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為中國人，一輩子要承受數不盡的苦惱、憤怒和無聊。但是，有幾個因素使我不忍離開，甚至願意下輩子還投生中國。
其中一個，就是唐詩。
這種說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認同。不少朋友會說：“到了國外仍然可以讀唐詩啊，而且，別的國家也有很多好詩！”
因此，我必須對這件事情多說幾句。
我心中的唐詩，是一種整體存在。存在於“羌笛孤城”裡，存在於“黃河白雲”間，存在於“空山新雨”後，存在於“潯陽秋瑟”中。只要粗通文墨的中國人一見相關的環境，就會立即釋放出潛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一切捲入詩境。
心中的意象是從很小的時候就潛藏下來的。也許是父母吟誦，也許是老師領讀，反正是前輩教言中最美麗的一種。父母和老師只要以唐詩相授，也會自然地消除輩分界限，神情超逸地與晚輩一起走進天性天籟。
於是，唐詩對中國人而言，是一種全方位的美學喚醒：喚醒內心，喚醒山河，喚醒文化傳代，喚醒生存本性。
而且，這種喚醒全然不是出於抽象概念，而是出於感性形象，出於具體細節。這種形象和細節經過時間的篩選，已成為一個龐大民族的集體敏感、通用話語。
有時在異國他鄉也能見到類似於“月落烏啼”、“獨釣寒江”那樣的情景，讓我們產生聯想，但是，那種依附於整體審美文化的神秘詩境卻不存在。這就像在遠方發現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雖有一時的喜悅，但略加端詳卻深感失落。失落了什麼？失落了與生命緊緊相連的全部呼應關係，失落了使自己成為自己的那份真實。
當然，無可替代並不等於美。但唐詩確實是一種大美，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一讀，都能把心靈提升到清醇而又高邁的境界。回頭一想，這種清醇、高邁本來就屬於自己，或屬於祖先秘傳，只不過平時被大量瑣事掩埋著。唐詩如玉杵叩扉，叮叮噹噹，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開了，讓我們看到一個非常美好的自己。
這個自己，看似稀鬆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遙遠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觀察、最精細的傾聽、最仁愛的同情、最灑脫的超越。
這個自己，看似俗務纏身，居然也能與高山共俯仰、與白雲同翻卷、與滄海齊陰晴。
這個自己，看似學歷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麼優雅的節奏、那麼鏗鏘的音韻、那麼華貴的文辭。
這樣一個自己，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會是稀有的，但由於唐詩，在中國卻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態存在。
正是這個原因，我才說，怎麼也捨不得離開產生唐詩的土地，甚至願意下輩子還投生中國。
我也算是一個走遍世界的人了，對國際間的文化信息並不陌生，當然知道處處有詩意，不會在這個問題上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泥坑。但是正因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做出一個公平的判斷：就像中國人在宗教音樂和現代舞蹈上遠遠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樣，唐詩是人類在古典詩歌領域的巍峨巔峰，很難找到可以與它比肩的對象。
二
很多文學史說到唐詩，首先都會以詩人和詩作的數量來證明，唐代是一個“詩的時代”。
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應該明白，數量不是決定性因素。這正像，現在即使人人去唱卡拉OK，也不能證明這是一個“音樂的時代”。
若說數量，我們都知道的《全唐詩》收詩四萬九千多首，包括作者兩千八百餘人。當然這不是唐代詩作的全部，而是歷時一千年後直到清代還被保存著的唐詩，卻仍然是蔚為大觀。《全唐詩》由康熙皇帝寫序，但到了乾隆皇帝，他一人寫詩的數量已經與《全唐詩》差不多。因為除去他的《樂善堂全集》、《御製詩餘集》、《全韻詩》、《圓明園詩》之外，在《晚晴簃詩匯》中據說還有四萬一千八百首。如果加在一起，真會讓一千年前的那兩千八百多個作者羞愧了。只不過，如果看質量，乾隆能夠拿得出哪一首來呢？
