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驅車上路。這一次是去貝弗利山的一個地方。此刻是深夜一點多鐘，我已覺得很疲勞了。“大廳裏那部付費電話怎麼那麼重要？”我問道。
“因為，”康納解釋道，“我們對此案的整個構想都圍繞着是否有人用這部電話報過警。真正的問題是，是否有哪家日本公司與中本公司有直接利害衝突。”
“哪家日本公司？”
“是的。顯然是屬於另一個系列的一家公司。”康納説系列兩個字的時候用的是日語。
“系列？”我問道。
“日本人把他們的大企業集團公司稱之為系列。在日本共有6大系列，規模都極其寵大。比如説，三菱集團公司就是一個由七百多家公司組成的系列。這些公司相互協同動作，抑或在財政上有內在聯繫，抑或相互間有各種各樣的協議。在美國不存在這種龐大的集團公司系列，因為這是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可是這卻是日本的標準形式。我們往往認為大公司都是獨立存在的。要弄懂什麼是日本的集團公司，你得做這樣的設想，比如説，IBM公司、花旗銀行、福特汽車公司以及埃克森石油公司之間的聯合，它們達成了秘密協議，同意相互合作，財政上相互支持，科研上共享成果。這就是説，一家日本公司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總是與幾百家其它公司之間存在着某種夥伴關係，跟其它集團公司的各個公司進行競爭。”
“所以，你在考慮中本公司當前的所作所為時，得問問自己，中本集團公司在日本本土上正在幹什麼，有哪些集團公司在跟它作對。這樁謀殺案使中本公司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説是對中本公司發動的一場進攻。”
“一場進攻？”
“你想想看，中本公司安排了一次規模盛大、名人云集的大廈落成典禮，他們希望招待會能圓滿成功。由於某種原因，出席招待會的一位來賓被人勒死了。問題在於是誰打來的電話？”
“誰報的案，是嗎？”
“是的，因為中本公司畢竟完全控制着當時的局面：這是他們的招待會，而且又是在他們自己的大廈裏。他們完全可以拖到11點，等招待會結束、所有來賓離開之後再向警方報告。如果我要考慮公司的面子、考慮公司在公眾中形象的微妙變化，我也會這樣做，因為任何其它做法對中本公司的形象都是潛在的危險。”
“是的。”
“可是報警時間並沒有拖延，”康納説道，“有人在8點32分就打來電話，而當時招待會仍在進行之中。這一來就使整個招待會蒙上了一層陰影。所以説這裏始終存在着一個問題：誰打來的電話？”
我説道：“你要石倉把那個打電話的人找出來，可他到現在也沒找到。”
“是啊，因為他是找不到的。”
“他會不知道是誰打的電話？”
“正確。”
“你認為電話不是中本公司的人打的？”
“正確。”
“是中本公司的一個對頭打的？”
“幾乎可以肯定。”
“那我們怎麼才能找到打電話的人呢？”我問道。
康納笑起來。“所以我才要查大廳裏那部電話嘛。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為什麼呢？”
“假定你為一家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你想打探中本公司的內部情況。你是打探不到的，因為日本公司所僱的管理人員是終身制的。他們覺得自己是公司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從不背叛這個家庭。這樣一來，中本公司的內部奧秘外人就無法看清。所以，一些細枝末節的事，像日本來的哪些經理現在在市裏、誰和誰在見面、誰來了誰走了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義。如果你能跟一名整天坐在監視器前的美國警衞拉上關係，尤其是如果這名警衞感受到日本人對黑人的歧視，你就能瞭解到這些細節。”
“説下去。”我説道。
“日本人經常拉攏收買一些公司僱傭的當地警衞人員。日本人是正大光明的，但幹這種事似乎沒有超出他們的傳統所允許的範圍。戀愛和打仗都可以不擇手段嘛。在日本人眼裏，商場即是戰場。只要你善於進行拉攏收買，那也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
“沒錯。”
“你想想，在這樁命案發生後的數秒鐘之內，我們可以肯定只有兩個人知道有個姑娘被人給害了。一個是兇手本人，另一個就是那位從監視器上看到這樁殺人案的警衞特德·科爾。”
“等等。特德·科爾從監視器上看見了？他知道兇手是誰？”
“明擺着的嘛。”
“他説他是8點1刻離開的。”
“他説謊。”
“可是，既然你知道這一點，當時我們為什麼不……”
