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面對一種宏大的文化，就像一個小孩面對一座大山。儘管住在山腳下，天天看見它，但要真正瞭解它，幾乎不可能。這是因為，它的悠久歷史，與小孩的年歲構不成平等的對話；它的驚人體量，與小孩的軀體形不成合理的互視。
只有極小的可能，這個小孩在經歷了殘酷的磨鍊之後，在一個極為安靜又極為孤獨的境遇中，開始對家門口的大山重新打量、重新猜測、重新感悟、重新發現。
我對中國文化史的重新打量，就發生在一個特殊的年月，一個特殊的地方。我將用“猜測黃帝”、“感悟神話”、“發現殷墟”三個話題，來表述我在近乎偶然的情況下突然對家門口的大山深感驚訝、開始探尋的過程。
一
那天夜裡，風雨實在太大，大到驚心動魄。
是颱風嗎？好像時間還早了一點。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麼大的風雨，又是在夜間，心裡感覺比什麼級別的颱風都要恐怖。
我知道這山上沒有人住。白天偶爾有一些山民上來，但說是山民，卻都住在山腳下。因此，在這狂風暴雨的渦旋中，我徹底孤單。蔓延無際的林木這時候全都變成了黑海怒濤，它們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間所有暴力的體現者和響應者，都在盡著性子奔湧咆哮、翻卷肆虐。
沒有燈火的哆嗦，沒有野禽的呻吟，沒有緩釋的跡象，沒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沒有了，甚至懷疑，朗朗麗日下的風輕雲淡，也許只是一個奢侈的夢影？
這個時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萬年前的先民。他們在草澤荒灘上艱難邁步的時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風暴雨的深夜。因為，這是生存的懸崖，也是毀滅的斷壁，不能不全神貫注，觸目驚心。對於平日的尋常氣象、山水風景，他們也有可能淡淡地了上兩眼，卻還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順著這個思路想開去了，一下子跳過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兩漢，來到了史前。狂風暴雨刪去了歷史，讓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與人對峙的洪荒時代。很多畫面交疊閃現，我似乎在畫面裡，又似乎不在。有幾個人有點臉熟，仔細一看又不對……
——這時，我已經漸漸睡著了。
等我醒來時聽到了鳥聲，我知道，風雨已經過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說過，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蔣介石的一個隱秘藏書樓。原來叫“中正圖書館”，一九四九年之後當然廢棄了，卻沒有毀壞，摘下了牌子，關閉了門窗，由一位年邁的老大爺看守著。老大爺在與我進行過一次有關古籍版本的談話後，如遇知音，允許我可以任意閱讀藏書樓裡所有的書。我認真瀏覽了一遍，已經把閱讀重點放在《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和《東方雜誌》上。
由於一夜的風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葉斷枝。空氣特別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後放好買來的乾糧，又提著一個小小的鐵皮桶到溪邊打了一桶山泉水回來，便靜靜地坐著，等待老大爺上山，打開藏書樓的大門。
二
與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國總是互相遠征、互毀文明的情形不同，歷代中國人內戰再激烈，也只是為了爭奪對華夏文明的正統繼承權，因此無論勝敗都不會自毀文明。即便是周邊地區的遊牧群落入主中原，也遲早會成為華夏文明中的一員。
這麼一想，我潛跡半山的生活立即變得純淨。當時山下的形勢還十分險惡，我全家的災難仍然沒有解除。但我的心態變了，好像層層疊疊的山坡、山樹、山嵐一齊拽著我蹬開了山下的渾濁喧囂，使我飄然升騰。一些看似空泛不實的大課題浮現在眼前，而且越來越讓我感受到它們的重要性。
例如，什麼是華夏文明？什麼是炎黃子孫？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我當時想，什麼時候世道靖和，我會下山，去瞻仰一些歷史遺址。因為正是那些地方，決定了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此刻在山上，只能邊讀古籍邊遙想，讓心靈開始絆絆地旅行。
我在早晨輕輕自語：黃帝，對，還是從五千年的黃帝開始，哪怕是猜測。
三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可見早在《淮南子》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做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做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鑑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史記》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歷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歷史上限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歷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歷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