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車駛進日落山鄉間俱樂部的圓形停車場時，我看見康納正站在俱樂部的高大水泥建築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爾夫球伴鞠了一個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禮。隨後，他跟他們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車後座一扔，便鑽進我的車裏。
“你來遲了，後輩。”
“對不起。只遲了幾分鐘嘛。我在南加州大學那邊耽擱了一會兒。”
“你一遲到，大家都受累。他們出於禮貌，覺得非在俱樂部門前等你不可。像他們那樣地位的人站在那兒可不舒服。他們忙着哪。可他們又覺得那是他們的義務，不能離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尷尬，而你卻幾乎無動於衷。”
“對不起，我沒意識到。”
“那麼你現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後輩。世上並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車掛上擋，駛離了俱樂部。我從汽車後視鏡裏看了看那幾個日本人，他們正朝我們揮手告別，並沒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着要走的神情。“你跟誰在打球？”
“青木是温哥華的東京海運公司老闆，花田是倫敦三井銀行的副董事長，安坂健一掌管着豐田公司設在東南亞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帶的所有工廠，他的大本營設在曼谷。”
“那他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他們來度假，”康納説，“到美國休個短假，打打高爾夫球。他們覺得，到一個像我們這樣慢節奏的國家來輕鬆一下，不失為一件樂事。”
我驅車沿着彎曲的車道駛上日落大道，停車等候綠燈放行。“到哪兒去？”
“四季飯店。”
我把車向右拐去，直奔貝弗利山。“為什麼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爾夫球？”
“哦，話得從頭説起，”他説，“幾年來，我這兒那兒給過他們一些好處。我並非什麼大人物，可關係得保持。只要他們來這兒，就給他們去個電話，送件小禮品，或者打場球什麼的。因為，你壓根兒説不上，什麼時候得用上這個關係網。關係就是信息源、安全閥和預警系統。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麼是誰要打這場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當不錯。”
“那你為什麼要和他們打球？”
“因為我想更多地瞭解週六例會的情況。”康納説。
我想起了週六例會。我們在新聞編輯室所看的錄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謝里爾·奧斯汀説道：“你不明白，這全是關於週六例會的事兒。”
“他們告訴你了嗎？”
康納點點頭。“顯然，這個例會他們已保持了很長時間，”他説，“從1980年前後開始的。起初，會議在世紀廣場飯店召開，後來移到謝拉頓飯店，最後改在比爾特摩飯店。”
康納凝視着窗外。汽車在坑坑窪窪的日落大道上顛簸行駛。
“幾年來，週六會議成了常規活動。那些偶然來城裏的著名日本實業家們也會參加正在進行的會議，一起討論如何對付美國或者美國的經濟應當如何管理等議題。”
“是嗎？”
“是的。”
“太可惡了！”
“為什麼？”康納問道。
“為什麼？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怎麼能讓一羣外國佬在這兒舉行秘密會議，並決定應當如何治理我們的國家！”
“日本人可不這麼看。”康納説。
“我就知道他們不會這麼看！我知道他們自認為有這種權利！”
康納聳了聳肩。“事實上，他們正是這麼認為的。日本人相信他們贏得了某種權利，可以決定——”
“天啊——”
“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經濟中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借給我們很多錢。彼得，還真不少呢。數千億的美元！在這15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每週高達10億美元。正是這每週10億元，決定了他們必須採取某些行動。鈔票源源不斷地流向他們。他們並無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呢？”
