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媽的見鬼，”埃利斯説着擦擦前額。“他還有完沒完？”
珍妮恃·羅斯和他一起穿過停車場，朝蘭格研究大樓走去。這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太陽漸漸泛黃，變得越來越暗淡無力。
“他的觀點是有根據的，”她温和他説。
埃利斯嘆了口氣。“我老是忘記你是站在他的立場上的。”
“為什麼你老是忘記呢？”她邊問邊笑。作為神經精神病研究室的一名精神病科醫生，她從一開始就反對給本森動手術。
“聽着，”埃利斯説，“我們盡我們的所能。治癒他的病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我們做不到。我們只能幫助他部分治癒，但我們也將盡力而為。我們要幫助他，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是十全十美的。”
她默默地和他並肩而行，無話可説。她對埃利斯多次講過她的看法，手術不會有任何好處——事實上可能會使本森的病情變得更糟。她肯定埃利斯明白這種可能性，可他固執己見，對此不理不睬。至少在她看來是這麼回事。
其實，羅斯就像喜歡別的外科醫生一樣也喜歡埃利斯。她把外科醫生看作是以行動為目的的男人（她發現意味深長的是，外科醫生幾乎總是男人），他們拼命想做點什麼，想採取實際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説，埃利斯比他們大多數人還要強。他在本森之前已明智地拒收了幾個第三階段候選人，羅斯知道他這樣做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早就渴望着進行這次新手術。
“我討厭這一切，”埃利斯説，“醫院政治。”
“可你想給本森……”
“我已做好準備，”埃利斯説，“我們都已做好準備。我們必須跨出這第一大步，現在是時候了。”他掃了她一眼。“你為什麼顯得這樣沒有信心？”
“因為我沒有信心，”她説。
他們來到蘭格大樓。埃利斯和羅斯分手要去和麥克弗森共進早晚餐——他煩躁他説是一次政治晚餐——羅斯坐電梯上了四樓。經過十年的穩步發展，神經精神病研究室在蘭格研究大樓裏佔據了四樓的整個樓面。其它樓面都漆成了死氣沉沉而又冷冰冰的白色，但神經精神病研究室卻漆成了鮮豔明亮的原色，目的是要讓病人感到樂觀和開心，可原色在羅斯身上始終起着相反的作用。她覺得這種愉快氣氛是虛假的和人為的，就像是低能孩子的託兒所。
她走出電梯，朝接待處望了一眼。一堵牆漆成了明亮的藍色，另一堵牆是紅色的。和研究室的其它任何東西一樣，牆上的顏色也是麥克弗森的主意。羅斯感到奇怪的是，一個機構居然能如此鮮明地反映領導的個性。麥克弗森的身上歷來具有一種歡快的幼兒園的品質和無限的樂觀主義精神。
毫無疑問，如果你計劃為哈里·本森動手術，你就必須抱樂觀態度。
這時，研究室裏靜悄悄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已下班回家。羅斯沿走廊走過掛着指示牌的彩色牆壁：超聲波腦調射線，腦皮層功能，腦電圖，頂骨Ｔ，走廊的盡頭是遠程信息處理室。這些工作室裏進行的工作和標誌牌本身一樣複雜難懂——而這裏僅僅是病人護理部，也就是麥克弗森所説的“應用部”。
應用部和發展部（即研究部）相比是很普通的，更不用説像喬治和瑪莎或Ｑ模型這樣的大項目了。發展部要比應用部領先十年——儘管應用部也非常非常先進。
一年前，麥克弗森請她帶一隊報社的科學記者參觀神經精神病研究室。他選擇她承擔這個任務，他説“因為她就是這種騷女人”。他的嘴裏能説出這種話很有意思，從某種意義上説也是令人驚訝的。他通常總是彬彬有禮，像個慈父般的長者。
