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演講廳的最高處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結束他的講座。他站在寫滿複雜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講廳裏大約有30名學生，他們絕大多數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們的後腦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歲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來回走着，講解到“信號協變量比例確定”和“階乘增量帶寬嗓音”時，使勁地用粉筆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強調。我甚至無法猜測他教的是什麼科目。最後，我斷定他在講授電機工程學。
下課鈴準時響了，學生們站起身來收拾書包。我大吃一驚：教室裏不管男的還是女的，幾乎都是亞洲人。即使不是東方人種，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學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錯，”我們穿過走廊朝他的實驗室走去時，桑德斯對我説，“像物理學101這樣的課對美國學生沒有吸引力。多年來都是這樣。工業課程同樣吸引不了他們。假如我們沒有那些到這裏來攻讀數學和工藝學博士學位、然後為美國公司工作的東方人和印度人，我們將處於困境。”
我們繼續下樓，然後向左拐，來到了地下室的過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問題是，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他繼續説，“我的亞洲學生開始返回故土。朝鮮人將回朝鮮。台灣人也一樣。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們國家的生活水準提高了，因此回家機會增加了。他們的國家中，有的已擁有大批受過良好培訓的人。”他快步領我走下樓梯。“你知道，按人口計算，世界上哪個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頓？”
“漢城，南朝鮮。當我們正飛快進入21世紀時，得考慮到這一事實。”
我們走到另一條走廊，接着來到室外，沐浴在陽光下。不一會，我們穿過一條有頂棚的過道，到了另一幢樓房裏。桑德斯不時地掉頭看看，好像怕把我丟失似的。然而他從未中斷談話。
“由於外國學生絡繹回國，我們沒有足夠的工程師來進行美國的研究工作，創造美國的新技術。這是一張簡單的資產負債表。沒有足夠的受到培訓的人員。甚至像IBM這麼大的公司也開始遇到了困難。受過培訓的人員簡直沒有了。注意門。”
門朝外打開，我走了進去。我説：“如果那兒全是從事高技術工作的機會，難道不能吸引學生嗎？”
“這可不像銀行投資，或是從事法律事務，”桑德斯大笑起來，“美國也許缺少工程師和科學家，但我們培養律師的成績卻是世界第一。美國的律師佔全世界律師的一半。想想這個吧。”他搖搖頭。
“我們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們的經濟佔世界經濟的18%。但是我們的律師卻佔世界的50%。學校每年源源不斷地培養出3.5萬多名律師。這就是我們的高產方向，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焦點所在。我們的電視節目有一半與律師有關。美國變成了律師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訴訟。畢竟，這75萬律師得有事可做嘛。他們必須每年掙3萬美元。別的國家認為我們發瘋了。”
他打開門上的鎖。我看見一塊用手寫體寫的招牌：高級圖像實驗室，還帶有一個箭頭。桑德斯帶我沿着一條長長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們最聰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國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於歐洲和亞洲工業化國家之後。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流學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塗。1/3的高校畢業生不會看汽車運行時刻表。他們是文盲。”