“他們決定把錢回借給我們。我們的政府年復一年地背上了預算赤字。我們拿不出錢來實施自己的計劃，於是日本人為我們的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向我們投資。他們借給我們錢，當然，是以我們政府的某些保證為前提。華盛頓向日本人保證：我們將把自己的家理順，我們要削減赤字，我們要改進教育，重建基礎設施，必要時甚至要提高税收。總之，我們要清理我們的法案。因為只有這樣，在美國投資才有意義。”
“唔——唔。”
“可是這些事我們一件也沒有做。我們聽任赤字惡化，我們宣佈美元貶值。1985年，美元的身價貶低了一半。你知道這對日本在美國的投資產生了什麼影響？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進行的任何投資，現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潤。”
關於此事，我還依稀記得一二。我説：“我認為我們那樣做旨在減少貿易逆差，刺激出口。”
“這是我們的意圖，但並未如願以償。我們對日本的貿易平衡益發惡化。通常説來，如果你的貨幣貶值一半，進口物品的費用就會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對其氯乙烯合成橡膠和複印機大幅度削價，保持了他們的那塊市場。記住，商場就是戰場嘛。”
“我們的實際效果無非是使美國的土地和公司貶值，供日本人購買，因為日元如今雙倍堅挺於往日。我們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銀行都變成了日本人的銀行。我們把美國變成了一個窮國。”
“這與週六例會有什麼關係呢？”
“噢，”康納繼續説道，“假如你有一個酒鬼叔叔，他説，如果你借錢給他，他就戒酒。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錢取回。你想竭力從這筆倒黴的投資中追回部分款項。再説，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個酒鬼，就會醉酒傷人。你叔叔已經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採取措施。於是，全家人一起坐下來，商定對這個惹是生非的叔叔採取什麼對策。這就是日本人決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納肯定聽出了我不以為然的情緒。
“喂，”他説，“你別以為這是在搞陰謀詭計。你想接管日本人嗎？你想掌管他們的國家嗎？當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國家都不會去接管另一個國家。做生意可以，拉關係可以，但不會是接管。沒人想承擔責任。沒人想自找麻煩。就跟對付那醉鬼叔叔一樣——迫不得已時才開開會而已。這是最後一着。”
“日本人就是這麼看的嗎？”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們的成千上萬億的美元，後輩。這些錢投資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裏。這個國家裏充滿了古怪、自私的人：他們成天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地你爭我鬥，一刻不停地爭吵；他們文化教養低下，對世界孤陋寡聞，只知道從電視裏獲取信息；他們幹活不使勁兒，對暴力和吸毒聽之任之，似乎對此並不深惡痛絕。日本人在這塊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總想撈回可觀的利潤。儘管美國的經濟江河日下——很快就會落在日本和歐洲之後，變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穩住美國經濟仍不失為一件要事。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嗎？”我問道，“如此説來，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國的好事了？”
“我們需要有人這樣做，”康納説，“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我們自己能對付。”
“這是英國人常常講的話，”他搖搖頭，“可是現在英國人破落了，美國人也正在破落。”
