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公關部的那個人說。
埃利斯嘆了口氣。麥克弗森耐心地笑笑。“這是導致暴力行為的一個器質性原因，”他說，“問題應該這樣來看。”
他們三個人正坐在緊挨著醫院的四王餐館裡。吃早晚餐是麥克弗森的主意。麥克弗森說要埃利斯出席，於是埃利斯就來了。埃利斯認為事情就是這樣。
埃利斯舉起手，示意侍者再給他來點咖啡。這時他想，再喝點咖啡也許會趕走他的睡意，但喝不喝其實無關緊要：他今晚無論如何不會睡得很沉。這在他的第一個第三階段病人手術的前夕是不可能的事。
他知道他會在床上輾轉反側，思索手術的步驟，一遍遍地琢磨他已瞭如指掌的手術方式。他為許多作為第三階段手術對象的猴子動過手術，確切他說是一百五十四隻猴子。猴子與人不同，它們撕縫合的傷口，拉電線，尖叫，進攻你，咬你——
“來點科涅克白蘭地怎麼樣？”麥克弗森問道。
“很好，”公關部的人說。
麥克弗森用詢問的目光看了埃利斯一眼，埃利斯搖搖頭。他朝咖啡裡倒了點牛奶，靠到靠背上，忍住沒打呵欠。其實，那名公關人員的模樣倒有幾分像猴子，一隻小獼猴：和獼猴一樣粗短的下頜，一樣明亮機敏的眼睛。
公關人員的名字叫拉爾夫，埃利斯不知道他姓什麼。公關人
員都不告訴別人自己姓什麼。當然，在醫院裡人們不喊他公關人員，他是醫院信息部官員或者叫新聞官員或諸如此類見鬼的稱呼。
他確確實實像只猴子。埃利斯發現自己正注視著他腦袋的耳後部位，也就是要移植電極的地方。
“我們對暴力行為的種種起因還不很瞭解，”麥克弗森說，“亂七八糟的理論倒是不少，寫的人都是社會學家，他們拿的是納稅人的錢。但我們確實知道有一種叫做ＡＤＬ綜合症的特殊腦科病
可能導致暴力行為。”
“ＡＤＬ綜合症，”拉爾夫重複道。
“是的。急性無抑制傷害綜合症是由腦部創傷引起的。在神經精神病研究室，我們認為傷害他人的事對於那些從事重複性暴力行為的人來說是極為平常的——像某些警察、歹徒、暴亂者和橫衝直撞的年輕摩托車手。沒人認為他們是身體有病的人。我們只是接受二種看法，認為這個世界裡有許多脾氣不好的人，我們覺得這是正常的。也許這並不正常。”
“我明白了，”拉爾夫說。他看上去真的像是明白了。埃利斯心想，麥克弗森應該去做小學教師，他的傑出才能是教書。當然他從來就算不上一名真正的研究人員。
“說到現在，”麥克弗森說著用手理了理他花白的頭髮。“我們還是沒有確切地知道ＡＤＬ綜合症到底有多常見。但我們猜測約有百分之一或二的人可能患有此症。也就是說有兩百萬到四百萬的美國人。”
“天哪，”拉爾夫說。
埃利斯呷了口咖啡。天哪，他心理在想，老天哪……
“由於某種原因，”麥克弗森邊說邊朝端科涅克白蘭地來的侍者點頭示意。“ＡＤＬ病人容易在他們進攻時採取暴力的攻擊行為。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可這是事實，這種綜合症的其它症狀有性慾過度和病態的興奮。”
拉爾夫開始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趣。
“我們有過一個患此症的女病人，”麥克弗森說，“發作的時候她一夜同十二個男人性交都不覺滿足。”
拉爾夫喝下白蘭地。埃利斯注意到拉爾夫戴著一條新潮的幻覺圖案的寬領帶。一名時髦的四十歲的公關人員暢飲著白蘭地，腦子裡想著這個女人。
“病態的興奮指的是微量飲酒——只是一兩口酒所引起的過度而又強烈的酒醉現象。這麼少量的酒精也會釋放出一次發作。”
