要老的、瘦削不堪的老頭兒。他的頭髮白了大部，但兩眼炯炯有神；一條腿有些毛病，走路一歪一歪的；腰雖然很厲害地佝僂著，可這會兒正在努力地挺起。他一見岳父就趕緊上前一步，接著雙腿併攏，“啪”地打了個敬禮。
岳父鼻子左側的肌肉抽動了一下，鬆鬆垮垮地向對面的老者還了個敬禮。
我笑不出來，而且心情立刻變得肅穆了。我發現自己也像那個老者一樣，不由自主地把腳跟併到了一起。
他們在沙發上坐下。
我想聽他們說話，但待了一會兒又覺得不妥，就退到了一邊。梅子小聲說：“來的老人是父親在部隊時的一個警衛員，他剛在環保局副局長的位子上辦了離休手續……父親是他的老首長，他隔一段就要來一次……”
“‘首長’永遠是‘首長’嗎？”
“那當然了。當年父親的一些部下如今很多都在這個城裡工作，他們常常來玩，不過都不怎麼打敬禮了，只有他還這樣。多好的老同志啊。”
“打敬禮好，我就願看他們打敬禮……”
梅子覺出了有什麼不對勁兒，不跟我談了。
老頭走了。我發現岳父增添了一種不能抑制的興奮。他把衣釦解開走到院門口，又站在小院裡大口呼吸，望著遠方。西南方有一朵紅雲，太陽就要落山了。岳母走過去，站在男人身邊。岳父這樣待了一會兒，轉回身來長長嘆息：
“老啦，我們都老了！剩下的事情要由你們去做嘍。”
我神往地看著他。
“你那些東西，”他用食指指著我的衣袋，好像我衣袋裡就裝了什麼東西似的。但我很快明白他是指我平常寫的那些東西——“你那些東西，也該寫一寫我們的這位老同志。很勇敢的人嘛！出生入死。他腿上中過彈，那是一顆炸子兒，到現在還留下一塊很大的疤瘌。”
我點著頭，這時突然想起了什麼，問：“您也受過傷嗎？”
岳父好像不屑於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一起回到了沙發上，“那一年我們被圍在一個小山包上，小山包的下坡那兒有一個小村。我們從村裡退出來，佔領制高點。”岳父右手的食指在半空裡點了一下。
4
與岳父在一起時，我珍惜每一次談話機會。只要談到了戰爭，我就忍不住好奇，越問越多：“那時母親也和您在一塊兒嗎？”
岳父的思緒完全陷入了那場戰鬥，對我的詢問充耳不聞。“我帶著警衛員邊打邊撤。就是這個老同志，那時他年輕得很哩，就像你這麼大年紀，一手好槍法。就是那一次突圍中他受了傷……我懷疑我們那一次駐紮被人告了密。出了叛徒啊——我一直在懷疑一個人，那個人如果活著，大概至少也有九十多歲了……”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這時我脫口而出：“那個人大概不會活著了……”
岳父一愣，木木的眼睛轉向我：“你怎麼知道？”
我吞吞吐吐：“誰知道，反正……叛徒還能活那麼大年紀嗎？大概不會的，從心理與生理的角度看，叛徒們的一生總是被巨大的痛苦壓迫著……他們要活過九十歲是很難很難的。”
岳父終於聽明白了，失望地嘆了一聲。
而我毫無調侃之意。我在說這些時，甚至在心頭湧起一股對叛徒的仇恨……記得很早以前了，我還曾經寫過一首關於“叛徒”的詩，其中有兩句這樣寫道：“我是一個叛徒/所以我活不久/為了活得久/我才背叛/然而我是一個短命的叛徒……”
我隨口唸出了這麼幾句。岳父一開始聽得很認真，後來又皺起了眉頭。
梅子說：“什麼啊……”
岳父接上被中斷的話頭：“那個人就在這片平原上活動，他常常進山。本來是我們的人，可是他的行為後來還是讓人覺得可疑。他經常到海港上去，那時候你知道，海港可在敵人手裡啊。他跟港上的人混得很熟。我曾經提醒過首長，可是首長不願意談這個。有一次我沒經過首長的允許就一個人盯過他的梢。那天他一直在前邊，化了裝，扮了商人模樣，戴了禮帽，穿了長衫，槍就掖在長衫下邊。鬼精，走了沒有二里多地他就發現了我。可他裝著什麼都不知道，拐過一個山尖嘴時一陣疾跑，人不見了！我就往前摸；剛剛摸了沒有多遠，他就從一邊躥出來，抬手給了我一槍。那一槍打在我的耳朵上面，只擦破了一點皮……”
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兒，沒有發現傷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兒伸手彈了一下，“我就掏出槍來，先找個地方隱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從石頭後面躥出來。我等著，等了好久，一點兒聲音都沒有。這時我才知道上當了。我轉到山石那兒一看，見下面有一條羊腸小道。原來他從那兒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綠騰騰的茅草、葛子、松樹，他就攀著它們繞過了山澗，順著河口跑了……再到後來我們還見過面。不過日子久了他認不出我來罷了。也許是一場誤會，他還跟我握手！這人會講一口流利的南方話。”
梅子在我旁邊，臉色冷冷的，兩眼一眨不眨盯著父親。
“那時候很冷酷啊，什麼事情都會發生。梅子她媽十幾歲就會打槍。她有一手好槍法，可是後來服從工作需要，當了護士。有一天戰鬥間隙裡我去看她，她正好從帳篷出來，兩手都是血，就帶著兩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著。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們顧不得那麼多。整整一年多沒有見面了……”
岳母聽到這裡不咳了，眼圈紅了：“那是什麼日子啊，什麼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間變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著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來，手在胸口那兒撫摸著。這時我不由得想到：那個扮了商人的傢伙如果槍法再稍微準一點兒，那麼就沒有眼前的岳父了，當然也就沒有我的梅子了——也沒有了我們的小窩——更不會有眼下的這個小院……一切都將完全不同——可見只差那麼一點點，我的生活就將全部改變。看來很多事情完全出於偶然，一切都只差那麼一點點。歷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間裡被決定和改變的……後來我又反過來想：如果岳父當年打死了那個人呢？如果對方根本不是什麼“叛徒”，而他的子彈又落到了一個沒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麼眼前的這個人不就成了一個殺人犯嗎？那個扮作商人模樣的人就因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擊——而岳父有什麼理由去盯梢一個無辜的人呢？就因為一點點懷疑嗎？這種盯梢顯然是對別人的一種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個可怕的結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為一場謀殺：於是對方也就有理由用槍射擊……這種道理也許在血與火的時代已經講不通了，也許岳父做得才是對的。當然，從哪一方面講，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顆射來的子彈了……當時他如果被擊中，那也絲毫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也不必吃驚，因為在戰爭年代發生什麼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