我們走到過道的盡頭，然後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懶懶散散，沒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學，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着像查利·希恩那樣，並且能在二十幾歲前賺上100萬美元。能賺這麼多鈔票的唯一途徑是當律師、從事銀行投資、去華爾街搞投機。那是大把賺錢、無本萬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們想做的事。”
“也許只是在南加州大學才這樣。”
“相信我，到處都是一樣。大夥兒都在看電視。”
他打開另一扇門，那兒又是一條走廊。這條走廊散發出潮濕和發黴的氣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舊派，”桑德斯説，“我仍然相信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主張，你有你的主張，我有我的主張。就在這顆行星上，我們穿我們愛穿的衣服，幹我們想幹的事兒。人人都有自己的興趣走向。而在世界這個小小角落裏，”他説，“我們主張少做蠢事。我們分析廣播網中的新聞，看他們在錄像帶上玩弄什麼花招。我們分析電視中的廣告節目，提出他們在何處施詭計——”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來。
“怎麼啦？”
“還有其他什麼人嗎？”他問，“你到這裏來有沒有帶其他人？”
“沒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繼續飛快地走着。“我老是擔心在這兒把人給弄丟了。哦，好了，我們到了，就是這個實驗室。好，這門我剛才離開時就是這樣。”
他伸出手來，把門推開。我看着這屋子，感到十分震驚。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麼樣。”桑德斯説。
我想這裏的一切實在不敢恭維。
這間地下室裏鋪着生鏽的管子，設備從天花板上掛下來；地板上綠色的亞麻油氈有好幾處捲了起來，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內到處排列着磨損的木頭桌子，桌子上全堆着器材，兩邊垂着電線；每張桌子跟前，一個學生面對監視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幾處在滲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進地板上的水桶裏。桑德斯説：“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這兒的地下室。我們沒有錢使環境變得舒服些，比如説，重修一個天花板。不過，不要緊，沒關係。注意你的頭。”
他走進房間。我身高大約180公分，還不足6英尺高，然而我進這房間時得低頭彎腰。我聽到從天花板的某個地方傳來粗厲刺耳的絲絲聲。
“溜冰的人。”桑德斯解釋道。
“什麼？”
“我們在溜冰場的下面。你會習慣它的。實際上，現在就算不錯了。每當他們下午練冰球時，那更是嘈雜不堪。”
我們朝屋子的深處走去。我感到好像在潛水艇裏。我掃視着坐在工作台前的學生，他們全都在專心地工作。我們打他們身旁走過時，無人抬頭張望。桑德斯問道：“你想複製什麼樣的錄像帶？”
“8毫米的日本錄像帶。保安用的。複製起來也許有困難。”
“困難嗎？我看不見得。”桑德斯説，“你知道，我年輕時編了不少早期視頻圖像增強規則系統。你知道，桑德斯的系統曾經是人人使用的方法。當時我是加利福尼亞技術學院的研究生，課餘時間在噴氣推進器實驗室工作。不，不，我們能夠複製。”
我遞給他一盤錄像帶。他看了看：“漂亮的小東西。”
我問：“你的系統後來怎麼啦？”
“我的系統沒什麼商業價值。”他説，“80年代像美國無線電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這樣一些美國公司完全放棄了商業電子產品。我的圖像增強系統在美國沒有多少用處。”他聳了聳肩。“因此，我設法把它賣給日本的索尼公司。”
“後來呢？”
“可日本人已經取得了它的專利權。在日本。”
“你的意思是他們已經掌握了這方法？”