埃利斯心裡想著他的第一個第三階段病人。本森：一個小矮個兒，一個舉止溫和的計算機程序編制員，他喝醉了酒就打人——男人，女人，遇上哪個打哪個。想通過設置在大腦裡的金屬線治癒他的病似乎是天方夜譚。
拉爾夫好像也是這樣想的。“這個手術能治好他的暴力行為？”
“是的，”麥克弗森說，“我們相信是這樣。但這種手術以前從未在病人身上做過，明天早上醫院將對病人實施這種手術。”
“我明白了，”拉爾夫說，他好像陡然領悟了請他吃飯的道理。
“用記者的話說，這事非常敏感，”麥克弗森說。
“嗯，是的，我看得出來……”
一陣短暫的沉默。拉爾夫最後說：“誰來主刀？”
“我，”埃利斯說。
“好吧，”拉爾夫說，“我要查一下檔案，看看我那邊是否有你的近照和發表消息用的個人簡歷。”他皺皺眉頭，合計著擺在他面前的工作。
埃利斯對他的反應感到驚訝。他就想這些嗎？想他可能需要一張近照？可麥克弗森輕鬆簡單地了結了這個問題。“你需要什麼，我們提供什麼，”他說。三個人的碰頭會到此結束。
羅怕特·莫里斯坐在醫院的自助餐廳裡，正吃著盆子裡最後幾口並不新鮮的蘋果餡餅，這時他的尋呼機響了，尋呼機尖利的電子嗚叫聲響個不停，莫里斯只得伸手關掉了皮帶上的尋呼機。下一會兒，尖利的叫聲又來了。他詛咒了一聲，放下手中的叉子，去掛壁式電話機旁回話。
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把皮帶上的這個灰色小盒子看作一個神奇的玩意兒。他喜歡尋呼機在他和姑娘一起吃飯的時刻響起來，要他去回話。這叫聲表明他是一個肩負重任的忙人，在處理生死攸關的大事。尋呼機一響，他會立即道歉，然後去回話，顯出一副責任重於娛樂的神情。姑娘們都很喜歡他這種樣子。
但幾年之後，這東西不再神奇了。這小盒子不通人情，使人時刻不得安寧。在他看來，腰裡掛著這東西便表明他不再是自己。他自始至終是在隨時聽候某個更高權威的召喚，不管這呼叫多麼反覆無常——護士凌晨兩點想確認醫囑；搗蛋的家屬在病人的術後治療問題上無理取鬧；在他來到會場後還會呼叫他去出席這該死的會議。
現在，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刻就是他回家後把這小盒子扔到一邊的幾個小時。人們再也呼叫不到他了，他也因此變得自由自在，他喜歡這樣。
撥號的時候，他的目光穿過自助餐廳落到了他剩下的幾口蘋果餡餅上，“莫里斯醫生。”“莫里斯醫生，２４１７。”
“謝謝你。”這是七樓護士辦公室的分機號碼。大學醫院的主要分機號碼他早就熟記在心。他撥完護士辦公室的號碼。“莫里斯醫生。”
“喂，你好，”一個女護士說。“我們這裡有個女的，她有一隻小旅行包要交給病人哈羅德·本森。她說是私人物品。可以轉交給他嗎？”
“我馬上上來，”他說。
“謝謝你，醫生。”
他回到盤子前，拿起盤子，端到垃圾處理區。這時，他的尋呼機又響了。他轉身去回電話。
“莫里斯醫生。”“莫里斯醫生，１３５７。”
那是代謝科的電話號碼。他撥完號。“莫里斯醫生。”
“我是漢利醫生，”一個陌生的聲音說道，“我們不知道你能否過來看看一位女士，我們認為她可能患有甾醇性精神病。她是一位溶血性貧血患者，來做脾切除手術的。”
“我今天不能去了，”莫里斯說，“明天很忙。”他想這是輕描淡寫的陳述。“你找過彼得斯嗎？”
“沒有……”
“彼得斯在甾醇性精神病方面很有經驗。找他吧。”
“好的。謝謝。”
