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流動消逝的速度總比人原來預想的要快許多。好象只是前不久才寫完了《古船》，而關於它的那些熱烈爭論，也像是剛剛消停。
可惜一晃就是十年，那一切的確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一個人的旺盛寫作期，到底有多少個“十年”呢？
今天再來回顧《古船》一書的寫作、關於它的爭執，已無太多必要。因為該説的都在這部書的兩個發言記錄、在一次答記者問和一篇海外版後記中説過了。餘在今天的，僅是一些懷念和感慨。
至今仍有人直率而熱情地告訴我：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歡的還是《古船》。這等於説，依照他的尺度，至少是在這十年裏我沒有寫出過比《古船》更能打動他的東西。這種結論對我來説是悲是喜？是該憂慮恐懼還是欣悦篤定？大概都有一點。這新的十年裏我寫下了不止一部長篇和十幾部中篇，出版了許多本短篇小説集和散文文論集。這其中甚至包括了獲得國內一個重要文學獎項、被許多人激賞過的長篇小説《九月寓言》。
但是這十年中，我何曾像寫《古船》時，生命中擁有過那許多許多
我在自我總結時也會認為，自己這十年來的寫作尚為努力，幾乎是全力以赴的、自謙自信和永不滿足的。我不敢荒廢光陰，不曾停止學習，更沒有沾沾自喜；我一直把創作當成心靈的至高要求，同時又化為不間斷的勞作。我的思悟變得較前深闊，技藝變得較前成熟，視野也變得較前展放，情感也愈加成熟除此而外，我還未敢喪失專注的目光。我想讓生命的具體和連續，留下其色澤與聲音──它們會是漸變的、不同的。但問題是它們之間尚可以比較。
我於是自問：十年中，有寫作《古船》時那樣緊繃的心絃、青春的潔淨、執拗的勇力、奔湧的熱情嗎？
如果它們哪怕是稍稍減弱了一點點，那麼任何其它的優長都難以給予補償和成全了。它們在潛隱、凸顯、交織、催發，並化為巨大的內在張力，影響生命一般的寫作。
作品的質地不同。這種質地決定它命運中的一切，最終決定着。
於是，正如我以前所説過的，儘管《古船》必然地保留了那個年紀的藝術和思想的殘缺，但卻被更為重要的東西所彌補和援助了。
我今天有理由認為，《古船》是我對青春的禮讚和紀念。
回頭再看它引發的所有責難、非難，莫名其妙的攻訐，也都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了。如果沒有這些，倒是一件憾事。對應真正的禮讚和紀念的，必有其它。
在越來越變得職業化的“文學界”內，也許我的結論不會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永恆的時間和川流不息的讀者會理解。這正不斷地給予證明。時下一個寫作者遇到了更為沉重的壓迫：世俗的競爭、文化消費品的包圍。他們不得不在寫作中尋找組合的訣竅、操作的特技，以及種種被認可的快意因為舍此便難以“生存”。所以在此刻再談論所謂的“生命的投入”、“青春的激情”，不僅遠離時尚，而且有點“奢侈”。
好象以生命相抵的文學只屬於沒有生存之憂的人；只屬於既得的成功者。而仍舊在拚爭和進取者，已經不必擇路了，因為出路只有一條：跟隨潮流，走入職業。作品不需要作者的感動，“感動”只不過是一種設計，是套路之中的一環而已
可嘆的、具有殘酷意味的是，文學的歷史與心靈的歷史是吻合的。它會毫不留情地否決一切乖巧和苟且。它會給寫作者一個完全相反的、無情的回答。
因此我才那麼感謝圍繞《古船》，時間和讀者所給予我的全部恩惠。它使我更加堅定一種選擇、一種信念。它使我珍惜那些往往被一個作者所忽略了的東西。我會倍加珍惜的。
不久前的一個下午，秋天寂寥的枝葉在微風中輕輕自語，我又走到了南郊的山上。在灌木叢中，我不由自主地尋找着撰寫《古船》時住過的那間破敗小屋──我希望它還存在。是的，它還在那兒。只不過在這個喧譁而空洞的秋天，它看上去顯得比往日更小、更破舊也更寒冷。
我在它的面前久久站立。後來我從窗縫往裏探望。裏面黑洞洞，什麼也看不見。顯然它完全被廢棄，變為了山中的一個多餘。只有我心裏知道它曾使我得以安寧，曾極大地幫助了我。秋葉紛紛落下，落在我的頭上、肩上。從這兒往前，再繼續走，就可以出山。我記得那也是一個深秋，我鎖上這間小屋，一直走到了東部半島。當時《古船》單行本剛剛出版不久。
記得《古船》發表的當月，在濟南南郊賓館由幾家報刊的文學單位聯合召開了討論會。在那個會上，我不像後來那麼冷靜。我説得比較多，反駁時比較動情。那次發言根據錄音整理出來，但未在刊物上發表，只收入了一個文論單行本，後來《古船》再版時又收作附錄。
北京的《古船》討論會發言比濟南的簡短，但也比如今見到的記錄整理稿長得多。這篇短短的記錄稿後來不止一次被報刊引用。
“關於《古船》答記者問”是比較晚的了。它是一個雜誌發表《時代風雲與古船沉浮》時，記者的一次專門採訪。這份雜誌差不多拿出了一個專號的版面刊出了一部長長的文稿，並配有多幅照片，主要是在大學內發行。因為時間過去了許久，很多問題也就可以暢談了，所以我在那次採訪時較少顧忌和迴避。
繁體字版的後記寫得短小，因為它離國內單行本的出版時間太近，許多當時應説的話已説完。那篇小文中，我寫出了自己對一些陌生讀者的期望──當時我完全沒有信心也沒有把握，不太相信一些與我們大陸有完全不同經歷和心情的海外讀者，會受到此書的感動。
結果令人欣慰，他們同樣地感動。兩三年內，海外就出了不同的版本，並多次再版和連載。可見我們有差不多的血脈在連結。
我在“文學周”期間與山東大學和山東師範大學的對話錄，發表時間與《古船》的出版間隔了七八年；而且《古船》在山東方面的首發式，也在濟南的大學區舉行。從時間的延續中、我的文字的變化中，正可互為印證和説明。
我自認為創作是自然和必然的延長，我並無質的改變，更沒有隨着世俗的要求而背離什麼。昨天是今天的根據，今天也會是昨天的證明。
敍事性作品與“言論”的關係，絕不像有人認為的那麼對立和不同。它們僅有的一點不同只是形式上的。它們血源既同，其餘即可不計。
我相信魯迅先生的話：從血管裏流出來的都是血。
我們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像流血般地寫作，這是過分的苛求嗎？
是苛求，也是一種基本的要求。
我不認為作家應該或必須是一位“小説家”──這個近乎常識的理解在今天卻被越來越多的文學人士混淆了。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將作家“等同於”小説家。這種混淆是非常不幸的。
“小説家”可以用通俗的、敍事的形式來傳遞心靈的那一份愛，來播撒心靈的聲音；也可以僅僅講一些合口入耳的故事。
而作家就不同了。人們有理由要求作家綜合出更多、更新的東西。所以作家是人類的發聲器官，他發聲，他才有美，有真，有力量，有不絕的繼承。
他們善意地要求我好好作一個“小説家”，是我所不能聽從的。我這兒，永遠也不會將敍事作品看得一定高於其它形式的作品。因為我只尊崇人的勞動、人的靈魂。
對於一個人而言，文學絕不僅僅是被藝術化了的文字組合。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真正的作家才能提筆寫出屬於他自己的第一行敍事作品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
【古船】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