“不，他們只是獲得了專利權。在日本，爭取專利權是一場戰鬥。日本人對專利像着了迷似的。他們有一套奇怪的體系。在日本要花8年時間才能得到一項專利，而你的申請18個月後就已經公諸於眾，打那以後專利税就一直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當然，日本與美國並沒有互惠特許協議。這是保持他們優勢的一種辦法。”
“不管怎麼説，我到日本時，發現索尼公司和日立公司擁有一些相關的專利權。他們取得了‘泛專利權’，也就是説，他們取得了一些可能相關專利的使用權。他們沒有權力運用我的系統——但是我發現我也沒有權力使用那些技術。因為他們已經取得對我的發明的使用專利權。”他聳聳肩。“這種情況太複雜，難以解釋清楚。不管怎樣，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日本人發明了更加複雜的視頻軟件，遠遠超過了我們使用的軟件。現在他們比我們先進好多年，然而我們卻還在這實驗室裏奮力掙扎。哦，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丹，你有空嗎？”
一個年輕的女人從計算機控制枱前抬起頭來。她長着一頭黑髮，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角質架的眼鏡。她的臉有一部分被天花板上垂下的管子擋住了。
“你不是丹。”森德斯説道，那聲音聽起來很驚訝。“特里薩，丹在哪裏？”
“在準備一門期中考試呢。”特里薩説，“我在幫着運算即時級數，快結束了。”
在我的印象中，她比其他學生的年紀要大些，但我很難説清為什麼會有這個印象。這肯定不是因為她的那身打扮。她頭上扎一根顏色鮮豔的束髮帶，身穿U2式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牛仔夾克。她那鎮定自若的神態使她看上去比較老成。
“你能再幹點兒別的嗎？”桑德斯問道，一邊繞過工作台，去看監視屏。“我們現在有件急活兒要做。我們得幫助警察解決難題。”我跟着桑德斯，低頭避開管子。
“我想，當然可以囉。”這個女人説道，並開始關上桌上的裝置。起先，她的背朝着我。最後，我終於看到了她的臉。她膚色很深，看上去像混血兒，也許是歐亞混血吧。她實際上美極了，就像是雜誌上的那些高顴骨的女模特兒。我一時感到有些困惑，因為這女人太漂亮，不像是在地下室的電子實驗室裏工作的那類人。這實在不合情理。
“你跟特里薩·朝熊打個招呼！”桑德斯説，“她是唯一在這裏工作的日本畢業生。”
“嗨。”我説。我滿臉漲得通紅，感到自己太愚蠢。這消息對我説來得太突然。從各方面考慮，我寧可不要一個日本人來處理這些錄像帶。但是她的名字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她看上去也不像日本人，倒像歐亞混血兒，也許有點兒像日本人。她看上去很有異國情調，甚至可能是——
“早上好，中尉！”她説着伸出左手來和我握手。她的手從旁邊伸過來，就像有人右手受傷時所做的那樣。
我和她握握手：“你好，朝熊小姐。”
“特里薩。”
“好吧。”
“她不漂亮嗎？”桑德斯問道，做出由衷讚美的樣子。“漂亮極了。”
“是呀！”我説，“你不是模特兒，真讓我感到驚訝。”
這時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場面。我説不清這是為什麼。她迅速地轉過身去。
“我對此從來不感興趣。”
桑德斯急急忙忙插進來説：“特里薩，史密斯中尉需要我們複製一些錄像帶。就是這些帶子。”
桑德斯將一盤帶子遞給她。她用左手接住錄像帶，把它放到亮處。她右臂的肘部依然彎曲着，右手緊緊貼在腰上。接着，我看出她的右臂是萎縮的，從那牛仔夾克的袖子裏露出了一截殘肢，看上去像是吃了瑟裏多邁德後生出的嬰兒的手臂。
“很有趣，”她説道，眯眼看着這盤錄像帶，“8毫米高密度帶。這也許就是我們聽説的那種專利數據編排的產品。這種產品具有增強即時圖像的能力。”
“抱歉！我並不懂。”我説。我感到自己真傻，説什麼關於模特兒的事。我把手伸進我的箱子裏，拿出了放像機。
特里薩立即拿出螺絲刀，打開蓋子。她彎下腰來看着裏面。我看到一塊綠色的線路板、一台黑色的發動機和三隻小水晶圓筒。“唔，這是一套新裝置。棒極了！桑德斯博士，你看，他們只用了3個磁頭工作。這塊線路板肯定是產生紅綠藍光的組件，因為在這裏——你認為這是壓縮線路嗎？”
