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説：“我喜歡他。”
我正駕車回好萊塢，四周的建築物在迷漫的煙霧中顯得一片朦朧。
“你怎麼會不喜歡他呢？”康納反問道，“他是個政客。他的工作就是讓你喜歡他。”
“那麼，他是精於此道的。”
“我認為非常精明。”
康納默默地凝視着窗外。我感覺到，有什麼事情在使他絞盡腦汁。
我問道：“你不喜歡他關於商業界的那番議論嗎？聽起來就像是你的觀點。”
“是的，是和我一樣。”
“那麼，有什麼不妥之處嗎？”
“沒什麼，”康納回答道，“我只是在想，他這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剛才提到好孩子公司。”
“當然嘍，”康納説道，“莫頓對好孩子公司案的來龍去脈瞭如指掌。”
我正要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已經對我講述起來。
“你聽説過西摩·克雷這個人嗎？多年來，他一直是世界上超級電腦的最傑出的設計人。克雷研究所研製了世界上計算速度最快的電腦。日本人企圖趕上他，但他們沒有成功。克雷太棒啦。但是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芯片傾銷使國內向克雷供應芯片的大多數製造商破了產，因此，克雷不得不向日本製造商訂購定製芯片。在美國沒有生產這些芯片的廠家。他的日本供應商莫名其妙地拖延交貨時間。有一次，他們拖了一年才交付克雷的訂貨——在此期間，他的日本競爭者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這兒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是否竊取了他的新技術。克雷怒火中燒。他知道他們在欺騙他。他決定和一個美國製造商結成聯盟，因此他選擇了好孩子半導體公司，儘管這家公司頭寸短缺，經濟情況不佳。但是，克雷沒法再信任日本人啦。他不得不和好孩子公司湊合着幹。於是，好孩子公司就為他生產下一代的定製芯片——正在這時候他得知好孩子公司準備出售給日本藤津公司，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就是出於對這種情況以及對國家安全的關注，導致了國會制止藤津公司出售好孩子公司。”
“後來呢？”
“唔，禁止出售並沒有解決好孩子公司的財政問題。公司仍然處境困難，最終它還是得出售，不過這次是布爾公司買下的——一家法國公司，在超級電腦生產上不會和我們發生競爭。這就是國會同意出售的原因。”
“那麼，微電腦公司是第二個好孩子公司？”
“微電腦公司將使日本人在至關重要的芯片生產機械方面取得壟斷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説確實如此。一旦他們取得壟斷地位，他們就可以把機器從美國公司中抽出。可是，現在我覺得……”
就在這時，電話鈴響了，我打開了對講機。
打電話的是我的前妻勞倫。
“是彼得嗎？”
我回答道：“你好，勞倫。”
“彼得，我打電話是要告訴你，我今天要早一些來接米歇爾。”她的聲音聽上去很緊張，乾巴巴的。
“你來？我可根本沒想到你會來接孩子。”
“我從未説過不來，彼得，”她立即回答道，“我當然要來的。”
我回答道：“好吧。順便問一句，誰是裏克？”
她沉默了一下。“説實話，這不值得你問，彼得。”
“怎麼啦？”我追問道，“我只是好奇。米歇爾今天早上提到了他。她説他有一輛新的梅塞迪斯牌轎車。他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嗎？”
“彼得，我可不認為這是在同一個檔次上？”
我又問道：“和什麼同一個檔次？”
“別鬧着玩了，”她説道，“一言難盡。我打電話是要告訴你，我得早一些來接孩子，因為我要帶她去醫生那兒。”
“為什麼？她感冒已經好了。”
“我要帶她去做一次檢查，彼得。”
“幹嗎？”
“就是去做一次檢查。”
“我聽得見，”我説道，“可是……”
“做檢查的大夫叫羅伯特·斯特勞斯。他們對我説，他是一位專家。我一直在向辦公室裏的人打聽，哪一位大夫最好。我不知道結果會如何，彼得，不過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擔憂，尤其考慮到你的歷史。”
“勞倫，你在説些什麼？”
“我在説虐待兒童，”她回答道，“我在説性騷擾。”
“什麼？”
“這個問題你是迴避不了的。你知道，你過去曾被指控性騷擾。”
我感到心口陣陣痙攣，想要嘔吐。一旦關係惡化，雙方總會留下一些怨恨、不滿和氣憤的痕跡——還有許多你所瞭解的對方的隱秘。你可以用它們來攻擊對方，要是你打算這樣做的話。勞倫以前從未這樣做過。
“勞倫，你知道虐待兒童的指控是憑空捏造的，你瞭解得很清楚。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結的婚。”
“我只知道你告訴我的一切。”這時她的嗓音顯得十分冷淡，帶着説教的口吻，還有一些諷刺挖苦的腔調。她的檢察官的嗓音。
“勞倫，看在老大的分上，這是荒唐可笑的。發生什麼事情啦？”
