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中的部分篇目曾在《收穫》雜誌上以全年專欄形式連載過，後來又陸續被海外報刊轉載，所以讀到和聽到的評論也就很多。在所有的評論中，我覺得特別嚴肅而見水平的是鄂西大學學報所設“《文化苦旅》筆談”專欄中該校中文系五位教師發表的文章。（這個頗具規格的學報在英譯中把《文化苦旅》簡稱為CPAT，原來他們對它的全譯是CulturalPerplexityinAgonizedTravel，似乎略嫌重澀，什麼時候很想請英語專家再斟酌一下。）我很驚訝鄂西大學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當代散文藝術的思考水平，後來曾到武漢打聽，得知這所大學躲在該省的邊遠地區恩施，從武漢出發也要坐很長時間的火車，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裡去過，竟象探險家一樣述說著那裡的風土人情。我問能不能坐飛機去，被告知：“坐飛機也得好多小時，是小飛機，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來了，因為那裡霧多山多。”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卻深感中國大地上藏龍臥虎的處所實在不少。
也許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編的《收穫》雜誌的光吧，《文化苦旅》一開始兆頭不壞，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來過出版約請，但不知怎麼一來，我竟然被一位專程遠道而來的組稿編輯特別謙恭忠厚的口氣所感動，把文稿交給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結果是，半年後來信說部分稿件在“審閱”過程中被丟失要我補寫，補寫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後他們又發現我的文章並不都是輕鬆的遊記，很難成為在每個旅遊點兜售的小冊子，因此決定大幅度刪改後付印，並把這個消息興高采烈地寫信告訴我。當時我遠在國外講學，幸虧《收穫》副主編李小林女士風聞後急忙去電話強令他們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來的原稿已被改劃得不成樣子，難以卒讀，我幾次想把它投入火爐，又幸虧知識出版社的王國偉先生、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陳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魯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後由王國偉先生僱人重新清理抄寫使之恢復原樣，才使這本書死裡逃生。
這件事其實怪不得那家出版社，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工作規範和處世準則在辦事，誰叫我事先不打聽清楚呢。但我就此聯想到，一本書的出版就象一個人的成長一樣；都得經歷七災八難，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煩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會全盤譭棄，能像模象樣存活下來其實都是僥倖。況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點孤傲又有點脆弱，不願意為了一種精神成果而上下其手、四處鑽營、曲意逢迎，往往一氣之下便憤然投筆，毀琴焚稿。在我們漫長的文化延續史上，真不知有多少遠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資格的精神成果就這樣煙消雲散了，其間自然還包括很多高人隱士因不想讓通行言詞損礙玄想深思而故意的不著筆墨。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滅帶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於一時的需求、風尚、機遇、利益而使歷史上某些人的某些書得以出版面世，則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連篇累續的書籍文明的隱顯有無本身就是一個讓人十分困惑的現象。我記得有一位當代青年美術家曾將幾十萬個木刻印刷漢字層層迭迭地披掛在屋頂和四壁，而細看之下卻沒有一個字能被我們認識。這個奇特的作品傳達出一種難以言表的文化怪誕感，曾使我深深震動。當然話又說回來，歷代總有不少熱心的文化人企圖建立起一種比較健全的社會文化運行機制以求在偶然性和怪誕感中滲入較多明智的選擇，儘管至今這還是一種很難完全實現的願望。
既然如此，我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種僥倖。許多因不趨時尚而投遞無門、或因拒絕大刪大改而不能付梓的書稿一定會比它好得多。能僥倖就僥倖了吧，讀者諸君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它，那就隨便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