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納正在大廳裡打電話。門房臉色陰沉地看著他，好像不想讓他使用電話，但又找不到適當理由。
“是的，”康納說道，“從晚上8點到10點之間從那部電話上打出去的所有電話。對，對。”他聽了一會兒又說道：“我不管你們的數據資料是如何編排的，你只要幫我查出來。要多長時間？明天？別扯了！你以為這是什麼？我兩小時之內就要。我會再打電話的。是的。你他媽的也混蛋。”他掛斷了電話。“走吧，後輩。”
我們出了公寓，朝汽車走去。
“是在和你的關係聯繫？”我問道。
“關係？”他似乎給弄糊塗了。“噢，是格雷厄姆跟你說過我有什麼‘關係’嗎？我並沒有什麼人專門給我通風報信。他是胡亂猜的。”
“他跟我提起過新川案件。”
康納嘆了口氣。“那段舊聞啊。”我們一邊朝汽車走著，他一邊說：“你想聽聽那段故事？很簡單。有兩個日本人給人殺了。局裡派了偵探去破案，這兩個人不會日語，於是一個星期之後，他們把案子移交給了我。”
“你是怎麼幹的呢？”
“新川夫婦當時下榻在新大谷飯店。我弄到了他們打往日本的電話記錄，而後按那幾個號碼跟大阪的那幾個人通了話。接著我又給大阪警方去了電話。還是用日語打的。警方聽說我們不瞭解案件的始末感到很吃驚。”
“哦。”
“還沒完呢，”康納繼續說道，“我們這邊的警察局感到很尷尬。新聞界借題發揮，批評警察局。各式各樣的人都去路邊擺花，人們對流氓團伙所造成的這場悲劇表現出極大的同情。許多人都很尷尬。最後這事兒倒成了我的不是，說我在辦案過程中採取了卑劣的手法，把我給氣壞了，真的。”
“所以你就去了日本？”
“不，那完全是兩碼事。”
我們到了汽車邊上。我回首看了帝國紋章公寓一眼，發現朱莉婭·揚站在窗戶前面看著我們。“她很誘人。”我說了一句。
“日本人把這種女人叫做輕屁股，就是說是個浪女人。”康納打開車門，鑽進車裡，說：“她吸了毒。她跟我們說的話靠不住。不過，這事有些跡象是我所不喜歡的。”他先是看了看錶，接著搖了搖頭。“見鬼。我們呆的時間太長了。現在得去帕洛米諾找科爾先生。”
我驅車向南，朝機場方向駛去。康納靠在坐椅上，雙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著自己的腳，看上去很不痛快。
“你為什麼說有些跡象是你所不喜歡的？”
康納答道：“廢紙簍裡那些錄像帶的包裝紙，還有垃圾桶裡的那張拍立得照片。這些東西本來是不應當到處亂扔的。”
“你不是說他們的行動太匆忙嗎？”
“也許是。但你知道，日本人認為美國警察十分無能，這種草率反映出他們瞧不起我們。”
“可我們並非無能之輩。”
康納搖搖頭：“和日本人相比，我們的確無能。在日本，每個犯罪分子都能被捉拿歸案。重大犯罪案件的定罪率高達99%。所以，在日本，犯罪分子從開始作案起就知道自己難逃法網。可是在我們這兒，定罪率只有17%多一點。1。”5都不到。所以，在美國，犯罪分子知道，也許他不會被抓住——即使被抓住，也很難定罪，因為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保障。你知道的，對警察工作效率所進行的研究表明，美國的警探要麼在案發後6個小時內破案，要麼就永遠也破不了。”
“那麼你是說……？”
“我是說這兒發生了一起案件，有人認為我們無法解決。但我要把它破了，後輩。”
此後，康納沉默了10分鐘，他紋絲不動地坐著，雙手抱在胸前，下巴貼著胸口。他的呼吸深沉而平穩，要不是他的眼睛還睜著，我真會以為他睡著了。
我只管開我的車，同時聽著他的呼吸聲。
他終於迸出了兩個字：“石倉。”
“他怎麼啦？”
“如果我們知道石倉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表現，我們就能解決這個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國人是很難看透他的，”康納說道，“因為在美國，人們認為出一些差錯是正常現象。飛機晚點不出人意料，郵件沒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機發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們隨時都有應付差錯的心理準備。可是在日本卻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運行。在東京的火車站，你只要站在月臺上標定的點上，火車停下來的時候，車門肯定正對著你打開。火車從不晚點，郵件從不丟失，轉換航班從不會有誤，規定期限的工作從不拖延，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日本人有教養，凡事準備充分、目的明確。他們做事善始善終，沒有人鬼混。”
“唔……”
“對於中本公司來說，今天晚上不同尋常。他們肯定連最細枝末節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準備了瑪多娜愛吃的素食小吃，請來了她喜愛的攝像師。請相信我：他們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他們有各種應急措施。你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吧。他們會坐下來，對沒完沒了的可能性逐一進行討論——假如發生火災怎麼辦？假如發生地震怎麼辦？假如有人安放炸彈進行威脅怎麼辦？停電怎麼辦？連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況都得詳細地討論，真是絞盡了腦汁。當最後這個晚上到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萬事俱備，穩操勝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狽的，對不對？”
“是的。”
“可是我們的對手石倉，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對那個死去的姑娘，顯然有些措手不及。他採取的是西方式的對抗，可是覺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溼了，所以不斷地往褲子上擦。他表現得太喜歡爭論，話說得太多了。