做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著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歷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歷來喜歡把故事當做歷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侷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著讓人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Schliemann）從一八七○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Evans）一九○○年對於克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里特島上發掘克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這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歷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的歷史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覆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確實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從那裡找到了淵源，有的學者已經斷言那是“人類文明唯一的起點”。那麼，華夏文明為什麼不是呢？
連中國一些很著名的學者也被這種思潮裹卷，而且又從中國古籍中提供一些“證據”。例如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等都是。當時的一份《國粹學報》就發表過好幾篇這樣的文章。讓我驚訝的是，大學問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種姓篇》中贊成了外來說。
設想都非常開放，理由都有點勉強，往往是從一些古代中外名詞在讀音上的某些相近來做出大膽的推斷。例如章太炎認為中國的“葛天”，很可能是“加爾特亞”的轉音；黃節認為中國的“盤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轉音；劉師培認為中國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轉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比較過分的是丁謙，他斷言華夏文明早期創造的一切，巴比倫文明都已經有了，包括天文、曆法、數學、井田制、服飾、器用都來自那裡。連文字也是，因為據說八卦圖像與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有點相似。有的學者甚至憑著想象把巴比倫文明傳入華夏大地的路線圖都畫出來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間還發生爭論，就像兩個睡在同一個屋子裡的人用夢話爭吵了起來。例如丁謙認為，把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帶頭人是盤古，而章鴻釗則認為是黃帝。理由之一是，莊子說過黃帝登崑崙之上，而崑崙山正好是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必經中介。
不應該責怪這些學者“數典忘祖”。他們突然受到世界宏觀思維的激勵，試圖突破千年傳統觀念探索華夏文明的異域源頭，這並不影響他們對華夏文明的熱愛。他們中有的人還是傑出的愛國人士。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論述暴露了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嚴重缺乏實證材料，卻又好做斷語。即便有一點“實證”，也是從文本到文本的跳躍式比照，頗多牽強附會。若要排除這種牽強附會，必須有一種“證偽”機制，即按照幾個基本程序證明偽之為偽，然後方知真之為真。這些斷言華夏文明來自巴比倫的學者，在自己的思維中從來就缺少這種逆向的證偽習慣，因此聽到風就是雨了，而且是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實物證據，不斷地證明著這片土地上文明發生的獨立根脈。我還朦朧記得，好像是地質學家翁文灝吧，發表文章闡述遠古大洪水所沉積的黃土與大量舊石器時代文物的關係，證明黃河流域也有過舊石器時代，與西方的舊石器時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書樓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標題，現在記不起來了。
有過了“疑古”、“外來”這兩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們就可以重新檢視史料記載，對黃帝時代做出比較平穩的猜測了。
看管半山藏書樓的老大爺已經連續問了我三次：“這麼艱深的古書，這麼枯燥的雜誌，你那麼年輕，怎麼有耐心幾個月幾個月地看下去？”
前兩次我只是笑笑，等到問第三次時，我做了回答。
我說：“大爺，只要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大疑問，看古往今來的相關爭論，然後加入自己的判斷和猜測，這就像看一場長長的球賽，看著看著自己也下場了，非常有趣。”
其實，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學術路線。
四