“為什麼會破落下來的？”我發問道，嗓門不知不覺提高了。
“日本人説這是因為美國變成了一個物質匱乏的國度。我們放棄了製造業。我們不再生產任何物品。你在製造產品時，你就是在賦予原料新的價值。從字面上講，你就創造了財富。可是美國人不再做這事了。如今美國人掙錢是靠玩弄紙面上的東西，對此日本人説，他們肯定會趕上我們，因為紙面上的收益並不反映真正的財富。他們認為我們對華爾街和無用的債券的迷戀簡直髮了狂。”
“因此就該日本人管理我們？”
“他們認為該有人管理我們。他們倒情願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納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來點義憤吧，後輩，因為據花田先生説，週六例會已於1991年休會了。”
“是嗎？”
“是的。那是因為日本人決定不再為美國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們看出了美國現狀中的有利可圖之處。美國在酣睡，一切出價低廉。”
“所以週六例會就不召開了？”
“偶爾也舉行幾次，是為了維護日美關係。如今兩國的經濟已緊緊地掛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脱離另一方，也無能為力啦。不過，週六例會再也不是至關緊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會。所以，坂村對謝里爾·奧斯汀説的那些話並非如此，她的死亡與週六的例會也毫不相干。”
“那麼與什麼相干呢？”
“我的朋友們似乎認為這是個人原因。一種感情衝動導致的犯罪，牽涉一個漂亮瘋狂的女人以及一個妒忌的男人。”
“你相信嗎？”
“噢，問題是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3位商人都是這麼看的。當然嘍，日本人是不願意在他們內部表示不同意見的，甚至在一個農業落後國的高爾夫球場上也是這樣。不過我聽説對外國人表示一致，可能包藏着各種各樣的罪孽。”
“你認為他們是在撒謊嗎？”
“也不盡是。”康納搖搖頭。“不過，我有一種印象，既然他們不説，也就是在告訴我某件事情。今天早晨打的是一場不願袒露胸懷的球賽。我的朋友們不樂意直説嘛。”
康納跟我聊着今天的這場高爾夫球。整個上午常常是長時間的沉默。4個人全都彬彬有禮、體諒對方、互相偶爾説上幾句話，即使發表意見也都十分含蓄。大部分時間裏，他們只是一聲不吭地在場上走來走去。
“你不是去那兒蒐集情報的嗎？”我説道，“你怎麼受得了？”
“哦，我一直在蒐集情報。”可是當他解釋時，又沒説出個所以然來。從根本上説來，日本人之間有上千年的共同文化，使他們得以相互理解，因此他們用不着開口就能互相心領神會。在美國，父母和子女之間也有那種默契——做子女的，常常只要看到父母親使一個眼色便能理解一切。但總的説來，美國人不依賴無言的交流，而日本人卻相反。彷彿所有的日本人都屬於同一家庭，都能進行無聲的交流。對一個日本人來説，沉默也有其意義。
“這並不神秘，也不奇妙，”康納説，“這多半是因為日本人被規矩和習俗死死地捆住了，到頭來什麼話也説不出來。出於禮貌，同時也為了要面子，其他人不得不去意會這個處境、這種內涵、體態的細微信號以及沒有用語言來表述的情感。因為前者覺得，他實際上無法用語言表達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一經出口便粗鄙不堪。這樣，就得用別的方式讓別人領會你的意圖。”
“你就是這麼度過一個上午的嗎？互相不吭聲？”
康納搖搖頭。他覺得他同日本的高爾夫球伴們明確地交換了意見，壓根兒沒有受到沉默的困擾。
“因為我在請他們談論其他日本人——他們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我的問題就必須提得十分巧妙，就像我在詢問你妹妹是否關進了監獄或者任何會引起你痛苦或使你尷尬的問題時那樣，我得細細推敲。我會留心你考慮多久才開始答覆，留心你言談中的間歇、你的聲音語凋——所有這一切。遠遠超出了字面意義上的交流，對不對？”
“對。”
“這意味着要你憑直覺去感受。”
“那你的直覺是什麼？”
“他們説：‘你過去幫過我們不少忙，我們銘刻在心，因此，現在總想幫你一把。不過這次謀殺與日本人有關，因而我們想説也沒法説出口。你看我們欲言又止的樣子，就可以知道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了。’”
“賣的什麼藥？”
“噢，”康納説，“他們幾次提及微電腦公司。”
“那個高技術公司？”
“對。就是那家正在拍賣的公司。那是硅谷的一家小公司，專門生產數控機械的。這場買賣牽涉到政治方面的問題。他們幾次提及那些問題。”
“這麼説這一謀殺案與微電腦公司有關嘍？”