莫里斯掛上電話。他走進電梯，按了按去七樓的電鈕。他的尋呼機第三次響了起來。他看看手錶，六點三十分，照例是他下班的時候了。但他還是回了電話。找他的是兒科住院醫生凱爾索。
“想扭扭屁股嗎？”凱爾索問。
“行啊。什麼時候？”
“嗯，半小時以後怎麼樣？”
“有球嗎？”
“有。在我車上。”
“球場上見，”莫里斯說完又補充道，“我可能要晚一會兒。”
“不要太晚，”凱爾索說，“天馬上就要黑下來了。”
莫里斯說他儘早過去，隨後掛斷了電話。
七樓靜悄悄的。醫院的其它大多數樓層是鬧哄哄的，這時候早已擠滿了家屬和探望者。但七樓始終是靜悄悄的，護士們小心翼翼地維持著一種安詳平靜的氣氛。
辦公室的護士說：“她在那邊，醫生。”說完她便朝坐在長沙發上的一位姑娘點點頭。莫里斯走到她面前。她年輕而又非常漂亮，一身俗豔的娛樂行業的打扮。她長著兩條修長的腿。
“我是莫里斯醫生。”
“安吉拉·布萊克。”她起身和莫里斯握手，顯得非常正規。“這是我帶給哈里的。”她提起一隻藍色的旅行包。“是他叫我帶來的。”
“好的。”他接過她手裡的包。“我會負責交給他的。”
她猶豫不決，隨後說道：“我能見見他嗎？”
“我看最好不要。”本森現在一定是剃光了頭髮，手術前被剃光頭髮的病人常常不願見人。
“就幾分鐘時間？”
“他使用了大劑量的鎮靜劑，”他說。
顯然她很失望。“那你能帶個口信嗎？”
“當然可以。”
“告訴他我回到我原先的公寓廠。他會明白的。”
“好的。”
“你不會忘吧？”
“不會。我會告訴他的。”
“謝謝你。”她笑了笑。儘管她戴著長長的假睫毛，濃妝豔抹，可這微笑還是挺迷人的，姑娘們為什麼要把她們的臉弄成那樣。“我想我現在該走了。”她走了，短短的裙，長長的腿，邁著輕快而又堅定的步伐走了，他目送她走了，接著他提起了那隻似乎很重的旅行包。
坐在７１０房門外的那個警察說：“進展如何？”
“很好，”莫里斯說。
莫里斯把旅行包拿進房間的時候，警察朝包看了一眼，但什麼話也沒說。
哈里·本森正在收看電視裡播放的一部西部電影。莫里斯調低音量。“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帶給你的。”
“安吉拉？”本森笑笑。“是的，她的長相很漂亮。沒有很複雜的內部機械，但有漂亮的外表。”他伸出手來，莫里斯把包遞給他。“她把東西都帶來了嗎？”
莫里斯望著本森打開包，把東西擺到床上。一套睡衣睡褲，一把電動剃鬚刀，還有一些剃鬚後搽的潤膚霜和一本平裝小說。
接著本森拿出了一個黑色的假髮套。
“那是什麼？”莫里斯問。
本森聳聳肩膀。“我知道我遲早會需要它的。”他說完又哈哈大笑。“你總要讓我出院吧，不是嗎？早晚的事。”
莫里斯和他一起大聲笑了。本森把假髮套放回包中，又拿出了一個塑料盒。他了噹一聲打開了盒子，莫里斯看見一個塑料袋的套子裡裝著一套大小不等的螺絲起子。
“幹什麼用？”莫里斯問。
本森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接著他說：“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什麼？”
“我總是帶著它們。防衛用。”
本森把起子放回旅行袋。他小心翼翼，幾乎是虔敬地把它們收起來的。莫里斯知道，病人們，尤其在病重的時候，經常把稀奇古怪的東西帶到醫院裡來。他們對那些物件存有一種圖騰崇拜的感情，好像它們能保你平安似的。他記得有個患轉移腦瘤的帆船運動員總帶著一個修船帆的工具包，一個患晚期心臟病的婦女總帶著一罐網球，諸如此類的怪事應有盡有。