我當時對黃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線條的，因為半山藏書樓雖然有不少書籍，但畢竟有限。
黃帝，是華夏民族實現第一次文明騰躍的首領。在這之前，中國大地還處於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後代就把各項文明的開創之功都與他聯繫在一起，貼附在他身上，並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這並不是說，華夏文明由他開始，而只是說，決定華夏文明之成為華夏文明的那個關鍵歷史階段，以他為代表。
黃帝出生在哪裡？肯定不是巴比倫，而是在黃河流域。在黃河流域哪一段？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為他的部落一直在戰爭中遷徙，所謂“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有關黃帝出生地的說法倒是有好幾種，牽涉到現在從甘肅到山東的很多省。經過仔細比較，陝西、河南兩地似乎更有說服力。而我個人則傾向於河南新鄭，那裡自古就有“軒轅之丘”、“有熊氏之墟”。黃帝號“軒轅氏”，又號“有熊氏”，可以對應起來。
黃帝有一個“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歷來有不少人認為炎帝就是神農氏，但也有人說他只是神農氏時代的最後一位首領。炎帝好像出生在陝西，後來也到河南來了，並且延伸到了長江流域。
黃帝和炎帝分別領導的兩個部落，在當時是最顯赫的。
炎帝的主要業績比較明確，那就是農業。他帶領人們從採集野果、捕魚打獵的原始生態，進入到農業生態，開始種植五穀菜蔬，發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農具。他也觸及了製陶和紡織，還通過“嘗百草”而試驗醫藥。顯然，炎帝為這片土地的農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相比之下，黃帝的業績範圍就擴大了很多。除了農業，還製作舟車、養蠶抽絲、制玉、做兵器，並開始採銅，發明文字和曆法。
由此做出判斷，黃帝應該比炎帝稍稍晚一點。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黃帝可以有多餘的財富來做一些文明等級更高的事情了。這樣，後來他們發生軍事對峙，也就各自代表著前後不同的歷史痕跡。簡單說來，黃帝要比炎帝進步一點。所謂“軒轅之時，神農世衰”，就傳達了這樣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平和務實，厚德載物；而黃帝則氣吞山河，懷抱千里。
據《商子》記載，在炎帝的部落裡，“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於王”。這實在是一個讓後人永遠嚮往的太平世道。《莊子》也有記載，說那個時期“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按《莊子》的說法，那還是一個“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其實，從其他種種跡象判斷，那已經是一個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時代。
黃帝就不一樣了。男性的力量大為張揚，溫柔的平靜被打破，試圖追求一種更加宏大的平衡。《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習用干戈”，“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儼然是一位騎在戰馬上俯瞰原野的偉大首領。
黃帝所達到的高度，使他產生了統治其他部落的雄心。這在大大小小各個部落互相殺伐的亂局中，是一種自然心理。而且，從我們今天的目光看去，這也是一種歷史需要。
大量低層次的互耗，嚴重威脅著當時還極為脆弱的文明底線，因此急於需要有一種力量來結束這種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續。於是，鴻蒙的聲音從大地深處傳出：王者何在？
這裡所謂的“王者”，還不是後世的“皇帝”，而是一種不追求個人特權，卻能感召四方、平定災禍的意志力。但是，這種意志力在建立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無數障礙，其中最大的障礙，往往是與自己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強者。對黃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較高，也曾收服過周邊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認為自己的部屬必須服從黃帝。
就自身立場而言，這種“保境安民”的思維並沒有錯，但就整體文明進程的“大道”而言，卻成了阻力。而且，在這個時候他的部落已經開始衰落。
黑格爾說世上最深刻的悲劇衝突，雙方不存在對錯，只是兩個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雙方都很偉大和高尚，但各自為了自己的偉大和高尚，又都無法後退。
黃帝和炎帝，華夏文明的兩位主要原創者，我們的兩位傑出祖先，終於成了戰爭中的對手。
作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拉不住他們的衣袖。他們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稱“炎黃子孫”的我們十分尷尬。說時遲那時快，他們已經打起來了。
不難想象，長年活動在田野間的農具發明家炎帝必然打不過一直馳騁在蒼原上的強力拓展者黃帝。這個仗打得很慘。
慘到什麼程度？只知道，從此中國語文中出現了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用語：“血流漂杵。”杵，舂糧、捶衣的圓木棒。戰場上流血太多，把這樣的圓木棒都漂浮起來了，那是什麼樣的場面！
