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廳裏掛着一標語牌,上面寫着:攜手合作,日本和美國的管理方式。在會議室裏,我看到了那種在暗淡光線下舉行的業務研討會的景象。男、女代表們坐在鋪着灰色桌布的長條桌旁;當發言人在講台上喋喋不休地講話時,其餘的人在昏暗中做着筆記。
我站在一張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遲到人員的姓名標籤,一個戴眼鏡的婦女走到我跟前問道:“你登記了嗎?你有沒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轉過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納森博士。”我説道。
“下一個是他發言,再過七八分鐘就輪到他了。能讓其他人幫你忙嗎?”
“我只要一小會兒就行。”
她遲疑了一下。“他馬上就要發言了……”
“那麼你最好立刻把他叫來。”
她那副模樣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麼。我是個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談話。她是否認為,這還可以討價還價?我一想起那個身穿阿馬尼時裝的青年,心裏就直冒火。當他領走那兩個房地產商時,他踱着方步,好像儀態萬方、身價百倍。為什麼他把自己看得那麼舉足輕重?他也許取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可他不過是個替日本老闆傳傳話的聽差而已。
我望着那名婦女繞過會議室,走向講台,有4個人正在那兒等待發言。那些經商的聽眾做着記錄,而一個沙色頭髮的男子正在講台上説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國人會有一席之地,當然嘍,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層,也許,甚至不是在較高層,但確實有一席之地。你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名外國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會受到尊重,你會有事幹。既然你是外國人,你總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礙,但是你完全有能力這樣做。如果你時刻記住循規蹈矩,安於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着這些身穿西裝的商人,他們正埋頭做着記錄。我不知道他們在寫什麼。循規蹈矩?
那名演講人繼續説道:“人們常常聽到一些管理人員説:‘我在日本公司裏無足輕重,因此我不得不辭職。’或者會聽到有人説:‘他們不聽我的,我沒有把我的主意付諸實施的機會,沒有晉升機會。’那些人不懂得外國人在日本團體中的作用。他們不善於與之協調,所以他們只好離開。但是,那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樂意在他們的公司裏接納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他們確實渴望能僱用這樣的人。而且你會被接納:只要你知趣。”
一名婦女舉手問道:“日本公司裏是否歧視婦女?”
“他們不歧視婦女。”演講人回答説。
“我聽説,婦女得不到晉升。”
“那純屬捏造。”
“那麼,怎麼會有這麼多法律訴訟?住友銀行剛了結一場十分轟動的反歧視訴訟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説,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國僱員的控告,那是怎麼回事?”
“這完全可以理解,”演講人説道,“不論什麼時候,一家外國公司要在別的國度開辦企業,在它適應該國的風俗和習慣的過程中,總有可能犯一些錯誤。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公司剛開始在歐洲許多國家辦企業時,他們也舉步維艱,不止一次發生訴訟。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國有一個適應過程,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着問道:“是否會有這樣的時候,我們無需再對日本人忍氣吞聲?”不過,他的話語中透出的是沮喪,而不是憤怒。
屋子裏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筆記。
“是警官嗎?我是吉姆·唐納森。找我什麼事?”
我轉過身來。唐納森博士瘦高個子,戴着眼鏡,露出一種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過分刻板的樣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學教授的派頭,花呢運動服,配一根紅領帶。但是,他的襯衣口袋裏冒出幾支廉價筆。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師。
“我想就中本公司錄像帶一事請教幾個問題。”
“中本公司錄像帶?”
“你們實驗室昨天夜裏加工的那些帶子。”
“我的實驗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給了他。
“你的秘書克里斯坦説,你們實驗室裏所有的人為了加工幾盤帶子昨天夜裏都工作到深夜。”
“不錯,是這樣。大多數工作人員。”
“那些錄像帶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中本公司拿來的?”他搖搖頭。“誰告訴你的?”
“你的秘書説的。”
“我可以保證,中尉,這些錄像帶不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我聽説有20盤帶子。”
“是的,至少有20盤。具體數目我可説不準。不過這些錄像帶是麥卡恩—埃裏克森公司拿來的,是給朝日牌啤酒做廣告用的。我們得給每一份廣告轉換標識。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國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問題——”
“中尉,”他看了一眼講台,不耐煩地説道,“我來給你解釋一下吧。我給蛤研究所的實驗室幹活。蛤屬於開勝工業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日本公司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請相信我的話:我的實驗室昨天夜裏沒有處理過任何中本公司的帶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這種事。要是我的秘書這樣對你説過,那麼她搞錯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我得去發言啦。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我説道,“謝謝你。”
講台上那位演講人剛剛説完,聽眾中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我轉身離開了屋子。
康納從高爾夫球場來電話時,我正準備駕車離開博納凡契旅館。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惱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斷打球。多好的一場比賽。”
我對他説,下午1點鐘與莫頓參議員有一個約會。
“好吧,”他説道,“10點半來接我。還有別的事嗎?”
我對他説了我去噴氣推進器實驗室和蛤研究所的情況,還對他説了與唐納森的談話。康納嘆了口氣,説道:“那是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蛤研究所是開勝工業公司資助的,而他們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他們怎麼也不會去幫中本公司的忙。”
“唐納森也這麼對我説。”我説道。
“現在你上哪兒?”
“去南加州大學的視頻實驗室。我還在想辦法複製這些錄像帶。”
康納停頓了一下。“還有別的事要告訴我嗎?”
“沒有了。”
“好。10點半再見。”
“幹嗎那麼早?”
“10點半。”他重複了一遍,便掛了電話。
我剛掛上電話,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你該給我打電話的。”這是《時報》的肯·舒比克,他的聲音聽上去氣鼓鼓的。
“對不起,給別的事情纏住了。現在我們能談談嗎?”
“當然可以。”
“你有沒有幫我打聽到消息?”
“喂,”他停頓了一下,“你離這兒不遠吧?”
“大約5個街區的距離。”
“那麼你就過來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電話裏談?”
“唔……”
“説吧,肯。你總是喜歡和我在電話裏聊聊的。”舒比克和《時報》的其他記者一樣,坐在他的電腦桌跟前,頭戴耳機,從早到晚打電話。他喜歡這種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説話,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輸入電腦。我擔任新聞發佈官那陣子,我的辦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離《時報》大樓僅兩個街區。而像肯這樣的記者寧願和我在電話裏交談,也不願當面聊天。
“來吧,彼得。”
這再清楚不過了。
肯不願在電話裏和我談。
“好吧,就這樣,”我説道,“10分鐘後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