“我懂，”莫里斯說。
本森微微一笑。
遠程信息處理房裡一個人也沒有，羅斯走了進去。落地式打印機和電傳打字機靜靜地躺在那裡，屏幕上閃現著一串串毫無規則的數字。她走到角落裡為自己倒上一杯咖啡，隨後把本森最新心理分析的測試卡塞進了計算機。
神經精神病研究室在研製另外幾種用計算機處理的心理測試的同時，也研製了這種卡式心理分析測試。這是麥克弗森所說的“雙重目的思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雙重目的思維，他是說像計算機一樣的大腦從兩方面，即從兩個不同的方向發揮作用。一方面，你可以利用計算機來探查大腦，幫助你分析它的活動。與此同時，你又可以利用對大腦的更進一步瞭解來幫助設計更好更高效的計算機。正如麥克弗森所說：“計算機是大腦的模範，大腦也是計算機的模範。”
在神經精神病研究室，計算機科學家和神經生物學家已共同工作了幾年時間。他們的聯手合作誕生了Ｑ模型以及像喬治和瑪莎一樣的項目，以及新的精神外科技術和心理分析測試。
心理分析測試相對較為簡單。這種測試要求對心理問題作出直截了當的口答，然後根據複雜的數學公式對回答作出處理。當本森的測試數據被輸入計算機時，羅斯望著屏幕上閃出一排排計算數字。
她沒去理會它們。她知道這些數據只是計算機的草稿，是它得出最終結論前所要經歷的中間步驟。她微微一笑，心想格哈得將如何來解釋這一切——３０×３０的矩陣中元素的交替，從矩陣中獲得因子，使矩陣成為正交矩陣，然後對它們作加權處理。這切聽起來複雜而又專業化，她真的是一竅不通。
她早就發現，人們不懂計算機的工作原理同樣可以使用計算機，這和人們使用汽車、吸塵器——或大腦是一回事。
屏幕上閃出“計算結束。調用順序顯示”。
她按動鍵鈕，打出三維評分的順序顯示。計算機告訴她三維為百分之八十一的變化作出瞭解釋。她看到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山峰似的三維圖。她朝三維圖凝視了片刻，然後拿起電話筒，傳呼麥克弗森的尋呼機。
麥克弗森朝著屏幕皺眉蹙額，埃利斯站在他後面望著計算機。羅斯說：“清楚嗎？”
“非常清楚，”麥克弗森說，“什麼時候做的測試？”
“今天，”她說。
麥克弗森嘆了口氣。“你是不成功就決不罷休，是嗎？”
羅斯沒有答話，她按動鍵鈕，調出了第二個山峰，這個山峰要平緩得多。“這是再上一次的測試。”
“在這張評分圖上，這高度表示——。”
“精神狀態，”她說。
“也就是說他的狀態現在越來越明顯了，”麥克弗森說，“甚至要比一個月前明顯很多。”
“是的，”她說。
“你認為他在和測試開玩笑？”
她搖搖頭，按動鍵鈕，依次調出了前四次的測試，趨勢顯而易見：測試圖上的山峰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尖。
“那麼，”麥克弗森說，“他的情況肯定是越來越糟。我想你仍然認為我們不該進行手術。”
“比以前更堅信這一點，”她說，“他無疑患的是精神病。如果你要把金屬線放進他的腦袋——”
“我知道了，”麥克弗森說，“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他會感到自己被變成了一臺機器，”她說。
麥克弗森轉向埃利斯。“你是否認為我們可以用氯丙嗪把這上升趨勢壓下去？”氯丙嗪是一種主要的鎮靜藥，它能幫助有些精神病人進行較清晰的思維。