這場戰爭出現在中國歷史的入場口，具有宏大的哲學意義。它告訴後代，用忠奸、是非、善惡來概括世上一切爭鬥，實在是一種太狹隘的觀念。很多最大的爭鬥往往發生在文明共創者之間。如果對手是奸佞、惡棍，反倒容易了結。長期不能了結的，大多各有莊嚴的持守。
遺憾的是，這個由炎黃之戰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領會，因此歷來總把一部部難於裁斷的傷痛歷史，全然讀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黃帝勝利後，他需要解釋這場戰爭，尤其是對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對於死亡了的炎帝動用了一個可重可輕的概念：無道。至少在當時大家都明白，這不是說炎帝沒有道德，而是說炎帝沒有接受黃帝勇任王者的大道。
這種說法延續了下來。賈誼的《新書·益壤》記載：
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這樣的記載猛一讀，會對炎帝產生負面評價，其實是不公平的。
這裡所說的涿鹿之野，應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後來黃帝戰勝蚩尤的地方。黃帝戰勝蚩尤的事，另是一番壯闊的話題。我的《山河之書》中有一篇《蚩尤的後代》，寫到了這件事。
五
黃帝相繼戰勝炎帝和蚩尤之後，威震中原，各方勢力“鹹尊軒轅為天子”。原來炎帝的部落與黃帝的部落地緣相近，關係密切，很自然地組成了“炎黃之族”。這中間其實還包含著蚩尤和其他部落的文明。後來，各地各族的融合進一步加大加快，以血緣為基礎的原始部落逐漸被跨地域的部落聯盟所取代，出現了“華夏大族”的概念。
“華夏”二字的來源，說法很多。章太炎認為是從華山、夏水而來。而有的學者則認為“華”是指河南新鄭的華陽，“夏”的本義是大，意謂中原大族，連在一起可理解為從華陽出發的中原大族。也有學者認為“華”的意義愈到後來愈是擺脫了華山、華陽等具體地名，而是有了《說文》裡解釋的形容意義：“華，榮也。”那麼，“華夏”也就是指“繁榮的中原大族”。
這就遇到歷史地理學、語言文字學和社會心理學之間的不同座標了。因各有其理，可各取所需，也可兼收並採。
黃帝之後，便是著名的堯、舜、禹時代。
這三位部落聯盟的首領，都擁有高尚的道德、傑出的才能、輝煌的業績，因此也都擁有了千古美名。在此後的歷史上，他們都成了邈遠而又高大的人格典範，連惡人歹徒也不敢詆譭。原因是，他們切切實實地發展了黃帝時代開創的文明事業，有效地抗擊了自然災害，推進了社會管理制度，使華夏文明更加難於傾覆了。
由於社會財富的積累、利益爭逐的加劇，權力性質發生了變化。英雄主義的無私首領，不能不演變為巨大利益的執掌者。終於，大禹的兒子建立了第一個君位世襲的王朝——夏。
君王世襲制的建立，很容易被激進的現代學人詬病，認為這個曾經為了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終於要安排子孫把財富和權力永遠集中在自家門內，成為“家天下”。其實，這是在用現代小農思維和市民心理貶低遠古巨人。
一種重大政治制度的長久建立，大多是當時當地生產力發展和各種社會需要的綜合成果，而不會僅僅出於個人私慾。否則，為什麼人類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都會必然地進入帝國時代？
部落首領由誰繼位，這在大禹的時代已成了一個極為複雜險峻、時時都會釀發戰禍的沉重問題。選擇賢者，當然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是，誰是賢者？哪一個競爭者不宣稱自己是賢者？哪一個族群不認為自己的頭目是賢者？
在這種情況下，鑑定賢不賢的機制又在哪裡？這種機制是否公平，又是否有效？如果說，像大禹這樣業已建立了“絕對權威”的首領可以替代鑑定機制，那他會不會看錯？如果壯年時代不會看錯，那麼老了呢？病了呢？精神失控了呢？退一萬步說，他永遠不會看錯，那麼，在他離世之後又怎麼辦？他的繼位者再做選擇的時候，會不會因為缺少權威而引起紛爭？當紛爭一旦燃燒為戰火，誰還會在乎部落？誰還會在乎聯盟？當一切都不在乎的時候，文明何在？蒼生何在？……
這一系列問題，人類是在經歷了幾千年的摸索之後才漸漸找到出路的，但直到今天，任何一條出路仍然無法適合不同的地域。因此，要大禹在四千多年前眼看禪讓選賢的辦法已經難於繼續的時候立即找到一個有效的民主選拔制度，是顛倒歷史的幻想。
在大禹看來，與其每次選拔都會引發一場腥風血雨，還不如找一條能夠堵住太多野心的小路，那就是世襲。世襲中也會有爭奪，但規模總要小得多，與蒼生關涉不大。高明的大禹當然不會不知道，兒孫中必有不良、不肖、不才之輩，將會辱沒自己的家聲和王朝尊嚴，也會給他們自己帶來災禍。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或許，可以通過強化朝廷的輔佐力量和行政機制來彌補？總而言之，這是在文明程度還不高的時代，為了防止無休無止的權力爭奪戰而做出的無奈選擇。
不管怎麼說，在當時，夏朝的建立是華夏文明的一個新開端。從現代世界判斷文明程度的一些基本標準，例如是否擁有文字、城市、青銅器、祭祀來看，華夏文明由此邁進了一個極重要的門檻。
時間，大概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從此，“茫茫禹跡，劃為九州。”
傳說時代結束了。
六
讀完半山藏書樓裡有關傳說時代的資料，已是夏天。山上的夏天早晚都不炎熱，但在中午完全沒風的時候，整座山就成了一個大蒸籠，恍惚中還能看到蒸氣像一道道刺眼的小白龍在向上遊動。
一動不動地清坐著，還是渾身流汗。我怕獨個兒中暑，便赤膊穿一條短褲，到住所不遠處的一條小溪邊，捧起泉水洗臉洗身子，頓時覺得渾身清爽。但很快又倉皇了，因為草叢中竄出一大群蚊子，叮上我了。小時候在家鄉只知道蚊子是晚上才出來的，沒想到在山上沒有這個時間界限。
我趕緊返回，蚊子還跟著。我奔跑幾步，蚊子跟不上了，但也許是我身上全是泉水和汗水，滑滑的，蚊子叮不住。
我停下腳步，喘口氣。心想，不錯，四千一百多年前，傳說的時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