寬泛意義上的寫詩作文，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任何已經學會造句的人只要放得開，都能隨手塗出一大堆。直到今天我們還能經常看到當代很多繁忙的官員出版的詩文集，在字數、厚度和裝幀上幾乎都能超過世界名著，而且聽說他們還在繼續高產，勸也勸不住。這又讓我想起了乾隆。他如此著魔般地寫詩，滿朝文武天天喝彩，後來終於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員大膽上奏，勸他不必以寫詩來呈現自己的治國才能。乾隆一看，立即又冒出了一首絕句——
慎修勸我莫為詩，我亦知詩不可為。
但是幾餘清宴際，卻將何事遣閒時？
對此，今人錢鍾書諷刺道，李慎修本來是想拿一點什麼東西去壓壓乾隆寫詩的欲焰的，沒想到不僅沒有壓住，連那東西也燒起來了，反而增加了一蓬火。
從這蓬火，我們也能看到乾隆的詩才了。但平心而論，乾隆的詩才雖然不濟，卻也比現在很多官員的詩作清順質樸一點。
說唐詩時提乾隆，好像完全不能對應，但這不能怪我，誰叫這位皇帝要以自己一個人的詩作數量來與《全唐詩》較量呢！
其實，唐詩是無法較量的，即便在宋代，在一些傑出詩人手中也已經不能了。
這是因為，唐代詩壇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風，連憂傷都是浩蕩的，連曲折都是透徹的，連私情都是乾爽的，連隱語都是靚麗的。這種氣象，在唐之後再也沒有完整出現，因此又是絕後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氣象，被幾位真正偉大的詩人承接併發揮了，成為一種人格，向歷史散發著綿綿不絕的溫熱。
三
論唐詩，首先當然是李白。
李白永遠讓人感到驚訝。我過了很久才發現一個秘密，那就是，我們對他的驚訝，恰恰來自於他的驚訝，因此是一種驚訝的傳遞。他一生都在驚訝山水、驚訝人性、驚訝自己，這使他變得非常天真。正是這種驚訝的天真，或者說天真的驚訝，把大家深深感染了。
我們在他的詩裡讀到千古蜀道、九曲黃河、瀑布飛流時，還能讀到他的眼神，幾分惶恐，幾分驚歎，幾分不解，幾分發呆。首先打動讀者的，是這種眼神，而不是景物。然後隨著他的眼神打量景物，才發現景物果然那麼奇特。
其實，這時讀者的眼神也已經發生變化，李白是專門來改造人們眼神的。歷來真正的大詩人都是這樣，說是影響人們的心靈，其實都從改造人們的感覺系統入手。先教會人們怎麼看、怎麼聽、怎麼發現、怎麼聯想，然後才有深層次的共鳴。當這種共鳴逝去之後，感覺系統卻仍然存在。
這樣一個李白，連人們的感覺系統也被他改造了，總會讓大家感到親切吧？其實卻不。他拒絕人們對他的過於親近，願意在彼此之間保持一定程度的陌生。這也是他與一些寫實主義詩人不同的地方。
李白給人的陌生感是整體性的。例如，他永遠說不清楚自己的來處和去處，只讓人相信，他一定來自誰也不知道的遠處，一定會去誰也不知道的前方，他一定會看到誰也無法想象的景物，一定會產生誰也無法想象的筆墨……
他也寫過“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樣可以讓任何人產生親切感的詩句，但緊接著就產生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既然如此思鄉，為什麼永遠地不回家鄉？他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擁有足夠的自由，偶爾回鄉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這位寫下“中華第一思鄉詩”的詩人執意要把自己放逐在異鄉，甚至不讓任何一個異鄉真正親切起來，稍有親密就拔腳遠行。原來，他的生命需要陌生，他的生命屬於陌生。
為此，他如不繫之舟，天天在追趕陌生，並在追趕中保持驚訝。但是，詩人畢竟與地理考察者不同，他又要把陌生融入身心，把他鄉擁入懷抱。幫助他完成這種精神轉化的第一要素，是酒。“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都道出了此間玄機。幫助他完成這種精神轉化的第二要素，那就是詩了。
對於朋友，李白也是生中求熟、熟中求生的。作為一個永遠的野行者，他當然很喜歡交朋友。在馬背上見到迎面而來的路人，一眼看去好像說得上話，他已經握著馬鞭拱手行禮了。如果談得知心，又談到了詩，那就成了兄弟，可以吃住不分家了。他與杜甫結交後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地步，可見一斑。
然而，與杜甫相比，李白算不上一個最專情、最深摯的朋友。剛剛道別，他又要亟亟地與奇異的山水相融，並在那些山水間頻頻地馬背拱手，招呼新的好兄弟了。他老是想尋仙問道，很難把友情作為穩定的目標。他會要求新結識的朋友陪他一起去拜訪一個隱居的道士。發現道士已經去世，便打聽下一個值得拜訪的對象，倒也並不要求朋友繼續陪他。於是，又一番充滿詩意的告別，雲水依依，帆影渺渺。
歷來總有人對李白與杜甫的友情議論紛紛，認為杜甫寫過很多懷念李白的詩，而李白則寫得很少。也有人為此做出解釋，認為李白的詩失散太多，其中一定包括很多懷念杜甫的詩。這是一種善良的願望，而且也有可能確實是如此。但是，應該看到，強求他們在友情上的平衡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畢竟是相當不同的兩種人。雖然不同，卻並不影響他們在友情領域的同等高貴。