但羅斯的驚訝和記者們感到的驚訝相比就不足為奇了。她原計劃帶他們參觀應用部和發展部，可參觀應用部後，他們全都感到焦慮不安，顯然心裏負擔過重，於是她壓縮了參觀計劃。
事後，羅斯老為這事惴惴不安。記者們不是天真爛漫沒見過世面的人，他們的一生都在科學領域問來回穿梭。然而，他們看完羅斯帶他們參觀的工作之後一個個變得啞口無言了。羅斯自己沒有看到的一點是——她已在神經精神病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已逐步習慣這裏從事的一切。人和機器，即人腦和計算機的結合，對她來説已不再新奇和刺激，它只是朝前邁進和把事情付諸實施的一種方法。
另外一方面，羅斯反對為本森進行第三階段手術。她從一開始就持反對意見，認為本森不是合適的對象，並且她仍有一線希望證明這點。
羅斯來到走廊的盡頭，在遠程信息處理室的門外停下腳步，聽着打印機輕輕的嘶嘶聲。她聽見裏邊有説話聲，就把門推開了。遠程信息處理室確實是神經精神病研究室的心臟部分。這是一個大房間，裏邊擺滿了電子設備。四壁和天花板都是隔音的，因為早期的落地式讀出機都是劈劈啪啪的電傳打字機。現在，他們或者使用無聲的陰極射線管，或者使用帶噴嘴的噴墨打印機，而不再是機械的打字機。所以房間裏最大的聲音就是噴嘴的嘶嘶聲。當初是麥克弗森堅持換上這聲音更小的打印機的，因為他感到原來的劈劈啪啪聲打擾了前來研究室接受治療的病人。
格哈得在裏邊，還有他的助手理查茲，人稱一時奇才。格哈得年僅二十四歲，理查茲年紀更輕。他們是研究室裏最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兩人把遠程信息處理室視作堆滿複雜玩具的運動場。他們要是心血來潮，玩起來就沒完沒了，常常從下午一直玩到天亮。使麥克弗森極其惱火的是，他倆很少出席小組會議和正式的會議，但他倆又是無可否認的出色青年。
格哈得穿着牛仔鞋、斜紋布工作服和珍珠紐扣的緞子襯衫。十三歲那年，他在風凰城家中的後院裏造了一枚二十英尺長的固體燃料火箭，從而引起了國人的注意。該火箭擁有一個非常複雜的電子導航系統，格哈得感到他能夠把它送入軌道。他的鄰居們看到造好的火箭在後院的車庫上方豎了起來，整天惶恐不安，於是打電話告訴了警察，最後部隊也接到了通知。
部隊檢查了格哈得的火箭，把它運到了白沙發射基地。發射過程中，第二級火箭過早點火，在兩英里的高空發生爆炸。但那時格哈得已在他的導航機械方面獲得了四項專利，大學和實業公司提供的獎學金紛至沓來。他把獎學金一概拒之門外，讓他的叔叔來投資他的專利。當他到達開汽車的合法年齡後，他買了一輛馬什拉蒂。他在加州伯班克的洛克希德公司謀職，一年後因沒有正式的工程學文憑提升受阻而辭職。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同事們討厭一個十七歲的小青年開一輛馬什拉蒂·吉伯利車，並且還有在半夜裏工作的習慣。他們感到他不具備“團隊精神”。
之後，麥克弗森聘請他在神經精神病研究室工作，設計與人腦協作的電子元件。麥克弗森是研究室的主任，他在這之前已面試過幾十個候選人，他們全都認為這項工作是“一次挑戰”，是“一個有意義的系統應用環境”。格哈得説他認為這項工作很好玩，結果立即被錄用了。
裏查茲的背景相差無幾。他高中畢業後上大學，六個月後應徵服兵役。在即將派往越南的時候，他提出了改進部隊的電子掃描裝置的建議。改進建議取得了成功，裏查茲從此遠離戰場，在聖莫尼卡的實驗室裏工作。他退伍後也來到了神經精神病研究室。
一對奇才。羅斯微微一笑。
“你好，簡，”格哈得説。
“事情進展如何，簡？”裏查茲説。
他倆都是簡慢無禮的人，研究室裏只有他們敢把麥克弗森稱作“無賴”，麥克弗森也隱忍不言。
“很好，”她説，“我們的第三階段病人已通過特別會診。我現在就去看他。”
“我們即將完成一項有關計算機的檢查，”格哈得説，“東西看上去不錯。”他指指擺着一台顯微鏡的桌子，顯微鏡四周堆放着許多電子儀表和刻度盤。