“我認為這個方法值得一試。”
麥克弗森點點頭。“我也這樣認為。珍妮特你呢？”
她兩眼注視著屏幕，沒有回答。這些測試的運轉方式真是神奇無比。圖上的山峰是抽象的東西，是用數學方式表示的感情狀態。它們和人的手指腳趾或身高體重不一樣，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特徵。
“珍妮特？你怎麼看？”麥克弗森重複道。
“我認為，”她說，“你倆只想求助這次手術。”
“你還是不同意？”
“我不是‘不同意’。我認為手術對本森來說是不明智的。”“你對用氯丙嗪怎麼看？”麥克弗森堅持道。“那是賭博。”“不值得的賭博。”“也許值得，也許不值得。但那是賭博。”麥克弗森點點頭，他轉向埃利斯。“你還想為他做嗎？”“是的，”埃利斯望著屏幕說，“我還想為他做。”
和往常一樣，莫里斯發現在醫院的網球場上打球總不是滋味。高高的醫院大樓俯視著他，使他感到幾分內疚——所有的窗戶，所有那些不能像他一樣出來打球的病人都使他感到慚愧。當然還有聲音或者說聲音的消失使他掃興。一條高速公路從醫院附近通過，網球發出的激動人心的刷刷聲被汽車單調的奔馳聲徹底湮沒了。
天色漸黑，他已看不清了。球好像是突然飛進他的場地的，凱爾索則眼目清亮，幾乎不受影響。莫里斯常開玩笑說凱爾索胡蘿蔔吃得大多，但無論怎樣解釋，傍晚和凱爾索打球，莫里斯盡是輸球。夜色幫了他的大忙。莫里斯不喜歡輸球。
莫里斯早就泰然接受了他喜歡競爭的事實。他從未停止過競爭：比賽要爭，工作上要爭，和女人也要爭。羅斯不止一次向他指出過這個問題，隨後又狡黠地迴避這個問題，這是精神病科醫生先提出問題再避開回答的特有方式。莫里斯並不在乎。競爭是他生活的本色，無論它的內含是什麼——強烈的憂患意識、證明自己的需要或是自卑感——他都泰然處之。他以競爭為樂，以取勝為滿足。到目前為止，他在生活中多半是勝者。
他加入神經精神病研究室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裡的挑戰非常激烈，潛在的報答也特別豐厚。莫里斯心裡一直希望自己在四十歲前成為外科教授。他以前的成就是傑出的——這也是埃利斯接受他的原因所在——他對他的未來同樣充滿信心。把他和外科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聯繫起來並不過分。
總而言之，他的情緒不錯。他盡情地打了半小時的網球，現在他累了，天也黑得看不見了。他朝凱爾索打了個手勢——拉著嗓門去和公路上的汽車聲比高低實在沒有意義——示意到此結束。他倆來到網前握了握手。莫里斯看到凱爾索汗流浹背，心中感到了莫名的安慰。
“真過癮，”凱爾索說，“明天老時間怎麼樣？”
“我說不準，”莫里斯說。
凱爾索略加思索。“噢，”他說，“對了，明天是你偉大的日子。”
“偉大的日子。”莫里斯點點頭，天哪，難道消息都傳到兒科住院醫生那邊了？他頓時感受到了埃利斯此時此刻肯定會有的感觸——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強大壓力，因為埃利斯知道整個大學醫院裡的工作人員都關注著這個步驟。
“好吧，祝明天好運，”凱爾索說。
他倆回到醫院的時候，莫里斯看見遠處埃利斯孤單的身影，看見他步履蹣跚地走過停車場，鑽進他的汽車，駕車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