這就像大鵬和鴻雁相遇，一時間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在它們分別之後，鴻雁不斷地為這次相遇高鳴低吟，而大鵬則已經悠遊於南溟北海，無牽無礙。差異如此之大，但它們都是長空偉翼、九天驕影。
四
李白與杜甫相遇是在公元七四四年。那一年，李白四十三歲，杜甫三十二歲，相差十一歲。
很多年前我曾對這個年齡產生疑惑，因為從小讀唐詩時一直覺得杜甫比李白年長。李白英姿勃發，充滿天真，無法想象他的年老；而杜甫則溫良醇厚，恂恂然一長者也，怎麼可能是顛倒的年齡？由此可見，藝術風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調，會在讀者心目中對換成不同的年齡形象。這種年齡形象，與實際年齡常常有重大差別。
事實上，李白不僅在實際年齡上比杜甫大十一歲，而且在詩壇輩分上整整先於杜甫一個時代。那就是，他們將分別代表安史之亂之前和之後兩個截然不同的唐朝。李白的佳作，在安史之亂之前大多已經寫出，而杜甫的佳作，則主要產生於安史之亂之後。
這種隔著明顯界碑的不同時間、身份，使他們兩人見面時有一種異樣感。李白當時已名滿天下，而杜甫還只是嶄露頭角。杜甫早就熟讀過李白的很多名詩，此時一見真人，崇敬之情無以言表。一個取得巨大社會聲譽的人往往會有一種別人無法模仿的輕鬆和灑脫，這種風範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讓他加倍地神采飛揚。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這種神采的，因此他一時全然著迷，被李白的詩化人格所裹卷。
李白見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他歷來不太懂得識人，經常上當受騙，但那是在官場和市井。如果要他來識別一個詩人，他卻很難看錯。即便完全不認識，只要吟誦幾首、交談幾句，便能立即做出判斷。杜甫讓他驚歎，因此兩人很快成為好友。他當然不能預知，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將與他一起成為執掌華夏文明詩歌王國數千年的王者之尊而無人能夠覬覦；但他已感受到，無法阻擋的天才之風正撲面而來。
他們喝了幾通酒就騎上了馬，決定一起去打獵。
他們的出發地也就是他們的見面地，在今天河南省開封市東南部，舊地名叫陳留。到哪兒去打獵呢？向東，再向東，經過現在的杞縣、睢縣、寧陵，到達商丘；從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東地界，當時有一個大澤溼地，這便是我們的兩位稀世大詩人縱馬打獵的地方。
當時與他們一起打獵的，還有著名詩人高適。高適比李白小三歲，屬於同輩。這位能夠寫出“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這種慷慨佳句的詩人，當時正在這一帶“混跡漁樵”、“狂歌草澤”。也就是說，他空懷壯志在社會最底層艱難謀生、無聊晃悠。我不知道他當時熟悉杜甫的程度，但一聽到李白前來，一定興奮萬分。這是他的土地，溝溝壑壑都瞭然於心，由他來陪獵，再合適不過。
擠在他們三人身邊的，還有一個年輕詩人，不太有名，叫賈至，比杜甫還小六歲，當時才二十六歲。年齡雖小，他倒是當地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在這片大澤溼地北邊今天山東單縣的地方當著縣尉，張羅起來比較方便。為了他的這次張羅，我還特地讀了他的詩集——寫得還算可以，卻缺少一股氣，尤其和那天在他身旁的大詩人一比，就顯得更平庸了。賈至還帶了一些當地人來湊熱鬧，其中也有幾個能寫寫詩。
於是，一支馬隊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適，他帶路；接著是李白，他是馬隊的主角，由賈至陪著；稍稍靠後的是杜甫，他又經常跨前兩步與李白並駕齊驅；賈至帶來的那些人，跟在後面。
當時的那個大澤溼地，野生動物很多。他們沒走多遠就挽弓抽箭，揚鞭躍馬，奔馳呼嘯起來。高適和賈至還帶來幾隻獵鷹，這時也像閃電般躥入草叢。箭聲響處，獵物倒地，大家齊聲叫好，所有人的表情都不像此地沉默寡言的獵人，更像追逐嬉戲中的小孩。馬隊中，喊得最響的當是李白，而騎術最好的應該是高適。
獵物不少，大家覺得在野地架上火烤著吃最香最新鮮，但賈至說早已在城裡備好了酒席。盛情難卻，那就到城裡去吧。到了酒席上，幾杯酒下肚，詩就出來了。這是什麼地方啊，即席吟詩的不是別人，居然是李白和杜甫，連高適也只能躲在一邊了，真是奢侈至極。
近年來我頻頻去陳留、商丘、單縣一帶，每次都會在路邊長久停留，設想著那些馬蹄箭鳴、那些呼嘯驚叫。中國古代大文豪留下生命蹤跡的地方，一般總是太深切、太怨愁、太悲壯，那樣的地方我們見得太多了。而在這裡，只有單純的快樂，只有遊戲的勇敢，既不是邊塞，也不是沙場，好像沒有千年重訪的理由，但是，我懷疑我們以前搞錯了。