“這一點兒也不荒唐可笑。作為母親，我有責任。”
“好吧，見鬼，你從來也沒有為自己做母親的職責而操心過。可現在……”
“不錯，我的職業對人要求苛刻，”她用冰冷的語氣説道，“不過在我心目中，女兒從來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我過去的行為以某種方式造成了今天這種不愉快的局面，那麼我感到深深的、深深的遺憾。”我感到她不是在對我説話。她是在背台詞，在試着使用這些詞句，看看它們在法官面前的效果如何。“很清楚，彼得，如果存在虐待兒童的情況，米歇爾就不能繼續跟你住在一起，甚至不能再見你。”
我感到胸口一陣疼痛，心痛如絞。
“你在胡説些什麼？誰告訴你有虐待兒童的事？”
“彼得，我認為，我目前就此發表意見是不合時宜的。”
“是不是威廉？誰給你打的電話，勞倫？”
“彼得，瞭解誰打電話毫無意義。我正式通知你，我下午4點來接米歇爾。我希望她今天下午4點做好跟我走的準備。”
“勞倫……”
“我讓我的秘書威爾遜小姐守着電話，並且把我們剛才的談話做了速記。我正式通知你，我要來接女兒，帶她去做健康檢查。你對我的決定還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了。”
“那麼，4點鐘，謝謝你的合作。請允許我再加上一點個人的看法，彼得，事情到這種地步，我真的感到遺憾。”
她掛斷了電話。
我在當警探時，曾處理過性騷擾的案子。我很清楚這類案子是怎麼處理的。事實上，你通常無法從體格檢查中得出任何明確的結論。檢查的結果總是模稜兩可。如果一名心理醫生用一大堆問題來問一個孩子，這孩子最後總是順着他的思路，編造回答來取悦於他。常規程序要求心理醫生把談話錄像，證明提問過程中沒有誘供現象。可是，最後到法官面前，情況幾乎總是不甚了了。因此法官在判決時必須十分慎重。也就是説，如果存在虐待兒童的可能，就要讓孩子離開那位受指控的父親或母親。或者，至少是不讓他或她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看望孩子。也不能和孩子一起過夜。或者，甚至不讓……
“夠啦，”康納坐在我的身旁説道，“回去吧。”
“很抱歉，”我説道，“可是真煩人。”
“我相信。現在，你還有什麼話沒有告訴我？”
“哪方面？”
“關於性騷擾的指控。”
“沒有，沒有什麼可隱瞞的。”
“後輩，”他輕輕地説道，“要是你不告訴我，我就沒法幫助你。”
“這和性騷擾毫無關係，”我説道，“這完全是另一碼事，是關於錢的事。”
康納一聲不吭。他望着我，等着下文。
“啊，見鬼。”我説道。
我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
人的一生中會有這樣的時候，你以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很有把握，實際上你卻什麼也不明白。以後，當你回首往事時，你會發現自己的行為一點也不明智。你身不由己，完全失去理智。可是，在那時候，你還以為事事稱心如意呢。
當時的情況是我墜入了愛河。勞倫是那種有教養的姑娘，身材苗條，舉止優雅，態度矜持。她比我年輕，十分美麗。
我心裏一直很明白，我們之間很難相處得好，但我還是想方設法保持我們的關係。我們結了婚，開始在一起生活。然而，她漸漸產生不滿情緒，對我的公寓，對公寓的地段，還有對我們的收入都不滿意。為了諸如此類的事情，她開始鬧彆扭，可這是與事無補的。她在車裏發脾氣，在牀邊發脾氣，到處發泄。她變得那麼可憐，那麼痛苦，因此，我便儘量討好她，去搞她要的東西，帶禮物回家，為她做飯，承擔一些家務。這種事我原先素來不幹的，但是我當時沉溺在愛情之中嘛。我養成了討好她的習慣，千方百計想讓她高興。
我身上經常感到有壓力，需要更多的這個，更多的那個，更多的錢。更多，更多。
我們還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她的健康保險由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支付，並不包括懷孕分娩所需費用，我的也是如此。我們結婚後，無法及時籌集生孩子所需的費用。當時需要8000美金，我們得拿出這筆錢來，但我們倆都沒有那麼多錢。勞倫的父親是弗吉尼亞州的一名醫生，可是她不願向他張口要錢，主要因為他起先不同意勞倫嫁給我。我的家庭毫無積蓄。就是這樣，一個子兒也沒有。她在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工作，我在警察局工作。我們得拿出8000美金來。這件事像幽靈般地纏着我們。我們該怎麼辦？有一點變得不言自明瞭，至少對她來説是如此。那就是這件事該我來辦。
8月的一個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處理一件家庭鬥毆。一對拉丁美洲血統的夫婦，他們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隻眼睛被打青，他們的孩子在隔壁房間裏哇哇直叫。但是我們很快使他們安靜了下來。我們見兩人都傷得不重，因此便準備離開。當那妻子知道我們要走時，開始高聲叫喊，説她丈夫欺負她的女兒，在肉體上虐待女兒。丈夫一聽，頓時火了起來。我認為她是在胡説八道，是想以此給她的丈夫找麻煩。但是妻子堅持要我們檢查她的女兒，於是，我就進了孩子的房間。那孩子大約9個月大，臉哭得通紅。我拉開蓋被來檢查她身上的傷痕，這時我發現一塊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蓋被下面。
