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羅斯站在急診病房的治療室外面，透過小玻璃窗朝裡張望。裡面有六個人在照料莫里斯，他們全圍在他身邊。她什麼也看不見。她真正能看見的是他的兩隻腳，腳上只有一隻鞋，另一隻鞋沒有了。到處是血，好幾個急診病房的人都濺到了血。
安德斯和她一起站在外面。他說：“我沒有必要告訴你我對此事的看法。”
“沒必要，”她說。
“那個人極其危險，莫里斯應該等警察的。”
“可警察沒抓到他。”她說著突然火冒起來。安德斯什麼也下明白，他不理解你怎麼會對一個病人如此負責，你怎麼會想要去照料別人。
“莫里斯也沒有抓住他，”安德斯說。
“為什麼警察沒抓住他？”
“他們趕到機庫時，本森走了。機庫有好幾個出口，無法把它們全堵住。他們發現莫里斯在機翼下，那個機械師在機翼上，而且他們受的傷都很嚴重。”
治療室的門開了，埃利斯走出來，他臉色憔悴，鬍子也沒刮。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他怎麼樣？”羅斯問。
“他沒危險，”埃利斯說，“雖然他要有幾個星期不能說話，可他沒有危險。他們正準備送他去做外科手術，用金屬絲固定他的下頜並把他的牙齒拔出來。”他朝安德斯轉過身去。“他們有沒有找到兇器？”
安德斯點點頭。“兩尺長的一段鉛管。”
“管子肯定正巧打中他的嘴巴，”埃利斯說，“但至少他沒有吞入任何擊落的牙齒。肺部的片子顯示支氣管裡無異物。”他抱住珍妮特。“他們會治好他的。”
“另一個怎麼樣？”
“機械師？”埃利斯搖搖頭。“我不想打賭。他的鼻子被打碎，鼻骨進入了大腦，腦脊液正從他的鼻孔裡流出來，大量出血，而且腦炎有大問題。”
安德斯說：“你估計他存活的可能性如何？”
“他已上了病危名單。”
“好吧。”安德斯說完便走開了。
羅斯和埃利斯一起走出急診病房，朝咖啡館走去。埃利斯的手臂始終搭在她的肩膀上。“這事給弄得一團糟，”他說。
“他真的沒有問題嗎？”
“當然”
“他長相還不錯……”
“他們會接好他的下頜，他不會有問題。”
她打了個寒戰。
“冷嗎？”
“冷，”她說，“而且累，很累。”
她和埃利斯一起在自助餐廳裡喝了咖啡。時間是六點半，許多工作人員正在用早餐。埃利斯慢吞吞地喝著，他緩慢的動作表明他疲勞了。“有意思，”他說。
“什麼？”
“今天下午我接到明尼蘇達的一個電話。他們有一個神經外科的教授職位空缺，問我是否感興趣。”
她沒有吭聲。
“那不是很有意思嗎？”
“不，”她說。
“我告訴他們，在我被這裡解僱之前，我不作任何考慮，”他說。
“你肯定你會被解僱嗎？”
“難道你不嗎？”他說。他的目光穿過自助餐廳，注視著一個個身著白大褂的護士、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我不會喜歡明尼蘇達，”他說，“那裡大冷。”
“但那所學校不錯。”
“嗯，不錯，一所好學校。”他嘆了口氣。“一所不錯的學校。”
她為他感到遺憾，但又立即抑制住這種感情。他是自討苦吃，而且不聽她的勸告。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裡，她始終沒有允許自己對任何人說“我告訴你是這樣的”，她甚至不許自己這樣想。一是這樣說沒有必要，另外，這對她最關心的幫助本森一事來說也毫無益處。
但是，她現在並不同情這位勇敢的外科醫生。勇敢的外科醫生是拿別人的生命——而不是他們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一個外科醫生損失的至多是他的名聲。
“好了，”他說，“我最好回研究室去，看看事情進展如何、你知道我的想法嗎？”
“什麼？”
“我希望他們殺了他。”埃利斯說完朝電梯走去。
手術在下午七點開始。她從上面的玻璃觀望臺看著莫里斯被推進手術室，外科醫生給他擋上遮布。手術將由本狄克斯和柯蒂斯主刀，他倆都是出色的整形外科醫生，他們會像其他人可能做到的那樣把莫里斯修整好。
但當一片片消毒紗布從莫里斯臉上取下露出肉來的時候，看到的人還是嚇了一跳。他的上半部分臉是正常的，只是顯得蒼白，下半部分成了紅兮兮的一團，像屠夫手下的肉。要在這紅紅的一團肉中找到嘴巴真不容易。
埃利斯在急診病房已看到這情況，現在感到吃驚的是她，即使隔著一段距離也是如此。她能想象出更靠近時的效果。
她站在那裡，望著手術遮布蓋到他身上和頭部。醫生已穿上手術衣，戴好手套，工具臺已經到位，消毒護士已各就各位，整個外科手術的準備過程進行得有條不紊，體現了很高的效率。這是一種奇妙的過程，她想，它是如此嚴格，如此完美，以至沒人會知道——手術醫生自己大概也不曾考慮過——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同事動手術。這過程，這固定的程序對於手術醫生具有麻醉作用，就像麻醉劑對於病人具有麻醉作用一樣。
她走近研究室時，看到一群記者把埃利斯攔在了大樓外面。他正在回答他們的問題，情緒顯然不好。她聽到“大腦控制”這幾個字重複了好幾遍。
她略感內疚地繞到遠處的一個入口，乘電梯上了四樓。大腦控制，她想，星期日增刊將就大腦控制問題展開討論，各家日報也會隨之刊登嚴肅的社論——醫學雜誌會刊登更為嚴肅的文章——討論不加控制和不負責任的研究所產生的種種危險。她能夠看到這一切的到來。
大腦控制，天哪！