“我想是的。”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順便問一聲，關於錄像帶，南加州大學瞭解到了什麼情況？”
“首先，那些錄像帶是複製品。”
康納點點頭。“我猜到了。”他説。
“你猜到了？”
“石倉先生絕不會把原始帶給我們。日本人認為，除了他們之外，其餘的人都是野蠻的人。他們確實就是這麼認為的：野蠻人。卑鄙無恥、粗俗不堪、笨頭笨腦的野蠻人。他們對此並不溢於言表，因為他們知道你對自己無緣成為日本人是無可奈何的。不過他們依舊是持這種態度。”
我點點頭。桑德斯大致上也是這麼説的。
“另一方面，”康納説，“日本人雖然一帆風順，但他們並不魯莽。他們既詭計多端，又講究務實。他們不打算給我們原始帶是因為他們不想冒險。那麼，你還了解到關於錄像帶的別的什麼情況嗎？”
“你為什麼認為還有別的什麼情況？”我反問道。
“當你看這些錄像時，”他説，“我相信你會注意到一個重要細節的——”
恰在這時，我們的交談被電話鈴聲打斷了。
“康納上尉，”一個興致勃勃的聲音從話筒裏傳了出來，“我是傑裏·奧爾，正在日落山鄉間俱樂部呢。你離開時沒有將材料帶走。”
“材料？”
“就是那份申請表，”奧爾説，“你必須把表填好，上尉。當然這僅僅是例行手續。考慮到你那些擔保人的身份，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事不會遇到麻煩的。”
“我的擔保人？”康納説。
“是的，先生，”奧爾答道，“祝賀你！你知道，近來要加入日落山鄉間俱樂部簡直比登天還難。不過，花田先生的公司不久前已買下了一個團體會員名額，並決定把它置於你的名下。我得説，你的朋友們表示了一個十分友好的姿態。”
“是的，沒錯。”康納皺着眉頭説。
我看了看他。
“他們知道你喜歡在那兒打高爾夫球。”奧爾説，“不用説，你知道那些條件。花田將買下5年的會員資格，5年之後，會員資格將轉到你的名下。這樣，等你從俱樂部退休時，你就有權把名額賣出去。現在你是來這兒取表格，還是要我把表格送到你家裏？”
康納説：“奧爾先生，請告訴花田先生，我對他的慷慨大方表示衷心感謝。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説。不過，關於這件事，我一定再給你去電話。”
“那好，你只要告訴我表格往哪裏送就行。”
“我會給你去電話的。”康納説。
他撳下按鈕，結束了通話，皺起眉頭凝視着窗外。一陣長時間的沉默。
“一個名額值多少錢？”我問道。
“75萬。也許100萬。”
“你那些朋友的禮物真不賴。”我再次想起了格雷厄姆，以及他暗指康納是日本人的工具時的那種神態。對此，現在似乎無須多疑了。
康納搖搖頭。“我真不懂。”
“有什麼不懂的？”我説，“天哪，我的上尉！在我來看，再明白不過了。”
“不，我真不懂。”康納説。
這時，電話又響了。不過這一次是我的電話。
“史密斯中尉嗎？我是路易絲·格伯。我真高興，終於跟你聯繫上了。”
我沒有聽清她的名字，隨口問道：“你説什麼？”
“明天是週六，我想知道你是否有時間去看一下房子。”
這時我才想起她是誰。一個月之前，我跟一位經紀人一起去看了房子。米歇爾慢慢長大了，我想讓她搬出公寓，如果可能的話，給她搞個有後院的房子，但結果令人失望。儘管房地產業不景氣，買一套最小的住宅也得花四五十萬美金。靠我的薪水，住這樣的房子根本不夠格。
“這次情況很特殊，”她説，“所以我想到了你和你的小姑娘。那是坐落在帕爾默斯的一所小房子，面積很小，但位於角落上，帶一個迷人的小後院。院裏種着花，還有一塊可愛的草坪。要價是30萬。不過，我之所以想到你，是因為賣主願意收回所有的字據，你買的時候也許還能降點價。你想去看看嗎？”
“賣主是誰？”我問。
“我也説不上。這是個特殊情況。房子原為一位老太太所有。她現在已進了老人療養所。她那住在託皮卡的兒子想把房子賣掉。可是他不想全部出手，而是讓財源細水長流。房產還未正式清理列價。不過我知道賣主已動了這個念頭。如果你明天能趕來，也許還能拿下來。那個後院可美啦。我都能想象你那小女孩在那兒會是什麼模樣。”
康納看了我一眼。我説：“格伯小姐，我得進一步瞭解一下。比如賣主是誰，等等。”
她聽上去大吃一驚。“哎呀，我還以為你會樂得蹦起來呢。像這樣的情況可不是常有的。你難道不想去看看嗎？”
康納望着我，點了點頭。他做個鬼臉，説了聲可以。
“看來我得找你一下。”我説道。
“好吧，中尉，”她説道，聽上去好不情願，“來時請告訴一聲。”
“我會的。”
我掛上了電話。
“到底怎麼啦？”我説。因為這等於有人奉送給我們一大筆錢。一筆數目可觀的錢。
康納搖搖頭：“我不知道。”
“這與微電腦公司有關嗎？”
“我不知道。我曾認為這家公司是個小公司。這毫無意義。”他顯得很不安。“這家公司究竟是個什麼公司？”
“我想我知道該去問誰了。”我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