“在哪裏？”
“在鏡台下。”
她湊近一看，只見顯微鏡鏡片下襬着郵票大小的一個塑料盒。透過塑料片她能夠看見裏邊密密麻麻、亂七八糟的微型電子元件。塑料板上露出了四十個觸點。他們兩個人藉助顯微鏡正在用探針逐個測試觸點。
“邏輯電路最後檢查，”裏查茲説，“我們還裝了輔助器，以防萬一。”
珍妮特走到檔案卡存放架前，開始在測試卡中翻尋。接着她説：“你們還有沒有心理分析卡？”
“在這邊，”格哈得説，“要五空位的還是Ｎ空位的？”
“Ｎ空位的，”她説。
格哈得打開抽屜，拿出一張卡紙，還拿出了一塊平整的塑料書寫板。塑料板的金屬鏈上有一根尖尖的金屬探針，看上去像枝鉛筆。
“這不是給第三階段病人用吧？”
“是給第三階段病人用，”她説。
“可你以前已對他進行過許多次分析。”
“還要來一次，病歷上要用。”
格哈得把卡紙和書寫板遞給她。“你的第三階段病人知道進行的一切嗎？”
“他知道大多數情況，”她説。
格哈得搖了搖頭。“他一定是腦子有毛病。”
“他腦子是有毛病，”她説，“問題就在這裏。”羅斯來到七樓的護士辦公室，要拿本森的病歷表。值班的是個新護士，她説：“對不起，病人親屬不許看病歷。”
“我是羅斯醫生。”
護士不知所措。“對不起，醫生，我沒看胸牌。您的病人在７０４。”
“什麼病人？”
“小杰麗·彼得斯。”
羅斯醫生露出了茫然的神情。
“您不是兒科醫生嗎？”護士終於問道。
“不是，”她説，“我是神經精神病研究室的精神病科醫生。”羅斯自己都聽出來她的説話聲有點刺耳，這使她忐忑不安。但在她這麼多年的成長歲月中，她周圍的人總是對她説：“你其實不想當醫生，你想當護士。”要不就是説：“是啊，對一個女人來説，兒科是最佳的，我是説最自然的選擇……”
“噢，”護士説，“那您要的是７１０的本森先生。我們已為他做好了手術前的準備。”
“謝謝，”羅斯説。她拿起病歷表，沿走廊來到本森的病房前。她敲敲本森的房門，聽見裏邊傳出一陣槍聲。她打開門，只見房間裏燈光昏暗，只有牀頭的一盞小燈亮着，整個房間籠罩在電視機發出的鐵藍色光亮裏。電視屏幕上，一個男子正説着話：“……落地前就死了，兩顆子彈正巧從心臟穿過。”
“你好！”她説着把房門又推開了一些。
本森朝門口望去。他笑了笑，按動牀頭的一個電鈕，關上電視機。他的頭上裹着一塊毛巾。
“你感覺怎樣？“她問着走進房間，在牀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光禿禿的，”他説着摸摸毛巾。“很有意思。頭髮全部剃下來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頭髮。”他又摸了摸頭上的毛巾。“女的這樣子一定更糟。”説完他看了她一眼，感到十分難堪。
“誰也不會覺得好玩，”她説。
“我想是的。”他往後靠到枕頭上。“他們為我剃過頭後，我朝廢紙簍裏看了一下。我大吃一驚，這麼多頭髮。我的頭變得冷冰冰的，這真有意思，成了一個冷冰冰的頭。他們給我裹了條毛巾。我説我想看看我的頭——看看光頭的我是什麼模樣——可他們説這不是個好主意。於是我一直等到他們離開，隨後我起牀走進衞生間。但我進去之後……”
“怎麼啦？”
“我沒有取下毛巾。”他哈哈大笑。“我不能取下毛巾。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你認為是什麼意思？”
他又大聲地笑了。“為什麼精神病科醫生回答問題從不直截了當？”他點燃香煙，用挑戰的目光望着她。“他們叫我不要抽煙，可我還是照樣抽。”
“恐怕沒什麼關係，”她説，她在仔細觀察他。他似乎心情很好，她可不想讓他掃興。可另一方面，在大腦動手術的前夜還這般興致勃勃也不很合適。
“埃利斯幾分鐘前在這裏，”他説着吸了幾口煙。“他給我打了些記號。看得見嗎？”他輕輕掀起右側的毛巾，露出了蒼白的頭皮。耳朵的後面標有兩個藍色的“Ｘ”記號，“我看上去怎麼樣？”他問着咧嘴笑了。
“你看上去很好，”她説，“你感覺怎樣？”