“總之一句話，他裝得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的樣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個姑娘是誰——其實他肯定知道，因為他知道應邀參加招待會的每一位客人的情況——而且還假裝不知道是誰殺害了她。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是知情的。”
汽車輪子從路面的一個小坑上開過，車身顛了一下。“你等一等。石倉知道是誰殺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還不止他一個人。從目前情況判斷，至少有三個人知道誰殺了她。你不是說你以前是跟新聞界打交道的嗎？”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電視新聞方面的人還有聯繫嗎？”
“有幾個，”我告訴他說，“來往不多了。怎麼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攝的一些錄像。”
“只是看一下？不傳訊？”
“對，只是看一下。”
“這不是什麼難辦的事。”我說道。我想我可以打電話找國家廣播公司駐加州站的詹妮弗·劉易斯或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加州站的鮑伯·阿瑟幫忙。也許找鮑伯。
康納說道：“一定要找一個跟你私人關係比較好的，不然記者站就不會肯幫我們的忙。你注意沒有，今晚在犯罪現場沒有電視臺的人。在大多數犯罪現場，你都得拼命擠，才能穿過那一排排的攝像機和照相機到達警戒線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沒有電視臺的，也沒有報社的。什麼都沒有。”
我聳聳肩。“因為我們沒有使用無線電話，所以新聞界就沒有能監聽到任何東西。”
“他們早就在那兒了。”康納說道，“報道湯姆·克魯斯和瑪多娜參加的這次招待會。而這時就在上面一層樓裡，一個姑娘被殺害了。電視記者都跑到哪兒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說道。
我在與新聞界打交道時有一件事還是清楚的，那就是新聞界不搞陰謀。新聞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完全是一盤散沙。實際上，有時候，當我們需要封鎖消息——比如就某一綁架事件正在進行贖金談判的時候，要他們配合真比登天還難。“報社下班早。電視臺來的人得趕製11點的新聞，也許他們回去編輯新聞節目去了。”
“對此我不敢苟同。我認為日本人表明了他們對聲譽，也就是他們公司的形象甚為關心，所以新聞界沒有進行報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後輩！他們正在向新聞界施加壓力。”
“我無法相信。”
“我絕對不是瞎說，”康納說道，“他們已經施加了壓力。”
這時，車上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真見鬼，彼得，”一個熟悉的粗嗓音從電話裡傳來，“那樁殺人案的調查究竟他媽的怎麼啦？”說話的人是局長。聽聲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麼意思，局長？”
康納看了我一眼，接著打開了喇叭，這樣他也可以聽清對方的講話了。
“你們這些傢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長問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種族騷擾了吧？”
“沒有，局長先生，”我答道，“根本沒那回事。我不知道你聽到什麼了——”
“我聽說格雷厄姆那個蠢貨又像以往那樣侮辱人了。”局長說道。
“可是，局長，我看談不上什麼侮辱——”
“聽著，彼得，你別想糊弄我。我已經把弗雷德·霍夫曼訓了一頓，他壓根兒就不該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讓這個案子沾上種族歧視這個臭狗屎。從現在起我們都必須對日本人以禮相待，搞好關係。現在這世界都是這樣。彼得，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聽見了，局長。”
“再說說約翰·康納。他和你在一起，對吧？”
“是的，先生。”
“你為什麼讓他摻和進來？”
我心想，怎麼是我為什麼讓他摻和進來？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說讓康納來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說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長說道，“也許你覺得你自己一個人處理不了這個案子，所以要個幫手。不過恐怕他幫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禍。日本人不喜歡康納。我得告訴你，我認識約翰·康納有年頭了，我們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學校的。他向來喜歡獨來獨往，而且還經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當一個人跑到外國去居住，那是因為他在自己的國家裡混不下去的緣故。我不想讓他來攪和這個案子的調查工作。”
“局長——”
“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處理的是一樁人命案，趕快把它弄完，了結掉。你要快刀斬亂麻，乾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聽見了，局長。”
“保持聯絡好嗎？”
“好的，局長。”我答道。
“把這案子結束掉，彼得，”局長再次關照說，“我不想再讓別人為這件事打電話找我。”
“是，局長。”
“最遲明天把事情了結。就這樣了。”
他掛斷了電話。
我把電話放回原處。
“果然如此吧，”慷納說道，“我說過他們正在施加壓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