詩有典雅的面容，但它的內質卻是生命力的勃發。無論是詩的個體、詩的群體、詩的時代都是這樣。沒有生命力的典雅，並不是我們喜歡的詩。因此，詩人用馬蹄寫詩的曠野，實在可以看做被我們遺落已久的宏大課本。
詩人用馬蹄寫詩的地方也不少，但這兒，是李白、杜甫一起在寫，這如何了得！
我曾動念，認認真真學會騎馬，到那兒馳騁幾天。那一帶已經不是打獵的地方了，但是，總還可以高聲呼嘯吧？總還可以背誦他們的幾首詩作吧？
在那次打獵活動中，高適長時間地與李白、杜甫在一起，並不斷受到他們鼓舞，決定要改變一種活法。很快他就離開這一帶遊歷去了。
李白和杜甫從秋天一直玩到冬天。分手後，第二年春天又在山東見面，高適也趕了過來。不久，又一次告別；又一次重逢，那已經是秋天了。當冬天即將來臨的時候，李白和杜甫這兩位大詩人永久地別離了。
當時他們都不知道這是永訣，李白在分別之際還寫了“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的詩，但金樽再也沒有開啟。因此，這兩大詩人的交往期一共也只有一年多一點，中間還有不少時間不在一起。
世間很多最珍貴的友情都是這樣，看起來親密得天荒地老、海枯石爛了，細細一問卻很少見面。相反，半輩子坐在一個辦公室面對面的，很可能尚未踏進友誼的最外層門檻。
就在李白、杜甫別離的整整十年之後，安史之亂爆發。那時，李白已經五十四歲，杜甫四十三歲。他們和唐代，都青春不再。
仍然是土地、馬蹄，馬蹄、土地，但內容變了。
五
在巨大的政治亂局中，最痛苦的是百姓，最狼狽的是詩人。
詩人為什麼最狼狽？
第一，因為他們敏感，滿目瘡痍使他們五內俱焚；第二，是因為他們自信，一見危難就想按照自己的邏輯採取行動；第三，是因為他們幼稚，不知道亂世邏輯和他們的心理邏輯全然不同，他們的行動不僅處處碰壁，而且顯得可笑、可憐。
歷來總有一些中國文人隔著災禍大談“亂世應對學”、“危局維持學”、“藉故隱潛學”、“異己結盟學”、“逆境窺測學”、“敗勢翻盤學”，並把這一切說成是“中華謀略”、“生存智慧”。而且，因為世上總是苦惱的人多、失意的人多、無助的人多，這種談論常常頗受歡迎，甚至轟動一時。但是，這一切對真正的詩人而言毫無用處。他們聽不懂，也不想聽。這不是因為他們愚笨，而是因為他們在長期的詩人生涯中知道了人生的不同等級。降低了等級來察言觀色、上下其手，打死他們也不會。
他們確實“不合時宜”，但是，也正因這樣，才為人世間留下了超越一切“時宜”的靈魂，供不同時代的讀者一次次貼近。
安史之亂爆發前夕，李白正往來於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和安徽省的宣城之間。商丘當時叫梁苑，李白結婚才四年的第三任妻子住在那裡。安史之亂爆發時叛軍攻擊商丘，李白便帶著妻子南下逃往宣城，後來又折向西南躲到江西廬山避禍。
李白是一個深明大義之人，對安祿山企圖以血火爭奪天下的叛亂行徑十分痛恨。他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復，只恨自己不知如何出力。在那完全沒有傳媒、幾乎沒有通信的時代，李白在廬山的濃重雲霧間焦慮萬分。
當時的唐王朝，正在倉皇逃奔的荒路上。從西安逃往成都，半道上還出現了士兵譁變，唐玄宗被逼處死了楊貴妃。驚恐而又悽傷的唐玄宗已經很難料理政事，便對天下江山做了一個最簡單的分派：指令兒子李亨守衛黃河流域，指令另一個兒子李璘守衛長江流域。李亨已經被封為太子，李璘已被封為永王。李白躲藏的廬山，由李璘管轄。
李璘讀過李白的詩，偶爾得知他的藏躲處，便三次派一個叫韋子春的人上山邀請他加入幕府。所謂幕府，就是軍政大吏的府署，李璘是想讓李白參政，擔任政治顧問之類的角色。
李白早有建功立業之志，更何況在這社稷蒙難之時，當然一口答應。在他心目中，黃河流域已被叛軍糟踐，幫著永王李璘把長江流域守衛住是當務之急。然後，還要打到黃河流域去，“誓欲清幽燕”，“不惜微軀捐”。
既然這樣，李白立即下山就得了，為什麼還要麻煩韋子春三度上山來請呢？這是因為，李白的妻子不同意。李白的這位妻子姓宗，是武則天時的宰相宗楚客的孫女，很有政治頭腦。在她心目中，那麼有政治經驗的祖父也會因為不小心參與了一場宮廷角逐而被處死，仕途實在是不可預測。她並不懷疑丈夫參政的正義性，但幾年的夫妻生活已使她深知自己這位可愛的丈夫在政治問題上的弱點，那就是充滿理想而缺少判斷力、自視過高而缺少執行力。她所愛的，就是這麼一位天天只會喝酒、寫詩，卻又幻想著能像管仲、晏嬰、范蠡、張良那樣輔弼朝廷的丈夫，如果丈夫一旦真的要把幻想坐實，非壞事不可。
為此，夫妻倆發生了爭吵。拖延了一些時日，李白終於寫了《別內赴徵三首》，下山“赴徵”，投奔李璘去了。但是，離家的情景他一直記得：“出門妻子強牽衣……”
事實很快證明，妻子的擔憂並非多餘。李白確實分辨不了複雜的政局。