情況就是這樣。
我也説不清楚，反正就是這種情況。他們是夫妻，她將不得不作不利於她丈夫的證明，可是並沒什麼可以證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無效，這事就這樣會沒完沒了。他只要找個稍微像樣些的律師，就能打贏這場官司，毫無問題。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傢伙叫了進去。我知道，我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進嘴裏一嚼，就沒命了。我想和他談談這個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嚇唬他一下。
現在就我和他兩人在孩子的房間裏。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裏，和我的搭檔呆在一起。突然那傢伙掏出一隻有兩釐米厚的信封。他撕開信封，我看見裏面全是100美元一張的鈔票。一大疊100美元的鈔票。他説道：“感謝你的幫助，警官。”
信封裏足足有1萬美元，也許更多，我可説不準。那傢伙遞過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輕描淡寫地説了幾句在孩子的牀上放大麻之類的東西很危險的話。那傢伙立即把那包東西拿起來，放在地板上，一腳踢到牀底下。然後他説道：“你説得不錯。謝謝你，警官。我可不願意女兒發生什麼意外。”他遞過了信封。
就是這樣。
一切都亂了套。他妻子在外邊對我的搭檔大吵大嚷，孩子在這兒對我們大聲啼哭。那傢伙舉着那信封，笑着，點着頭，就像在説，沒事兒，收下吧，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當時是怎麼想的。
我只知道，後來我們進了起居室。我説孩子沒什麼問題，這下那女人開始醉醺醺地對着我吼叫，説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現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説我和她丈夫合謀，説我們都是兒童虐待狂。我的搭檔認為她是喝醉了説胡話，於是我們就走了。情況就是這樣。我的搭檔説：“你在那房間裏呆的時間可不短。”我回答説：“我得檢查孩子嘛。”就這樣。只是她第二天來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還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裏是有前科的，但儘管如此，這個指控夠嚴重的。後來進行了預審，但因缺乏根據而被否決了。
情況就是這樣。
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一切。
這就是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些錢怎麼交待的呢？”康納問道。
“我到拉斯維加斯去度了週末，贏了一大筆。那年我為1.3萬美元非工資收入支付了税金。”
“誰的主意？”
“勞倫的主意。她告訴我該怎麼辦。”
“那麼這一切她都知道？”
“當然囉。”
“那麼警察局的調查呢？預審團有沒有提出報告？”
“我想事情並沒有發展到如此地步。他們只是聽了一下口頭陳述，便不予受理。也許在檔案裏做了記錄，但沒有寫報告。”
“好吧，”康納説道，“把其餘的一切也告訴我。”
於是，我又對他講了肯·舒比克，講了《洛杉磯時報》，還有韋塞爾。康納皺起了眉頭，一言不發地聽着。我在敍述時，他開始從牙齒縫裏吸着氣。這是日本人表示不滿的方式。
“後輩，”我講完後，他説道，“你使我處境十分為難。毫無疑問，你使我看上去像個大傻瓜，而我本應當更清醒些。你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因為這一切與你毫不相干。”
“後輩呀，”他邊搖頭邊説，“後輩……”
我又在想我的女兒。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無法再見我的女兒——我無法再……
“注意，”康納説道，“我對你説過，事情會變得令人難堪。相信我的話，現在才是開始。情況可能會變得十分嚴重。我們必須迅速行動，設法把一切都趕快辦完。”
“我本來以為，一切都已辦完了。”
康納嘆了口氣，搖搖頭。
“哪有的事啊，”他説道，“現在，在四點鐘你和妻子見面之前，我們必須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們在那之前務必做好一切準備。”