“可能是數字模擬變頻器，”桑德斯説，“十分整齊，如此之小。”他轉向我，舉起箱子。“你知道為什麼日本人能把東西做成這樣，而我們卻不能嗎？他們在不斷地改進。一個審慎的、耐心的、連續不斷的優化過程。每年，產品質量提高一些，體積變小一些，價格降低一些。美國人可不那麼想。美國人總是期望數量的飛躍，大幅度地前進。美國人試圖來個本壘打，把球擊出場外，然後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卻是整天地搞一壘打，從不貪圖休息。所以，像這種情況，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種人生觀的體現。”
他轉動着圓筒，稱讚了一番，一邊這樣滔滔不絕地説了一陣子。最後，我説：“你們能複製這些錄像帶嗎？”
“沒問題。”特里薩説，“根據這個變頻器，我們能使信號從這台機器發出，把它輸入你希望輸入的任何傳播媒介上。你要哪種制式？”
“要VHS。”我説。
“那容易。”她説。
“圖像能保證準確嗎？噴氣推進器實驗室的人説，他們無法保證複製圖像的準確性。”
“噢，見鬼！噴氣推進器實驗室，”桑德斯説，“他們為政府幹活，因此他們才那樣説。我們這裏是幹實事的，特里薩，是不是呀？”
特里薩並沒有在聽我們説話。我看見她一邊用她那條殘肢穩住箱子，一邊用那隻好手快速地移動插頭線和電纜。像許多殘疾人那樣，她的動作是如此嫺熟，簡直難以令人相信她失去了右手。她很快就把小放像機接到了另一台錄像機以及幾台不同型號的監視器上。
“這些是幹什麼用的？”
“檢查信號。”
“你是指放圖像？”
“不，那邊那台太監視屏將顯示圖像。其它的監視屏供我查看信號特徵、數據圖表，即圖像被錄到錄像帶上的方式。”
我問道：“你一定得那樣做嗎？”
“不，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十分好奇，他們是怎樣建立高密度形式的。”
桑德斯對我説：“這帶子是哪兒來的？”
“是從辦公室的保安攝像機上錄製下來的。”
“是不是原始帶？”
“我想是的，怎麼？”
“嗯，若是原始帶，我們得格外小心才是。”桑德斯説。他向特里薩交待道：“我們不想安裝任何反饋環，以免搞壞帶子表面，或是造成信號泄漏，損害數字系統的完整性。”
“不必擔心，”她説，“我會處理好的。”她指指她的裝置。“看看這個，它會對阻抗轉換髮出警告。而且我正在監視主信息處理機。”
“好。”桑德斯説。他像一位驕傲的父親那樣微笑着。
“這需要多長時間？”我問。
“一會兒。我們可以快速確定信號。速率極限是放像裝置的功能，它似乎可以快速掃瞄錄像帶。因此，每一盤錄像帶只需兩三分鐘。”
我看了看錶：“我10點30分有個約會，不能遲到，但我又不想丟下這些……”
“你需要複製全部錄像帶嗎？”
“實際上，僅僅5盤錄像帶是關鍵。”
“那我們就先複製那5盤吧。”
我們一盒接一盒地把每一盤錄像帶都先放了幾秒鐘，尋找在46層樓上拍攝的那5盤帶子。每盤錄像帶一轉動，我就看到攝像機拍攝的圖像顯示在特里薩桌上的中心監視屏上。在旁邊的監視器上，信號圖像上下來回跳動着，就像一個強化管理裝置。我向特里薩提及這一點。
“差不多是這樣，”她説，“這是對影像的強化處理。”她取出錄像帶，又放入另一盤錄像帶，開始放像。“警官，你剛才是不是説這些都是原始帶？不對，它們都是複製品。”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們看到了終結署名。”
特里薩俯身於裝置上，目不轉睛地看着信號曲線，一邊不斷用旋紐和調節盤調節着。
“我想，你們拿到的就是複製品，不錯。”桑德斯説道。他向我轉過身子。“你知道，視頻複製品的圖像難以檢測，原先的錄像帶經過若干次複製後，效果變差，但是用這種數字系統來複制，就沒有任何差異。每一個複製品與原帶確實都一模一樣。”
“那你怎麼能知道這些錄像帶都是複製的？”
“特里薩不是在看圖像，”桑德斯説道，“她是在觀察信號。即使我們無法從圖像來檢測一盤複製帶，我們有時仍然能斷定，這些圖像是不是攝像機直接攝下的，還是轉錄過的。”
我搖搖頭。
特里薩説道：“這與錄像帶在頭半秒鐘中顯示的信號有關。要是錄像的視頻信號先於回放的視頻信號，那麼重放裝置啓動時，輸出信號中有時會有輕微的波動。這是機械裝置造成的：重放裝置的電動機不能一下子同速的緣故。重放裝置中配有電子線路把這種作用縮小到最低程度，但間隙始終存在。”
“這就是你要測定的信號？”
她點點頭。“這叫終結署名。”
桑德斯説：“要是信號來自攝像機，攝製的原始帶就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攝像機沒有這種傳動裝置，攝像機總是立即達到某個速度的。”
我皺皺眉。“所以那些錄像帶是複製的。”
“情況很糟嗎？”
“我不知道。如果它們是複製的，它們也就可能被做了手腳，是不是？”
“從理論上講，是的，”桑德斯説，“在操作時我們得非常小心。要加以肯定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這些帶子來自一家日本公司嗎？”