李璘固然接受了父親唐玄宗的指令，但那個時候他的哥哥李亨已經以太子的身份在靈武（在今天的寧夏）即位，成了皇帝（唐肅宗），並把父親唐玄宗尊為太上皇。悲悲慼慼的唐玄宗逃到了成都，他也是事後才獲知從遙遠的靈武傳來的消息，並不得不接受的。這個局面給李璘帶來了大麻煩。他正遵照父親的指令，為了平叛在襄陽、江夏一帶招兵買馬，並順長江東下，到達江西九江（當時叫潯陽），準備繼續東進。但是，他的哥哥李亨卻傳來旨令，要他把部隊順江西撤到成都，侍衛父親。李璘沒聽李亨的，還是東下金陵。李亨認為這是弟弟蔑視自己剛剛取得的帝位，故意抗旨，因此安排軍事力量逼近李璘，很快就打起來了。
這一打，引起了李璘手下將軍們的警覺。大將季廣琛對大家說，我們本來是為了保衛朝廷來與叛軍作戰的，怎麼突然之間陷入了內戰，居然與皇帝打了起來？這不成了另一種反叛？後代將怎麼評價我們？大家一聽，覺得有理，就紛紛脫離李璘，李璘的部隊也就很快潰散。李璘本人在逃亡中被擒殺。他的罪名，是反叛朝廷、圖謀割據。
這一下，李白蒙了。他明明是來參加征討叛軍，怎麼轉眼就成為另一支叛軍的一員？他明明是來輔佐唐王朝的至親的，怎麼轉眼這個至親變成了唐王朝的至仇？
軍人們都作鳥獸散了，而李白還在。更要命的是，在李璘幕府中他最著名，儘管他未必做過什麼。
於是，大半個中國都知道，李白上了“賊船”。
按照中國人的一個不良心理習慣，越是有名的人出了事，越是能激發巨大的社會興奮。不久，大家都認為李白該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所有的慷慨陳詞者，以前全是“李白迷”。
李白只能狼狽出逃。逃到江西彭澤時被捕，押解到了九江的監獄。妻子趕到監獄，一見就抱頭痛哭。李白覺得，自己最對不起的是妻子。
唐肅宗下詔判李白流放夜郎（在今天的貴州）。公元七五七年寒冬，李白與妻子在潯陽江邊泣別。一年多以後，唐肅宗因關中大旱而發佈赦令，李白也在被赦的範圍中。
聽到赦令時，李白正行經至夔州一帶，他欣喜莫名，立即轉身搭船，東下江陵。他在船頭上吟出了一首不知多少中國人都會隨口背誦的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快，快，快！趕快逃出連自己也完全沒有弄明白的政治泥淖，去追趕失落已久的詩情。追趕詩情也就是追趕自我，那個曾經被九州所熟悉、被妻子抱住不放的自我，那個自以為找到了卻反而失落了的自我。
這次回頭追趕，有朝霞相送，有江流作證，有猿聲鼓勵，有萬山讓路，因此，負載得越來越沉重的生命之船又重新變成了輕舟。
只不過，習習江風感受到了，這位站在船頭上的男子已經白髮斑斑。這年他已經五十八歲，他能追趕到的生命只有四年了。
在這之前，很多朋友都在思念他，而焦慮最深的是兩位老朋友。
第一位當然是杜甫。他聽說朝廷在議論李白案件時出現過“世人皆欲殺”的輿論，後來又沒有得到有關李白的音信，便寫了一首五律。詩的標題非常直白，叫做《不見》，自注“近無李白消息”。全詩如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
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第二位是高適。當初唐肅宗李亨下令向不聽話的弟弟李璘用兵，其中一位接令的軍官就是高適。那時正在李璘營帳中的李白，很快就知道了這個消息。
“高適？”十年前在大澤溼地打獵時的馬蹄聲，又在耳邊響起。
高適當然更早知道，自己要去征伐的對象中，有一個竟然是李白。他已經在馬背上苦惱了三天，擔心什麼時候在兵士們捆綁上來的一大群俘虜裡發現那張熟悉的臉，那該怎麼處理……
六
那麼，杜甫自己又怎麼樣了呢？
安史之亂前夕，杜甫剛剛得到一個小小的官職，任務是看守兵甲器械、管理門禁鑰匙。
讓一個大詩人管兵器和門禁，實在是太委屈了，但我總覺得這件事有象徵意義。上天似乎要讓當時中國最敏感的神經系統來直接體驗一下，赫赫唐王朝的兵器，如何對付不了動亂，巍巍長安城的門禁，如何阻擋不了叛軍。
畢竟，公元八世紀中葉的長安太重要了，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是這樣。當時全世界的頂級繁華要走向衰落，無人能夠阻擋，卻總要找到具有足夠資格的見證者。
最好的見證者當然是詩人。唐朝大，長安大，因此這個詩人也必須大。彷彿有冥冥中的安排，讓杜甫領到了那幾串銅鑰匙。
身在首都，又拿著那幾串銅鑰匙，當然要比千里之外的李白清醒得多。杜甫注視著天低雲垂、冷風撲面的氣象，知道會有大事發生。
叛軍攻陷長安後，杜甫很快就知道了李亨在靈武即位的消息。唐玄宗的時代已經變成了唐肅宗的時代，作為大唐官員，他當然要去報到。因此，他逃出長安城，把家人安置在鄜州羌村，自己則投入漫漫荒原，遠走靈武。
但是，叛軍的馬隊追上了杜甫和其他出逃者，將一眾押回長安。杜甫被當做俘虜囚禁起來。這種囚禁畢竟與監獄不同，叛軍也沒有太多的力量嚴密看守，杜甫在八個月後趁著夏天來到，草木茂盛，找了一個機會在草木的掩蔽下逃出了金光門。這個時候他已聽說，唐肅宗離開靈武到了鳳翔。鳳翔在長安西邊，屬於今天的陝西境內，比甘肅的靈武近得多了。杜甫就這樣很快找到了流亡中的朝廷，見到了唐肅宗。唐肅宗只比杜甫大一歲，見到眼前這位大詩人腳穿麻鞋，兩袖露肘，衣衫襤褸，有點感動，便留他在身邊任諫官，叫“左拾遺”。
對此，杜甫很興奮，就像李白在李璘幕府中的興奮一樣。