“很好，我感覺很好。”
“擔心嗎？”
“不，我是説有什麼可擔心的。我毫無辦法。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我全在你和埃利斯的手中……”他咬了咬嘴唇。“我當然擔心。”
“擔心什麼？”
“什麼都擔心，”他説着吸了口煙。“擔心一切。我擔心我如何睡覺，明天會有什麼感覺，手術結束後我會怎麼樣，如果有人出了差錯會怎樣，如果我成了植物人會怎樣，如果疼痛會怎樣，如果我……”
“死了？”
“當然也有這個擔心。”
“其實這是一個小步驟，不比闌尾切除手術複雜。”
“我肯定你對你所有的腦外科病人都是這樣説的。”
“沒有，真的。這是一個簡短的步驟，大約需要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他茫然地點點頭。她説不準她的話是否已讓他放下心來。“你知道，”他説，“我真的認為這事不會發生。我一直在想，明天早上他們在最後一刻會走來對我説：‘你的病治好了，本森先生，你現在可以回家了。’”
“我們希望你的病能通過手術獲得根治。”她説這話時感到一陣內疚，可這話又是順順當當從她嘴裏説出來的。
“你實在是大通情達理了，”他説，“有時候我簡直受不了。”
“就像現在？”
他摸摸頭上裹着的毛巾，“我是説，天哪，他們要在我的頭上鑽孔，還要把電線放置在——”
“這你早就知道了。”
“沒錯，”他説，“一點不錯。可這是手術的前夕。”
“你現在感到惱火嗎？”
“不。只是害怕。”
“害怕沒問題，這是完全正常的。但不要讓這事使你惱火。”
他捻滅香煙，隨即又點燃了一支，他改變話題，指指她手下夾着的書寫板。“那是什麼？”
“還要進行一次心理分析。我希望你接受。”
“現在？”
“是的。病歷上要用。”
他滿不在乎地聳聳肩膀，他以前已接受過幾次心理分析。她把書寫板遞給他，他在板上拼完提問卡，於是開始回答問題。他大聲念道：
“你寧願做大象還是拂拂，拂拂。大象壽命大長。”
他用金屬探針在卡上戳了一下他選擇的答案。
“如果你是顏色，你要做青色還是黃色？黃色，我現在正好感到臉色發黃。”他笑了，用探針戳了一下答案。
她等他做完三十個問題井用探針戳完答案。他把書寫板還給她，他的情緒似乎又開始波動起來。“你參加嗎？明天？”
“參加。”
“到時我不會糊塗得認不出你吧？”
“我想不會。”
“我什麼時候能完全清醒？”
“明天下午或晚上。”
“這麼快？”
“真的是一個小步驟，”她再次説道。他點點頭。她問他是否需要她幫什麼忙，他説要喝點乾薑水，她説他在手術前的十二小時裏不能吃不能喝。她説會給他打針以幫助他睡覺，明天早上手術前還要打針。她説希望他能睡得香。
她離開時，聽見電視機嗡的一聲又打開了，一個刺耳的聲音説：“你瞧，中尉，我在這裏抓到了一個殺人犯，在這個三百萬人口的城市裏……”
她關上了門。
離開七樓前，她在病歷表裏夾了一張便條。她在便條四周畫了一條紅線，以確保護士們都能看到它。
住院病人精神病情概況：
這個三十四歲的病人據查已患了兩年的ＡＤＬ綜合症。該病可能是因一起車禍引起的。該病人曾企圖殺兩個人，並同其他幾個人發生過毆打。如果他對醫務人員説他“感到很有趣”或“聞到了怪味”，就應該被看作是開始發作的跡象。遇上這種情況，請立即通知神經精神病研究室和醫院保衞科。
病人還伴有個性失調，這是病症的一部分。他堅信機器正在圖謀主宰世界，他對自己的信仰堅信不已，任何勸阻的意圖都只會引起他的敵意和懷疑。還應該記住的是，他是一個非常聰明和敏感的人。有時他的要求會相當苛刻，但醫務人員應該意志堅定而又以禮相待。
他聰明和富有表達力的舉動可能會使人忘記他的態度不是存心的。他患的是一種器質性病，該病影響了他的精神狀態。他的內心深處是害怕的，並且關心着他身上發生的一切。
珍妮特·羅斯，醫學博士
神經精神病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