“是的。”
“中本公司的？”
我點點頭。“不錯。”
“坦率地説，他們把複製品給你，我一點兒不感到驚奇，”桑德斯説，“這些日本人非常謹慎，他們不信任外人。在美國的日本公司的感受與我們在尼日利亞的感受是一樣的，他們認為他們被野蠻人包圍着。”
“嗨。”特里薩説。
“抱歉！”桑德斯説，“不過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日本人認為他們必須容忍我們，包括我們的無知、我們的遲鈍、我們的愚蠢、我們的無能。這使得他們產生一種自我保護意識。如果這些錄像帶有什麼法律價值的話，那麼他們最不願意乾的事情就是把原始帶交給像你這樣的野蠻警察。他們絕不會那樣做，他們會給你複製品，保留原始帶，以便在為他們自己辯護時使用。他們深信，不管怎麼説，憑你們落後的視頻技術，你是決不可能察覺它是複製品的。”
我又皺皺眉頭。“複製這些錄像帶需要多長時間？”
“要不了多長時間，”桑德斯搖搖頭説，“特里薩正在校驗。5分鐘一盤。我想日本人能複製得更快一些。嗯，兩三分鐘複製一盤。”
“要是這樣，他們昨晚就有充裕的時間去複製錄像帶。”
我們講話時，特里薩繼續把錄像帶移來移去，看看每一盤帶子的前面部分。一出現圖像，她便朝我望一下。我總是搖搖頭。我看到了各台不同的保安攝像機攝下的圖像。終於，第一盤來自46層樓上的錄像帶出現了，那是我曾經見過的熟悉的辦公室圖像。
“這是其中的一盤。”
“好。我們開始了。把它錄製到VHS帶上。”特里薩開始複製第一盤帶子。她快速放著錄像帶。圖像激烈地跳動着。旁邊的監視器屏幕上，信號也在急促地跳躍。
特里薩問道：“這與昨晚的謀殺有關嗎？”
“是的。你聽説了那場謀殺？”
她聳聳肩。“我從新聞上看到的。那兇手在車禍中撞死了？”
“是的。”我説。
她轉過身去。她的面部輪廓驚人地漂亮，高高的顴骨，曲線引人注目。我想起埃迪·坂村是個人人皆知的花花公子，便問道：“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她答道。過了一會兒，她補充説道：“他是日本人。”
瞬間裏，我們之間又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局面。特里薩和桑德斯好像都知道某件事，然而我卻矇在鼓裏。我不知道如何打聽才好，只好看著錄像。
我又一次看到陽光爬過地板。當辦公室裏的職員漸漸離開時，燈亮了起來。此刻，屋子裏空空蕩蕩的。接着，謝里爾·奧斯汀快速來到了。她身後跟隨着一個男人。他們熱烈地親吻。
“啊哈，”桑德斯説，“是這個嗎？”
“是的。”
他皺着眉頭看着動作的進展。“你的意思是那謀殺被拍下來了？”
“不錯，是幾架攝像機同時拍下的。”我説。
“你在開玩笑。”
桑德斯陷入了沉默，繼續看着事態的發展。由於圖像變化十分迅速，除了基本情節外，其餘很難看清。他們兩人朝會議室走去。她突然的掙扎。他迫使她倒在桌子上。他匆匆地離開房間。
大家都一聲不吭地看著錄像。
我看了一下特里薩。她毫無表情。圖像反映在她的眼鏡裏。
埃迪走過鏡子，向黑暗的過道走去。錄像帶放完後，跳了出來。
“這只是一盤錄像帶。你説有不只一架攝像機在拍攝。總共有幾架？”
“我想有5架。”我説。
她把標籤貼在第一盤錄像帶盒上，又把第二盤錄像帶插進機器裏，進行快速複製。
我問道：“這些複製品精確無誤嗎？”
“噢，當然。”
“所以它們有法律作用？”
桑德斯皺皺眉頭。“什麼意義的法律作用？”
“嗯，作為證據，在法院——”
“不，”桑德斯説道，“法院不會把這些錄像作為證據的。”
“不過，要是這些是準確的複製品——”
“和這沒關係。所有的攝影製品，包括錄像，都一律不能在法庭上用做證據。”
“我可沒有聽説過。”我説。
“這還沒有實施呢。”桑德斯説，“訴訟法還不很明確。不過，就快實施了。眼下，所有的照片都是可疑的。如今，採用數字系統可以把它們變得面目全非！那是新事物。記得嗎？多年前，蘇聯人是如何從他們五一節出場的領導人隊列中抹去某些政治家的？——這在過去一直是項剪剪貼貼的工作——你總是能發現其中的破綻。留下的人物兩肩之間會可笑地有着空間。或者後牆變了色，或者可以看到在那些被破壞的地方有人企圖修飾的痕跡。不管怎麼説，你是能看出來的——相當容易。你可以看出那些照片已經變了樣，整個事情十分可笑。”
“我記得。”我説。
“過去，照片總是相當精確，因為它們不可能改變。所以我們認為照片再現現實。然而，近幾年來，計算機使我們能天衣無縫地更換攝影圖像。幾年前，《國家地理雜誌》曾把埃及金字塔印到封面上。編者不喜歡金字塔原來的位置。他們認為移動一下金字塔，構圖會好一些。因此，他們就改變了照片，把金字塔挪了位。居然無人能辨別。倘若你帶着攝像機去埃及，設法重拍那張照片，你會發現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因為現實世界裏沒有任何地方的金字塔是排列成那樣的。照片再也不能反映現實了，但是你卻無法分辨真假。這只是個小小的例子。”