事實上每個人的大腦都受到控制，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興。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腦控制者是父母親，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理論家們通常忘記偏見或神經失常或情感障礙從來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養。當然，父母們並個是故意傷害他們的孩子，他們只是反覆向孩子灌輸他們認為重要和有益的種種思想觀念。
新生兒就像等待編排程序的小計算機，不管教給他們什麼，無論是糟糕的文法還是粗魯的舉止，他們樣樣都能學會。像計算機一樣，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無法區分好的觀念與壞的觀念。有一種類比是非常貼切的：許多人都議論計算機的孩子氣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計算機“穿上鞋和襪”，它肯定會回答說襪子無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編制到孩子七歲時完成。它們包括種族觀念。性觀念、道德觀念、宗教觀念和民族觀念等。陀螺儀已經設定，任由孩子們圍繞其預定的軌道旋轉。
大腦控制。
那些同社會習俗一樣簡單的事情又怎麼樣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麼樣呢？坐電梯臉朝前呢？從左側超車？右手拿酒杯？人們為固定社會交往所需的瑣碎習俗數以百計——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種習俗，你就會引起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安。
人們需要大腦控制，他們為大腦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沒有控制，他們便會陷入無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讓一小撮人試圖解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失控的暴力——突然間引來了四面八方的抗議聲：大腦控制，大腦控制！
控制還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樓走出電梯，在過道里與幾個警察擦肩而過，走進她的辦公室。安德斯在裡面，他掛上電話，雙眉緊鎖。
“我們剛剛開始出現轉機，”他說。
“哦？”她的煩惱在一陣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說，“但是我真是該死，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事？”
“本森的相貌說明及照片在城裡散發，有人認出了他。”
“誰？”
“市政廳建設與計劃處的一個辦事員。他說本森十天前去過。建設與計劃處存有城區內所有公共建築的詳細檔案，而且他們還掌管著某些建築法規。”
羅斯點點頭。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築的具體細節，他想核實有關電氣的圖紙。他說自己是電氣工程師，還出示了一些身份證明。”
羅斯說：“他家裡的兩個姑娘說他曾回去取了些圖紙。”
“大學醫院，”安德斯說，“他有整個醫院的全部線路系統的圖紙。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八點鐘的時候，她站著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痠痛，腦袋發脹，她意識到她已別無選擇——要麼睡上一覺，要麼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覺。”她告訴安德斯，說完便離開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經過幾個穿制服的警察。她沒有再去注意他們，她記得走廊裡好像自始自終都有警察在場。
她朝麥克弗森的辦公室裡瞧瞧。他坐在辦公桌後，頭斜靠在肩上睡著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協調，聽起來好像在做惡夢。她輕輕關上門。
一個勤雜工從她身邊走過，端著裝滿的菸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個勤雜工做清掃工作，她感到奇怪。這景象在她腦子裡產生了一個念頭——事情有點不尋常，肯定出了什麼她還不清楚的問題。
這事情困擾著她，但她最後還是隨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腦子糊塗了。她來到一間治療室，裡面空無一人。她走進去，關上門，在檢查臺上躺了下來。
她幾乎是倒下去就睡著了。
