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資料中知道，渤海國是當時東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響最大，因此也是最先進的一個自治藩國。可以想象，剛剛從一種比較原始的遊牧生態走過來的部落，要不要接受當時也許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會經歷一番長期而艱苦的鬥爭的。翻來覆去鬥爭了好多年，終於以先進戰勝保守，以文明戰勝落後，在大仁秀時期（817—830）達到鼎盛，世稱“海東盛國”，其首都與唐朝長安一東一西地並立於世。但是，切莫樂觀，先進真的戰勝了保守嗎？文明真的戰勝了落後嗎？未必。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搬到社會歷史上來常常碰壁。“海東盛國”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圍人們的忌恨了，它與唐朝的親密交往也太讓別的遊牧部落看不慣了，它所彙集的財富太讓人眼紅了，它擁擠的街市太能夠刺激別人的佔領欲了，它播揚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別人要來吞食它的野心了，於是，它最強盛的時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時期，千萬不要為萬眾瞻仰而高興，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嚴重的危機已在那裡埋伏。
大仁秀時期才過去100年，公元926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像是一出有聲有色的戲突然來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尾，但仔細一想，這個結尾卻也是合乎邏輯的。
既然擁有如此強大的盛唐文明，怎麼還會被遊牧民族所滅呢？提出這個問題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種文明在最粗淺的層面上是無法與野蠻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會頻頻出現。遙遠的唐朝有時可以在實力上幫點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經歷著複雜的內部鬥爭，後來自己也滅亡了，怎麼幫得上呢？因此，渤海國中主張接受盛唐文明的先進分子註定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而唐朝卻又不會把他們看作自己人。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唐玄宗派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得把幾個外交官處分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於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眼。
（參見《資治通鑑》卷二—三）司馬光說得很好，但這位歷史學家應該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者，至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價。那位叫做大門藝的弟弟只能在長安城裡躲躲藏藏，他為故鄉都城的文明而奮鬥，但故鄉的都城卻容不了他。後來，渤海國由於自身的改朝換代進一步走向了文明，但這樣一來渤海國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單，走向脆弱，走向無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