但是，不到一個月，杜甫就出事了，時間是公元七五七年舊曆五月。請注意，這也正是李白面臨巨大危機的時候。
兩位大詩人，同時在唐玄宗的兩位公子手下遇到危機，只是性質不同罷了。杜甫遇到的麻煩要比李白小一點，但同樣，都是因為詩人不懂政事。
杜甫的事，與當時唐肅宗身邊的一個顯赫人物——房琯有關。
房琯本是唐玄宗最重要的近臣之一，安史之亂髮生時跟從唐玄宗從長安逃到四川，是他建議任命李亨為天下兵馬元帥來主持平叛並收復黃河流域的。後來李亨在靈武即位後，又是由他把唐玄宗的傳國玉璽送到靈武，因此，李亨很感念他，對他十分器重。叛軍攻陷長安後，他自告奮勇選將督師反攻長安，卻大敗而歸，讓唐肅宗丟盡了臉面。此人平日喜歡高談虛論，因此就有賀蘭進明等人趁機挑撥，說房琯只忠於唐玄宗，對唐肅宗有二心。這觸到了唐肅宗心中的疑穴，便貶斥了房琯。
朝中又有人試圖追查房琯的親信，構陷了一個所謂“房黨”。杜甫是認識房琯的，而所謂“房黨”中更有一位曾與李白、杜甫、高適一起打獵的賈至。大家還記得，那時他在單縣擔任小小的縣尉，才二十六歲，現在也快到四十歲了。那天大澤溼地間的青春馬蹄，既牽連著今天東南方向李白和高適的對峙，又牽連著今天西北方向杜甫和賈至的委屈，當時奔馳呼嘯著的四個詩人，哪裡會預料到這種結果！
杜甫的麻煩來自他的善良，與司馬遷當年遇到的麻煩一樣，為突然被貶斥的人講話。他上疏營救房琯，說房琯“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希望皇上能“棄細錄大”。唐肅宗正在氣頭上，聽到這種教訓式的話語，立即拉下臉來，要治罪杜甫，“交三司推問”。
這種涉及最高權力的事，一旦成了反面角色，總是凶多吉少。幸好杜甫平日給人的印象不錯，新任的宰相張鎬和御史大夫韋陟站出來替他說情，說“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意思是，諫臣就是提意見的嘛，雖然口出狂言，也放過他吧。唐肅宗一聽也對，就叫杜甫離開職位，回家探親，後來又幾經曲折將其貶為華州司功參軍。賈至被貶為汝州刺史，而房琯本人，則被貶為邠州刺史。
華州也就是現在的陝西華縣。杜甫去時，只見到處鳥死魚涸，滿目蒿萊，覺得自己這麼一個被貶的草芥小官面對眼前的景象完全束手無策。既然如此，就不應該虛佔其位，杜甫便棄官遠走，帶著家屬到甘肅找熟人，結果飢寒交迫，又只得離開。他後來的經歷，可以用他自己的詩句來概括：“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公元七七○年冬天，杜甫病死在洞庭湖的船中，終年五十八歲。
杜甫一生幾乎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國大地被他看了個夠。他與李白很不一樣：李白常常意氣揚揚地佩劍求仙，一路有人接濟，而杜甫則只能為了妻小溫飽屈辱奔波，有的時候甚至像難民一樣不知夜宿何處。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創造了一種稀世的偉大。
那就是，他為蒼生大地投注了極大的關愛和同情。再小的村落，再窮的家庭，再苦的場面，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靜靜觀看，細細傾聽，長長嘆息，默默流淚。他無錢無力，很難給予具體幫助，能給的幫助就是這些眼淚和隨之而來的筆墨。
一種被關注的苦難就已經不是最徹底的苦難，一種被描寫的苦難更加不再是無望的泥潭。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文人，像杜甫那樣用那麼多詩句告訴全社會苦難存在的方位和形態，以及苦難承受者的無辜和無奈。因此，杜甫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完整的“同情語法”的創建者。後來中國文人在面對民間疾苦時所產生的心理程序，至少有一半與他有關。
人是可塑的。一種特殊的語法能改變人們的思維，一種特殊的程序能塑造人們的人格。中國文化因為有過了杜甫，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
在我看來，這是一件真正的大事。
與這件大事相關的另一件大事是，杜甫的善，全部經由美來實現。這是很難做到的，但他做到了。在他筆下，再苦的事、再苦的景、再苦的人、再苦的心，都有美的成分。他盡力把它們挖掘出來，使美成為苦的背景，或者使苦成為美的映襯，甚至乾脆把美和苦融為一體，難分難解。
試舉一個最小的例子。他逃奔被擒而成了叛軍的俘虜，中秋之夜在長安的俘虜營裡寫了一首思家詩。他在詩中想象：孩子太小不懂事，因此在這中秋之夜，只有妻子一人在抬頭看月，思念自己。妻子此刻是什麼模樣呢？他寫道：“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這寥寥幾字，把嗅覺、視覺、觸覺等感覺都調動起來了。為什麼妻子的鬢髮溼了？因為夜霧很重，她站在外面看月的時間長了，不能不溼；既然站了那麼久，那麼，她裸露在月光下的潔白手臂，也應該有些涼意了吧？