休息室裡，埃利斯看著十一點鐘新聞節目中出現的自己。他上電視一半是出於虛榮，一半是出於病態的好奇。格哈得也在裡面，還有裡查茲，還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著攝像機，一邊在回答一群記者的提問。麥克風死命朝他的臉上伸過去，他顯得很平靜。這很使他得意，他覺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記者們問了他一些有關手術的問題，他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接著有個記者問：“為什麼要做這次手術？”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間歇性暴力行為發作之苦，他患有器質性腦病——他的大腦受了傷。我們正在設法治好它，我們正在設法制止暴力。”
沒人能對此提出異議，他想。作為禮貌的回答，即使是麥克弗森也會對此感到滿意的。
“大腦受傷和暴力有關這種情況多嗎？”
“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多不多，”埃利斯說，“我們甚至不知道大腦受傷的情況多不多，但我們最樂觀的估計是有一千萬美國人有明顯的腦損傷，還有五百萬有不明顯的腦損傷。”
“一千五百萬？”一個記者說，“就是說每十三個人中有一個。”
真夠快的，埃利斯想。他後來算出來是每十四個中有一個。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大腦性麻痺，有二百萬人患有驚厥性紊亂，包括ＡＤＬ患者。有六百萬人精神發育不全，可能還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運動過度行為錯亂症。”
“所有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當然不是。大多數是絕對安靜的。但如果你檢查一下暴力者，你會發現其中患有腦損傷的人佔有極高的比例。肌體腦損傷，我們認為肌體腦損傷通常是暴力的動因，這一看法與許多關於貧窮、歧視及社會不公正的理論是相對立的。當然，那些社會因素可能會助成暴力，但肌體腦損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你無法用治療社會病的方法來治療肌體腦損傷。”
記者們的提問暫停了下來。埃利斯記得這段沉默，也記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贏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說暴力的時候——”
“我是說，”埃利斯說，“個人挑起的無故的暴力襲擊。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也是這個國家的一個大問題。
１９６９年，在這個國家遭受襲擊或殺害的美國人比整個越戰期間傷亡的美國人還要多。具體他說——”
記者們飛速地記錄著。
“——發生了一萬四千五百起謀殺案，三萬六千五百起強xx案，以及三十萬六千五百起惡性襲擊案件。總共有三十多萬起暴力案件，這還不包括汽車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車進行的。有五萬六千人死於車禍，三百多萬人受傷。”
“你一向很擅長數字，”格哈得邊看邊說。
“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說。
“不錯。可你眯斜著眼睛，樣子令人無法相信。”
“我本來就是這副樣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屏幕上一個記者在說：“你認為這些數據反映了肌體性腦病？”
“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埃利斯說，“確認個人有肌體性腦病的線索之一是多次重複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爾斯·惠特曼，他在得克薩斯殺了十七個人，他患有惡性腦瘤，幾周前他就告訴他的心理醫生說他一直想著要爬上塔樓朝人開槍射擊。裡查德·斯拜克在殺害八個護士前已參與過幾次殘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維·奧斯瓦德不斷地襲擊他人，其中好幾次還包括他的妻子。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幾萬起案子則不是那麼有名。我們正在設法用手術來制止這種暴力行為，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崇高的目標，舉足輕重的目標。”
“可這難道不是大腦控制嗎？”
埃利斯說：“你把中學義務教育叫做什麼？”
“教育，”那個記者說。
採訪就此結束。埃利斯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個傻瓜，”他說。
“不，一點都不，”安德斯警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