“他是永遠也不會告訴我們的，”康納説道，“就像菲利普斯不肯告訴我們一樣。所以我就沒有把他抓起來訊問，因為那隻能是浪費時間——我們沒時間跟他磨。我們知道他是不會告訴我們的。可是我有個問題：他是否告訴過別人？”
我開始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是説，他是否離開值班室到大廳裏去打過電話？打給一個人，告訴他這兒發生了一起人命案？”
“正確。他不想使用值班室的電話，所以就去使用那部付費電話給某個人通風報信。此人為中本公司的對手工作。”
我接上去説道：“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人用過那部電話。”
“正確。”康納説道。
“這樣一來你的整個推理就斷了線。”
“其實不然。現在事情更清楚了。如果科爾沒有通風報信，那麼又是誰打電話報的案呢？顯然報案的人只能是兇手自己。”
我覺得一陣寒意。
“他打電話報案是為了出中本公司的洋相？”
“很有可能。”以納説道。
“那他從哪兒打的電話呢？”
“現在還不清楚。但我認為電話是從大樓裏打出去的。此外，一些撲朔迷離的細節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理出頭緒。”
“哪些呢？”
這時汽車上的電話鈴響起來。康納抓起電話，接着遞給我説：“找你。”
“不，不，”阿森尼奧太太説道，“孩子很好，我幾分鐘前才看過。我想轉告你的是，戴維斯夫人來過電話。”她指的是我的前妻。
“什麼時間打的？”
“我想有10分鐘了吧。”
“她留回電號碼了沒有？”
“沒留。她説今天晚上你沒法給她打電話。但她要我告訴你，她今晚有事，也許要到外地去，所以也許週末就不來接孩子了。”
我鬆了口氣。“行啊。”
“她説明天給你打電話，給你個準信。”
“那好吧。”
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勞倫就是這種人，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時變卦。任何事情只要一涉及到她，你就無法安排計劃，因為她總是不斷變卦。也許這次變卦説明她又新交了男朋友，所以她有可能跟他出去。這到明天才能知道。
我以前總認為，這種變化無常、無法預測的做法對米歇爾沒有好處，會使孩子覺得沒有安全感。不過，孩子是很講求實際的。米歇爾似乎能理解她媽媽的行為方式，所以也就不覺得很難受或失望。
感到難受的是我。
“你是不是很快就回家，中尉？”阿森尼奧太太問道。
“不，看來我得整夜呆在外面了。你能留在我家裏嗎？”
“行啊，不過早上9點我就得走。我可以把長沙發拖出來嗎？”
我的起居室裏有張長沙發牀，她呆在我家時就睡在上面。“哦，當然可以。”
“好吧。再見，中尉。”
“再見，阿森尼奧太太。”
“出了什麼事？”康納問話的語氣中有幾分緊張不安，我感到有些驚訝。
“沒事兒。我的前妻又犯怪了。她説週末不一定把孩子接去了。怎麼啦？”
康納聳聳肩説：“隨便問問。”
我覺得他並不是隨便問問。我説道：“你説過這案子可能會變得很棘手，你指的是什麼？”
“也許不會很棘手，”康納説道，“我們最好的結局就是再過幾小時就把案子結束掉。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到。前面左邊不遠的地方就是那家餐館。”
我看見了霓虹燈的大招牌：玻拉玻拉。
“這是坂村經營的餐館？”
“是的。實際上他只擁有部分資產。別讓侍者把車開走。把它停在紅燈區。我們也許很快就得離開。”
玻拉玻拉餐廳是本週洛杉磯市最熱門的餐館。用來裝飾餐廳的是一堆玻利尼西亞人的面具和盾牌。從酒吧櫃枱向外伸出的歐椴綠的木質支架就像一排牙齒。露天廚房的上方有一個5米寬的大屏幕，上面播放的普林斯錄像片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供應的菜餚都是太平洋的海鮮。餐廳裏一片震耳的嘈雜聲。顧客都是到電影城來求職的人，個個穿着黑色的衣服。
康納笑道：“看來真像是剛遭到炸彈襲擊似的，一片亂哄哄，是不是？別愣着看啦。他們不太讓你出來玩嗎？”
“是不太讓我出來。”我答道。康納轉身跟那位歐亞混血的女招待搭話。我的眼睛看着酒吧櫃枱，看見兩個女人嘴碰嘴地親了一下。再往前看，一個穿着皮夾克的日本男人用手臂摟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金髮女郎，兩人都在聽一個頭發稀疏、一副好鬥相的男人在説話。我認出他來了，他是位導演，導演過……
“走吧，”康納的話打斷了我的思路，“我們走吧。”
“什麼？”
“埃迪不在。”
“他上哪兒去了？”
“他到貝弗利山一家人家赴宴去了。我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