這樣的鬢髮之溼和手臂之寒，既是妻子的感覺，又包含著丈夫似幻似真的手感，實在是真切至極。當然，這種筆墨也只能極有分寸地迴盪在災難時期天各一方的夫妻之間，如果不是這樣的關係、這樣的時期，就會覺得有點膩味了。
我花這麼多筆墨分析兩句詩，是想具體說明，杜甫是如何用美來制伏苦難的。順便也讓讀者領悟，他與李白又是多麼不同。換了李白，絕不會那麼細膩、那麼靜定、那麼含蓄。
但是，這種風格遠不是杜甫的全部。“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這樣的詩句，連李白也要驚歎其間的浩大氣魄了。
杜甫的世界，是什麼都可以進入、哪兒都可以抵達的。你看，不管在哪裡，“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就是他的無限空間。
正因為這樣，他的詩歌天地包羅萬象、應有盡有。不僅在內容上是這樣，而且在形式、技法、風格上也是這樣。杜甫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既承接著他之前的一切，又開啟著他之後的一切。
人世對他，那麼冷酷，那麼吝嗇，那麼荒涼；而他對人世卻完全相反，竟是那麼熱情、那麼慷慨、那麼豐美。這就是杜甫。
十幾年前，日本NHK電視臺曾經花好幾天時間直播我和一群日本漢學家在長江的江輪上討論李白與杜甫。幾位漢學家對於應該更喜歡李白還是更喜歡杜甫的問題各有執持，天天都發生有趣的爭論。他們問我的意見，我說，我會以終生不渝的熱情一直關注著李白天使般的矯健身影，但是如果想在哪一個地方坐下來長時間地娓娓談心，然後商量怎麼去救助一些不幸的人，那麼，一定找杜甫，沒錯。
七
這篇文章本來是隻想談談李白、杜甫的，而且也已經寫得不短。但是，在說到這兩個人在安史之亂中的奇怪遭遇時，決定還要順帶說幾句另一位詩人，因為他在安史之亂中的遭遇也是夠奇怪的。三種奇怪合在一起，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一個重大的共同命題。
這個詩人，就是王維。在唐代詩人的等級排名上，把他與李白、杜甫放在一起也正合適。當然白居易也有資格與王維爭第三名，我也曾對此反覆猶豫過，因此在一次講課時曾對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藝術系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王維第三，白居易第四。尤其是女學生，特別喜歡王維。
王維與李白，生卒年幾乎一樣。好像王維比李白大幾個月，李白比王維又晚走一年。但在人生一開始，王維比李白得意多了。王維才二十歲就憑著琵琶演奏、詩歌才華和英俊外表而引起皇族讚賞，並獲得推薦而登第為官，而李白，直到三十歲還在終南山的客舍裡等待皇族接見而未能如願。
當李白終於失望於仕途而四處漫遊的時候，走上了仕途的王維卻受到了仕途的左右。當信任他的宰相張九齡被李林甫取代的時候，他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再加上喪母喪妻，王維從心中揮走了最後一絲豪情，進入了半仕半隱的清靜生態。在這期間，他寫了大量傳世好詩。
在朝廷同僚們眼中，這是一個下朝後匆匆回家的背影。在長安樂師們心中，這是一個源源不斷輸出頂級歌詞的秘庫。在後代文人的筆下，這是一個把詩歌、音樂、繪畫全都融化在手中並把它們一起推上高天的奇才。
安史之亂時王維本想跟著唐玄宗一起逃到成都去，但是沒跟上，被叛軍俘虜了。安祿山知道王維是大才子，要他在自己手下做官。一向溫文爾雅的王維不知如何反抗，便服了瀉藥稱病，又假裝自己的喉嚨也出了問題，發不出聲音了。安祿山不管，把他迎置於洛陽的普施寺中，並授予他“給事中”的官職，與他原先在唐王朝中的官職一樣。算起來，這也是要職了，負責“駁正政令違失”，相當於行政稽查官。王維逃過，又被抓回，強迫任職。
但是，這無論如何是一個大問題了。後來唐肅宗反攻長安得勝，所有在安祿山手下任偽職的官員，都成了被全國朝野共同聲討的叛臣孽臣，必判重罪，可憐的王維也在其列。
按照當時的標準，王維的“罪責”確實要比李白、杜甫嚴重得多。李白只是在討伐安祿山的隊伍中跟錯了人；杜甫連人也沒跟錯，只是為一位打了敗仗的官員說了話；而王維，硬是要算作安祿山一邊的人了。如果說，連李白這樣的事情都到了“世人皆欲殺”的地步，那麼，該怎麼處置王維？一想都要讓人冒冷汗了。
但是，王維得救了。
救他的，是他自己。
原來，就在王維任偽職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個事件。那天安祿山在凝碧宮舉行慶功宴，強迫梨園弟子伴奏。梨園弟子個個都在流淚，奏不成曲，樂工雷海青更是當場扔下琵琶，向著西方號啕痛哭。安祿山立即下令，用殘酷的方法處死雷海青。王維聽說此事，立即寫了一首詩，題為《聞逆賊凝碧池作樂》。“逆賊”二字，把他心中的悲憤都凝結了。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