“那麼有人能在這盤錄像帶上採用同樣的手法嗎？”
“從原理上講，任何視頻都可以改變。”
通過監視器，我又一次看到了謀殺案的發生經過。這台攝像機安在房間的一頭。它並沒有清楚顯示謀殺的具體動作，然而接下來，可以清楚地看到坂村朝攝像機走來的畫面。
我問道：“這圖像能變到什麼地步呢？”
桑德斯笑了。“如今你想變成任何鬼樣子都行。”
“能變換殺人犯的特徵嗎？”
“從技術上講，完全可以。”桑德斯説，“在複雜的、運動的圖像上繪製一張面孔在目前是可以辦到的。技術上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在實際操作時，卻有一定的困難。”
我一聲不吭。其實，説不説都一樣。坂村曾是我們最主要的嫌疑犯，但他已一命嗚呼。局長巴不得了結此案，我也希望如此。
“當然，”桑德斯説，“日本人擁有繪製外表的所有想象視頻系統種類和三維變形技術。他們能做的事我們如今已難以想象。”他用手指敲着桌子。“這些錄像帶錄的是什麼時候的事？關於什麼內容？”
我説：“謀殺發生於昨晚8點30分，如鐘上顯示的那樣。我們聽説這些錄像帶是8點45分左右被拿出值班室的。我們要求他們交出帶子，我們跟日本人交涉了好幾次。”
“跟他們打交道總是這個樣。你最終什麼時候拿到錄像帶的？”
“午夜1點半鐘左右送到警察局的。”
“那麼，”桑德斯説，“這就是説從晚上8點45分到午夜1點半鐘，錄像帶一直在他們那裏。”
“對，差一點就整整5個小時了。”
桑德斯皺起眉頭。“5盤錄像帶，從5個不同角度拍攝，在5個小時內改變。”桑德斯搖搖頭。“不可能，簡直不可能做到，中尉。”
“是呀，”特里薩説，“這不可能！即使是他們也做不到。要改變的地方太多了。”
我説：“你對這有把握囉？”
“嗯，”特里薩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辦法是採用自動程序。但即便是最複雜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來完善它，過分的模糊會使你前功盡棄。”
“過分模糊？”我問道。我發覺自己喜歡向她提問，還喜歡看着她的臉。
“過分的運動模糊，”桑德斯説，“錄像帶轉動時速為每秒30幀，你可以把錄像的每一幀視為一張用每秒1/30的快門速度拍攝的照片。這個速度很慢——比袖珍照相機的速度要慢得多。如用每秒1/30的速度拍攝一位正在賽跑的運動員，跑動的腿只是無數條條紋。一片模糊。”
“這叫做運動模糊。如果你通過機械方法來改變這種模糊，那麼看上去就會很彆扭。圖像的清晰度和邊線看上去也會很不自然。這就回到那些俄國人的水平：你能看出這相片已經被改動過。如果要顯示現實的動勢，你需要恰如其分的模糊效果。”
“我明白。”
特里薩説：“還有色彩移位。”
“是的。”桑德斯説，“模糊本身就存在色彩移位。比如説，你看那台監視器。那人正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不過，當他帶着姑娘在房間裏旋轉時，他的西服也隨之飄了起來。注意，如果你將這一動勢定格，並把它放大顯出其象素，那麼，你就會發現那件西服的顏色是藏青色，而模糊效果則是由漸變的較淺的藍色組成。直至近乎透明的邊緣。你無法從單獨的一幅圖像上分辨出哪是西服，哪是背景。”
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麼回事。“哦……”
“如果邊線色彩不勻，你馬上就能發現。如果要清除錄像帶上幾秒鐘的鏡頭，要花好幾個小時，就像處理商業廣告那樣。不過，要是你不這樣做，那麼差別一眼就能看出。”説罷，他啪的打了一個榧子。
“這麼説，即使他們複製了錄像帶，他們也不可能作刪改啦？”
“5個小時可是來不及的，”桑德斯説，“他們沒那麼多時間。”
“那麼，我們看到的就是事情發生的真實經過囉？”
“這毫無疑問。”桑德斯説，“不管怎樣，你走後，我們會反覆琢磨這些圖像的。特里薩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會那樣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時候你再來找我們。到時，我們會告訴你這裏是否有什麼蹊蹺。不過，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而且，他們沒在我這裏做什麼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