這首詩，因為是出自王維之手，很快就悄悄地傳開了，而且還傳出城牆，一直傳到唐肅宗耳朵裡。唐肅宗從這首詩知道長安城對自己的期盼，因此在破城之後，下令從輕發落王維。再加上王維的弟弟王縉是唐肅宗身邊的有功之將，要求削降自己的官職來減輕哥哥的罪。結果，王維只是被貶了一下，後來很快又官復原職，再後來升至尚書右丞。
能夠傳出這麼一首詩，能夠站出來這麼一個弟弟，畢竟不是必然。因此，我們還是要為王維喊一聲：好險！
李白、杜甫、王維，三位巨匠，三個好險。由此足可說明，一切偉大的文化現象在實際生存狀態上，都是從最狹窄的獨木橋上顫顫巍巍走過來的，都是從最脆弱的攀崖藤上抖抖索索爬過來的。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煙消雲散。
三個人的危機還說明，如果想把不屬於文化範疇的罪名強加在文化天才身上，實在是易如反掌。而且，他們確實也天天給別人提供著這方面的把柄。他們的名聲又使他們的這些弱點被無限地放大，使他們無法逃遁。
他們的命運像軟麵糰一樣被老老少少的手掌隨意搓捏，他們的傻事像肥皂泡一樣被各種各樣的“事後諸葛亮”不斷吹大。在中國，沒有人會問，這些捏軟麵糰和吹肥皂泡的人，自己當初在幹什麼，又從何處獲得了折磨李白、杜甫、王維的資格和權力。
但是，不管什麼樣的手和嘴可以在這些人身上做盡一切，卻不能把這些人的文化創造貶低一分一毫。不必很久，“世人皆欲殺”的“世人”就都慢慢地集體轉向了。他們終於宣稱：他們的手，並沒有捏過軟麵糰，而是在雕塑大師；他們的嘴，並沒有吹過肥皂泡，而是在親吻偉人。
能夠這樣也就罷了，不管他們做過什麼，歷史留給他們的唯一身份不是別的，只是李白、杜甫、王維的同時代人。他們的後代將以此為傲，很久很久。
既然寫到了王維，我實在忍不住，要請讀者朋友們再一起品味一下大家都背得出的他的詩句。他的詩不必分析，因為太平易了，誰都能看懂；又太深邃了，誰都難於找到評論言辭。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漢江臨眺》）
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送邢桂州》）
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山中》）
還有這一首——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一個“驚”字，把深夜靜山全部激活了。在我看來，這是作為音樂家的王維用一聲突然的琵琶高弦，在挑逗作為畫家的王維所佈置好的月下山水，最後交付給作為詩人的王維，用最省儉的筆墨勾畫出來。
王維像陶淵明一樣，使世間一切華麗、嘈雜的文字無地自容。他們像明月一樣安靜，不想驚動誰，卻實實在在地驚動了方圓一大片，這真可謂“月出驚山鳥”了。
與陶淵明的安靜相比，王維的安靜更有一點貴族氣息、更有一點精緻設計。他的高明，在於貴族得比平民還平民、設計得比自然還自然。
八
與李白、杜甫、王維相比，在安史之亂中也有一些藝術家表現了另一番單純，那就是義無反顧、激烈反抗，如磬碎帛裂，讓天地為之一震。我前面提到的樂工雷海青，以及首先領兵反抗叛軍以致全家做出可怕犧牲的大書法家顏真卿，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不僅把政治抗爭放在第一位，而且立即採取最響亮的行動，一下子把朝廷的政治人物、軍事人物比下去了，把民間的江湖大俠、血性漢子比下去了，當然，也把李白、杜甫、王維比下去了。這一點，連李白、杜甫、王維也誠懇承認，否則王維就不會快速寫出那首《聞逆賊凝碧池作樂》的詩了。
對多數詩人而言，任何英雄壯舉都能激動他們，但他們自己卻不是英雄。他們心中有英雄之氣，但要讓英雄之氣變成英雄之行，他們還少了一點條件、多了一點障礙。他們的精彩，在另外一些領域。
在那些領域，雖然無法直接抗擊安史之亂這樣的具體災難，卻能淬礪中華文明的千古光澤，讓它的子民永遠不願離去，就像我在本文開頭所說的那樣。
在安史之亂爆發的十七年後，一個未來的詩人誕生，那就是白居易。烽煙已散，濁浪已平，這個沒有經歷過那場災難的孩子，將以自己的目光來寫這場災難，而且寫得比誰都好，那就是《長恨歌》。
那場災難曾經疏而不漏地“俘虜”了幾位前輩大詩人，而白居易卻以詩“俘虜”那場災難，幾經調理，以一種個體化、人性化的情感邏輯，讓它也完整地進入了審美領域。
與白居易同歲的劉禹錫，同樣成了詠史的高手。他的《烏衣巷》、《石頭城》、《西塞山懷古》、《蜀先主廟》，為所有的後世中國文人開拓了感悟歷史的情懷。李白、杜甫、王維真要羨慕他們了，羨慕他們能夠那麼瀟灑地來觀賞歷史，就像他們當年觀賞山水一樣。
再過三十年，又一個未來的詩人誕生。他不僅不太願意觀賞山水，連歷史也不想觀賞了，而只願意觀賞自己的內心。他，就是晚唐詩人李商隱。
唐代，就這樣濃縮地概括了詩歌的必然走向。一步也不停滯，一步也不重複，一路繁花，一路雲霓。
一群男子，一路辛苦，成了一個民族邁向美的天域的里程碑。他們，都是中國文脈的高貴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